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两年了，为何防疫还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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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近这些天和朋友聊起疫情，听到最多的一句感慨。当然，较真点说，也不是没改进，至少像武汉，在经历那样的惨痛之后，从地方官到百姓，都绝对不想再来一次，此后都尽量搞精准防控，有多好且另说，至少不会像当初那么手忙脚乱了。

不过，“为何防疫还这样”有时像是质问，有时只是感叹，是失望，甚至也未必是失望于“毫无改进”，而是“本该改进更大啊”，这常常倒也未必是针对哪个地方防疫中的哪个具体细节，只是一种宽泛的“感觉”——这种感觉并不是不要防控，而是想要“更好的防控”。

是啊，为什么还是这样？

这让我想起生态史上一个著名的谜团：新大陆上的那些史前巨兽一度挺过了种种天灾，也几乎没有天敌，为何都在人类出现后不久纷纷灭绝？现在一般都认为，这些庞然大物正是被装备原始武器的小股人类猎人灭绝的。

这乍看起来着实令人难以置信。Alfred Crosby在《生态帝国主义》一书中的解释是：在旧大陆，像大象、老虎、狮子、野马等大型动物已经和人类共同生活了几万年，学会了对两足猎人保持警惕，但在新大陆，巨兽却还来不及适应人类的攻击。

因为动物不是通过个体经验而是通过遗传方式躲避危险的：北美野牛即便眼看着同伴被射杀，枪响时也会受惊跑开，但它仍然不会躲避猎人。除非极少数懂得躲避的个体幸存下来，新的种群才得以逐渐繁衍，但这样的进化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

这些大型陆地生物与我们这个时代的鲸鱼一样对如何防范人类毫无准备。19世纪上半叶前后，欧洲和新欧洲的捕鲸者只能借助风力和人力来驱动船只，而且他们也没有比手掷鱼叉更为有效的武器，但他们却灭绝了大西洋和太平洋中少数几种鲸鱼之外的所有鲸鱼。

这些巨大、强壮、聪明的动物通过躲避或进攻实际上完全能够抵御捕鲸者，但它们就是不知道如何去做，甚至不知道有必要这么做。

《生态帝国主义 : 欧洲的生物扩张，900-1900》

[美]Alfred W.Crosby 著，张谡过 译

商务印书馆 / 2017-10

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一座城市也是一个庞大的有机体，好比是巨兽，当它面对攻击时会自动做出反应，但新冠看起来只是零散而小股的“恐怖分子”，却与以往熟悉的对手都不一样，此时就格外考验“巨兽”的学习、调适能力了，否则根据“优胜劣汰”的进化法则，迟迟不能适应者就可能遭到淘汰。

问题是，即使道理都懂，也明明看到了别处的遭遇，但事到临头了仍然不知道怎么做。这就像平日训练，倒也煞有介事，但真上场了，看到敌人杀到，顿时热血上涌，头脑一热，只会胡乱抓到一把锅铲，凭本能乱挥舞，忘了训练时的章法，因为敌人并不会按演习时的那样出招。所以对士兵的训练，要达到像本能一样的地步，但这是极难的，需要高度的训练有素。

《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这样。师父南希仁“深知郭靖生性倔强，宁死不屈，要是遇上高手，动手时一味蛮斗狠拚，非送命不可”，因此再三叮嘱他“打不过，逃”，然而他初次与杨康交手，真打起来早就把师父的教诲抛到九霄云外，只凭一股本能的倔强，内心只想着“打不过，加把劲”。

到桃花岛上求婚，他在与欧阳克对战时以蒙古摔跤险胜，因为：

郭靖自小长于大漠，于得江南六怪传授武功之前，即已与拖雷等小友每日里扭打相扑，这摔跤的法门于他便如吃饭走路一般，早已熟习而流。否则以他脑筋之钝，当此自空堕地的一瞬之间，纵然身有此技，也万万来不及想到使用，只怕要等腾的一声摔在地下，过得良久，这才想到：“啊哟，我怎地不扭他小腿？”这次无意中演了一场空中摔跤，以此取胜，胜了之后，一时兀自还不大明白如何竟会胜了。

个人尚且如此，一个庞大的组织就可想而知了，因为任何巨系统的改进都是非常缓慢的——想想看我们中国在近代挨打了多少回，才极其痛苦地做出一点点改变。可想而知，一个社会越是固执守旧，就越是缺乏可塑性和灵活调适能力。

鸦片战争

到了现代，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即便没有疫情，这也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英国历史学者Geoffrey Cubitt明确指出：

和个体一样，社会在其成员（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能够以长时期形成和调整出的知识和行为结构应对新经验的挑战时，会运转得最好。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个城市应对疫情的失措，其实是其运转不良的迹象。这就像一个腿脚不灵便的人，平日倒也罢了，现在突然要他上场表演体操，顿时就暴露无遗，格外显眼。只有依靠日常积累的训练和不断学习新事务，才能在动态的外部挑战下应对自如。

所谓“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防疫的道理也一样。很多人都夸赞11月初上海迪士尼那一波疫情的应对快、准、稳的“上海速度”，但没有一支专业的流调队伍，那想做都做不到。

反过来，真正防控能力强的，遇到事了，也就是平静的常规处理流程，就像日本人对地震习以为常，遇到了仍然该干嘛干嘛，既不恐慌，也没什么戏剧性可言。

虽然说“防疫靠大家”，但大家都明白，真正要依靠的还是专业人员，只有尊重专业，才能实现精准。在这两年的防疫中，对一线防疫工作者的赞美可说满屏都是，我当然无意否认他们的付出，但我也注意到一点：越是在防疫不如人意的地方，他们看来越是辛苦，因为需要把自己有限的精力不断消耗在一些非专业的事上。

如果他们的专业性、自主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那么到头来，就会产生一种极度疲惫的感觉。加上薪资、机会等地区差异，这就会推动医生离开，之前就已有新闻报道，东北的医务人才正在加速流失，87%的简历都是投往东北以外地方。其结果，就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越是急需医务人才改进防疫的地方，越难吸引医生，而下一次防疫也许更累更糟。

当然，总不乏有人说：“怎么，没了张屠夫，还吃不上混毛猪了？”前几天，我在微信群里也看到有人怒怼那些发誓在疫情过后要离开西安的人：“你们只会抱怨，走了好。这么大的疫情，哪里轮上了都一样。全国能比西安做得更好的，不超过十个城市。”

有一位“青衣ooO”在微博上也说：

前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武汉的老同学愤愤说等这事儿过了就搬走，然后两年了她还没搬，不是气消了，而是疫情起起落落，啥都干不了。我也不知道经过这两年这里那里一浪接一浪，她有没有想好搬去哪里，我的感觉是轮不上不知道好坏，轮上了才发现问题都挺大的……凑活着过吧。

这似乎又陷入无休止的“比烂”，可想而知大部分人也不会真的离开，但想离开又能离开的，往往恰恰是当地最需要的那些高端的、年轻的人才。

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用脚投票不一定只是人才离开，还包括吸引人才到来——用经典移民理论来说，前者是推力（push），后者是拉力（pull）。

防疫并不只是防控疫情，也是对城市管理水平和社会生态的极好试纸。去年夏天，东北限电时，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戴亦一就曾一针见血指出了这一点：这些做法是当地营商环境的可靠指针，做法粗暴的地方，在投资时一定要注意避开。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说，疫情作为一场“大考”，可能比任何指标都更清楚地表明一个地方的治理水平、宜居程度，也是改变的契机。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宁可不能买房也要在大城市，因为在小地方他们可能会承受其它不同的风险。

我倒并不认为一定离开才能改变（毕竟我自己也没离开，虽然很多朋友问起），但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没有人能真的原地不动，你得抬起头来，看看是不是有必要学点什么新东西，让自己更能适应当下的变动。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了，也许当地也就有了希望，最怕的就是“我们这儿已经够好了，别处也一样”。

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城市来说，考虑改变都不是坏事，就像托尔斯泰曾说的：“我们总以为一旦离开走惯的道路，一切就都完了；其实美好的新东西才刚刚开始呢。有生活，就有幸福。来日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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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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