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迁居九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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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迁居九号院

作者：赵树凯

1981年6月，华国锋不再是最高领导人，1982年2月，华国锋迁入九号院，至2008年辞世，在这里居住二十七年。九号院，是华国锋的终老之地。

华国锋入住九号院时，在此处办公的国家农委已内定撤销，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即将在这里成立。在九号院工作的人们，听到华国锋辞职的传达，比起社会上大概早了半年。

一 从“主席”成为“副主席”

关于华国锋职位变动，九号院听到第一次传达是1981年1月14日。这是华国锋正式辞职5个月之前。此时，华国锋对外仍然是中共中央主席，但内部决定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国务院副秘书长宋一平传达了政治局关于华国锋问题的内部通报精神。宋一平解释：美国之音广播了华国锋要辞职，社会上议论纷纷，因此，中央决定在县团级传达一下精神。但是，宋一平传达的内容非常简略：“华国锋辞职是很正常的，不是不正常的事情，感到不正常是个习惯问题。因为领导干部不搞终身制。华国锋有错误，能力不行，所以提出辞职。华国锋的错误不叫路线错误，也不叫路线斗争，政治局仍然建议华国锋在六中全会担任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各级组织一概不搞华国锋辞职上挂下联，不能搞华国锋牵连一批干部动荡。不能搞以前政治运动那一套。”

这次传达的背景，是1980年11月的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连续九个半天，主要是批评华国锋。就是在这次会上，决定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职务，然后等次年六月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

在九号院内部，关于华国锋辞职原因的具体传达，是在1981年7月1日，即第一次传达半年后。此前，6月28日召开六中全会，华国锋被免去中央主席，改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国家农委第一副主任、中央委员张平化参加六中全会后，在九号院做了传达：华国锋在这次会上做了检查。胡耀邦说，即使华国锋不检查，也要选为副主席。中央主席变动，事关党的大事。中下级领导干部对华国锋有表面看法，认为他谦虚、诚实、和气、平易近人。邓小平说，华国锋貌似忠厚，肚子里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点子。

关于华国锋的问题，张平化传达了这些事情：一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粉碎四人帮没有几天，叶剑英即提出让邓小平复出，李先念也支持，但华国锋不表态。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讲话，仍然坚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仍然认为批邓是必要的，因为是毛主席的决定。会前，叶剑英打电话，针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意见，建议对小平的事迹写得好一点，但是华国锋不接受。对于邓小平复出工作，3月华国锋还讲要等水到渠成。二是坚持“两个凡是”。华国锋每次说是别人提出的，他只是同意。但是李鑫当时曾传达，“两个凡是”是华国锋讲的，凡是毛主席讲过的不能批，是为了避开天安门的事情。三是对毛泽东晚期错误的态度， 1976年11月在毛纪念堂奠基仪式上的讲话提出三个坚持，就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三中全会前，讲林彪、四人帮的错误是右的不能再右。四是搞新的个人崇拜。小平昨天讲：人家这样吹捧你，你自己如何想？汪东兴提出高举紧跟华主席，李鑫说华国锋接班是新的十月革命，华国锋也不加制止。五是关于经济计划，1979年2月陈云、邓小平提出要调整，叶剑英、李先念表示赞成，华国锋一直态度暧昧。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八字方针，陈云提出调整是中心和关键，华国锋仍然态度暧昧。六是几次阻挠陈云进政治局，对陈云很不尊重。

张平化还介绍，这次会议的讨论，对于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都没有什么不同意见；问题多的是，对华国锋有不同意见。针对这个问题，几位中央领导都讲了话，对华国锋的原则是批评和帮助，既要他检讨改正错误，又打招呼要大家选他。

张平化还说：大家选华国锋，我认为是投了政治票。华国锋多少有点迷惑人的地方，自认为粉碎四人帮有功，过去总想当做自己的功劳，强调个人的作用。

在这次会议上，张平化还结合自己与华国锋的关系，谈了对于华国锋的认识。张平化长期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从县委、地委书记进入省委领导层，文革中间跃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成为第二书记。也许在中共高层，张平化称得上最了解华国锋。

张平化谈到，“说华国锋表面谦虚，实际很不谦虚，从我个人来说，有个接受过程。”张平化的意思似乎是，华国锋在他的印象中，历来是以谦虚示人，他并不认为实际上很不谦虚，认识到华国锋“实际很不谦虚”，是后来的事情。张平化回顾了与华国锋交往的历史，从华国锋进入湖南省委领导班子说起。“1959年到1969年，我们在一起工作，感到这个人老老实实，做工作埋头苦干。他分工搞水利、化工等，还能做出成绩来，印象是好的。后来文革，我靠边站四年多，详情不知。”张平化这里说的“靠边站四年多”，是指文革中被打倒没有工作。

张平化继续说：“1973年我回湖南，中央决定他任第一书记，我是第二书记，也还可以。”接下来，张平化说到对华国锋印象的转变：“1975年开始批邓，1976年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贯彻五号文件，华国锋讲话，反反复复强调转弯子。我就为难了，湖南的工作如何转弯子?我说你是第一书记。造反派批我不转弯子，他也不讲话。江青批电影《园丁之歌》，说是我翻案。我说过是好戏，其实与他关系大，但他不讲一句话，是他提出拍电影。”

从张平化这段话来看，从华国锋1959年进入省委班子，到1975年批邓之前，整体看来，他对华国锋印象是好的。问题出在1976年批邓过程中，华国锋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强调湖南工作要转弯子，但是又不讲清楚如何转弯子，让张平化很为难。转弯子的意思是，前一段工作是跟着邓小平走了，现在要转回来。等到造反派批张平化的时候，华国锋又不肯为张平化说话。最典型的是《园丁之歌》事件，江青说是一株大毒草，是翻文革的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大批判。从张平化介绍来看，这个电影是华国锋提议拍的，但是华国锋此时却不肯讲话，任由张平化挨批。张平化在这里说的，应该是华国锋不够担当。

张平化还介绍了这次中央全会上对华国锋的更多评价。“有的同志批评，华国锋问题的核心是有领袖欲。老同志出来他就相形见绌。”“毛主席那样个人崇拜，不完全是自封的，华国锋凭什么？”“不少同志不想选华国锋，大家要他检讨，后来他给全会交了一份，但未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耀邦说，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位置变化而能力也随之膨胀起来”。

二 从“副主席”成为普通中委

在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上，华国锋的政治地位进一步降落。从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变为中央委员。这个变化有些急促，距上次贬职其实只有一年多。在党内来说，似乎这也是需要解释的。此时，张平化也已退居二线。杜润生参加了十二大，并当选为中顾委委员。

9月16日，九号院召开党员大会，杜润生传达十二大精神。杜润生先谈十二大的思想理论贡献，从改革开放路线的角度，强调十二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历史地位。一般来说，传达中央会议精神是把文件再念一遍，但是，杜润生传达文件从来不念原文件，而是把文件放在一边讲自己的理解，内容很系统，也结合了九号院的工作。

在杜润生传达十二大的时候，大家最关心的其实都是下半部分，即人事安排。关于人事，杜润生大部分时间讲了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事安排的结构特点，重点说党内领导机构的老中青三代结合，干部年轻化，即中央为了避免青黄不接而要有条不紊地交接班。中央领导工作第一线是书记处，中央书记处成员年轻化，第二线是政治局，以邓小平为首。

最后，杜润生讲到这次全会人事安排的特别之处就是：“中央委员中保留了曾有错误而改正了的同志。毛主席当年在七大时保留了王明的中央委员。这次就是以华国锋、汪东兴为代表，他们还是中央委员，陈锡联、吴德是顾委委员。代表们有不同意见，做了说服工作。汪东兴原为正式中委候选人，中央为他说话，大家不赞成，后来通过说服，变为候补中委。汪东兴错误大，但他是老红军，保卫毛主席从延安撤退有贡献，以后对毛主席帮助不大了。汪东兴抓四人帮有功劳，也要记住，如果他率领8341部队保卫四人帮，那会情况如何？后来投票时得票还是不多，为候补委员最末。他作了检讨，但是不够深刻”。

杜润生重点谈了华国锋的安排。“关于华国锋同志，原来想摆得更重要些，但是态度不很好。当然抓四人帮立功，也是了不起的功，但是他坚持继续革命理论，坚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坚持批邓，搞‘两个凡是’。虽然要团结，但大家不赞成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杜润生在这里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说高层原来考虑给华国锋比中央委员更重要的安排，但是因为华国锋本人态度不好而作罢。这个更重要的安排是什么，杜润生并没有说。据说是，如果华国锋检讨得好，可能保留在政治局里面，甚至保留政治局常委。十二大选举的政治局常委只有6人，不符合单数惯例，不知与此是否有关系。华国锋应该不会不知道可能有更重要的安排，但他态度依然。

三 整党中的处理

听工作人员讲，并没有中央领导正式通知华国锋搬家，而是工作人员听到有人议论。华国锋专门问过一位中央领导，回答说没有研究。后来，外边又传言，华国锋的居所将要成为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该中心有人询问华国锋家工作人员。再后来，华国锋主动提出搬家，高层给了三个可以选择的居所。这个时候，原来住在九号院的副主席李先念已经搬往中南海一个院落，华国锋就选了这里。

华国锋全家迁进九号院是在1982年早春。但是，一段时间内，九号院里的人们并没有见到华国锋本人。当人们见到他在九号院里散步时，已是盛夏时节。听工作人员说，这三四个月他因心脏病住在北京医院。

在九号院工作人员中，再次正式说到华国锋的错误问题是整党后期。1983年下半年开始的整党，主要是检讨清查文革中的各种问题，包括处理一些人，甚至开除一批人出党。对于不少部门和地方来说，就难免涉及到华国锋问题，即与华国锋有关的人和事如何处理，需要中央高层有个说法。

1982年12月3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在中央提出对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不可重用以后，对“三种人”进行了初步清理。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少数地方和部门，仍有一些“三种人”留在领导班子中或要害岗位上，继续受到重用，有的还被作为接班人已经提拔或准备提拔。这些人为数不多，活动能力很强，活动范围很广，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和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必须坚决把他们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调离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对清理出领导班子的“三种人”，应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给以改正错误、弃旧图新的机会。

1984年2月8日，农研室副主任、机关党委书记谢华，向中层干部传达了2月6日胡耀邦关于整党工作的讲话，其中特别提及华国锋的问题处理。胡耀邦说：“湖南提出，整党中要肃清华国锋的影响，我说不肃清谁。华国锋有好的影响，也有坏的影响。好的影响是抓了四人帮，坏的影响是继续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1980年以后态度很暧昧。好的影响不需要肃清，坏的影响你们也说不清楚。无非是讲他的错话，层层表态，出现一些人一贯拥护，一些人一贯反对的。过去，我党也没有提肃清王明影响，只是提反对教条主义。对高岗也没有提肃清影响，毛主席说，如果不自杀还可以安排当地委书记。肃清某人影响是从反对彭德怀开始的，后来又提肃清林彪影响，结果很多人不说真话，说林彪根本不会打仗，往往搞成唯心主义”。在这里，胡耀邦显然是在借此机会对当时的一些重大党内纷争做了总结，认为所谓肃清影响的做法有很大弊端，会造成很多负面影响。

从华国锋问题引申开去，胡耀邦在这次关于整党的讲话中强调：“今后，两件事不能再干：一是不大树特树领导人的威信，领导人威信是自然形成的。小平同志威信高，不是我们树起来的，也不是毛主席树的，是长期为党为人民工作做出了贡献。二是不要肃清某人影响，树一人、肃一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今后任何时候都不能这样做。”

对于中央来说，这大概是最后一次正式谈到对华国锋错误的处理问题。整党以后，华国锋问题不再成为高层政治议程，而进入了历史档案。或者说，以这次整党中的讲话为标志，华国锋的错误，不再牵扯影响到现实政治生活，而成为历史性问题。也可以说，由此开始，华国锋实际上已经离开了中国政治，而成为历史性人物。虽然，他依然是中央委员，依然生活在九号院里。

大致看来，关于华国锋从政治巅峰的滑落，起码有三种叙事：一种是官方叙说，一种是华国锋自己叙说，一种是民间叙说，而民间叙说本身也是莫衷一是的复杂系统，不是一种版本。以是否推迟了邓小平复出来说，从1976年10月邓小平致信华国锋表示支持拥护，到1977年6月邓小平正式复出，中间是九个月，而决定邓小平复出并回复看中央文件则是在3月。坊间有议论认为，这个时间并不长，因为毛泽东在世时全国还在 “批邓”，这种巨大政治转变需要时间。与邓小平第一次复出相比，这次复出时间大致相当。再如两个“凡是” （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最早由两个年轻起草人写进讲话稿，经中办副主任李鑫审阅，华国锋在讲话中念了稿子。这个口号的持续时间并不长，大致两三个月。换个角度看，如果华国锋真的坚持“两个凡是”，那也就谈不上抓捕“四人帮”。因为这四个人中，有毛泽东夫人、政治局委员，还有党中央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样，邓小平是被毛泽东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而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后半年内就决定恢复邓小平一切职务，也不能说他坚持了两个“凡是”。或者说，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也具有选择性和策略性。也许还可以说，“两个凡是”作为政治理念，本身也存在深刻内在矛盾。

坊间关于华国锋的诸多叙说，难免有无稽之谈，但是，这似乎无可厚非，因为资讯信息封闭，人们难免望风扑影。如果信息公开，可以自由争鸣，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侧面的观察都尽情叙说，则更能接近历史真实。

华国锋留下了很多疑问，据说有亲近者劝他写回忆录，但他表示：有会议记录在，有档案在，无需多写。中共历史上，张国焘、王明等人都有回忆录，这起码提供了一面之词。晚近，也有一些领导人到香港出版回忆录，意在为自己做些说明。至于国外则更多，每个离任的美国总统通常都有白宫岁月回忆录。如美国前总统卡特，退位后不仅搞了个民间机构卡特中心，而且写回忆录，甚至写小说，依然大有作为。当事人秘而不宣，政坛如同黑箱，经验不能分享，历史积累中断，政治认知难以深化，这其实很不利于社会发展。政治人物作为公众人物，将经历和思考与全社会分享，应该是现代政治的应有之义。这种思考和分享，本质上属于人类社会的公共物品。

(XYS2024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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