远离莫斯科：切尔诺贝利惨剧唤醒了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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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一篇书摘。本文节选自**《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沙希利·浦洛基著，万有引力 | 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感谢万有引力授权。本书作者是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中心主任，是一位生于俄罗斯、成长于乌克兰的历史学者。

1986年4月，乌克兰境内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灾难刚发生的数周内，克格勃忙于监控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对该事件的看法。6月初，克格勃将那些从民族角度解读该事件的人员汇报给了乌共当局。持不同政见者普遍认为切尔诺贝利事故使整个国家蒙受巨大灾难。米哈伊尔娜·科修宾斯卡是20世纪之初的乌克兰著名作家米哈伊洛·科修宾斯基的侄女，她曾对熟人说过下面这段话：

“这场灾难给予我们重创，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如常。国家正处在崩溃和实质性毁灭的边缘。我们蒙受的灾难是全球的耻辱，这份耻辱首先属于那些下令在人口密集地区兴建原子能电站的领导，他们目光短浅，尤其是将电站建在乌克兰——那里拥有难以置信的大片肥沃土地。” 

这些谈话内容，也被汇报给了克格勃。

克格勃尽其所能，阻止此类观点在国内外传播。为了维持所谓的公开性，莫斯科当局允许外国记者进入乌克兰，甚至进入切尔诺贝利地区。但是，他们的访问被精心编排，他们和持不同政见者及其他“不受欢迎分子”的接触不是事先被阻止，就是受到了监控。

1986年秋，克格勃特别关注两位美国人——迈克·爱德华兹和史蒂夫·雷默，他们为了创作《国家地理》杂志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专刊来到了乌克兰。克格勃如此这般汇报他们的工作成果：

“现在采取的措施，已阻止了美国人试图接触耶文·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弗斯图克、奥露哈·伊万尼芙娜·斯德科泰纳、伊丽娜·波利索芙娜·拉图辛斯卡娅，以及许多其他因民族主义和反苏活动而被西方熟知的人。”

同时，克格勃还对美籍乌克兰摄影师及口译员塔尼娅·达维农的动向与交往密切关注，达维农隶属于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所，是两位美国记者的同行人员。“借由国际旅行社的名义，塔尼娅·达维农收到了官方警告，不得违反外国人在苏联活动的既定规章。数据显示，这些措施对限制美国人收集负面情报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克格勃这样报告。

切尔诺贝利灾难发生后，乌克兰当局对待人民的方式，让乌克兰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奥利斯·贡查尔深感震惊。尤其是五一游行活动——莫斯科不顾一路攀升的核辐射水平，要求乌克兰继续进行群众大游行——让他觉得当局者为了表示对莫斯科的忠诚，已然牺牲了基辅人的健康。1986年6月，贡查尔在第九届乌克兰作协大会上发表了情绪激动的演讲，并且宣称切尔诺贝利已经改变了乌克兰作家“与世界联系的方式”。

当月，在乌克兰作家与乌共领导谢尔比茨基的会谈中，贡查尔试图推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彻底关闭。“我想知道是不是不能提出请愿，要求关闭这个技术上失败、出于某种原因建在波利西沼泽的核电站，毕竟它的身后是一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贡查尔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谢尔比茨基似乎没理解这个问题。“他焦虑地挥了挥胳膊以示回答，因为太急差点儿说不出话来，随后开始向我解释起火箭弹还有原子能前景。”贡查尔写道。那套阐释人类共同利益的说辞未能给贡查尔留下任何印象。他此刻担心的是自己的祖国乌克兰的福祉。“他们说邻居需要电能，但是，为什么让乌克兰的土地蒙受伤害呢？为什么是乌克兰儿童遭受那些剂量可怕的辐射呢？”

最初支持兴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乌克兰诗人伊凡·德拉克，在事故发生后，也对自己当年的态度感到了后悔。切尔诺贝利核灾倏然而悲怆地终结了他过往的幻想。1986年5月，在事故发生时，他的儿子马克西姆·德拉克作为医学院学生和其他同学一起被派往隔离区，对该地区进行医学管控，检测进出车辆的辐射水平。由于未采取恰当的防护措施，马克西姆因长期摄入高剂量辐射而病倒了，随后被送往基辅医院接受辐射病的紧急救治，在往后的岁月中，他将因暴露于高浓度辐射而备受煎熬。

德拉克本人和他们那代人，之前深信核能会让世界变得更好。对于这种看法，如今他写道：

“最深刻的认知来源于忏悔。”

他确实忏悔了。1988年初，德拉克公开发表了他对切尔诺贝利的新观点。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将成为“鲁赫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这是旨在推动乌克兰独立的草根组织，催化了独立的乌克兰国的诞生。

“切尔诺贝利唤醒了我们的灵魂，真真切切地告诉了我们，我们临崖而立，万丈深渊就在脚下；我们一切的文化努力是虚荣中的虚荣，像推土机下的玫瑰，华而无用。”

德拉克回忆起切尔诺贝利灾难在“唤醒”乌克兰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写下了这段文字。

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召开了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乌克兰作协领导鲍里斯·奥利尼克作为会议代表，带着他的家乡6000名乌克兰民众签名的请愿书来到了莫斯科。他们希望莫斯科能停止在乌克兰兴建核电站，尤其是停止在17世纪哥萨克州首府奇吉林的附近修建，那里是乌克兰民族历史与身份的象征。奥利尼克在会议讲台上宣读：

“对于乌克兰的命运，某些苏联机关所表现出的傲慢与轻蔑不仅近乎冷酷无情，也是对民族尊严的羞辱。”

他要求对负责乌克兰境内核电站建设工作的官员予以惩戒。“我记得，有人是怎样要求建造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的，他们言之凿凿，核电站绝对安全，甚至可以在新婚夫妇的床底下架起核反应堆。”奥利尼克发言道，“我们不会自贬身价要求当日的嘲弄者把他们的床放到四号核反应堆旁。但是，我们有权利要求对在乌克兰核电站选址中犯了最严重错误的设计师进行追责。”

1988年11月13日，有超过一万人聚集在城市中心，参加了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游行活动。乌共同意此次群众性集会的前提是内容仅局限于生态议题。但活动开始约两个半小时后，麦克风突然被物理学家伊凡·马卡尔抢夺过来。看到马卡尔参加了集会，克格勃官员关闭了音效，但是马卡尔还是发表了演讲。**他警告能听到自己发言的集会参与者，莫斯科准备通过法律使共和国无法获得经济主权，他号召乌克兰民众像波罗的海民众一样成立人民阵线，和波罗的海的组织一起为争取主权而对抗莫斯科。**在他演讲的过程中，基辅的集会人群要求克格勃打开音响，他们高呼“麦克风”。

11月23日，也就是集会结束后的第十天，乌克兰作家成立了自己的团体，以此致力于创建“鲁赫”组织。德拉克当选为主席，贡查尔和谢尔巴克也加入了该组织。在数周后的作家论坛上，德拉克宣布：

“切尔诺贝利事故是我们需要成立‘鲁赫’组织的首要原因。”

在乌克兰，除了“鲁赫”，由作家和环保人士组成的“绿色世界”联盟也在呼吁关闭切尔诺贝利电站及救助核灾受害者。“绿色”机构的一名代表艾拉·雅罗斯海思卡娅，是位年轻的女记者，来自乌克兰的日托米尔，该地区位于基辅以西140公里，毗邻切尔诺贝利禁区，是一座拥有约25万人口的小城。她于20世纪70年代初获得基辅大学新闻学学位，当时克格勃正在破坏任何仅存的自由精神。在要求获悉核灾及其后果全部真相的运动中，雅罗斯海思卡娅跟进了一个关注深受放射性坠尘影响的纳罗季齐地区的命运的项目。纳罗季齐位于切尔诺贝利电站以西近80公里。

雅罗斯海思卡亚在日托米尔一家地区性报社谋得了一份差事。1987年秋，时年34岁的雅罗斯海思卡娅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请求上级准假一天。上级拒绝了。她执意要求休假，并告诉上级自己需要一天时间去堕胎后，就离开了。雅罗斯海思卡娅并未前往诊所，而是驱车前往纳罗季齐的一座小镇，在当地官员的办公室内，她研读了一份关于该地区放射性污染的秘密地图。雅罗斯海思卡娅听说，为了安置从切尔诺贝利禁区撤出的居民，政府打算动手兴建住宅和设施，于是她开始对此问题产生了兴趣。似乎在她看来，新的选址仍然离灾区太近，无法保证安全。她请求主编允许她亲自前往新的定居点调查，主编拒绝了，并且告诉她这不关他们的事。他们所办的只是一份地方性报纸，而定居点的选择是由共和国或是莫斯科层面的领导决定的。所以，应该由基辅或莫斯科主办的报纸来调查该事件。然而，雅罗斯海思卡娅不接受这种说法。

她在完全瞒着主编的情况下，走访了纳罗季齐地区的村庄，第一站是鲁德尼亚-奥斯尼亚。该村庄仍处在持续的辐射监测中。当校舍的辐射值超过每小时1.5雷姆时，学校就会关门。但是政府仍在推进当地的施工项目，希望民众能继续在那里生活。雅罗斯海思卡娅在当地工地上遇到的建筑工人经常容易疲累，还不时地头痛。他们会得到每月30卢布的补贴，据称还能得到更有营养的食物。工人们把这笔钱称为“棺材钱”。无论是这些工人，还是当地官员都无法告诉她为什么要在深受辐射影响的村庄建造幼儿园，那里几乎没什么孩子。一座崭新的澡堂也在施工中，很明显这便于当地人洗去放射性尘土。

雅罗斯海思卡娅深感震惊。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她和丈夫用了数个周末的时间走访了该地区一座又一座村庄。情况如出一辙：新建筑正在施工，辐射值讳莫如深，所有这一切都对本地人以及来自禁区的新安置居民的健康构成了威胁。健康危机与日俱增，尤其是对孩子们。雅罗斯海思卡娅从当地医护人员那儿得知，该地区80%的儿童甲状腺肿大，这是暴露于过高辐射剂量的迹象。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前，只有10%的儿童有上述症状。

如果雅罗斯海思卡娅想帮助当地居民，她就必须将他们的困境公之于众。她所在的报社不打算刊登其调查结果。她只能求助于莫斯科。但曾经发表过其文章的《新闻报》拒绝了她。雅罗斯海思卡娅求助于《真理报》记者弗拉基米尔·古巴廖夫，他曾写过大量关于切尔诺贝利的报道，依旧毫无结果。改革的喉舌《星火》杂志，由乌克兰作家兼诗人维塔利·科罗蒂主办，雅罗斯海思卡娅设法见到了他本人。他在反复承诺予以出版后，最终还是推脱了此事。另一份自由派报纸《文学报》 的做法也如出一辙。

所有这些拒绝未必是主编的本意，而是源于对一切没有讴歌清理人、又事涉切尔诺贝利的报道的严格审查制度。畅销报《基辅晚报》的主编维塔利·卡彭科后来回忆，他仅仅因为在1986年5月的相关报道中刊登了一张基辅街上人迹罕至的照片而被斥责。在报上刊登任何与切尔诺贝利相关的报道都须经莫斯科当局或基辅的批准。

随后，雅罗斯海思卡娅获悉一份秘密决议，内容是任何与切尔诺贝利事件相关的事务都要分类处置。克格勃早在1986年5月就率先采取行动，从事故的起因到影响，一切话题都要严格保密。同年6月，卫生部发布指令，对一切关于核污染地区民众的治疗和清理人辐射水平的信息都要进行过滤筛选。7月，国防部命令负责人力资源的军官不要招募个人档案中曾有过被派往切尔诺贝利地区记录的人员。更不必说，只有个人暴露在辐射值为50雷姆（相当于国际正常水平的10倍，相当于“切尔诺贝利正常值”的2倍）以上的环境中，才会在其个人档案中有记载。

雅罗斯海思卡娅东踅西倒，屡撞南墙。痛斥地方政府贪污和履职不力尚可，说出莫斯科也需要为之负责的事故真相则是完全另一回事了。这么做意味着要让莫斯科，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内都承认有罪，因为他们向民众掩盖了真相，还需要花费政府数百亿卢布来恢复受灾地区及安置灾民。雅罗斯海思卡娅不得不将自己所写的文章复印后分发给朋友。她除了诉诸地下出版物，别无他法。

1988年9月，作家、医学专家谢尔巴克带着一小群电影制片人来到了雅罗斯海思卡娅最关心的地方——纳罗季齐。在他的帮助下，纪录片记录下了一出生就没有眼睛的小牛犊，以及其他因当地农场的高辐射而导致的畸形情况，其中一家农场的辐射水平是基辅市的150倍。在事故发生后的一整年里，64只畸形动物出生在那家农场，而之前的五年中，总共才有3只。但是，这段时长20分钟的纪录片无法在电视或大屏幕上播出。

当局仍在竭力掩盖真相，然而他们对信息的垄断已摇摇欲坠。截至1989年春，愿意聆听雅罗斯海思卡娅演讲的人群庞大到没有任何一座大厅可以容纳。她在城市的广场上，在体育馆内向人群演讲。官员们试图用恐吓电话和信件去吓唬她。他们还向她正在内政部消防部门工作的丈夫施压，让他同雅罗斯海思卡娅离婚。他们还骚扰她的孩子，对其多位拥护者展开犯罪调查。尽管困难重重，她依旧走到了人群中，聆听她演讲的民众多达两三万。她收到了大量电报和信件，纷纷称赞其勇气可嘉。

1990年4月，在乌克兰所有核电站附近的城镇和定居点，人们举行集会纪念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四周年。在临近乌克兰西部赫梅利尼茨基核电站的小镇奈替欣，约5000人参加了集会；在该地区的罗夫诺市，约3000人参加了示威，要求关闭赫梅利尼茨基电站和罗夫诺电站，两座电站相距约160公里。抗议者主要是乌克兰本地人，他们说着乌克兰语，携带标语，大声谴责乌共，炮轰主要由俄罗斯人和说俄语的工作人员组成的电站。1990年10月，“鲁赫”在基辅举行第二次大会。大会改变了运动纲领，删去了“改革”的字眼，宣布将乌克兰独立作为主要目标。

切尔诺贝利的冲击波唤醒了乌克兰人。他们希望脱离莫斯科的掌控，将命运握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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