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之憾:黄金防控期是如何错过的?
我们要付出多大代价?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一则传闻扰乱了国人正准备跨年的喜悦心情。一份盖有武汉市卫健委公章的红头文件在社交媒体上流出,文件紧急通知「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有人惊恐地问:难道是非典重来? 就在 …
在将临床判断纳入确诊标准之后,武汉在一夜之间新增1.3万感染患者(以及242人死亡),让人心惊肉跳。
无论是释放存量还是清理坏账的解释,都把事实指向一个不那么容易面对的结果,那就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曾被视为过于夸大的预测,都很不幸的说准了。
北京过来督战的官员直述,时至今日武汉的感染情况还是没有摸清,「根据推算,基数可能还比较大。」
回顾这场疫情的应对过程,武汉乃至湖北的主事单位始终都在低估事态发展,警惕性也因此总是慢上一拍,于是花剌子模的信使才会层出不穷。
所谓体制的窘境在于,这一切都不是由主观恶意造成的,疫情恶化,每个人都会挨板子,然而就是有那么多的客观困难,让人宁可不承认也要护住大局。
其实哪有那么多大局给你来护呢,一个个的小家都崩塌了,大局也就脆断如齑粉。
相比之下,民间的表现和韧性要好太多了,活跃在社区群里的邻里街坊,自发的与商家对接,轮流分配每日必需的生活物资,有餐馆的老板在厨师被拦在老家无法归队时亲自掌勺,专门给医院供应热饭热菜,志愿者车队里出现感染及死亡病例之后,退出的人寥寥无几,更多的志愿者都还在问怎么才能更好的做出防护⋯⋯
有时会觉得,这座悲鸣中的城市,也许配不上这样坚强的人民。
我记得汶川地震过后,曾有社会学家跟踪调研四川人所受到的长期影响,其中一项显著变化是体现在性格上,比如抗压能力的增强,以及乐观天性的进一步巩固,连离婚率都上升了,因为越是活在当下的心态,就越是不能容忍为了除自己之外的因素来维持并不感到幸福的婚姻。
遭此劫数的武汉会变得如何,我不知道,但是就像闪电劈过大地,有些东西在那瞬间之后就被永久的改变了。
是的,我们终能走出阴霾,重新在夏夜的江边吃上小龙虾,看见张灯结彩的游船来回穿梭,穿着人字拖鞋的男女结伴晃悠,身影在蒸腾的温度与灯火里逐渐融化。
只是在那之前,每个人的使命,都是幸存下去。
写过「黑天鹅」一书的纳西姆·塔勒布说不要去试图建立坚不可摧的系统,真正能够保证有效生存的思维必须是「反脆弱的」,能够在不断受挫中受益,能够不确定地应对不确定性。长期的稳定会导致风险不断积累,直到发生重大的灾难。
这大概也是多难兴邦的正解。
在我年轻气盛的年纪,一度很是不喜欢这个词,抨击它存在一个谬误的逻辑:如果多难才能兴邦,那么是不是就应该祈求多灾多难,否则这邦就兴不起来了?
现在来看,我那会儿真是一个实打实的杠精啊。
这是我的武汉封城日记,第二十二天。
今天看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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