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称新冠病毒系人工合成，引发学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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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称新冠病毒系人工合成，引发学界批评

记者：KATHERINE J. WU　　2020年10月13日纽约时报

大量证据持续证实，新冠病毒几乎可以肯定是通过动物源感染人类的——就像已知的许多致命病毒一样。

但从疫情初期开始，专家们就不得不与谣言作斗争。它们称新冠病毒是来自实验室，是某个邪恶科学项目的一部分。

上周，又一篇毫无根据、具有误导性的文章加入了论战：一篇研究报告声称，该病毒系人工合成，是中国的科研人员放出来的一种“不受限制的生物武器”，文章发表在网上，而不是在同行评议的科学期刊上。

文章还毫无根据地谴责了政策制定者、科学期刊甚至个别研究人员在内的几个当事方，指责他们审查和批评病毒是由实验室制造的假说，故意混淆事实，并与中国共产党“勾结”。

尽管科学家们立即谴责这项研究是不光彩和危险的，但它很快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大量关注，在文章发表后的数天内就在Twitter上获得了超过1.4万个赞，超过1.2万次转发和引用。它在Facebook、Twitter和Reddit上的分享被数以百万计的用户看到，至少有十几篇用几种语言撰写的文章对其进行了报道。

然而，这篇论文的发现并没有科学依据。

“荒谬、毫无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病毒学家安吉拉·拉斯穆森(Angela Rasmussen)说。她在此文发表当天，就在Twitter上批评该研究。“它伪装成科学证据，但实际上只是彻头彻尾的灾难。”

这是中国科学家闫丽梦领导的研究小组发表的系列论文中的第二篇。她在9月14日发表了第一篇同样未经同行评议的论文，声称新冠病毒系人工合成。闫丽梦博士的背景有些不清不楚。根据香港大学7月的一份声明，她在前一段时间因未公开的原因离开了该校的博士后研究员职位，之后逃到了美国。这两篇论文都将闫丽梦和她的合著者列为非营利组织法治协会(Rule of Law Society)的成员，该组织创始人包括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他曾在一起与此无关的诈骗案中受到指控。

“光是这一点就应该让人们停下来想想，”拉斯穆森在谈到该团队与班农的非营利组织之间的联系时说。

闫丽梦和同事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尽管其结论迅速被专家推翻，他们的原始论文——被称为“闫氏报告”——同样在网上受到成千上万人关注，并被《纽约邮报》(The New York Post)报道。研究人员称其不科学，并说它忽略了大量指向病毒自然起源的数据。

新冠病毒的近亲存在于蝙蝠体内。该病毒可能是从蝙蝠直接传播到人类，或者首先传播到其他动物身上，比如穿山甲，然后才传播到人类身上。这两种情况在其他病原体中都曾经有过先例。

“我们非常清楚这种病毒是如何传播和扩散到人类身上的，”耶鲁大学疾病生态学家布兰登·奥格布努(Brandon Ogbunu)说。

科学家要想确定这个传播链中到底是哪些动物携带了病毒，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不可避免地令病毒起源描述中的某些部分含糊不清。奥格布努说，和其他许多阴谋论一样，病毒由实验室制造的假说“利用了正在进行的调查中的未决问题”。

但是目前还没有证据支持这种病毒源于人工合成。

2020年9月，闫丽梦的Twitter账号因发布虚假新冠病毒信息而被冻结。她在另一个Twitter账号上分享了“第二份闫氏报告”，已获得超过3.4万名关注者。

闫丽梦和同事共同撰写的论文列出了他们认定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中存在的异常。闫丽梦在9月告诉福克斯新闻(Fox News)，他们认为这些不寻常的特征表明，病毒的基因组被有意拼接和修改，使用了来自其他病毒的遗传物质——一种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病原体。他们说，在蝙蝠身上发现的新冠病毒近亲也是假的、人造的，因此可能推翻自然起源的假设。

这些作者还认为，科学家操纵了新冠病毒的基因组，以增强病毒感染人类细胞并导致疾病的能力。

但外部专家认为，这两份报告都不可信。卡耐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病毒学家基沙娜·泰勒(Kishana Taylor)说，第一份报告对病毒的遗传数据“充满了矛盾的说法和不合理的解释”。

而第二份闫氏报告“比第一份更不正常”，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的高级学者吉吉·奎克·格隆瓦尔(Gigi Kwik Gronvall)说，她也是一篇反驳闫丽梦最初报告的文章的共同作者。

奥格布努说，在新冠病毒及其近亲的基因组中发现的、被认为奇怪的特征，实际上根本不是危险信号。病毒经常在动物宿主之间移动，沿途改变它们的遗传物质——有时甚至与其他病毒交换基因组片段。新冠病毒中许多所谓的异常，也出现在其他病毒基因组中。

奥格布努说，认为新冠病毒是被“设计”成危险病毒的说法也是“一派胡言”。科学家们对病毒的了解还不足以预测哪些突变会增加病毒的致命性，更不用说在实验室中将这些突变改造成新的病原体。

如果像闫丽梦和她的同事所描述的那样，从如此杂乱的基因模板中构建新冠病毒，会给即使最顽强的科学家带来巨大的人力物力障碍。拉斯穆森说，在这样的过程中，需要研究人员费力对病毒基因组字母汤中的数千个单独字母进行修补——这是一种极其低效的科学策略。

“非同寻常的主张也需要非同寻常的证据，”拉斯穆森说。“这篇论文并没有拿出来。”

Katherine J. Wu是一名报道科学与健康的记者。她拥有哈佛大学微生物学和免疫生物学博士学位。欢迎在推特上关注她 @KatherineJWu。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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