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公共猜忌”成为疫情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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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身处层层叠叠的网路社会中的人,“网络景观输赢”是致命的诱惑。甚至成为唯一可及的生活实质。

因为在那之外,是资本主义精密的分工体系,每个人都以零部件的方式生活着。

这是一片培植“猜忌”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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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厚辰

你很难预测关于疫情的争议到底还有多少。

在很多国内城市的人们要慢慢恢复正常生活时,欧洲的防疫策略再次引发巨大争议和批判。

在这次疫情之中,我们对国外的态度一直是……我本来想写下一直是“微妙”的。不过“态度微妙”不过是一种修辞的习惯。

主流意见对国外的态度并不微妙,一直以来非常稳定,那就是猜测他们很快就要“完蛋”。

新加坡“佛系”抗疫要完蛋,日本为了办奥运会消极抗疫要完蛋,韩国因为邪教要完蛋,现在轮到欧洲了,意大利已经完蛋了吧,西班牙,英国,法国,肯定也要完蛋。

不过疫情一直非常严重的伊朗似乎鲜有人谈论,看来“完蛋的猜忌”也是要挑国家的。

与我们在意识形态或文化对抗上不那么尖锐的地区,我们还顾不上了解他们,预言他们的完蛋。

“完蛋的猜忌”构成疫情中诸多“公共猜忌”之一,这次绝大多数人通过微信朋友圈这个巨大的教育平台学到了很多概念和事实,他们折射出官方的,同胞的,外国人的很多愚蠢和丑恶,被大量二手事实和精妙的理论和说法构成。

如果这成为我们的习惯,我们恐怕就“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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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蛋的猜忌”总该一视同仁

对于“完蛋的猜忌”,我想最简单的反思方式是秉持“善意”,我们永远都不要期待他人完蛋,要期待他人的好。

如同面对食用野生动物问题,要保全“生命权”一样“明显”,“期待他人的好”可以轻松终结这个话题,成为人人都挑不出毛病,但是不会有一丁点用处的“说法”。

我的心肠比这个硬一些,当然道理比“应该期待他人的好”也要复杂得多,假设身处二战同盟国的人民,难道不可以热切地盼望着希特勒的完蛋么?当然在那个时候盼望希特勒的完蛋,必然连带期待第三帝国的覆灭,这是很难分割的。

期待好人有好报,期待坏人遭殃,这本来不是什么问题,这只是我们对自己生活世界秩序的捍卫,也许还不仅仅是好坏的问题,期待掌握真理的人有好报,期待愚蠢的人遭殃,也在这个逻辑中。

这没什么,在这个条件下,不论是美德或真知,才与世俗秩序和回报相契合。假设我们生活在一个奖惩随机分配,完全与德行和真知无关的地方,那其实才真的可怕。

尤其是那些代价巨大的事,例如针对一次疫情,如果世界上有一个政府罔顾科学事实,又因为利益草菅人命,或者他们真正无能——

如果这样的地方反而在疫情中顺顺利利,以最低代价度过劫难,那世界岂不是一个纯粹由“运气”支配的地方,这反而会带来我们对秩序之信心的丧失。

因此我要说,我倒不会全然批判“期待他人完蛋”,对于奖惩分配的想象,是我们设想一种世俗秩序的方式,这也是正当的,如果一个人德行丧失或愚蠢,我们就该期待和猜测他的完蛋。

不过,完蛋的猜忌该一视同仁,不管完蛋的是别人,还是我自己。

2.

猜忌背后的“输赢游戏”

因此如果我们内心有十足的判断力,通晓道德的善恶,也明白真理的标准,那自然可以对结果作出公正的猜测。

但其实很多时候反过来也行,我们太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正确了,当其他国家采取和我们截然不同的抗疫方式,如果猜忌他们的失败和完蛋,似乎可以反推我们是正确的。

所以上面那个基于美德与真知的期待,立即可以反过来,变成猜测他人遭殃,这样就可以证明,我所掌握的是美德与真知。

其实写到第一段,眼毒的读者就该意识到,我们哪有那么坚定的善恶观念,或者对真理的敏感。

不过对于自尊心的追求,倒是很强大。

所以这条反过来的路径确实是存在的,他人的失败反推我们的品德和真知。

因而品德与真知的判断,最终还是落脚到输赢游戏。

但真实世界不是一场运动竞赛,难有明确的结果和标准判断输赢,所以可以靠“猜忌”,猜他们已经“投降”或者“放弃”,猜他们“佛系”,猜他们“躺倒”。

总之,猜测一种失败的降临或已然降临,我们就立于其反面了。

3.

从猜忌到不败的修辞

当然,若一个人能活在这样的不断胜利中,一直维持着对自己品德和真知的信念,听上去还是一种挺快乐的生活。

日本面对疫情还搞万人祭,一定完蛋,游轮下来的人直接回家或者去餐厅,一定完蛋;现在疫情数字居然很平稳,那是因为轻症不检测,或者因为他们要保全奥运会,不希望承担经济损失,因而隐瞒数据,这只会导致更巨大的完蛋。

只要说法一直编下去,岂不是可以永远不败。

但这个方法你能用,别人也能。

支持西医的是西方的帮凶,支持中医的是官方的喉舌,谁也无法辩到对方心服口服,但网络声量还是有结果的。

这就是为何心里认为英国必将万劫不复的人,会对《三联生活周刊》(点击蓝字阅读《“群体免疫”之前世今生》)和《财新》的中立报道如此生气。

玩猜忌游戏,是要承担当输家的风险的。

不过既然关注点不在善恶,也不在真理,而在自尊,没有人会甘心认输。

不管是真的达成共识,还是仅仅在各自的信息茧房中自娱自乐,凡是看上去形势大好,那么人人转发,胜券在握;凡是信息降温,看上去局面要输,那么一切知识都是权力的塑造,真相不存在,真理不存在,面对失败,搬出福柯。

前一天还在万念俱灰,觉得一切正义都已经丧失,我们生存于末日时代,恨不得世界毁灭重启。

后一天激情昂扬,大展批判的拳脚,谁要是阻碍我们的批判,即便是前一段时间大家追捧的《财新》和《三联》,我们也要马上与他们切割。

在这里,猜忌游戏进展到最可怕的地方,甚至连“网络声量”的输赢都不重要了,这个输赢游戏变成纯粹的“概念魔法”,不管胜负,我们都能靠一句话一步登天。

只要想取得一种言语上的绝对胜利,就祭出“不是死了两万人,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重复了两万次。”赫然任何方法都从根本上忤逆了“人本主义”,罪不可恕。

只要想取得一种失败应对法,对任何失败,就是“时代的一粒灰尘,掉到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赫然公共的胜败转向个体的感受,任何人都不可能赢。

前者的逻辑是,我关注“生命权”的绝对价值,难道还有人可以反驳“生命权”吗?后者的逻辑是,任何一个个体都是无力的,所以这场浩劫,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失败。

在这短短两个月,我们发明了多少这样的话?

警惕修辞学

修辞学在构造一种完全的处境,在修辞里面,要么对方是必然失败的,任何国家抗疫的形势缓和都可以是他们隐瞒消息,是他们没有广泛的筛查。

失败后,修辞带来一种必然的安慰,悲观主义也行,虚无主义也行,反正自己永无责任。

不败的方法,看上去是个特别诱人的条件。但最可怕的就是,对任何公共话题,双方各自持有一套修辞,谁都没有机会改变。

因此我们进入一种“锁死”的处境。

每种立场都为自己建立一个“修辞城墙”,并躲在后面构想成功,应对失败。

到这里,不管是真知还是品德,都彻底消失不见。对他人或他国厄运的诅咒和猜忌,彻底沦为“修辞城墙”的一个环节。

在这场被修辞为“与每个人都有关”的事件里,我们正在大范围地教授修辞术。

4.

修辞学构筑熟练的猜忌文化

今日最令我惊讶的“猜忌”,就是英国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反话”,反过来恫吓老百姓真的重视疫情,因而可以实现疫情的控制。

太熟练了。

可能还有人觉得,这没什么,因为站在某种虚无主义来看,反正“平凡个人”对时代影响都极其有限,他们的品德高低,他们的真知灼见,不过都是大浪潮中的微弱水滴。

所以即便最后就是个“修辞城墙”又有何妨?只要大家乐在其中,你又何必指手画脚。

单一凡人的能力虽然微弱,但凡人的情绪的汇集却可以召唤强大的力量。

这不是一句奇幻描述,为现代政治奠基的霍布斯笔下,凡人的互相猜忌便召唤了利维坦的巨兽。

《利维坦》(1651)里,霍布斯提出,人的本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永远处于斗争关系之中,为了控制人性的自私与争斗无限制膨胀,摆脱这种不稳定的生活状态,人们都渴望得到一种管控众人的强有力权威的保护。所以愿意交出他们的权利,换取这个权威强有力的保护,这个绝对权力/权威就叫“利维坦”。

在疫情相关文章的第一篇,关于“野生动物食用”的文章中,我们就发现了对于“食野者”的猜忌,召唤着法权的降临,多地对于武汉人的猜忌,都召唤着公权力带着强制力的介入,对于欧洲防疫方式的猜忌,势必呼唤更加强烈的边境控制和隔绝。

你可以反对利维坦,但你的猜忌,即便是你对利维坦本身的猜忌,都在隐约中呼唤其自身,呼唤其自身的净化,呼唤另一只利维坦前来争斗。

猜忌靠很多“概念”直接通达,平庸之恶,社会达尔文主义,陪葬(食用野味者拉我们陪葬),战争语言,抢劫(德国对意大利物资)等等,这些都是与猜忌直接相关的词汇,其中的每一个,都包含一套封装完成的,对他人从“动机”到“行动”到“危害”的完整链条。

如果政治哲学的启蒙,指的就是对这些词汇的学习,并通过这些词汇学会一整套猜忌方法,那恐怕我们一点没有启蒙“政治”,而仅仅在启蒙如何使用“概念”高效地完成猜忌,启蒙对利维坦的迫切呼唤。

这简直是一门生意,一门卖砖的生意。

每一块概念的砖头,都成为我们修砌“修辞城墙”的质料,将我们置于精神胜利的不败之地,从而反推我们在品德和真知上的确凿。

5.

不猜忌的人

对于身处层层叠叠的网路社会中的人,“网络景观输赢”是致命的诱惑。

甚至成为唯一可及的生活实质。

因为在那之外,是资本主义精密的分工体系,每个人都以零部件的方式生活着。

这是一片培植“猜忌”的沃土。

什么样的人才不猜忌呢?绝对安全的人与身处绝境的人。

在绝对的安全中,人并无“猜忌”的必要,就像电影《寄生虫》的台词,“金钱就像熨斗,熨平了一切。”当然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财富阶层的猜忌。

金钱做不到,但确实有些东西熨平了人们生活中的褶皱,宗教、信念甚至日常生活,在一种熨帖平和的生活中,人不猜忌。

在直面绝对危险时,人也无“猜忌”的必要。相反,在绝对紧迫的危险中,人有“如实对待”的必要,只有面对绝对真实,才可能脱离险境。在险境中,人顾不上猜忌。

而在中间的地带,那些既不安全,险境又转化为“未来风险”的地方,充满着猜忌的空间。

这是“文明”最擅长的发明,缓释危机,提醒未来的风险,一种冷静而理性的计算。

我想“文明”的一个意义,就是“聪明地为风险发明应对”。

当我们透过网络,一面紧贴着所有发生的事态,但其实又格外地置身事外时,我们便处在完美的“未来风险”位置,在这个位置上,“猜忌”滋生,豢养着背后巨大的利维坦。

在这里,我格外同意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在《Skin in the Game》(中文有译本题为《不对称陷阱》,也有译作《切肤之痛》)中的观点,所有不承担真实风险的都不可靠,不付出代价的都是虚妄。

Skin in the Game/ Nassim Nicholas Taleb

Random House

看上去滴水不漏的逻辑最为无用,统计学化的抽象事实都是蓄意想象。

这场疫情到此处,我倒对旺盛的“公共参与的热情”开始疑虑且担忧,尤其是“公共参与”如果呈现为无度的“公共猜忌”,这到底是好是坏?

“公共关注”到底是削弱了利维坦,还是这其实产生出旺盛的对利维坦的迫切需要?怕是每个知识分子都该回看的事情,而不是将生产“猜忌的概念砖头”当作自己的生意。

6.

疫病的遗产

新加坡剩余的确诊数100出头,日本一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爆发,韩国的新增确诊数已经大幅度回落,意大利与德国也分别录得近三四天的首个向下拐点,而德国已经计划为意大利提供一百万个医用口罩应对疫情。

虽然现在对欧洲的情况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但大规模“轮盘赌”或“社会达尔文主义”却显然不是事实。

因此经过这场疫情,我们留下什么呢?对公共话题的关注,勇敢发言、率性批判?还是该学会对过于遥远的事情闭眼闭嘴,并与无处不在的“猜忌”对抗,并反思着自己通过概念快速通达猜忌的高速公路。

这是要劝每个人重新做回“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吗?

完全不是,但如果每个人无法从自身经验出发的空谈,那真是越少越好。

而欧洲的问题,日韩的问题,在大规模输入性病例开始之前,还是留给他们的人民自己去担忧和抉择吧。

毕竟他们的人民不像我们,除了猜忌之外,他们还拥有直接参与并主宰自己命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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