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与宏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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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一早,我去看了电影《满江红》首映——这还是因为有朋友推荐(她事先看的是影评人专场),也确实如她所言,故事讲得不错,人物也都立得住,不过我最在意的,还是其中那些小人物的悲欢、挣扎和拼命。

主角张大说了一句:“你们这些大人物啊,打的全是小算盘。”确实,剧中这些大人物几乎个个是人精(可能武大人除外),对下面的情况也掌握不少(连一个马夫的私生女这样的“软处”都知道),但最后层层反转、不断博弈,事实证明他们的算计还是敌不过小人物,这一是因为他们都有盲点和私欲(有时就是私欲造成了盲点),二是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三是那些小人物不仅了解对手的弱点,而且有必死的决心——因为不这样,他们几乎毫无胜算。

要在重重防卫之下刺杀秦桧,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此每往前接近一步,都要付出一条人命(有时还不止一条),而且这种付出还往往是惨烈的苦肉计。参与计划的人极有可能根本没打算活下来,这也解释了张大为何不愿意瑶琴加入——两人在柴房里重逢那一段,赚取了我全片看下来唯一一次掉眼泪。

可想而知,这一胜算极低的计划,在执行中也会出现无数变故,剧中没有交代其原定计划是什么,但显然瑶琴的加入是个意外,这可能意味着即便是主谋也无法事先料准每一步。结局的反转看来也不在原计划内,至少瑶琴就是为了刺杀秦桧,除非张大早就预料到她是去送死的,而且他原本设想的也是在牢房再行刺杀秦桧。

末尾所说的“保存真实记忆比杀死个人更重要”,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主题,我们自己经历了这三年,也应该比以往更清楚保存历史记忆不被抹煞、扭曲有多重要;但在剧中全军背诵《满江红》的场景,也难免让我感觉有点强行升华。

我一位朋友看完电影后说:“万一岳飞就是没有遗言,或者留下一句‘花生与豆干同嚼有火腿味’,或者只是交代私事,那怎么办?毕竟刺客们事先无从得知岳飞真实的临终遗言是什么。”——当然,如果是这样,那这个故事的基调就完全变了。说到底,刺客们(或说导演张艺谋)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单一真相存在且可以拯救。

实际上,岳飞《满江红》一直有人怀疑是明代伪作,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不见于明代中叶之前的任何文献。这涉及到岳飞形象的复杂变迁,甚至争论其真伪的学者可能也各自有不同的出发点:有人着眼的是文献学意义上的真实性,但另一些人为之力辩,可能在意的是这首词对激励人心的作用。

我本人也倾向于认为这是伪作,当然,电影这样的通俗文艺不必在意这一点,《三国演义》里诸如“草船借箭”之类脍炙人口的故事,历史真实性都是成问题的,金庸《书剑恩仇录》还说陈家洛和乾隆是亲兄弟呢。反过来说,真实性本身并不能确保历史记忆就一定能在众声喧哗中胜出。从这一意义上说,“保存真实记忆”其实也是在“制造真实记忆”,并且一直不可避免地受后人观念的不断塑造。

秦桧畏惧恶名传世,这一点倒是真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五年七月丙午条记载“秦桧数请禁野史”,就是旨在抹煞记忆,以至于岳飞的孙子岳珂后来编写《鄂国金佗粹编》时,像“铁浮图”等记载已出错。

不过,最老谋深算的并非秦桧。《满江红》中,孙均说自己不过是秦桧的一条狗,其实秦桧也不过是皇帝的一条狗,这一点,金庸《射雕英雄传》开篇就写到了:

那跛子又端上一碟蚕豆、一碟花生,听他三人骂得痛快,忽然嘿嘿两声冷笑。杨铁心道:“曲三,怎么了?你说我们骂秦桧骂得不对吗?”那跛子曲三道:“骂得好,骂得对,有甚么不对?不过我曾听得人说,想要杀岳爷爷议和的,罪魁祸首却不是秦桧。”三人都感诧异,问道:“不是秦桧?那么是谁?”曲三道:“秦桧做的是宰相,议和也好,不议和也好,他都做他的宰相。可是岳爷爷一心一意要灭了金国,迎接徽钦二帝回来。这两个皇帝一回来,高宗皇帝他又做甚么呀?” 

这一观点,明代就有人提到了(可能也受明英宗复辟的启发)。宋史专家刘子健认为,秦桧不过是被皇上利用,他“对高宗非常谨慎,就怕高宗疑心他”,即便如此,高宗对他也是过河拆桥:

秦桧最大的失算,是没有看透高宗。这皇帝才真是老谋深算呢!……秦桧病重,高宗亲临探视,确定他活不了几天了,便立刻下诏,当即罢免秦氏父子。秦桧死后,又下令秦氏父子回籍,不许再来都城。将以往政策的错误,都推在秦桧身上。被秦桧远贬的政敌,也逐渐赦还起用。足见圣明天子,计算得又准又狠。

秦桧与皇帝之间的暗战,《满江红》电影里倒也有体现,但这样说来,如此城府极深的高宗,既已不信任秦桧,竟然会派一个那么草包的武大人去监视宰相,这就稍显不合理了。因此在剧中,皇帝也就难免遭低估了。

这种在封闭环境下相互算计的“斗争”,即便我们现在电影上看来惊险刺激(海报上用商业片的语言说“悬疑管够,笑到最后”),但身在其中只会感到“步步惊心”,这当然不是谁都喜欢的。

哲学学者周濂称这部电影只体现出“文化心理的不可逆伤害”

这部电影折射出张导和许多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比如目的证成手段,因此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地滥杀无辜;比如无处不在的等级观念,因此媚上欺下丝毫不以为耻;比如经年累月的情绪压抑导致的精神扭曲和不舒展、不坦荡;以及只能以集体的名义才可以尽情宣泄自我,而无能于对真正的生活乐趣和美的欣赏。

人生实苦,古今皆然,中西皆然。区别在于,苦难与黑暗是否导致了功能性的丧失,如果答案是yes,那就是文化心理层面不可逆的伤害。

这种批判当然也不无道理,不过应该说,他所批判的,也未必是剧中所推崇的。像张译扮演的何立,我觉可能是全剧最出彩的,他以往出演的多的是正面角色,但这次城府深、心狠手辣的感觉相当到位,不过,演技归演技,观众是否认同这个角色就是另一回事了。

中国的文艺,确实很擅长刻画这种在逼仄环境下的斗争,远的如大家庭里的复杂关系(《金瓶梅》、《红楼梦》或巴金“家春秋”系列都是),近的如这些年热播的宫斗剧、办公室政治、谍战剧,无不如此,其中人人自危,知人知面不知心,只能随机应变。

我也不喜欢这种黑暗,更不能接受对它的赞颂,但如果无法退出游戏(不是没有隐士,但这类游戏的前提设定通常就是你无法退出),又难独善其身(这往往是一种特权),那么,我想也应当看到个体即便在污浊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尊严。把所有人都一律看作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心机算计,这恰恰抹煞了个性,没能看到“人”本身。

我不想看《流浪地球2》,那种宏大叙事我实在无法入戏:再宏伟的计划,如果全世界要死一半人,而我很可能就在其中,一想到这一点,且不说感动,我首先就怀疑其合理性。当然,说起来《满江红》中的刺杀计划,参与者人人必死,为什么还能感动人,我想这里的区别在于:你是否自愿、自主,为了某个更高的价值存在而涌现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勇气。

韩国电影《华丽的假期》中有一幕让我印象深刻,一位原先的街头混混,在光州事件中死于抗争时,用最后一口气说:“谢谢你们,让我这样的小混混也有机会为壮丽的事业而死。”

《满江红》的故事因为是突然发生的,并未交代参与刺杀计划的每个小人物都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似乎他们被岳飞的忠义精神所激励,就都毫不畏死地投入其中了,但每个人各有复杂动机才是人之常情。

日本电影《十三刺客》中,每个刺客都各具动机,防守一方的鬼头也秉持自己作为家臣的忠义原则,双方的对抗可说是两种原则的对抗(二律背反),但在《满江红》中,协助秦桧的何立、两位侍女蓝玉/绿珠,都未解释其行事逻辑是什么,这就让人感觉他们只是“坏人”,难免要牺牲一点人物内心的复杂性。

要说我对《满江红》有什么不满,那主要就在这里:它描写了小人物,但最终仍让他们被宏大叙事所吸收。在这里,“真实的历史记忆”其实是某种相当于“正义终极审判”的存在,而不是纷繁多元的叙述。剧中的小人物们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力图捍卫的岳飞遗言没有那么重要,相反,他们为此努力的故事才值得被人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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