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从疫情学到的惨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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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Emily Rauhala 发了这样一条推特。

翻译一下：“这场灾难最沉痛的教训之一，是美国不能、也不愿意体会中国的痛。在这里发生的每一个恐怖故事，最初都曾经在武汉发生。我们做了报道，但很多人并没有在意。”

新冠在美国爆发以来，美国媒体做了很多的反思，很多报道都在探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这些有效地控制了疫情发展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做对了哪些事情，有哪些经验值得美国人学习参考，而意大利这一个西方国家的负面典型，又做错了哪些事情，有哪些教训值得美国人警戒。

但那些报道基本上都是从技术层面进行探讨。Emily Rauhala 这个典型“美国白左”的这段话，无疑把这些反思推到了一个更深的层面，真正触及了美国文化灵魂深处一些他们自己也不愿意面对的东西。

简单地讲就是两点：一是总觉得“美国的一切全世界最好”的自大和傲慢，二是对美国之外发生的一切都毫不关心的疏离与无知。

Emily Rauhala 曾经担任《时代》周刊和《华盛顿邮报》驻亚洲记者十年，其中五年驻在中国，2018年才回到美国。在东西方文化之间长期生活、在美国之外遥望过美国的她大概最能明白这样的切肤之痛。

1月底在美国，我在和一个美国朋友聊天的时候也向他表示过类似的观点：美国人是时候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了，中国和亚洲正在以你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发生着改变和进步。

自大傲慢也好，疏离无知也好，都掩藏在典型的美式乐观与热情之下，所以平时可能未必会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但在日常生活里，还是有很多迹象流露。

比如说电影和电视剧。中国人和亚洲人是善于学习的，我们愿意去欣赏、去喜欢、去热爱其他国家的影视作品。但美国人几乎从来不看其他国家的影视剧。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别的国家再卖座的电影也很难进入美国的主流电影院线，美国的电影院里几乎看不到外语片。

不但没有中日韩的电影，也没有欧洲和其他国家的电影。院线不愿意安排上映，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排了片也很难卖出票。万达收购美国的AMC院线之后，中国国内的新片也经常在纽约的AMC影院上映，但这是万达专门安排给在纽约的中国人看的，几乎没有美国人会跑去看。

我向很多美国朋友问过其中的原因，他们一致的解释是“美国人不习惯看字幕”。在我看来这样的解释未免牵强，事实就是美国人没办法放下傲慢地去欣赏别的国家的影视剧，也无法诚心诚意地去体会和自己说着不一样的语言、有着不一样肤色的“其他人”演绎出来的悲喜、与之发生共鸣。

奥斯卡也是如此。欧洲各大电影节早就是世界各国优秀影片角逐的舞台，金熊、金狮、金棕榈一次次地被中日韩和其他各国拿下，但奥斯卡90多年历史，一直只用“最佳外语片”这个奖项来装点门面，其他奖项只留给英语电影，直到今年才由《寄生虫》破天荒地打破这个怪异的局面。

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说，世界就分成两个部分，美国和美国以外。对于美国以外的那个部分，他们并没有那么关心，那是遥远的“他者”。《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去年年底盘点了自己在2019年写过的专栏评论，发现关于其他国家的文章阅读量都非常低，阅读量往往只有关于美国国内文章的几分之一。

因为性侵案而闻名世界的伊藤丝织在自传里讲过她在美国堪萨斯州留学时接触到的不可思议的美国人——他们以为日本是中国的一部分，对日本也有麦当劳感到很吃惊——在中国崛起之前，日本已经当了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很多年，但这些美国人还是对日本一无所知。

所以，当疫情开始在中国爆发，当中国人承受着那些惊恐与伤痛的时候，很多美国人还在傻乎乎乐呵呵地觉得这一切和自己没有关系，“是的，我们同情你们，但这是亚洲的病毒，美国人没事”，大概这就是他们的集体潜意识。

所以，他们听不到远方的哭声。所以，他们会固执地相信自己的流感经验，从而低估了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和杀伤力。而当中国启动史无前例的防疫举措时，美国人想的恐怕也不是这给自己敲响了警钟，而是去质疑这样的举措是不是有必要。

现实终于给了他们一个惨痛的教训。

从目前的情形来看，病毒在美国全面蔓延已经不可避免，全美确诊总数本周相继超越中国和意大利，现在已经超过10万例，拿了一个不光彩的世界第一。

纽约之外，还有底特律、迈阿密等好几个都会区的疫情处在爆发的边缘。新奥尔良以及新奥尔良所在的路易斯安那州这几天的确诊数量飙升，已经成为下一个热点。

昨天《大西洋月刊》上有一位纽约的医生写的文章，他这样写道，“中国警告过意大利。意大利警告过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听。现在，美国其他的地方有必要听一听纽约的警告了。”

美国的其他州，能听到纽约的警告吗？但愿。

不过身在美国的华人朋友也不要过度担心，虽然美国的确诊病例数很高，但美国的情况暂时并没有很严重。即使是纽约州，也并没有变成很多人以为的美国版的湖北，纽约市也不是美国版的武汉，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死亡人数。

拿纽约来说，大纽约地区2000万人，44000多例确诊，死亡人数是500多，比例比世界大多数地方都要低很多。当然这个比例随着初期患者死亡的增多当然还会增加，但至少从现在来看局面还没有失控。

美国的家底还是雄厚的，他们的ICU床位数量按人均来算世界最高，每10万人有34.7张，是英国的5倍，而大多数发达国家这个数字是10万人10张左右。你再看中国的数字，每10万人3.6张，差距非常明显。

再来看呼吸机的数量。呼吸机对于对抗这次疫情非常重要，可以说能不能用上呼吸机直接决定了重症病人能不能活下来。我查到的一个数字是，全美各地医院现有呼吸机16万台，此外美国还有12700台的战略储备，加在一起就是17多万台。

如果按照3%新冠确诊者需要用呼吸机，算下来差不多最多可以承受600万人同时感染。可以说美国人的抗灾能力还是很强的。当然这17多万台够不够用也不好说，现在美国政府已经逼着福特在开始生产了。

纽约州州长科莫每天在喊呼吸机不够用，不是因为现在呼吸机不够，他是在为疫情最高峰做准备。他一直在喊纽约州需要3万台呼吸机，但其实目前纽约州需要进ICU的重症病人不到1000。我在上一篇文章里也讲过，纽约州原本有4000台呼吸机，州长一直在向特朗普要，最后联邦政府给了4000台，已经运到了纽约。

在错过了把病毒挡在美国之外的第一个机会之后，现在美国各个州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全力拖慢病毒传播的速度，用这段时间美国媒体和官员专家们翻来覆去说的一个词就是“flatten the curve”，意思是“压平曲线”，这个曲线是指感染者的上升人数。

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明确了，80%新冠患者可以自愈，这个病毒最可怕的地方是传播速度快，造成短时期内重症患者剧增，从而挤兑医疗资源。

一个地方能够把上涨的曲线压平，病例上升的增速放缓，曲线不那么陡峭，那这个地方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反之，如果病例上升太快，一下子把医院压垮了，重症患者得不到救治，那就是人间地狱。

能不能压平曲线，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

像中国，就是已经把曲线压平，乃至完全压没了。

抗疫上半场，中国人的目标是彻底消灭病毒。现在到了下半场，美国人从骨子里认为病毒无法彻底消灭，他们的目标就是不让病毒传播得那么快。

所以说如果身在美国的华人朋友如果有什么可以做的，那就是严格遵守当地的隔离规定，多对那些还不当回事的美国人宣传，尽自己所能参与这场“压平曲线”的战役。

无论是自大傲慢还是对其他国家缺乏共情，都不是美国人独有的心态。与其现在幸灾乐祸看美国人的笑话，倒不如想想，从美国人的轻慢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教训？他们现在所做的措施，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不光是这次疫情，未来需要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全球性灾难恐怕只会越来越多，比如全球性的气候变暖。希望我们都能少一些自大傲慢和冷漠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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