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大饥荒的记录者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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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文字,才能表达出我对他的怀念与敬重。不仅是我和他已有20多年交情,更因他是一位真正的忧国忧民之士。最近才听说,他因患不治之症,前不久已经走了,按他的级别,记得有规定,省报上会有消息,不知何故现在还没见。又不敢往他家中打电话。多方打听,说他有交待,丧事不得张扬,但已经走了,还是确证了。

他叫王民三。1925年生,1938年在河南参加抗日征粮,再后南下至江西再西进到贵州,途中也在为部队征粮。1956年后,担任贵州粮食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厅长,然后从更名为贵州省粮食局的局长岗位上离任,再到省人大,任常委、农村经济委员副主任岗位至1994年离休,而离休后,却还在为粮食等许多问题进行调研和思考。

他的记录被称为**“中国粮政第一日记”**

王民三有一个多年的习惯,会把工作中的情况及见闻,留在日记中,写于三年困难时期的日记,就是一个省粮食主管部门负责人对当时的头等大事粮食问题的记录。2010年3月,他将这部分日记中的一部分,汇编成册,取名为《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工作日记》(摘录),从1959年1月1日起一直摘到1961年12月25日止,立即广受圈内人士关注。

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1958年大跃进中,贵州高估产高征粮,有的地方刚秋收,就缺粮,定下的是征购36亿斤的任务,实际到年底才完成25亿斤,其中还有5亿斤的虚假,而且再也没有征粮进度了。1959年1月初,在正在召开的县委书记会上,大家最大的顾虑是怕出现更大的粮荒。会上,还就1957年在本省兴义因缺粮而死人的事作了深刻检讨。

面对这种情况,1959年上半年,省里对中央要在贵州调2亿斤粮食,先是抵制的,并批评粮食厅向粮食部反映情况不力,后顶不住压力,就让反瞒产,组织粮食往上调。到了下半年,国家粮食继续紧张。1959年12月19日,王民三在日记中写道:中央召开紧急电话会,一位领导在会上严肃地说:“省里死了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顾全大局,指令贵州紧急调粮1亿斤。

一方面自顾不暇,一方面还要上调粮食,贵州的大饥荒,就这样发生了。王民三一年中有大部分时间下乡调研,对农村缺粮的情况有深切了解,1959年初,当时省里的主政者,针对各地粮食越报越少的情况说,1958年贵州粮食产量有180亿斤,不能再往下滑了。王民三在日记中说,“能有120亿斤就谢天谢地了,估计那么高,左算右算就是找不到粮食的去向。”

当时,刮的是共产风,粮食要集中起来办食堂。而粮食本来就不多,不够吃,就吃代粮物。代粮物有蕨根、红籽、青冈子、可供食用的树叶等,1961年2月2日,他在日记中说,据统计,全省食堂采集的代粮物有10亿斤。在另外的日记中说到的充饥之物,还有谷壳、菜籽饼以及瓜菜代等。王民三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下乡就进食堂吃饭,以了解实情。他在日记中写道,在一处食堂,吃的是碾碎的高粱老壳,实在难以下咽,虽然另配了一块红薯,农民们还是铛铛敲碗,表示不满。老支书看不下去,还设法给他找了几个核桃吃。

他的日记,记录了从中央到地方关于粮食问题的种种考虑和摩擦,从最高领导人到省、地、县领导人关于粮食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以及他的或肯定或反对或质疑的点评。留下了对上面罔顾实情决策的抗争,留下了“民以食为天”的沉甸甸的思考,留下了他参与粮食决策问题时“为民请命”的种种遭遇。

浮肿、死亡、人相食、面对遍野饥馑,成百上千上万不断曝出的死亡数字,不由他不在日记中使用“危急!危急!”这样的字眼。而在城里,由于缺粮,居民定量太低,也常发生饿急的人抢粮、抢饭的事。他力主减少和停调贵州的粮食,频繁奔波于省内各地,既设法施救,调剂粮食供给,传递可用代粮物和瓜菜代充饥的信息,却又苦于杯水车薪,办法不多,痛心疾首。常因见到死人的惨景掉泪,甚至夜不能寐。

在他的笔下,出现的贵州有姓有名的各层领导,其实没有不知道情况严重的,却又各有表现。有顶不住压力,或要向上面讨好,往下施压要粮的,有坚持要爱民护民的,有将父母饿死的孤儿集中起来收养的。干部也成批地因饥饿和营养不良出现浮肿。省里甚至把厅局长一级发生浮肿的领导,临时集中起来住院。王民三一家6口,4人浮肿。厅里有50多人浮肿,他本人因中度浮肿,也被收进医院,又因重任在肩,很快又投入了工作。

中国饥荒研究学者帅好,多次访问王民三,在著文中,将王民三在这一时期的日记,称为“中国第一粮政日记”,是有道理的。以他这样的管粮者的政要身份,将亲见亲历亲为,百般焦虑的心路历程,用日记记下来,至今未见还有他人。他在汇编成册的日记前言中说,他将日记整理出来,是要尽一点过来人的历史责任,同时也表达对这一时期贵州百万农民因饥饿而死亡的深切悼念。日记整理出来后,10多位亲历那个年代的老同志受请审阅,公认了这份史料的积极意义。他的记录,具有还原当时情态的性质,比之一般的史料,更为难得,弥足珍贵。我猜想,无论中外的学者,要研究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凡知有这部“第一粮政日记”的,都会将其纳入研究对象。

从种种困惑到为包产到户的出现而欣喜

王民三在日记中,始终在探究这场大饥荒的原因,究竟哪里?

当时,赵紫阳在广东搞瞒产私分粮食的调查,说瞒产私分占到产量的50%,并向中央写了报告,王民三见到了中央批转的这个报告后,在1959年3月1日的日记中说:“如果把粮食生产大跃进的成果寄托在反瞒产私分上,不尽适合各地的情况。”他没去广东,但觉得这不符合贵州的情况,以他在贵州农村的见闻和了解,哪里还有可供瞒产私分的粮食!因此,他在日记中表达了“难道查出瞒产私分,就能证明大跃进的成果吗?”的疑问。

国家粮食紧张的情况,在王民三的日记中也有反映。1959年4月23日的日记写道:中央发出紧急电报,各省对粮食上调必须坚决执行保证完成,除发给省委外,还发给省厅,从来少见。1959年4月30日的日记写道:国家交通、铁道、粮食等部门联合开电话会,“铁道部长说,服从粮食运输,尽最大努力保证上调和出口任务的完成。”1959年12月19日的日记写道:中央召开紧急电话会调粮,在日记下加注说,中央要保的城市粮食库存可保的天数,京、津4天,上海2天,辽宁6天。1960年5月9日的日记中再次写道:中央发出紧急通知,为京、津、沪、辽调粮,否则就有脱销的危险。

粮荒乃至饿死人的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在发生,终成惊天大事。日记中写道:上面也有人在反思,说什么地方牛皮吹得大,什么地方日子就难过。还反思到了上面的问题。1961年1月6日的日记写道:毛主席说过,中央“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高征购的政策不就是上面硬压下来的吗?1961年6月5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看到了胡耀邦的调查报告,他说“我们的农村政策是,什么少了,就统什么;统了什么,什么就少。”他用他在贵州了解到的事例点评说:“惠水县的养免业没有实行统购统销,所以发展特别快,就证实了这条真理。”

在他的日记中,只在个别地方提到了1959年夏贵州确有大旱,但后有降雨而有所缓解。大量提到的却是人祸,为超量征粮,甚至把农村留的种子也收走了。在生产上还瞎指挥,1959年7月7日的日记写道:推广密植浪费很大,大方县一个公社的管理区,小麦下种2.9万斤,收成只有4万斤,他说此种密植是一粒下地,一粒归仓,真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大跃进中吹了大丰收的牛(1959年9月2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省委重新核定1958年粮食产量,公布的是180亿斤,重新核定只有“151亿斤”。在这则日记下,他加了一个注说,最终进入史书的落实数只有80亿斤。),又要按所谓的大丰收超过农村承受极限去征粮(1960年10月9日,他在日记中列举了一个典型的县,产量只有4100万斤,下达的征购任务却高达4400万斤),农民被强令去根本保证不了供给的大食堂吃饭,自己不得开伙,还要被组织去大炼根本炼不成的钢铁,任农作物烂在山里地里,才是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

从他这一时期的日记,大致可以看出这样的轨迹:1959年至1960年,是最困难时期。1961年起,情况开始缓解,2月份,报上有了国家开始进口粮食的消息,3月份,贵州获得了国家从外省调拨的数千万斤粮食救急,再后是下调了贵州上调粮食的任务。按照中央新的精神,政策上有了松动,生产小队可以实行包产和超产奖励,食堂可以不办了,农民可以有少量自留地并允许搞小规模的家庭事业,除主要农产品外,可以通过有所放开的集市贸易,出售或购进自己需要产品,搞的好的地方,农民能自救,有些去年还死了不少人的地方,不再死人,甚至连浮肿的也没有了。

在这个日记册子中,附录有他1962年的日记。从附录的日记看,这些口子开了后,1962年,贵州农村明里暗里的包产到户浪潮迅猛发展,有的地方,出现了小贩贩运粮食,黑市大米价由3元降到0.8元。王民三在日记中说,他到黔南州去了14天,在所到的农村基层,包产到户可能已经达到80%,问到的农民都说包产到户好。还看到不少农民家里吃上了白米饭。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也得到恢复增加。到了年中,省里派下去的26个工作组汇报情况,死人的情况已经很少,上半年全省估计不会超过1千人,而在1959年的12月份,在遵义地区的13个县中,1个月死亡千人以上的县却有 6个之多。鉴于包产到户当时在政策上仍不允许,王民三在日记中说,包产到户能解决吃饭问题,能多打粮食就是真理,有哪一点违背马克思主义呢?到了8月下旬,北京方面传来消息,要坚决纠正包产到户。一方面,他为整个形势的好转而心情舒畅,另一方面,又不禁为包产到户的命运担忧起来。

他的日记中,对上有诸多不敬的语言,文革期间,他也被批挨斗,如被发现搜出,那是会有牢狱之灾的,也不知他用什么方法,才斗胆拚死保存下来的。

但是,情况是复杂的。虽然有过惨痛的教训,在改革开放前不久,贵州又发生了一场尖锐的征粮调粮之争。1977年,贵州虽然粮食收成较好,却又被高估产高征购往上超调。王民三给贵州时任主政者写信,认为贵州农民口粮水平仍然很低,不能再增加负担,建议不要多征粮,受到多次严厉批评。次年初,王民三在京开粮食会时,向粮食部部长反映,贵州部分县已出现缺粮断炊现象,希望退库1亿斤,得罪了省主要领导,又反复挨批,被逼写检查,还险些被革职和开除党籍,直至连北京方面都认可了王民三的判断,才作罢。

也许恰恰是因为有过惨痛经历的原因,同样作为亲历者的赵紫阳,吸取了教训,在改革开放之初,和安徽的主政者万里一样,大力推进农村改革,以显著的政绩,在民间赢得了“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良好口碑。

王民三勤思勤记,从当年行军到暮年,一直坚持记日记。他的日记和文章,虽有不少已被汇编成册,至今却未见有公开正式出版的。主要的还有日记摘录《离开办公室的日子》、文章集纳《民以食为天》等。他还主编了《民工潮—农村劳务输出劳力转移问题研究》等资料册。2010年第8期《炎黄春秋》杂志,摘发了他三年困难时期中前两年的部分日记。

关心改革的进程 我和他成了忘年交

不过,这些和我与他的关系建立都无关。1986年,他在报上发了些主张输出农民工的文章,我作为媒体人,见后去向他讨教,才和他相识。那时,这还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他说,他是从研究粮食问题出发去研究农民工的,“空手出门,抱财回家”,还减轻了那些土地瘠薄的贫困地区的吃粮压力,何乐而不为呢?

这以后,他下乡搞调研,有时也会叫上我一起去。他会把调研结果和看法,寄给省里的领导和老友参阅,既交流思想,也供决策者参考。

1994年5月9日,国家决定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基本意思是,由国家控制主要的粮源。这一改革后来发展成三项主要政策,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顺价销售粮食、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这项政策初衷是要稳定粮食市场,同时减少国家对粮食收储企业的补贴,在理论上看起来很好。

但从一开始起,王民三即以丰富的经验表示了不同意见,1994年10月5日,即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时至今日,在粮食问题上再采取比统购统销还要严的垄断手段是不合时宜的。”,后来,这一改革,终因在实践中碰到种种难以处理的问题,推进艰难。而后更多地重视了市场的作用,才有了重大改进。

王民三嫉恶如仇,对腐败行为深恶痛绝,对反腐进展十分关切。他的日记中,在这方面也有不少见解。1995年,他看到原广东省委书记,时任省人大主任的林若的文章,提出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人民代表要参与反腐败斗争,他深有感触,不仅写文章谈感想,还给省委写信,介绍林若文章的观点和他的想法。他在1995年8月26日的日记中说到了写信的事,并说:“我认为各级人大参与反腐是可行的、必要的,宪法规定人大是最高监督机关。”这时,他已经感到后来被判无期徒刑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刘方仁的问题了。

1993年,刘方仁由江西调贵州主政,很快就和一女的搞在一起,并陷入经济案件中。因为自己有问题,涉及反腐问题时,刘发言总是虚晃一枪,或进行打压。从1994年3月3日起,王民三就开始在日记中质疑刘的言论。1997年2月23日,他将海南省人大常委副主任受贿被判刑的报道剪下,寄给刘方仁,并在日记中说:“看他有何感受。”

2000年10月2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新闻界朋友反映刘方仁额外收入大 ,各种报告、发言都在报上发表,收稿费,究竟合法不合法?1998年3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民间和许多记者都说刘是个贪得无厌的人,有与私商勾结违法的迹象,难道上面就毫无察觉?2002年10月,刘终于事发被“双规”,之后被逮捕法办。

在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关注政治经济动向,留心政策变化,主张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看重产权改革,勤于看书看报,和省内外的老领导多有联系,和林若则是常有书信交流政见。他还会不时在地摊、澡堂与民工聊天,从他们口中了解底层情况。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既怀忧国忧民之心,又重实情、真情。他是依靠向真相靠近来谈道理的。一旦认准了,他就说真话。即使离休后,也这样。有一年,省里定调粮食大丰收,他给省委写报告说,据他了解,粮食产量不实,不能讲大丰收,给果去掉了“大”字,到了第二年,他又写报告说,刚收了油菜籽,为啥没油吃?提出了收购政策问题,结果也引起了重视。

再也看不到他高大的背影了

大约是2013年5月,我先后接过他两个电话,问我在忙什么?我知道,每当有这样的电话,是他有什么想法,要约谈了。当时我母亲住院不久,病势危急,就把情况说了,说天天得跑医院。他问了一下情况说,那你忙吧。是不是他知道自己患了重症,要找我说说呢,如是这样,那真让我抱憾了,我是丧失了去看他的机会啊。说来也奇怪,我和他交往这么多年,几乎不谈各自的身体和家中情况,交流的都是改革进程中的事和看法。

他后来听力不行,有时会带上助听器,效果也差。一次,他来我办公室,我不得不用很大的声音和他说话,隔壁的同事听见了,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时说,来朋友了,我说是省里的一位老领导,他说,忧国忧民之士啊。

他来,有时会有车来接他,有时我会找车送他,再后来,他说他得多走走,就不肯坐车了。好在他住的地方不算远,有时我会送他到家,有时会送他一程,再后来,他坚决不要我送,说慢慢走,能行的。因为基本不需要过街,我也就不坚持了。他长得高大魁梧,如此高龄,个子还和我1.78米的个子差不多,我猜他年青时,身高当有1.8米吧。此时,想着他那渐渐消失在人群中的背影,不禁悲从心起,再也看不到他高大的背影了。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想,这位走了的老人,也应该算。

注:情难自禁,故写此文,以志纪念。

如有评论,祈望好好说话,以敬逝者。

原稿写于2014年1月2日,2014年6月22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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