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疫情封控催生“移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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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疫情封控催生“移民热”

记者：王月眉, 艾莎　　2022年5月17日纽约时报

克莱拉·谢对将来某天是否要离开中国考虑已久。她对中国的审查制度感到恼火，而且作为一名女同性恋者，希望生活在一个更接受同性关系的国家里。尽管如此，这个想法感觉很遥远——她还年轻，就连选择去哪个国家也没想好。

新冠病毒以及中国为阻止病毒传播而采取的严格措施让她脑子里的这个想法成为了当务之急。两年的旅行限制使得现年25岁的谢女士无法去见生活在美国的女友。身为模特的她，在今年3月上海封城后就无工可做，因为这份工作主要是在上海。

她目前正在跟移民律师一起研究离开的选择。

随着中国的疫情防控进入第三个年头，一群规模不大但人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寻找离开该国，谢女士成为了其中一员。他们大多是中产阶级或被大规模封控困在上海近两个月的富裕人口，封控严重打击了经济，而且使得食品供应和就医都成问题。一些像谢女士这样与海外有联系的人担心，中国向世界敞开的大门正在关闭。还有些人则对政府加强审查和监控感到沮丧，新冠病毒大流行已让这个问题恶化。

“国内现在这个状况，我没有办法改变他，我也不好谴责它什么，”住在江苏的谢女士说道。“不改变就只能逃跑。”

这种离开的冲动与中国当局的抗疫必胜叙事形成鲜明对照。当局称，严格防控让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安全的地方，其他地方都已被新冠病毒摧毁。这种冲动也是中国政府清零策略代价越来越高的又一迹象。

据一个追踪机构，“移民”一词的搜索量上个月增加了440%。一些网上用户甚至为这种心态造了一个流行词：“润学”。移民顾问说，自上海封控以来，相关咨询一路激增。

“肯定翻了一番，”现居上海的移民律师爱德华·雷曼说。

实际上将离开的人数无从可知。2019年的数据显示，只有大约10%的中国人持有护照。美国也已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大了某些中国学生申请签证的难度。

中国当局也在限制出境。中国移民管理局上周表示，将“从严限制中国公民的非必要出境活动”，称此举与疫情有关，是为了减少输入性感染，但一些中国社交媒体用户认为这其实是为了防止人才外流。

政府去年宣布，除商务、出国留学或紧急情况外，暂不签发或换发大多数普通护照。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字，2021年上半年签发的护照数量是2019年同期的2%。至少在一个城市（湖南省耒阳市），当局为防止居民离境将他们的护照收走，尽管本周通过电话联系到的一名当地官员表示，该政策已被叫停。

一些人想离开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中国的抗疫限制措施已让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步调越来越不一致。

“我觉得他们并不真正关心老百姓经历的事情，”29岁的上海人谢莉·伯顿说道。她是中国公民，婚后随了美国丈夫的姓。“他们只关心清零。”由于上海的封控，她和丈夫自4月1日以来一直没离开过家。现在，他们打算封控解除后，一旦她拿到美国签证，就马上离开中国。

反感情绪并不只限于上海。其他城市的居民担心，类似的封控措施不久会让他们陷入困境，也有些人正在感受到国内封控带来的经济压力。

51岁的贾森·夏在南京从事装修生意，过去经常去各省出差。但由于上海的封控导致了全国各地出台旅行限制，他已连续数周无法在国内出差。本月，他去了马耳他与住在那里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团聚，他全家在早些时候申请了那里的居留权。

“国内现在这种情况大家都知道，绝大部分事情没什么事可以干，”他说。

夏先生最初曾打算在中国与马耳他之间两头跑，以便继续经营生意，但现在他不愿在封控措施放松前回国。因为他的护照将在一年内到期，离开对他来说似乎很急迫，他担心国内官员会拒绝换发护照，但希望中国驻马耳他领馆的官员可能会更愿意。

据总部设在上海的官方英文新闻媒体Sixth Tone报道，为了规避移民管理官员对签发非工作、非学习护照的限制，一些中国人购买了假的外国工作邀请或学校录取通知书。

中国转向关闭的做法让一些年轻人对自己未来的事业产生了怀疑，33岁的珍妮·赵说道，她经营着一家为大学生提供辅导的慈善机构。

“学生都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中国不断变化的情况？’”赵女士说，她曾在法国生活和工作了10年。“‘我们的机会比你们少了吗？’”她告诉学生们要把注意力放在国内的机会上，而不是海外。

对有些中国年轻人来说，机会正在减少的感觉只会增强他们出国的决心。

在问答网站知乎上，一篇要求解释网络用语“润学”的帖子颇受欢迎，阅读量已超过750万次。程序员喜欢去的在线平台GitHub上有一个专门的论坛，提供有关去哪些国家读什么学科申请最容易的建议。

有些人在评论中谈及想离开的原因时，提到了被封控的无聊。也有人指出了经济问题，比如应届毕业生就业市场竞争激烈。还有一些则明显带有政治色彩。

GitHub论坛上一篇题为《我究竟为什么要润，而不是留下来》的文章写道：“伟大领袖的僭主体系是必须不断正确”，指的是中国政府拒绝改变其新冠清零政策。“这个地方的人们就像圈养的猴子。”

尽管如此，就连最热衷离开的人也承认，出国之路还是很狭窄。他们警告，西方国家的签证申请成功率很低，学费很贵。

曾在GitHub上发帖为潜在的申请者提供帮助的爱荷华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鲍盛说，近几周联系过他的大约15名申请者中，许多人负担不起学费，或没有获得奖学金的资格。

那些有能力离开的人也知道，出国之路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

在北京从事金融技术工作的雷·陈说，他预计，如果搬到海外，他的职业前景会受到限制，而且他可能会很孤独。但他还是找到了一名移民顾问，正在考虑去葡萄牙或希腊。

虽然新冠病毒大流行不是他想离开的唯一原因——他也希望更低的生活成本，住在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地方，但中国的封控让他对自己几乎没有能力控制生活的担忧变得更加明确。

“我觉得不只是上海疫情，我觉得整个国家走向了极端，带着人走向了极端，”陈先生说。“真正决策了我生活环境的人，其实他们有绝对的权力，然后他们是跟我完全相左的意见。”

他补充说，“我觉得这一点很可怕，让我觉得没有必要待下去。”

Claire Fu和Isabelle Qian对本文有研究和报道贡献。

王月眉(Vivian Wang)是《纽约时报》驻华记者，此前曾为城市版报道纽约州政治。她在芝加哥长大，毕业于耶鲁大学。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vwang3。

艾莎(Alexandra Stevenson)是时报上海分社社长。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她。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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