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妲己”背后更重要的“学术纣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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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维舟

最近，华南理工的一位女博士苏某得名“学术妲己”，起因是有网友发视频称，苏某答辩时，一评审教授称“顾老师一定会给你安排在高校工作”。随后有网友爆料，苏姓女博士生曾介入导师婚姻，导师带其发表多篇论文，包括以第一作者身份在Nature发表的顶级论文。

苏某与其博导顾某之间是否存在不正当师生关系，以及其是否涉嫌学术不端行为，当前调查结果尚未出炉。而群情激奋在于，苏某四年19篇SCI，包括Nature独立一作和四五篇业内顶刊，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本身就是反常的。

有人揶揄：“这就像一个人花了四天的时间先去了一趟珠穆朗玛峰，然后爬完泰山又爬黄山又爬嵩山又爬恒山，最后还顺道爬了十几座小山。”不是说学术界不存在天才，但苏某的过往履历和答辩表现，的确完全没有体现出这样的能力。

《英文系主任》剧照

如果这位博导只是自己帮助苏某完成论文，附赠署名权，虽不符合学术规范，但起码不会激起围观者强烈的反弹。网友争议的焦点，其实基于各种网传事实形成的结论，即苏某的成果来自导师对门下其他学生学术资源的侵占。在相关高校的调查结果出来以前，这一结论有多少切实的成分，还难以定论。但问题在于，导师对学术资源的掌控的确可以达到这种程度。

在顾某与苏某的事件中，“学术妲己”这个名号既隐指女事主姓苏，更是一种道德指控，毕竟妲己可是祸乱后宫的负面典型。然而，妲己本身其实并非关键：没有妲己，纣王的欲望或许表现得没那么露骨，但那只是动力不足，程度上有所区别罢了。把矛头指向事件中的女性，使此事笼罩着一种宫斗剧的气息，仿佛真正可恨的是那些用卑鄙手段争宠的同类“狐媚”，而那个大家长反倒置身事外，因为对一个“坏女人”的污名化，本身就是以父权规范为标准来界定的。

人们之所以如此气愤，说到底是因为自己的伦理期待没有达成：学术圈是一个很狭小的生态，尤其是在一个博导的实验室里，资源的分配是零和博弈的，而导师还有说一不二的自由支配权。骂那些极其擅长利用现有规则的“学术妲己”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背后的“学术父权制”。

《隐藏人物》剧照

这种封闭性和宫斗剧里那种传统的家庭构造十分相似：你身处其中，既难逃离，又无法求助于其它机制，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大家长的德性——在分配资源时，他应当是公正无私的，而不能因私情而有所偏心，所谓“一碗水端平”。

别看已经是2023年了，在这背后隐约可见的，仍是中国人千百年来都难以超越的“公私”观念：一方面，人们强烈渴望身居要职的权威能秉公办事，力图排除、压制私人关系对公共实践的渗透；另一面，这方面的机制迟迟未能健全，而这部分恰恰是因为，人们总是寄望于那个家长的德性，而不是考虑从制度层面限制他的权力。

这大大影响了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因为没有机制能将那个权威彻底去个人化，而越是有能力的家长，还越有可能因自己的个人好恶而对具体实践施加个人影响。到头来，正如伊沛霞在论述中国传统家庭时所说的，在一个家庭成员各自利益不同的复合家庭里**，“会发生什么事，更多地凭个人关系带来的运气，而不取决于习俗或法律”。**

《模仿游戏》剧照

为什么在学术圈这种世人眼里的“象牙塔”里，会上演这样的宫斗戏码？这恐怕是因为，如今唯有像高校学术界这样的小圈子，还保留着浓厚的传统伦理色彩，其师承门派意识、家长制都相当突出，学生还常常引以为豪。很多师生之间，并不知道如何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体来相处，理想化的父爱投射比比皆是，老师经常也欣然悦纳。

在教育体制现代化的表面之下，国内高校仍保留着传统师徒关系的人身支配特质。在汉语中，“徒”既指门人弟子，但也是一种苦役（所谓“徒刑”）；据《辞源》解释，“徒役”一词兼指“服劳役的人”或“服事师长的门徒弟子”，这并非偶然。这意味着，在这种师徒关系中，双方存在严重的权利不平等，师长对徒弟往往兼有“父亲”和“雇主”的双重支配权。

《摩登家庭》剧照

近二三十年来，随着高校的急剧扩张和学术跃进，有能力的导师也掌握了大量资源。圈内都知道，有些学科带头人之所以从海外归国，是因为这边所能给到他们的资源、权力和自由度之大，在欧美学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导师之所以被戏称为“老板”，正是因为他们的多重复合身份：**他们既是学术研究者，又像是官僚体系下“行政发包制”的项目负责人，有时还身兼自负盈亏的企业家形象。**只要能完成预定目标，那么学生们本身也是导师所能自由调用的“资源”之一罢了。

如今之所以在研究生阶段出事尤多，除了以往“师德”的约束力下降之外，恐怕也是因为特殊的情形使然：从小学到本科阶段一般都是大课，不像研究生和导师之间更多个人传授式的非正式互动，加上导师对研究生的论文发表、乃至前途都有着更为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都在无形中强化了师生之间结构性的人身依附性质。

《正常人》剧照

在这样的结构下，学生的选择很少。一位在读博士深有感触地说：“面对导师操弄你的权力，男女有差别吗？是有区别对待，甚至男学生受到的压迫更大，男生被骂得狠，女生不怎么挨骂；但是让你上饭桌陪吃陪聊，你有权利拒绝吗？如果存在纯粹的学术一说，那肯定会选择研究而不是烟酒，但你有选择吗？”

从这一意义上说，“学术妲己”尽管“精致利己”，但却是这一生态自然演化的产物。一位熟知高校生态的朋友向我感叹：“年轻一代的状态其实也并不很乐观，大多无比擅长顺应、利用规则，有如与生俱来的超能力。”换句话说，就算这次批倒搞臭了“学术妲己”，下次又会冒出来一个新的什么人。因为正如《看不见的女性》所说的，只要这一套权力构造不打破，那么人们都会本能地知道，“通过配合父权制，女性能获得短期的个人利益”。

有句话说：“妲己常有，愿意把成果给妲己的纣王可不常有。”也就是说，现在爆出的不过是一些极端个案，**但事实上，学阀对青年教师和学生更隐形的控制、压榨要广泛得多了，**只不过，他们掠夺了下属和学生的学术成果之后不一定是给哪个偏爱的女生，如果是给自己，往往一时还不会曝光而已。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一个透明度严重不足的黑箱。

《大学》剧照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鉴于背后盘根错节的权力结构，短期内要想彻底改观肯定不现实，但首先就得打破原先那种公私边界不分明的状况，从最细微的生活入手，将导师的私人生活和学术活动分开，第一步可以从禁止导师无偿使用学生办个人私事开始，诸如拿快递、买饭、跑腿办私事，师生交往应属公共行为，必要时禁止师生恋。

更进一步说，必须把导师的个人意志限制在正式资源分配过程之外——你愿意把自己的论文署名给谁是你的事，但不能假公济私，无权将公共资源用于私人宠信。这就首先得改变“一个人说了算”的负责制，让资源的分配放在更透明、公开的多元协商框架之下。

《黄金时代》剧照

最后，也许更重要的是，**明确个人权利的边界。导师无权掠夺他人的学术成果，无论是给自己还是给谁，这必须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以震慑潜在的规则破坏者。**也就是说，导师不再是一个“老板”，而和其它任何人一样是个体研究者，他的角色将更像是“项目协调人”而非承担无限责任的“家长”。

当然，我也知道这并不容易，尤其像这样的制度建设，往往都必须以社会观念的改变为基底，然而大学并非与世隔绝的象牙塔，在社会改变之前，很难率先有所改变。就此而言，“学术父权制”的真正瓦解，需要个体权利和公私边界的全面重新界定。只要有更多人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有望早一天看到它实现。

排版：孙孙Boy / 审核：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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