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钢琴的快递员和过劳的年轻人：从工人文化宫到“水晶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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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罡January 15, 2021

孔德罡

根据某平台的官方声明，在其知乎官方账号发布那则引发广泛关注的评论的是一名品牌营销合作公司的员工。从他发现切错账号到慌忙删除不到30秒，很难想象公司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给出命令；所以是他自己，一个大胆对时代进行喃喃自语的概括，对时代发展和个人奋斗过于骄傲的信仰者，同时也明晰这样的话语不能够公开说出。这究竟是一种如何奇异而双生共存的心理状态？

这似乎已经是当代中文互联网一个值得关注的普遍性心理矛盾现象：随着国际社会各种“典范”的丧失和价值的破碎，青年人逐渐培养起了对于宏大叙事范畴上的“国家”未来的强大自信；然而与此同时，却对私人生活和个体概念上的“自我”未来报以前所未有的疑虑。“内卷”“996”“过劳死”等话语形式，仿佛不能归结为某种被抛弃的政治话语的复活，因为我们不可忽视它是面向新的时代潮流的全新存在。如果我们如瓦尔特·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那样悲观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到人类曾经经历过的历史时期去寻求一种循环；当无数人开始想起恩格斯描绘的曼彻斯特纺纱女工，“资本家”这一语汇再次回到当代中文语境之中时，1837-1914年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中某些本质性的历史逻辑仿佛正在重演。

网络视频中外卖送餐员演奏钢琴截屏

实际上，在这样的时代建构里，最能够发出声音的，却是广大中产阶层的自反性的焦虑。在近期有关“内卷”的讨论中，一条以家长角度的记述集中反映了中产对教育、阶层和文化的核心焦虑——一名对孩子钢琴考级殚精竭虑的家长，在一次意外地看到外卖送餐员演奏钢琴之后，表达出相当程度的绝望并让孩子放弃学琴：这背后其实是一条不可以明说的，非常政治不正确的逻辑：“如果学钢琴那么辛苦最后也只能当外卖员，那么还学它做什么？”然而在中产阶层对教育和对“内卷”的焦虑情绪之下，这一层攻击性极强的“阶层自我保护”被模糊化了，问题好像遭遇到了一场实用主义的“解构”：钢琴作为“高级”“精英文化”的代称，被证明对改变人生、实现“阶层跨越”毫无用处——此时，阶层的分化终于来到了文化的范畴，我们最终讨论的问题变成，“为了温饱生活辛苦奔波的大众还有没有必要和精力接触和掌握‘高雅文化’”？这可能是这个时代最为“维多利亚”的部分：在网络信息化如此昌明发达的21世纪，人们却开始接受掌握实际权力的人，用文化和文明的崇高性进一步把控话语的权力；而此时，高声批判大众不觉醒有用吗？每日在煤炭工厂徘徊在死亡边缘的失去土地的英国19世纪农民后裔，与高楼大厦里拼求福报的大众，他们根本都没做错什么。

工人文化宫：文化跨越阶级的尝试与废墟其实，“为了温饱生活辛苦奔波的大众还有没有必要和精力接触和掌握‘高雅文化’”的问题，从历史演化角度来看正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为代表的“贵族文化霸权”的被批判立场本身。20世纪初，无论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们，还是脱胎自中产阶级的社会反抗者们，都旗帜鲜明地表达过对掌握政治和资本权力的阶级同时也掌握“高雅文化”话语权的极度不满。且不提20世纪初轰轰烈烈的抽象艺术、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创作对于既有艺术规则的反抗背后的情感动机，我们可以单看意大利未来主义者马里内蒂在《未来主义宣言》中的呼告，它存在着摧毁“高雅文化”、创建全新文化的原始诉求：我们要摧毁一切博物馆、图书馆和科学院，向道德主义、实用主义以及一切卑鄙的机会主义的思想开战。我们歌颂声势浩大的劳动人群、娱乐的人群或造反的人群；歌颂夜晚灯火辉煌的船坞和热气腾腾的建筑工地；歌颂贪婪在吞进冒烟的长蛇的火车站；歌颂用缕缕青烟作绳索攀上白云的工厂……

十月革命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如《未来主义宣言》中所提到了摧毁沙俄建造的博物馆、毁坏艺术品和宫殿陈设的行为，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甚至也歌颂过其中一些事例，一直到这一行为被列宁等人禁止——固然，抢夺“资产阶级对文化的解释权”是革命的重要任务，但列宁等人认为，这一行为首先还是要建立在文化和艺术作为全人类的普遍价值的基础上。因此，在苏联和后来深受苏联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建构里，“工人文化宫”的建立先验性地成为试图解决“高雅艺术”与“普罗大众”之间疏离和矛盾的建构手段，“工人文化宫”在全国各地的建立和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逐渐消亡，也成为解读时代文化潮流的重要景观。

一座工人文化宫

在后来一切都以阶级而论的经典苏联式社会主义思想建构里，“工人文化宫”反其道而行之，代表的是一种超越阶级的可能性反映——即资产阶级和“贵族老爷”们喜爱的文化娱乐活动本身是无辜的，艺术和文化没有阶级性，作为属于全人类的美好精神文化作品，它理应属于普罗大众，只是长久被掌权者把控和垄断，并掌握了创作与解释的话语权。因此，建立工人随时可以进入的“工人文化宫”，让他们毋需因为金钱的窘迫、类似歌剧院等场馆的氛围所带来的“精神压迫”方面的社会眼光压力，就可以轻松欣赏到如歌剧、芭蕾、话剧、当代美术等曾经被资产阶级统治者所垄断的“高雅艺术”，是建构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必然诉求。在马克思期待的理想状态里，人可以上午去读书，下午去打渔；那么在“工人文化宫”的所从属的社会主义结构逻辑里，工人们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完成后，当然有晚上来到“工人文化宫”进行娱乐和审美活动的需求——在这里，娱乐游戏、体育运动和艺术审美的位置都是平等的，与体育馆、“工人之家”的地位平齐，“工人文化宫”负责的是艺术审美的范畴，承载的是对普罗大众对曾经的“高雅艺术”的获取可能和途径。现在看来，绝大多数苏联式社会主义体系建构的塑造都带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而这份先验的（来自马克思著作）、在实际操作层面也是来源于列宁等领导人良好的文化素养而自上而下建立的理想主义，很快就在两个维度的考验中暴露出弱点。外部因素上看，从斯大林掌权之后上层建筑对“文化普适性”的理解开始出现转变，文化作为人的精神产物和意识形态产物，也必然被赋予足够的阶级性，这就使得“工人文化宫”不能完全100%只呈现昔日“贵族老爷们”所热衷的文化艺术，建立“无产阶级艺术”的呼声取代了“文化跨越阶级”的初衷。“工人文化宫”的作用于是开始被窄化：显然创作和给工人体验和宣传“无产阶级艺术”的功用，重要性远远超过让工人接触和欣赏没有意识形态宣传积极作用的“资产阶级高雅艺术”。这也是老一代人对“工人文化宫”的记忆，往往都是集体观看主旋律电影；所谓“高雅艺术”往往都是国有主流院团的常规演出的原因，背后根本的思维逻辑是对文化无阶级观念的反对和改变。但实际上，“工人文化宫”作为一种文化跨越阶级的理想主义产物的衰亡，本质还是源自它所面向的“普罗大众”文化品位的根深蒂固——也许是以“维多利亚时代”为代表的长久的阶级性文化统治，早已经将所谓“高雅艺术”构建为不历经足够的学习门槛和学习时间就很难被理解和欣赏的艺术，距离普罗大众能够轻易理解并喜爱的“流行文化”距离遥远。以苏联早期的实践来看，在沙俄时期流行一时的歌剧和戏剧仅能因为普罗大众的“好奇”而得到暂时的观众，而真正在“工人文化宫”绽放异彩的，还是苏联本土的电影、本土的音乐和戏剧创作，以及早已内化入俄罗斯文化的芭蕾。某种意义上，“无产阶级文化”的概念和“文化跨越阶级”的期待，与大众的文化品位和文化选择无法脱离关系，“人民群众喜欢，你不喜欢，你算老几”成为一种功利主义的大众文化武器——就像那位最后让孩子放弃学琴的家长，很显然他的钢琴的执念绝非对音乐艺术的本质热爱；如果要让他自由地选择艺术和娱乐方式，钢琴一定不在他的选择范围内。本质上，这其实又是我们无数次探讨却也无数次暴露出来的“艺术与大众”的问题：创作者必须接受长久以来，严肃的艺术创作与受众数量必然成反比的现实，“工人文化宫”所代表的这种“文化跨越阶级”的理想主义尝试如今只剩下各地“工人文化宫”作为地名和交通站名留存的废墟。“为了温饱生活辛苦奔波的大众还有没有必要和精力接触和掌握‘高雅文化’”这个问题，兜兜转转似乎回到了原点。经历了来自社会主义理想的建构之后，我们的进步在于看到了这一问题的根本立场冲突：这种矛盾的存在是人所固有的，永恒不变的，还是因为历史和阶级原因所导致、可以被长久的努力所改善的？我们必须诉诸某些力量对于个体、对文化和文明长久持续的永恒蚕食和异化。

无尽的“凡尔赛”：文化话语权的精神掌控性人性论者可以提出，食色性也，人类本质对精神消遣的诉求，是不可能“高雅”的，普罗大众的品位数千年如一日，与所谓的“高雅艺术”相比也没有贵贱之分。类似毕赣《地球最后的夜晚》所带来的接受风波中，其实最值得注意的，是创作者其实特别期待的年轻一代暴露出的颇为“民粹”，却又被中产阶层品位所美化、包裹的诉求：“我们每天工作已经很累了，为什么好不容易看个电影，会看不懂，还要被创作者和看懂的人嘲讽？”在这样大众诉求与商业逻辑相媾和的状态下，中产阶层、资产阶级的品位甚至可以用普罗大众的逻辑和观点来维护自己，从而彻底抢夺文化创作的话语权。这一割裂如今在中国电影市场颇为明显——注重电影的作者性和艺术性的观众，会认为中国电影相比于摘取金棕榈的90年代大幅度倒退，市场上成功的电影都在艺术上乏善可陈；但是实际上，大数据调查下的电影业界和普罗大众们的观点较为一致，普遍认为当今观众的品位和要求越来越高，商业电影对于制作水准的要求一直在提升，真正的“好电影”绝不会在票房上被埋没。实际上，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其实这样的分析反而有益于我们破除“普罗大众的品位根植于不变的人性”的观点：既然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壮大，观众对商业电影的品位和要求都开始提升，这就说明普罗大众的文化品位是可以被改善的，只是改变必然要受到社会情况和时间的限制：那么，这些限制的根源从何而来呢？说得更加直接一些，当某些“精英人士”痛陈当代文化的堕落，大众沉迷抖音和刺激性娱乐，而不再进行严肃和深刻的阅读和艺术体验的时候，难道应该仅仅满足于大声疾呼，自我感觉良好地诉诸批判，“众人皆醉我独醒”，觉得必须要唤醒这些“醉生梦死”的大众吗？每天挣扎求生，只是在空余时间期待一点娱乐的大众又做错了什么呢？不，因为我们必须破除这种“来自不变的人性”的麻醉式人性论，真正将眼光投入到事情发生的根源：对，究竟这些限制大众体验更加严肃的艺术创作的根源在哪里？如果说是因为大众的品位和选择，那么大众的品位和选择，难道不应该是某些因素所造成的吗？一大基本元素当然是时间：在如火如荼的、基本的八小时工作制被各种加班、奖金和劳动压榨方式进行扭曲之后，哪怕还存在“工人文化宫”，工人们也很难抽出时间前去。他们的娱乐和精神消遣时间被缩减、被碎片化，没有时间体验耗时较长的文化娱乐活动，也没有时间学习专业之外的文化审美知识，那么自然需要更加直接、短平快的刺激，短视频流媒体的发展正是顺应时代；而与此同时，当代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工作方式更具有新时代的特点——那就是它并不“枯燥”，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平庸而无趣的“流水线”工作，大量这样的工作已经逐渐被机器和AI所取代，现代意义上的“工人”，互联网企业的公司员工，往往在超出正常工作时间范围的时间段中，不断进行着沟通管理、人际交流、发现问题以及用创意和经验解决问题的多流程、多线性工作，而这样的工作对人精神的“占据”是极为可观的。如果说我们曾经可以“凡尔赛”地说，在流水线工厂面前，工人可以分出“二心”用于思考、阅读，寻找大脑的“第二工作”来避免自己的异化，那么如今大多数高强度的“工作”已经达到不仅分出二心，哪怕分出多心都不一定能够完成的地步：对于如今一二线城市的很多上班族来说，下班回家直接躺下、大脑直接放空已经是普遍现象——“996”不仅意味着对人可支配时间的无限制占据，更以前所未有的精神强度来达到对人精神空间的野蛮侵略。这样耗费精神空间的工作性质，还必然需要更加强大的精神调动——当代互联网企业采取的是“双管齐下”，即在薪水上给予优待（相对有限）和在员工的思想教育上致以全力，以期掌握员工个人思考的评判权，和对文化审美的话语权。不仅是互联网公司，近乎所有的当代企业都将企业创始人的思想和经历，制作成整个公司所有员工都必须研究学习的教材；也就是说，一名普通工人在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之下，唯一能够接收到、也是唯一容易理解的精神思想内容可能就是企业所宣扬的“奋斗梦”式的企业文化——回到文章最初提到的某平台员工知乎发言事件，那些他骄傲地写出的言论很难说没有受到企业文化教育的影响，他此刻在精神上的强大和充实，其实是很多人望尘莫及的；那么，20秒后他的自我删除就更具玩味：究竟是他思想中反对一面的体现，还是他仅仅是惧怕公司的负面处理，以及社会舆论必然会带来的风暴？在他的脑海里，会不会有一个瞬间，因为“奋斗理想”而狂热地在认为自己正在抵抗整个世界呢？而这，或许也可以描绘每一个冲进美国国会山，充满热忱和激情，甚至可以说是一批非常纯粹的信仰者的特朗普粉丝。批判他们的愚昧无知已经是左翼的陈词滥调，如果仅仅这样下去，永远无法明白为什么特朗普能拥有7000万支持者，也无法明白为什么在美国的华人群体中始终有一群坚持以写作虚假新闻来支持特朗普，始终活在伪造的新闻、“维护民主和人类文明”与整个美国进行战斗的梦幻世界里的“华人川粉”——他们的精神世界是空虚而贫瘠的，因此才会出现如此极端的群体极化。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些本质不坏甚至善良的老兵、街头巷尾著名的助人为乐者、普通的农民和工人，成为占领国会山的“暴徒”？从某种层面而言，正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掌权者不仅仅满足于掌握公权力和资本的力量，更要用占据精神文化的话语权，垄断严肃的创作和艺术，让普罗大众理解、学习和体验的成本无限制地提高，确保大众只能接受简单易懂的普及性知识和追求刺激的流行文化，最终用情绪性的“个人形象”的卡里斯马来构建一种精神上无可争辩的“权威”。如果我们分析“川粉”热衷阅读和分享的文章和信息，尤其是华人川粉仿照新闻格式写作的中文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除了通俗易懂，斗争目标明确之外，往往都要诉诸一种“权威”：他们编造的特朗普将要获胜的消息，都要有类似大法院法官、FBI、商业巨亨、某些支持特朗普的政界人士来背书，仿佛他们是独立于美国之外的“从天而降”的客观第三方力量，他们将帮助特朗普“战胜”民主党……在这个“后真相时代”，编写假新闻却依然要诉诸于权威。将人类异化为精神世界空虚贫瘠的“工具人”后，一个“权威”的注入，就将带来爆发式的恐怖力量。德勒兹指出，资本主义尤其擅长学习和不断增殖：他们逐渐开始学习利用人的精神世界，这仿佛一种升级版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贵族辉煌，仿佛一幅永恒衰退而静止的赛博朋克图景。

“建造水晶宫”：时代的奇幻转向和拟像的反抗1851年世界博览会，以钢铁和玻璃所建成的巨大建筑奇观“水晶宫”屹立在海德公园，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时代傲视世界的奇迹，开幕当天竟有50万人争相涌入这一建筑，感知工业文明的无上辉煌——而此时恰好是席卷欧洲的工人革命失败的低潮期，马克思躲在伦敦苏活区生活非常窘迫，显然没有时间去体验水晶宫的壮丽；恩格斯也在曼彻斯特的纺织工厂辛勤考察工人们的生存状况，虽然水晶宫里当然陈列了英国为之自豪的工业纺织品，但很显然这个国家的辉煌和水晶宫的壮美，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工人们没什么关系；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被中产阶级控制社会道德和审美的时代，在艺术上也可能是相对平庸的，它拥有精致华丽的美学风潮，拥有实用主义挂帅的科技发展，但也只有狄更斯和福尔摩斯的传奇，大众文化和中产阶级审美第一次如此深刻而彻底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夫人小姐们每天拿着连载的小说与朗诵诗歌的诗人们祝酒的过去已经不复存在，铅字印刷的报纸将成就一切艺术家和创作者面向大众的声名。是的，那时也一定有人做出文化降格的感叹，思考为什么明明可以通过大规模印刷读到更多书籍的大众们却只沉迷于开膛手杰克这样庸俗的都市传奇，整个社会都在“建造水晶宫”的骄傲和奋斗感中无可自拔——因此，作为创作者、批评者和评论者的艺术家们，也许能够在些许“维多利亚时代”的重演中寻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而不仅仅是像那些平庸的维多利亚文学评论家们整日沉迷于道德观念和禁欲神话，仅仅宣扬中产阶级审美与商业逻辑达成合作，而是更加抓住当代流行文化、大众文化中对于“架空世界”、对于逃离到一个新的世界的根本诉求，或者说，是对奇幻、科幻、创造世界性的作品的强烈热衷。综艺节目、古风电视剧、电子游戏，短视频……从当代被认为贫乏苍白的流行大众文化景观中，可以看到人们对“世界观”和“设定”（人设）的需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热忱。人们对于流行文化体系的诉求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好故事”，而更是一个“好世界”，让他们通过电子媒介能够沉浸式地投入其中，达成一定程度上对现实的逃避——而这恰好，是任何严肃的艺术创作者最好的机遇之一：如果大众单纯的阅读和观看行为已经逐渐被这个世界的掌权者压榨到虚无，那么大众选择暂时逃离进入的奇幻世界，则能够对他们造成意想不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那些人已经在真实世界建起了“水晶宫”，那么我们必须在精神世界也树立起我们的“水晶宫”，树立起属于人类尚未异化的精神空间里的伟大建筑。“清醒”的批判者尽可以说这个时代的大众庸俗无聊，但这同样不妨碍大众能够将《权力的游戏》的维斯特洛大陆地图牢记于心，也不妨碍对周杰伦每一句歌词都如数家珍，也不妨碍对《GTA5》或者《赛博朋克2077》里的巨型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感情。固然这些东西都是鲍德里亚所谓的“拟像”，但“拟像”对人类的感官而言与真实世界一样是切实存在的，那么只要存在大众能够遨游畅想的精神世界，那么任何的创作者都应该抓住良机；我们甚至更应该警惕这些不顾大众在精神世界上因为受到难以抵御的限制和异化而导致贫瘠的现实，一味呼唤“警觉”的声音——这些声音某种意义上未曾抓住这个时代不可逆转、但却又存在救赎的本质。后现代所展现的破碎、迷乱、颠覆、破坏、冒犯和挣扎，只是人们贫瘠而近乎毁灭的精神世界最华美、最直观的写照；如果厌恶这种破坏性和非建构性，他们要做的应该是将矛头指向造成这一切的力量，指向真正能够建构精神世界的当代世界性艺术，而并非是对大众做出一番高傲的优越感，以前现代的套话对后现代的存在大放厥词：

这样的“清醒”，在这个复杂的时代，真的是廉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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