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遭遇政治规矩——简评中信版《蚕丝》中译本对原著的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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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遭遇政治规矩——简评中信版《蚕丝》中译本对原著的删改

作者：华新民 王作跃

美国的华裔作家张纯如（Iris Chang，1968.03.28—2004.11.09）1995年11月在美国出版了她撰写的钱学森传记，题为《Thread of the Silkworm》（直译为“蚕丝”，出版商是：Perseus Books 集团下属的 Basic Books。）

张纯如的《Thread of the Silkworm》原版在美国出版后一年，台湾的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它的中文译本（1996年12月），书名为《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译者为张定绮。中国大陆对这本书的问世保持沉默，没有报道介绍，也没有评论，直到2011年3月，北京的中信出版社出版了鲁伊翻译的中文译本《蚕丝—钱学森传》。此时钱学森先生逝世已经一年半，离张纯如的原著出版已有15年之久，作者张纯如也已经在7年前离世。

我们在阅读北京出版的该译本（以下简称中信版）时，注意到它对原著内容作了很多删节和改动。纵观中信版全书，其前十五章译文基本上忠实于原著，只有屈指可数的改动和删除。这些章节的内容是关于钱学森的早年生活，从钱学森出生到1950年他受到联邦调查局（FBI）调查之前。然而，在此后的章节，随着钱学森人生经历的推移，删改的力度逐渐加大，从某些句子的省略和改动，到整个段落的删除，直到原著的最后一章被完全隐去，使一本原来有二十五章的书变成了只有二十四章。

这些删改的内容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对应于钱学森回国前后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在钱学森回国前，原著记载了他在美国受到调查以及争取回国的努力，在此过程中，他和美国当局以及美中两国之间展开了一系列法律和政治互动。这些叙述大部分基于从美国的档案中找到的钱学森在同美国当局打交道时应对的记录，以及钱学森当时的友人、同事关于他在这个时期的言行的回忆。其中有些内容在审稿者眼里似乎不利于塑造钱学森爱党爱国、坚决要求回国的形象，因而遭到删改。例如，该书第16章讲到，1950年6月6日，两位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来到钱学森的办公室，询问钱学森是否曾是共产党员。他们告诉钱学森，他曾经以约翰·德克尔（John Decker）的名字出现在1938年的党员名单上，中信版译文中把钱学森回答询问时所说的下面引文中括弧中一段话删去了：

钱学森否认了所有的指控。他不承认自己曾经加入过共产党。（事实上，他坚持说自己反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哲学。在他看来，俄国的共产主义无非是一种极权形式的政府，同民主或自由的政府相比，它是“邪恶”的。）至于他的名字如何会出现在党的名册中，钱学森说他不知道，他完全没有听说过“约翰·德克尔”这个名字。

显然，这删去的一段话被认为不利于显示钱学森的正面形象，因而被删掉了，尽管这是FBI的档案中所记载的。

后一阶段，在钱学森回到国内后，原著在记载他的科研活动以外，也记载了他在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活动，涉及他所经历的那个历史时期的政治运动以及他在运动中的表现。有关的叙述包括国内外公开的报道、同钱学森有各种关系的人士在接受访谈时的回忆和评论，也包括作者本人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一些观察评论。这些内容除了有不利于塑造钱学森正面形象的文字，也有许多审稿者认为政治不正确而不希望中国读者看到的内容。例如，在第24章中，作者在评论中苏关系时，有如下一段括弧中的文字被删去了：

(中苏)合作破裂的一个原因是苏联出尔反尔，不愿再帮助中国开展核弹项目。（但是中苏合作失败的最大的原因无疑是大跃进以及毛的自大狂。赫鲁晓夫确信，毛不仅是个独裁者，还是个疯子，一个中国版的斯大林，一旦有了能力不惜把世界炸烂。1957年的时候，毛欢迎核战争的话让俄国人震惊：“我们可能会牺牲三亿人，那没有关系，战争就是战争，战争过后，我们会生育比以前更多的孩子。”）

这里，作者对于毛泽东的评论看来越过了审稿者政治正确的底线，中文读者看到这里，读不到那些隐去的内容，会误以为作者对中苏关系破裂的看法同中国官方完全一致。

至于全书最后一章第25章，涉及反右、大跃进、文革、邓小平执政时代以及1989年发生的天安门事件等等，敏感的内容太多，删不胜删，以致审稿者决定将原著里30页篇幅的这一章删去，只保留大约1页篇幅的几个段落，不加说明地附在第二十四章的末尾。

除此之外，作者张纯如的书在正文后面附有详细的注释，标明书中内容来源。原著全书正文263页文字，有53页注释，平均每五页文字有一页篇幅的注释，做到了书中记载的每一个事实、引述的每一条谈话都有来历出处。这部分内容是该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在中信版中完全阙如。

一本译著，如果不是“编译”，标明了原作者和译者的姓名，本应原原本本、不增不减地将原著的文字尽可能忠实地转换成另一种文字。原著的内容或有技术或事实上的错误，译者对于原作者在书中表达的观点和评论或有不同的立场，这些都是正常的。对于前者译者是可以纠正的，但是这种纠正应该以注释或其他方式加以说明，而在译文中保留原文中的错误内容。至于后者，译者没有权力对原文中的观点评论作出裁判，更没有权力对他认定为错误的内容加以删除和改动。这种情况下，译者可以在译书中适当的地方（比如译者前言后记）表达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和评论，甚至可以另外撰文对原著发表评论。但中信版《蚕丝》的译者没有这样做，而是在译文中不留痕迹地删改原著的内容，使得读者误以为译著即是原著的原汁原味的译本，这是十分不可取的，不是对原著和已经不在人世的作者尊重的态度。

众所周知，中国的执政当局对于思想文化领域——尤其是近现代历史领域——里的研究和出版有着严格的控制，有所谓“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规矩。近来，复旦大学历史学家葛剑雄教授更是捅破窗纸说亮话：“历史记载，价值观念重于事实。……历史研究坚持真理，尊重事实。成果应用，国家利益至上。”〔注1〕他并认为，有“纯粹的研究者”存在，但他们“研究的结果往往是不合时宜的，无法公开发表的，更不可能在网上讨论。”〔注2〕

对照张纯如这本书的问世和在中国大陆的翻译出版，可以说，作者是以“纯粹研究者”的严谨态度对待这本书的写作的，而中信版的译者和审稿者则显然认为她的研究结果有些部分是不合时宜的，因而不能公开发表。他们是从宣传的角度来翻译和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运用这本书塑造钱学森这个“爱国科学家”的正面形象，对读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了让中文读者了解张纯如《Thread of the Silkworm》一书的本来面貌，我们将中信版译文对原著所做的删改罗列在文后的两个附录之中，其中一个附录所列是全书前二十四章及前言和尾声中我们所发现的删改内容，第二个附录是被删去的第二十五章的整章中文复原。可以看出，除了少数对原著可原谅的误译，中信版的译者和审稿者是根据宣传纪律的要求对原著内容做出取舍的，原著中凡是有违于这个要求的内容几乎都遭到了删改的命运。读者中如果有人只对钱学森的宣传形象有兴趣，对张纯如关于钱学森的纯粹研究结果没有兴趣，不想看到不合时宜的历史记录，不妨略过这两个附录。

〔注1〕见葛剑雄2021年1月4日演讲图片　　〔注2〕见葛剑雄2021年6月13日微博

2021年11月12日

◇ 附录

华新民（翻译）·王作跃（校对）

◆ 附录一：中信版译文（第25章以外）的删改

〔以下所列译文均取自中信版，所注的页码是英文原著中的页码。[]中的是中信版的对原版意思有所改动的译文，随后（）中的黑体为本文作者认为更忠实于原版的译文；（）中的黑体如果不是出现在[]之后，则是原版中被删除的内容的译文。〕

前言

（xii页）　　▲第2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正当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之际，钱学森决定申请成为美国公民，）然而，（他没有料到，）美国此时正在进入冷战的歇斯底里状态。许多科学家均身陷其中。　　▲第3段：……被收监关押了两个星期。（困惑而恐惧的他体重减少了20磅，）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后，美国移民局召开了旨在将钱学森遣返中国的听证会——尽管根本没有[充分]（一点确实的）证据表明钱学森真的是一名共产党员。

（xv 页）　　▲第4段：关于钱学森生命中[各]（这个）阶段的记录几乎是一片空白。事实上，整个20世纪60年代，几乎没有任何关于钱学森在中国活动的新闻报道。（此外，中国政府官员中的保密意识和防范恐惧也使得其他人——如《纽约客》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Milton Viorst）——无法打听到更多的信息。在我1993年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就深切感受到这种保密意识：我在北京被邀请出席一次晚宴，出席宴会的几个钱学森同事就因为害怕遭到惩罚而请求我不要写任何可能冒犯钱学森的事情。）

（xvi页）　　▲第2段：他们说，我是唯一一个到中国来就此进行[深入]（独家）采访的美国人。我和他们先后在华盛顿、上海和北京见面。[谈及中国太空项目的缺点和优势，他们身处其中的共产党政权，以及钱学森其人，他们都非常坦诚，对此我深表感激。]（他们在评判中国太空项目和他们身处其中的共产党政权的缺陷和优势、以及钱学森本人的缺点和优点时，表现出坦率和诚实，对此我深表感谢。）不幸的是，由于[某些敏感问题]（书写涉及到仍在世并可能在自己的祖国受到报复的人），在写作时我只能隐去许多人的姓名。

第八章 敢死队（1937—1943）

（78页）　　▲第4段：有一次，在电影院里，一名观众要求领座员不要把钱学森安排在他旁边，因为他不愿意挨着一个亚洲人坐。（这激怒了钱学森，以致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件事。）

第十六章 嫌疑（1950）

（149页）　　▲第3段：钱学森否认了所有的指控。他不承认自己曾经加入过共产党。（事实上，他坚持说自己反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哲学。在他看来，俄国的共产主义无非是一种极权形式的政府，同民主或自由的政府相比，它是“邪恶”的。）至于他的名字如何会出现在党的名册中，钱学森说他不知道，他完全没有听说过“约翰·德克尔”这个名字。

（152页）　　▲第1段全删：（钱学森半信半疑，父亲的那些信是不是在共产党的压力下写的，目的是把他引诱回中国大陆？他曾同杜布里奇和其他几个朋友谈到过这种担心，有位朋友把这个情报告诉了联邦调查局。他的父亲是否真的受到过这样的压力？这件事也许永远无法证实。但是确有生活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受到中共政府公然骚扰的事例。跟钱学森一样，不少在美的中国人收到家属的来信，敦促他们回国，有的人甚至发现自己成了美国的中文报纸上的这类信件的收信人。据说，有位留学生因为受不了这种压力而精神崩溃而进了精神病院。不过这样的事例并没有认真保存的纪录，也不广为人知。）

（153页）　　▲第5 段：在这个时候，杜布里奇也在为钱学森安排一个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由陆军工业就业评审委员会主持的听证会。这可以迫使政府解释清楚，为什么钱学森的保密许可证会被撤销。那时候，钱学森已经失去了接触空军、海军、陆军和陆军军械部机密材料的权利。[事实上，早在一年前，陆军军械部便撤销了钱学森的保密许可证。]（而陆军军械部在一年前则还核准了钱学森的保密许可。）

（155页）　　▲第5 段：金博尔相信，中国政府急需钱学森的技术专长，希望钱学森返回中国（并对钱的父亲施加压力，把钱引诱回国）。当钱学森当天晚上抵达洛杉矶机场时，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走上前来，递给他一张纸，那是由美国政府签署的禁止钱学森离境的法令。可以想象，钱学森当时是多么的愤怒。

第十八章 调查（1950）

（164页）　　▲第5段：当我看到美国和[中国大陆政府]（任何存在于中国大陆的政府）之间可能会出现公开的敌对行动时，这让我更[困惑]（不安）了。（换句话说，大陆已经被共产党政权所控制。）

（165页）　　▲第5段：齐舍回忆道，[看起来，钱学森正挣扎于父亲、祖国和师友几种力量的撕扯中。他很希望能回到父亲身边尽孝，]（钱学森正挣扎于对生父、师父、和祖国中国相矛盾的爱和责任中。）（他曾希望他能把父亲从共产中国带到香港，以便在那里他可以照顾父亲直到终老。）但他也想要履行自己对冯·卡门所作过的承诺，终生追随其左右。最后，祖国对于钱学森依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尽管它在共产党统治下）。对于钱学森来说，被儒家文化所浸淫的中华文明，是永远不会被（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影响而磨灭的。钱学森说：“中国永远是中国人的中国。”

（166页）　　▲第2段：“他的父亲仍在中国（从而会受到那个方面的压力），这件事本身就会导致钱学森的保密许可证申请被驳回。”

第十九章 听证（1950 —1951）

（170页）　　▲第2段：“如果在美国和（共产党）中国之间发生冲突事件，你会为美国而战吗？”　　▲第3段：“我最终的效忠对象是中国人民。如果中美之间发生战争，而美国卷入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我想将会是这样的，）那么我当然会为美国一方而战。”　　▲第4段：钱学森反复强调，无论是在信仰还是行动上，他都不是一名共产党员。当被问及他更倾向于国共双方中的哪一方统治中国时，钱学森回应道，（他对双方都没有效忠的义务，）他只在乎中国人民。

（171页）　　▲第3段：弗兰克·马布尔写给冯·卡门的一封信中显示，刘易斯后来对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朋友卡尔·尼曼（Carl Niemann）表示，他当时经受了来自移民局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出庭指证钱学森。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刘易斯本人的确认或否认。（因为作者直到本书出版也无法找到他。）

第二十一章 日内瓦会谈（1955）

（185页）　　▲第1段：195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签订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军事盟约），（接着在）1950年11月，[中国军队出兵朝鲜，展开抗美援朝战役。经过两年的血战，中美双方都抓获了大量战俘。]（中国在朝鲜攻击了美国军队，在随后两年的激烈战斗中，双方都俘获了战俘。）　　▲第4段：另外一些（在得到美国承诺会公平处理后向联合国部队）主动投降的战俘则担心，回国之后会遭到（清算）审查。

（186页）　　▲第1段全删：（回到美国的战俘谈起他们被关押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栗。在战争初期，他们被迫住在户外或者挤在泥土盖的草棚中，俘虏们拥挤得躺不下身子。大多俘虏经历了共产主义的思想灌输：每天6到8个小时的驯话、审讯和自我批评。不服从则受到刑罚。有些人被迫赤脚在雪地中行走，有的则要23小时保持立正姿势，还有人被关在5X3X2英尺大小的箱子中。报纸披露的这些暴行进一步升高了美中之间的敌意。）　　▲第2段：1954年，中方（因为渴望参加联合国）同意与美国展开战俘问题谈判。这促成了1954年6月，王炳南和约翰逊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轮会谈。　　▲第4段：1955年初，当美国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以承诺防卫中华民国——包括台湾及其周围岛屿——）之后，中国大陆向一江山岛发起了进攻并占领该岛。

第二十二章 “一个世纪悲剧”

（191页）　　▲第1段“我记得，在谈起即将离开美国这件事时，钱学森有时显得有些遗憾，但偶尔也会口出豪言壮语。对于身处此种情势下的人来说，这再普通不过。”（当时的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学助理教授佩纳（S. S. Penner）记得，“他对于离开美国的感情是喜忧参半，基本上，他对于离美是一点也不愉快的。”）　　▲第2段：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指控”钱学森是一名共产党员，作为惩罚，他们将钱学森遣返，交到了（共产主义）中国的手中。

第二十三章 英雄般的欢迎（1955）

（203页）　　▲第4段：没有捕风捉影的记者，也没有鬼鬼祟祟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没有低俗的广告招贴）！我们呼吸着纯洁、清新、健康的空气！

（204页）　　▲第5段：同8年前的那次归国见闻相比，钱学森对这里发生的种种变化大为惊叹（，至少他公开是这么说的）。

（205页）　　▲第3段：当两辆自行车或黄包车撞到一起时，不再能听到尖叫或吵嚷的声音。”（据说，一位怀旧的老北京回忆到过去这座城市的嘈杂、苍蝇和贫穷时说：“没有了叫化子，唉，这不能算是北京！”）　　▲第4段：[新中国成立伊始，便建起了恢弘雄伟的人民纪念碑，四四方方的政府办公大楼也在城市中拔地而起。]（共产党早先造起了塔型建筑被批评为门面的装饰过于浪费材料，新的高层建筑拔地而起，方正、触目而实用。）　　▲第5段：到达北京两天后，钱学森和家人游览了（相当于莫斯科红场的）天安门广场。

（206页）　　▲第1段：[这座城门向来被视为政权的象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正中，便是它的形象。]（漆成紫红色的天安门城楼高高在上，下面是用于群众集会和示威的讲坛和观礼台。天安门如此庄严，它在共和国的国徽中象征着公平正义的政府，位于五颗星星和一圈麦穗中的齿轮之间。）　　▲第2段：的确，美国并没有给钱学森太多的选择——至少，就他的自尊心所能容忍的范围内，选择甚少。（但这并不意味着，钱学森回到一个他所不了解的新中国时没有对自己的前途怀着深深的忧虑。）　　▲第3段：在中国，他能做大事，但方式截然不同。[在这里，他的远见卓识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将别人研究开发的见解和知识付诸应用。）

（207页）　　▲第2 段全删：（而且还有更大的问题。钱学森亲自见识了一个官僚机构控制了一个人的生活后会发生什么事。无论他在道义上如何正当，也无论加州理工的影响力如何巨大，还有他的科学工作对美国所做出如何巨大的贡献，他都无法洗清自己受到的指控，这种指控的含糊性使它难以反驳。现在他回到了一个国家，它的政府就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把直接和持续地监控其人民的行动视为自己的责任。钱学森经历之后，无疑能够看出这两者之间在过程上的相似性，尽管两者目的迥然不同。滥用的权力把他强制遣送回中国，现在，无节制的权力将控制他生活和工作的所有方面。如果他发现自己同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最高层发生冲突怎么办？这种情况下，他能到哪里去？他和他的家庭将何以自处？）　　▲第3段全删：（此前，他的安全保证在于自己的工作。现在，不仅他的安全，甚至他的身家性命也依赖于自己的工作——那种中国政府相信唯独他才能完成的工作。政府会给他提出什么科学上的要求？他们真的相信一个人就可以把美国关于导弹和航天的整个知识体系带回中国？他们是否认为他能创造奇迹？他们是否会给他提供发挥他专长必需的资源和自由？即使有了这些资源他是否就能成功？他们是否能宽容暂时的挫折？他是否能够尽一切努力完成他们交给他的任何任务？）　　▲第4段：[刚回国时，钱学森是否对未来产生过某种担忧，我们不得而知。但几年后，他有些无奈地发现，他根本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帮助中国制造一枚足以行驶防御功能的导弹。]（几年以后，他只能对其中的一个问题，即最后一个问题提供答案。几年以后，他对人说自己对于是否能帮中国建造一颗能够打到日本的导弹一点把握都没有。）

第二十四章 东风导弹

（208页）　　▲第3段：40年后，中国拥有了世界上第三大核武库，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最主要的武器供应商之一。（它是俄国以外唯一把洲际弹道导弹对准美国的国家。）

（209页）　　▲第3段：直到最近为止，几乎所有与导弹相关的活动都属于军事机密，（泄漏这些机密是可以判死罪的）。　　▲第5段：最有价值的信息源[来自本书作者在1992年华盛顿世界太空大会（World Space Congress）上与几位中国顶尖导弹科学家的访谈]，（来自在1992年华盛顿世界太空大会（World Space Congress）期间，几位中国顶尖导弹科学家鼓起勇气对本书作者的谈话，）

（215页）　　▲第2段：1958年，甚至连第五研究院这个名字都属于机密。泄露这个研究机构存在的人可能被判（死）刑。

（217页）　　▲第2段：两个苏联原子弹专家尤其让中国人大感不满，他们被形容为“[只听不说的哑和尚]（只会读经不会说话的哑巴和尚）”。　　▲第3段：合作破裂的一个原因是苏联出尔反尔，不愿再帮助中国开展核弹项目。（但是中苏合作失败的最大的原因无疑是大跃进以及毛的自大狂。赫鲁晓夫确信，毛不仅是个独裁者，还是个疯子，一个中国版的斯大林，一旦有了能力不惜把世界炸烂。1957年的时候，毛欢迎核战争的话让俄国人震惊：“我们可能会牺牲三亿人，那没有关系，战争就是战争，战争过后，我们会生育比以前更多的孩子。”）　　▲第4段：1960年8月，苏联突然撤回所有在华专家。大约1390名苏联专家和顾问被紧急召回国，至少343个合同和257个技术项目被取消。中国对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大加抨击]（，斥之为社会帝国主义的背叛，一夜之间撕毁合同，撤走技术人员。）

（218页）　　▲第2段：此时，中国的所谓导弹项目所拥有的不过是几枚苏联的R-2导弹和一些中国留苏学生从苏联获取的技术材料罢了。（1950年代后期，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火箭专业的中国学生通过偷窃学校图书馆里的书籍、从健谈的教授口里套取秘密、从保密笔记上抄袭公式等方式获得了苏联导弹尖端技术的一些关键资料。）　　▲第5段：到1960年时，一条连接酒泉和北京的铁路已经铺就（，铁路穿过首都，直接通到国防部五院内的保密区）。

（220页）　　▲第3段：钱学森经常说：“美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到！中国人一点儿都不比美国人差！”（然而，如果说加州理工的学生曾被钱学森“吓得不知所措”，那么在中国，学生会被他吓得呆若木鸡。每当他走进房间，所有的人会立即起立，甚至比他年长的科学家也不例外。然后，当他在椅子上坐定后，就听取那些人的汇报。有时他会静坐在那儿，沉思某一项建议。有时，他会背着双手在房间内踱步，这表示他有些不耐烦，看不起汇报人的智力。这在低级的工程技术人员中造成了恐怖气氛，因为钱学森的批评会极为尖锐，挨批的人常常会抖成一团。曾在东风2号计划中跟钱学森有紧密接触的林晋如此回忆：“我们全都象小学生面对严厉的老师一样。”谁都不想让钱学森失望，或在他面前受到羞辱，所以大家都努力工作以期让他满意。）　　▲第4段：钱学森对布里斯（Bliss）公式的阐释尤为重要。布里斯是一位著名数学家，以其关于[变量计算]（变分学） 的研究而闻名于世。在“二战”中，他的计算公式被广泛应用于弹道的计算。

（222页）　　▲第2段：6月29日，经过重新设计的“东风2号”导弹也发射成功，导弹发动机的升空推力被降低，使其飞行距离缩短到1050公里（，刚够打到日本）。　　▲第3段：这枚导弹是失败的“东风2号”导弹的升级版，也是中国第一枚实现了[自主]（惯性）导航的导弹。　　▲第4段：1966年10月27日，[中国人大胆地同时进行了原子弹和核导弹的试验]（中国人鲁莽地同时进行了原子弹和核导弹的试验——这使得中国成为独一无二的从事这类试验的国家）。　　▲第4段：“东风2号”A型导弹在发射基地以西800公里的发射点升空，飞向新疆的沙漠，在那里投下一枚爆炸力相当于1.2万吨的核弹。（关于这次试验，聂荣臻后来说：“万一核弹头提前爆炸，或者发射后掉落下来，或者越过了预定的靶区，后果都不堪设想。”）

（226页）　　▲第2段：“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毛泽东在1958年5月17日发表讲话说（，“我们要搞就搞个大的。也许从小一点的开始。但是决不能像美国那样搞个鸡蛋那么小的卫星。”大跃进期间，整个国家都在每一个领域象征性地“放卫星”。“放卫星”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口号。整个国家都给孩子起名叫“卫星”。）

（227页）　　▲第2段：1966年5月，以钱学森为首的科学领导小组决定，将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命名为“东方红1号”，并在1970年以前使用长征一号火箭将其发射上天。（，长征一号是这样的一种火箭：它有二级用的是液态推进剂，第三级是用固体推进剂的引擎。）

（228页）　　▲第5段：在[第五研究院]（力学研究所）担任[副主任]（副所长）的郭永怀加入第九研究院后，只用了8年时间就在压力、震动、结构强度、环境和飞行测试等领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229页）　　▲第6段：如果钱学森没有适时回国，[中国或许将推迟导弹项目，从而令整个发展进程滞后]（中央政府可能会对向导弹计划提供资金犹豫不决，从而使导弹的研发大大推迟。）

（230页）　　▲第2段全删：（但是在这些成就后面，钱学森的生活中也有不为人知的阴暗面。为了取得这些成就，他不得不付出政治代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付出代价。）

第二十五章 成为共产党员（见后面的附录二）

尾声

（261页）　　▲第2段全删：（然而，他的个人生活仍然是个谜。只有少数他最亲密的朋友有机会在私下的家居场合见到他，而且对他们来说，每年见面的次数也很少超过一次。通常，他们只在钱学森家中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新年聚会上才能见到他。没人敢随便上他家去串门，拜访钱家需要向闲人免进的大院门卫说明情况，填好几张表格。就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庄逢甘，他的寓所跟钱家在同一个大院里，也不敢敲他的门：如果他有什么事要讨论，要等钱学森每天出来散步的机会。）　　（262页）　　▲第1段：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在他旅居美国的20年中，对美国到底有怎样的感情？是什么原因促使他1950年突然决定返回中国？（或者是否真的有一丝可能性：他是一名间谍？）　　▲第2段：这些细节将来自曾与钱学森共事的科学家的回忆录。（以及钱学森去世后可能会由他的前任秘书王守云撰写的官方传记。）　　▲第3段：他对美国政府是否仍旧心怀怨愤？或是内心期待着一次怀旧的故地重游？（在公开场合，钱学森谴责将他驱逐出境的那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在私下里，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钱学森悄悄地让他的两个孩子（因其出生在美国所以仍是美国公民）回到美国接受进一步教育，这个迹象表明他对美国的敌意可能远没有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么深。）　　▲第4段：无论钱学森是否得到他期待已久的道歉，他很可能永远不会回到美国。（他的岁月已经所剩不多。据认识钱学森的人说，他身体不好，经常练气功。）　　▲第6段全删：（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使用钱学森开发的任何导弹攻击另一个国家，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不太可能这样做。但是，中国已将其许多初级的导弹出售给其他国家，而其中一些国家对美国是怀有敌意的。通过研究中国向朝鲜、伊朗、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转让导弹技术的情况，人们可以发现钱学森影响力的痕迹。到目前为止，在钱学森的指导下开发的所有导弹中，中国已经向伊朗和伊拉克出售了蚕式反舰导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了东风-3中程导弹。）　　▲第7段全删：（这些导弹的销售制造了令人恐惧的可能性。例如，东风-3 将以色列置于沙特阿拉伯的攻击范围之内。更糟糕的是，东风-3和蚕式导弹可以作为中东发展洲际弹道导弹的种子技术，就像苏联的R-2导弹曾作为中国的种子一样。考虑到中东领导人近年来作出的威胁，这种能力令人不安。将美国称为“大撒旦”的伊朗希望在 1997 年之前实现本土核能力。利比亚统治者穆阿迈尔·卡扎菲曾说过，假如他有能力向纽约发射核导弹，他就会这样做。把钱学森递解出境的全部后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蚕丝还在抽开的过程之中。）

（263页）　　▲第3段全删：（钱学森故事的最大悲剧不在于他被驱逐出美国以及随后带来的对美国国防的损害和威胁，甚至也不在于他在美国移民局手中以及中国各种政治动乱期间不得不默默经受的多年不幸。相反，真正的悲剧在于，在很大程度上钱学森回国后显然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并接受了该制度。在中国，钱学森可能逐渐变成了他自己最痛恨的人——那种麦卡锡时代的移民局和美国政府中他曾经极为鄙视的僵化、唯命是从的官僚。）　　▲第4段全删：（年轻时候的钱学森同老年的他，两者之间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年轻时期的钱学森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科学的事实。而年长的钱学森，不管是自愿还是不自愿地，帮助了两个独裁者散布谎言和制造混乱。年轻的钱学森梦想一个和平与平等的世界。而年长的钱学森生活在一个严密控制的等级制所统治的世界，并帮助制造了毁灭世界的武器。年轻时期的钱学森既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在本质上是两个国家的公民。而老年钱学森却感到被两国都疏远。这位曾经蔑视迷信的老科学家，之所以在他的人生晚年却拥抱迷信，从气功中寻求慰藉，这或许并不奇怪。）

◆ 附录二，第二十五章译文

〔以下所列黑体为对照原版后发现被删除的内容的译文。其余未删除的译文取自中信版第二十四章末尾。〕

（原书231-260页）

第二十五章 成为共产党员

毫无疑问，钱学森为了在蓬勃发展的导弹设备的研发中保持自己的地位，他不得不做出许多政治上的妥协，每一个妥协都给他带来了良心、观念和性格方面的微妙而确定的变化。

下面就是钱学森如何从科学家慢慢地演变成政治人物的故事：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人主义者是如何不可逆转地卷入官僚和服从的体系中的。我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完全知道其中大部分内容会处于模糊不清之中，原因是，为了保护那些身处中国的故事提供者的事业和家庭，我永远都不会透露他们的身份。有些故事永远无法得到证实，有些问题将永远得不到答案——也许只有钱学森本人能够回答。

1955年，钱学森和他的家人刚回到中国时，他们搬进了北京繁忙的中关村大道附近一个政府提供的住宅园区内的一幢灰色苏联式公寓楼。大院中的每座建筑物都是相同的：方方正正，三层楼高，用砖和混凝土建造。区分它们的唯一方法是楼号。公寓楼之间的道路上散布着尘土，间或有一些树木，但没有草坪。那是一片荒凉的灰棕色，没有色彩，单调划一。

然而，按照北京的标准，钱学森的地位令人羡慕。他担任政府科学家的薪水是特一级。他拥有一辆苏联汽车，这在中国为数不多。他的公寓很大，一个四口之家有六个房间。家中的陈设之豪华也远在北京普通居民之上。城里大多数工作人员，受限于住房空间和薪水，家里的家具和衣服不多，外加几种小物件，如钢笔，手表和照相机。相比之下，钱学森家的起居室里摆得满满的，有大量古典音乐唱片，一台留声机和一架钢琴；书房里有一张书桌、两台磁带录音机、三个书架和一个放有画卷，乐谱和唱片的玻璃橱；还有带自来水的厨房。每个房间有两三个大窗户，有的还有水泥阳台。

尽管新中国政府誓言要消灭财富和阶级特权，但那些位居新政权最高层的人享受着专职司机、仆人和保姆以及许多其它体现统治阶级权力的排场。钱学森也不例外。他穿着简单，嘴上说着人人平等的说教，同时又享受服务人员为自己做饭并照顾孩子。

他的有力地位永远改变了他家庭的生活方向。蒋英是他名人身份最大受益者之一。毫无疑问，钱学森的声望加上她本人的才华，使她先在实验歌剧院中心工作，后来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担任教师。她不必做饭或打扫卫生等家务事，每周有两天时间在家中教音乐，还举办演奏会，录制自己的演唱和钢琴演奏供钱学森赏析。

但是，蒋英必定意识到她在共产党中国的地位是不同寻常的，甚至是能是岌岌可危的。她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官员，不是普通官员，而是曾担任蒋介石信赖的军事顾问的著名官员。在共产党掌权之前她过的是贵族生活，因而按政策讲，她属于敌对阵营。但是她与钱的婚姻保护了她，使她能够在新的共产党政权下——不无讽刺意味地——继续过贵族般生活。这并不是说，蒋英并没有努力改造自己的形象以适应新政府的要求。当最后一批中国军队从朝鲜回国的时候，蒋英到火车站去欢迎他们。她访问全国各地，为煤矿、工厂和其它场所的工人演出。她很注意倾听北京领导层的意见。 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音乐会上，就自己未能听懂她表演的莫扎特和舒伯特作品中的歌词，而随意发表了一点评论，蒋英决定专研中国戏曲，学会用母语唱歌。

钱的孩子们也努力适应新的国家。表面上看，生活对他们来说再好不过了。他们上城里最好的小学：北大附小，这是北京大学管理的一所学校，类似于钱学森童年就读的北京师大附属的著名实验学校。钱家的邻居还记得，他们搭乘黄色的校车去上学，放学回家的时候，身上带着特殊的红色按钮，使他们能够进入大院。但是永刚和永真刚到北京时都不会说中文。他们在中国的最初几个月有点困难，但很快他们就学会了中文，并逐渐淡忘了英语。

在回到中国后的头几年，钱学森的社交生活仅限于他的家人和少数友人。在漫长的一天工作之后，钱学森通常回到家里吃晚饭，花一些时间陪伴孩子们，然后回到书房或重回办公室继续工作。钱学森通常在周六同其他一些高级科学家聚会学习共产党的思想。星期天，全家人会进城去看望住城里的钱学森的父亲和蒋英的母亲。晚上，钱和他的家人偶尔会与其他留学美国的科学家一起用餐或在大院里散步。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结识的三位科学家——郭永怀，傅承义和罗沛霖——就居住在附近的公寓里。钱学森的妻子在家长会上与他们的妻子聊天，孩子们一起上学。对于钱学森来说，这是一个舒适的圈子：他们在一起抚今追昔，把对加州理工的记忆同中国联系起来。

然而钱学森仍然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人们最难了解的是，钱学森在回到中国后的初期，他对美国有怎样的个人感受。但有一点很明显，被驱逐出境的一些细节对钱学森来说仍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他在中国的大多数同事都不清楚他是否真的是被驱逐出境的，许多人相信他是自愿选择回国的。钱先生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着重介绍的是自己被拘留的情况，而不是他为了解除驱逐令而同移民局的斗争。正如他的一位朋友回忆的那样，钱学森甚至不喜欢别人当他的面提到驱逐出境这个词。我们不清楚他对驱逐一事守口如瓶的动机是什么：他是想忘记自己一生中的这段痛苦时期？还是他觉得让别人相信他从一开始就打算回国并无坏处？

表面看来，钱学森对于他生活了20年的美国并无恶意。“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在我滞留美国期间给予我帮助和支持的正直的美国人，”钱学森刚刚回到中国时，对一位中国记者谈起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朋友们，“他们就像所有热爱和平的美国大众一样，与美国政府截然不同。美国政府的行为不是他们的行为。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并无恶意。我们想要成为朋友，和平共处。”在重新讲述自己的故事时，钱学森告诉中国媒体，他从来都没有将机密技术文件带出美国，这令美国人大吃一惊。（这一段被归入中信版译本的第二十四章，成为该章倒数第五段。）

但是，钱学森应邀在1956年5月11日冯·卡门75岁生日之际为他的纪念册写一些话的时候，他写了一封让那些加州理工学院的前同事大惑不解的奇怪的信，信中写道：

冯·卡门（von Karman）博士，在您75岁寿辰之际，什么样的贺词才合适呢？我是不是应该回顾那些在帕萨迪纳您的家里共同度过的快乐时光呢？不，那不合适，因为我不仅是你的朋友，更是您的学生。我是不是应该回顾您对科学和工程的伟大贡献，并希望您在未来的几年中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不，那只是重申一个举世闻名的事实，以及重复一个非常普通的生日问候。我想说更多一点，说些可能更深刻的意义的话，因为您是我尊敬的老师。

我认为，在每位真诚的科学家的心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类社会作出永久性的贡献。在这一点上，冯·卡门（von Karman）博士，您也许不能对自己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做的贡献感到那么自豪。你那么多工作成果被用来制造毁灭性武器，很少被被用来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但是您真的不必这样想。因为，自从我回到祖国以来，我发现，有一个与美国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那里现在居住着9亿人口，超过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在那里，科学技术被真正地用来帮助建设幸福的生活。在这里，每个人都为共同的目标而献身，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共同努力，他们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目标。在这个世界里，冯·卡门（von Karman）博士，您的工作受到珍视，您本人也受到尊重，因为您对科学技术的贡献正在帮助我们过上舒适安逸和美好的生活。在你七十五岁生日之际，我以上面这些话向您致意。

冯·卡门在收到这封信时感到打击巨大。他对整个钱学森被遣返这件事已经非常敏感。（据钱学森的一个朋友威廉·桑斯特（William Sangster）回忆，冯·卡门告诉他钱学森被驱逐的整个故事时，卡门眼中含着泪水）。几十年后，许多科学家还记得冯·卡门一遍遍地读着这封信，一边呆呆地站着摇头。 “那真的伤着了冯·卡门！” 钱学森曾经的学生约瑟夫·查里克（Joseph Charyk）说， “我看到他谈论这封信，甚至给我看了这封信，他真的很震惊。他说，他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多年与自己紧密合作过的人，他不明白钱学森怎么能在那封信中说那些话。”

冯·卡门的朋友指出信中也有一些较为正面的话，以此来安慰他，也有人说，这封信的政治倾向是为了邮检系统。甚至有人推测，钱学森生活在极权政府的统治之下，可能被迫写了这封信。然而，也有一些人则对钱学森让冯·卡门痛苦而感到愤怒，想不到他竟然写一封信暗指这位年迈的科学家是出卖自己为军方工作。威廉·齐施（William Zisch）回忆说：“我本来是为冯·卡门张罗了一段快乐欢庆的日子，我真宁愿他从来没有收到过钱的任何生日祝贺！”

过去几十年里，零星会有钱学森给他以前的同事的信件或明信片。由于与钱学森缺乏任何实质性的联系，许多人想知道他在共产主义中国是如何过来的，尤其是在近期历史上发生的众多政治危机期间。作者在阅读了当时的新闻报道并采访了许多钱学森在中国的相关人士后，才发现了一些在美国一般不为人知的信息。本章的其余部分将讨论在中国四个主要的政治动荡时期钱学森的个人经历，它们是：反右派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门广场屠杀。

反右运动

1956年，政府开始实施似乎要保证中国有更大的言论自由的新政策。那年春天，毛主席宣布了他的“百花齐放”的政策，该政策的口号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运动号召繁荣艺术、文学和科学。第二年，政府敦促知识分子公开批评共产党。毛要求他们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许多知识分子没有想到的是，百花运动引起了政府的强烈反弹，成千上万的批评者受到了惩罚、禁言或杀害。究竟为什么政府在鼓励批评者鸣放后这么快地惩罚他们？原因尚有争议。一些人认为政府震惊于批评之猛烈，从而决定在失控前采取镇压措施，另一些人则后来相信百花齐放政策无非是根除党内可能的不同政见者的手段。

钱学森作为一个麦卡锡主义清洗之害的科学家，现在目睹了同样的现象在他的祖国再现，而且更加严峻和残酷。在鸣放期间，钱学森没有批评中国政府，而是声明自己对党的忠诚，因此他本人并未受到严重的攻击。其他人则没有那么谨慎。钱伟长（钱学森在喷气推进实验室时候的同事）放言宣称：“我绝对不会加入共产党”，他也是北京六教授之一，在1957年5月起草了一份意见书为科学家争取更多的学术自由。6月份反右运动开始，在北京举行了一系列大会发动其他科学家批判钱伟长。

这样的逆转似乎使钱学森深感到惊恐。在一次批判钱伟长的会议上，人们注意到他一句话都没说。（他后来告诉秘书，整个局势使他感到太困惑了。）谁能比钱学森更体会被贴上叛国和间谍的标签后的那种伤痛和无助？

然而，他的过去经历似乎使他对迫害的态度更加冷漠而不是同情，或者说，至少使他更加坚定地下决心，保证美国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不会在中国再发生。1957年7月17日，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言批判他的前友人钱伟长。他说钱伟长是一个“说谎话耍政治手腕的人，没有一点科学家的味道”以及“最恶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

这次反右给钱学森留下了深刻的心理烙印，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谨慎和对政治敏感。在他刚刚定居北京的时候，他穿着美式的衣服：熨烫整齐的衬衫，格子或带花的毛衣，有时穿西服外套，戴帽子握手杖。但是，在反右运动之后，他的衣服开始变成标准的中共统一的蓝色或灰色，至少使得钱学森看起来融入了城市居民的一片的蓝色中。

大跃进

钱学森紧接着遇到了比反右派运动更加意外和离奇的全国性狂潮。

1958年1月，毛主席庄严宣布了他动员人民“除四害”的目标，要消灭苍蝇，老鼠，麻雀和蚊子。这位一贯冲动而又浪漫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导人相信，只要中国人民下定决心，什么事都能够办到。由于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他对于潜在生态后果的警告置若罔闻。毛泽东促进农业、工业和经济急剧发展的运动就是后来声名狼藉的大跃进。

1955年钱学森回国的时候，是期望为国家建立核武器和太空计划。他何曾料到三年后，会在北京的胡同里爬在地上去寻找苍蝇幼虫？

北京力学研究所附近有一条胡同，两排低矮的灰砖房屋之间的冷清狭窄小巷。人们在那儿看到钱学森正在用铁锹在土壤中挖土，从泥土中寻找白色如米粒大小的蛆状苍蝇幼虫。每找到一个，他就用筷子小心翼翼地将它夹起来放进一个罐子里。他也尝试消灭苍蝇成虫。一位员工回忆说：“我仍然记得钱学森在那个胡同里用苍蝇拍拍苍蝇。” “一天下来，我们要计数看我们打死多少苍蝇。真的，我们一只一只地数！互相比赛和吹嘘做得如何出色。”

随后是几乎全国人民总动员消灭麻雀的日子。在政府指定的某个日期，全国各地的人们都敲打锣钹或盆罐，挥舞绑在杆子的床单，或者爬到屋顶或树木上大声喊叫，使得受惊的麻雀无处停歇，直到它们筋疲力尽而死亡。在北京，钱学森和另外几位科学家被分派到那条胡同里不让麻雀停留。几十年后，他的朋友们生动地记得钱学森在胡同里来回奔跑，一边吆喝，一边在空中大力挥舞着竹竿的样子。

“他会吆喝，呵，他喊得这么响！”他的秘书张可文想起来就会笑弯了腰。“我们——整个研究组——都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去。在这方面，中国非常民主。无论你是高官还是小孩，全都出去打鸟。我出去，郭永怀出去，钱学森也出去。当然，钱学森不是每一次活动都参加，但他会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参加。”

并非所有人都赞同钱学森的所作所为。他的亲密朋友罗沛霖的儿子罗晋回忆说：“这真令人尴尬。”罗晋的哥哥有一次在火车上听到有人批评钱学森，那位陌生人告诉罗晋的哥哥，他能理解普通百姓为什么会参加这种疯狂的运动，因为他们愚昧，但是他强调，钱学森是科学家，应该懂得任意发起运动消灭一种鸟类会造成中国生态系统的破坏。甚至钱学森的私人秘书也对他的行为表示怀疑。 “我当时就觉得像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不应该参与这种事情！”多年后张可文这么说，“我告诉他这是浪费时间。但是他说他想体验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了解这个新社会。他很愿意这样做，并且决心了解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尝试做各种事情。”

假如钱学森在美国时是一个喜欢喊口号和紧跟政治风向的人，那他的这些行为也许符合他的个性。但是他以前不是那样的人。相反，钱学森在人们记忆中是一个惯于嘲讽和尖锐批评各种理论的人，怎么可能会愚蠢至此。他喜欢嘲讽的性格如今在哪里？他在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时期和中国的反右运动时期的经历，会不会让他如此震撼，以至于现在决定明哲保身呢？还是作为一个人，他只是被时代的狂欢感所裹胁？

更多的惊异还在后面。1958年春，钱学森开始积极向科学界宣讲党的路线。钱学森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出现于3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

我们的老科学家们，也就是科学队伍里带队的人，他们的责任就很重大，要他们能够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但是要他们能这样做，不只是他们要决心红，更必须真的红，红得透。必须烧掉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式各样的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想头。当然，既然说明这是火烧，是以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火来烧，烧起来不会好受，也许会好几天睡不着觉。

钱学森告诫他的听众说，如果科学家不改造，他将远远落在“客观现实”的后面，最终变成时代的垃圾，虽然活着，而其实已经死去。钱总结说：“所以还是烧一烧好。让我们投身入火，从而能取得新的生命。有了新生，我们才能把我们步调一致起来，那就会真正地发挥出我们的潜力。”

接着钱学森在4月28日（本文译者注：原文有误，此文发表在4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自我批评文章。钱在题为《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的文章中，钱学森批评自己对中国的航天计划曾有悲观情绪，他称自己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目空一切，认为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群众实际上是制造不出导弹的。钱学森承认：“发动大家这件事看起来简单，但对个人主义者来说，也就是对我这样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来说，却是不容易做到的。”他总结说，在中国，一切皆有可能。他写道：“我们的力量真是无穷无尽，绝对不会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我现在已经恢复了两年多以前的高度乐观。我觉得科学的跃进要乘风破浪，这是完全可能的。”

不清楚钱学森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是什么。他在美国时这样的高傲自大，似乎不可想象他现在会在公开场合自愿地表现得如此谦卑。这文章是钱学森自己决定写的吗？还是他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写的？虽然我们可能永远不会了解事实真相，但中国科学界的观察人士不相信这是政府强迫他写的。曾是中国科学院的物理学家和官方历史学家的姚蜀平说，1958年许多人都争先恐后贬低自己以证明自己对政府的忠诚，因此发表这封信是一种光荣，而不是一种惩罚。钱学森是中国科学家中的带头人之一，这一身份保证了他的文章得以发表。

这篇文章似乎为他的职业生涯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在1958年，钱学森的地位开始明显提高。他被视为整个中国航天事业的象征：有点像中国的维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那年，钱学森应邀写科普文章，发表有关苏联太空计划的演讲。他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展览会上与毛泽东交谈。他接受许多荣誉职务，例如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主席，新成立的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主任，以及科学技术协会的成员。他在1958年9月还获得了政治职务，他被选举为广东省全国人大代表。

然后在12月他获得了最高荣誉：受邀加入共产党。

仅仅几年前，钱学森还在美国谴责共产主义的哲学。现在，他全心全意地拥抱这个主义。若干年后，他高兴地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激动得彻夜难眠。”有些科学家认为，邀请钱学森入党是奖励他在反右运动中对政府的忠诚。钱学森本人认为这是他人生的最高境界。

1958年似乎标志着钱学森转型为政治强硬派的真正开始。钱学森在那一年所做的一些事情被许多同事认为是有失尊严，不负责任的，简直令人吃惊。这体现在钱学森为《大众科学》杂志1958年6月号写的一篇有争议的文章。（该文章的简短版本也出现在当月的《中国青年》杂志上。）他在文章中声称，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钱学森写道，从理论上讲，有可能将农作物的产量提高二十倍。“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和人们的不断创新，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

这篇文章令中国的科学界惊愕。他们不明白，钱学森写这样一篇文章企图得到什么？当然，他并不真的相信中国的农业产量会提高二十倍，或许他相信？他是不是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完全相信了一切皆有可能的宣传？还是他精明地试图讨好毛泽东？不管他动机如何，这篇文章冒犯了别的科学家。他在中国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多年后对本书作者说，钱学森的文章不仅荒唐可笑，而且“令人无法容忍”。

然而，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毛一直梦想着一个农民集体劳动生产出丰富食物的乌托邦社会。 1958年夏天，毛泽东下令将千万个小型农民合作社组织成庞大的权力集中的官僚机构。每个省都成立了数百个大型的公社，每个公社约有两千至两万户人家。

毛泽东还相信，中国的工业产值将在十五年内超过英国。1958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他的目标是将中国的钢铁产量提高到1070万吨，比1957年的产量翻一番。

但是这些钢从哪里来呢？毛有办法。就是在每家中国人的后院都建起一个炼钢炉，让每个人都为钢铁事业做出贡献。

正如“除四害”运动吸引了千百万人的想象力一样，大炼钢铁运动也是这样。1958年秋天，全中国的人民将所有的金属财产献出来，送进燃烧木材的炉子里，他们确信一个钢铁强国将从溶化了的锅碗瓢盆和床垫弹簧中崛起。钱学森很快就遇到了北京这个空前绝后的奇观。几乎在每个街角，所有的标语牌、招贴和扩音器都在宣传大炼钢铁的成功。街道上充斥着烟火，来自那些土高炉——粗糙的金字塔形的砖砌结构，或内壁糊着泥土的油桶。

国防部五院的所有严肃工作都停止了，工程师和研究人员都在家中搜寻金属来送入炼铁炉。他们将砸碎铁锅，拆下门把手，撬起地上的栏杆和铁门，拆下窗户的铁框。 “我们到街道上、院子里、垃圾堆捡钱币，能捡的都捡回来，”五院的一位火箭专家回忆道，“我们停下工作，出去将它们捡回来。所有科学家，每个人都参加了。然后，像炒菜一样，设法将金属熔化。我们点上火，翻动锅里的东西。我不知道钱学森参加了没有，但其他老科学家都参加了。”

随着全国大炼钢铁的开展，毛泽东的野心也大起来。他原本希望当年的钢铁产量将达到1100或1200万吨，而中国到1962年将生产1亿2千万吨钢，到1970年代生产7亿吨钢（美国人均钢铁产量的两倍）。这些在中国“生产”的钢铁最终变成了破碎的一文不值的铁疙瘩，这在当时对毛泽东来说都无所谓。

大跃进是一场灾难。在毛泽东决定推行激进政策之前，经济一直在发展，夏粮的收成比上一年增长了69％。现在，情况急转直下。全国农民宰杀牲畜而拒绝将牲畜上交政府，公社里的父母殴打他们的孩子，迫他们吃更多，粮食在田野里腐烂或堆放在车站里，因为火车被征用来将废铁运送给高炉。将近1亿农民从农业生产中抽出来投入到大炼钢铁中，白白浪费了上百亿个工作日。麻雀的消失导致农作物遭到昆虫损毁，大炼钢铁消耗的燃料使山林都成了光秃秃的山头。

大跃进的后果在第二年就显出来了。1959年，水灾和旱灾加剧了粮食浪费和庄稼腐烂造成的问题，饥荒席卷了整个国家。它始于农村，农民受害最严重。饥荒也蔓延到城市，很快，杀婴和吃婴，绑架和杀害儿童以及出售人肉等骇人听闻的故事开始在全国流传。

钱学森肯定不会不注意到弥漫在北京的饥荒。许多人得了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病，皮肤发黄，肿胀，并伴有异常积水。但是，政府设法让钱学森和他手下工作的科学家获得要比普通中国百姓好一些的食品供应。在饥荒期间，五院的工程师每月有38斤（或19公斤）大米和玉米，而大学教授只有28斤。聂荣臻下令给予国防部五院食品特供，其中包括最贵重的食品：黄豆和鱼。但是，即使这些额外供应也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食品需求。工程师中可能没有饿死的，但免不了饥饿。一位科学家回忆说：“我们都挨饿。因为聂帅是主管，我们被当作政府的宝贵财产，所以五院受到特殊待遇。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挨饿。”

当年，这些科学家的胃一直受着饥饿折磨，有着像囚犯那样对油脂的渴望，试图吃上几口大米和腌菜来加以缓解。在国防部五院可容纳一千人的食堂里，摆放着一排玉米粥大桶。在食物充足的时候，没人关注这些粥桶。但是现在粮食要定量分配了，科学家和工作人员一大早就跑来，排着长队打一份不要定量的稀饭。他们在粥桶四周推挤着抢大勺，顾不上军帽掉进稀粥或绿色军装沾上的白色的粥斑。

几十年后，钱学森的前美国同事担心他在饥荒期间可能遭受了苦难。而实际上，在中国，今天有许多人认为，钱学森可能对这场饥荒负有部分责任。

批评者指出钱学森在1958年夏天写的声称有可能使粮食产量增加20倍的文章。他们说，钱学森从来没有如此彻底和有意地扭曲了真相。他们称，正是这些文章导致了毛泽东和其他高层官员在大跃进期间推行了脱离实际的农业政策。对钱学森的事业跟踪多年的前物理学家和科学史家许良英明确表达了他对钱学森的看法：“对农业一无所知的钱学森写了这篇文章，为毛泽东的计划提供科学依据。在登上报纸之后，毛泽东一直坚持他的政策。这篇文章对毛泽东产生了可怕的影响。它对随后的饥荒无疑也有影响，这个饥荒造成了3千至7千万人死亡。”

四十年后，当本书作者前往中国为这本书的进行一系列采访时，许多受访者都强烈谴责钱学森写了这篇文章以及可能导致了大饥荒。中国的科学家、学生、新闻记者，甚至包括钱学森在美国和中国的朋友都众口一词地表达了这种义愤。没有人知道钱学森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怎么会有意写一篇如此公然歪曲事实的文章。

近年来，有两位杰出人士在私人书信和公开书籍中巧妙地不点名谴责了钱的行为。一个人是李锐，他是毛泽东的前秘书以及一系列关于毛的回忆录的作者。另一个是物理学家方励之，他后来成为持不同政见的民主人士，流亡到美国。

李锐在《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一书中指出，中国一位著名科学家撰写的某篇文章给了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篡改农业政策的底气。1958年7月，农业部宣布夏季收成的粮食作物产量达到1010亿斤，比前一年增加69％。“一位著名科学家在《中国青年》 6月号的一篇文章中为此添加了证明，他说如果人类对太阳能的利用可以达到几个百分点，那么产量可能比这些神话般的数字还要高。毛泽东相信了这位科学家的话，有一段时间他甚至产生了新的担心：如果食物过多该怎么办？”

李锐说，毛泽东当时想出了一种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的办法：三分之一的土地种庄稼，另外三分之一的土地种花，余下的三分之一的土地轮休。这项计划被提交给1958年12月武汉召开的第八届中共中央第六次会议，但在全国各地进行尝试时，结果却是一场灾难。《人民日报》匆忙发表社论，强调这样的种植制度虽然将在未来实行，但在目前情况下，国家不应急于推广。

方励之也不点名地提到钱学森的文章，认为它影响了中国领导层，间接地造成他们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方励之在给他的朋友的信中说，“这种计算的结果是给大跃进提供了科学的根据。然而， 物理学是不可欺的。这位先生的计算是完全错误的，可惜，没有人有权威和自由——哪怕是从物理学角度——对他提出批评。更加可悲的是，这么大的一个政党和伟大领袖会愚蠢到这种程度，竟然相信这种‘科学’并据此作出涉及亿万人的决策。”

钱学森真的要对这场大饥荒负责吗？这个问题现在和永远都不容易回答。虽说要他为数以百万计的同胞之死负责可能有点过分，但可以肯定地说，这篇文章摧毁了许多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之前对钱学森的尊敬。在他们看来，这篇文章象征着钱学森为了向当权者献媚，不惜扭曲科学事实。科学家在独裁统治下沉默地遵守疯狂的政策是一回事，主动地公开促进这种政策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批评钱学森的人们说，至少他可以沉默不言。

对钱学森作出如此这般评判的问题在于，没有人真正知道他写这篇文章背后的真正动机。除了钱学森自己，没人知道他是不是被迫写的。或者虽不是被迫，但是只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在乎其他一切。或者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真地融入了那种席卷中国的蚁群思维，自欺欺人地相信这篇歪曲事实的文章最终会给人民带来福祉。

今天，反对钱学森的人坚称，如果说他写这篇文章之时为了政治上自保，那么其代价是数百万生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记者说：“钱学森在1958年写了那篇文章，从而最终导致那么多同胞死亡，很多人因此不能原谅他。” “钱学森应为大跃进带来的饥荒承担一些责任。任何有同情心的人都会为自己所做的事悔恨。但是钱学森对此并不感到后悔。直到今天，钱学森都认为这篇文章在科学上是站得住脚的。”

文化大革命

1960年代是钱学森一生中最神秘密十年。他搬进了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上的一个戒备森严的大院。

人们对钱学森在1960年代初的日常生活知之甚少。几乎没有人受到过邀请访问他的家。少数几位当年去过钱家的访客没有多少记忆，只记得大部分的窗户望出去都是令人压抑的灰色混凝土大楼。研究院里在钱学森领导下跟他密切合作的科学家对他工作以外的生活也只见到一些零星短暂的掠影。有一次，人们看到他与妻子以及警卫人员在颐和园附近散步，或者在报纸上读到钱学森在前一天晚上的某次会议上受到邓小平和刘少奇的接见，除此之外，一无所知。他个人生活的细节少有人知。在交际方面，钱学森遥不可及。

在接下来的十到二十年中，钱学森与他的大多数朋友失去了联系。甚至，他自己的家人对他也感到有些陌生。他过的是斯巴达式得生活。他每天凌晨6:00起床，晚上10:00睡觉。多年之后，据他的儿子永刚回忆，吃饭的时候，他喜欢沉默，他会突然发话“专心吃饭”，打断孩子们的谈话。多年以后，他的儿子记得，他和父亲交谈的唯一机会就是拿学校的成绩报告单给他签字的时候。他的父亲有时——特别是1950年代后期研发第一枚短程导弹的时候——会事前不通知家里就出远门而且数周没有音讯。到发射场一去可能会数月或半年之久，既没有电话，也没有信件告诉家人自己是否平安。有一次的离别特别长久，让他的妻子抓狂。她向负责安全的官员打听他的下落时说：“他难道不要我了？他不要孩子了？不要这个家了？如果是这样，我放把火把这屋子烧了！”后来钱学森终于回了家，但是拒绝解释他去了什么地方或者做了些什么。而且依然跟从前一样神秘地离家和回家。

在这段保密隔离期间，钱学森有一个不寻常的机会给毛主席讲解。 1964年2月6日，钱学森在毛泽东的住处给他讲解科学知识，另有两名杰出的科学家给毛泽东讲解地质、农业、气象学和探矿方面的知识。三人中钱学森最年轻。钱学森从来没有和毛泽东成为亲密的朋友。实际上他一生只见到毛泽东六次。但是他与这位中国领导人的关系类似于低级工程师与他的关系：只是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才可能当面见到上级。尽管毛泽东的权威已有所削弱，但毛仍然保持着神一般地位，钱学森觉得自己有机会直接与毛主席交谈是一种殊荣。

人们不知道钱学森给毛泽东讲解些什么内容，但似乎并没有引起毛获得进一步知识的兴趣。毛泽东相信只有工人阶级才掌握了真理，几年后，钱学森回忆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教育我一定要向劳动人民学习，拜劳动人民为师，认真改造世界观。” 1964年2月13日，钱学森给毛讲解之后几天，毛泽东宣称：“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年轻人，我不赞成读那么多书。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这是最有害的，应予以制止。”两年后，他的这些话让成千上万的科学家陷入困境。

1966年，毛泽东对教育的蔑视和对刘邓集团的担忧表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毛发动的企图破坏中国整个社会结构以恢复自己至高无上地位的恐怖年代。1966年3月，毛泽东鼓动中国青年起来投入新的革命：“我们需要意志坚定的年轻人，教育程度不高，有坚定立场和政治经验的人接班。……我们自己闹革命的时候，也不过二十三岁，而那时掌权的……年长而经验丰富。他们学问比我们大，但是真理在我们手里。”

钱学森在若干年后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接着发生十年浩劫。”它使中国陷入了现代历史上最黑暗、最暴力的时期之一。表面上看文革是自发的，实际上是由毛泽东及其盟友精心组织的，他们在高中和大学中悄悄地培育了一个地下网络，直到夏末正式登场。最早的红卫兵出现在北京，大多是十二至十四岁的初中青少年，戴着红布臂章，上面印着黄色的“红卫兵”字样。批判大学当局的大字招贴出现后一周之内，上万名的学生在全市贴出了几十万张大字报，其中一些大字报的字有4英尺高，其中大多数是控诉，辱骂和暴力威胁。

第七机械工业部（国防部五院归国务院管辖后的新名称）大楼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是在6月6日，星期日。大字报批评了部领导，还胡说什么钱学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访问德国后在国内散布纳粹宣传。很快，部里出现了几百张内容同样耸人听闻的大字报。七机部的工作停顿下来，每个人都忙着看那些充满别人传闻的大字报。许多人写大字报作出回应，签上假名或自己口述让朋友代写，使别人无法查对笔迹找到作者。

一周后，刘邓势力发动了反击。他们使出党对付动荡常用的标准办法，把工作组派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和机关作调查。工作组给那些被认为制造麻烦的人整黑材料，将所有工作人员分为四类：好的、一般的、差的、以及反革命。

北京的街道迅速成为危险的地方。任何人都可能被挥舞着毛语录的狂热少年骚扰、侮辱和殴打。穿着被认为过于资产阶级可能被当众划破，头发被认为留得太长可能会被当街剃掉（红卫兵特别喜欢给受害者剃半边头，称之为“阴阳头”）。餐馆、剧院、音乐厅、茶馆和咖啡馆统统被关闭。红卫兵还闯入寺庙、国家博物馆和图书馆，破坏那里无价的历史文物。那个夏天，钱学森有可能在街上看到红卫兵将书籍、艺术品、皮草、旗袍、绸缎长袍、音乐唱片、家具、高跟鞋等等一切被视为西方或资本主义的东西堆到街上付之一炬。

随后的几个月，形势变得更糟。孩子们结成战斗组，公开批判他们的父母、邻居和老师。到处是抄家、戴高帽子和挂牌游街，在体育场召开批斗会，受批斗者在万人大会上嘴被塞住，手脚被捆绑，人被拳打脚踢虐待致死。受害者无法求助于法律保护，因为政府认可这类暴力行为。没有人是安全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三分之二的领导干部遭到攻击、羞辱，被送到劳改营。估计有40万人被杀害。

七机部的导弹工程师们被中国政治的迅猛发展所震慑。由于每个人都卷进无休无止的会议、集会和政治学习，部里所有认真的科学工作都停了下来。工程技术人员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仔细琢磨报纸社论中的政治动向，以便据此炮制大字报和讲稿。部里一位科学家多年后评论说，假如当时掌权的精英不是每隔几周翻转一次，而是每十年翻转一次，生活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他说“权力的平衡变动如此之快，以至于连钱学森这样非常紧跟的人也跟不上形势。”

七机部很快分裂为两个主要派别：支持刘邓的“ 915”和支持毛泽东的“ 916”。（派别的名称分别来自其成立的日期：1966年9月15日和9月16日。）技术人员大多加入916牌，而官员和管理人员则倾向于915派。低层的工人的立场和人数在两派之间对等。

起初，七机部的工作人员聚集在走道里，各自成群私下交流，互不相干。但是，大字报上的指责和涂写在墙上的侮辱性标语引发了公然的冲突。不久，人们就直接对抗，互相喊叫。一位科学家回忆说：“他们先是用言语交锋，然后用拳头交锋。”七机部很快陷入了派性武斗。武斗的时候，工厂里的工人用铁棍武装。“幸运的是，在北京搞不到枪，”一位工程师心有余悸地这样回忆。“在其他省份，受到军队和地方政府支持的对立派别，用机关枪开战。”

1967年1月23日，夺权行动推翻了钱学森和七机部的领导层。夺权的头头是年轻的导弹工程师叶正光，他是著名的共产党将领叶挺的儿子。当时他读到了毛泽东对上海夺权认可的消息，准备了几天后采取行动。“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夺权，”几年后他回忆道。“这是中央政府批准的。实际上，我们向周总理和聂帅提出了报告请他们批准夺权。北京的各部委开始造各部领导的反时，我们曾向李富春副总理提出也要造反。”

1月23日晚上10点，叶正光接到副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准许他们在七机部夺权，只要求造反派不要“过分”。有人建议叶正光效仿一星期前二机部夺权的先例。叶放下电话后，就让他的助手把钱学森、部长王秉璋和其他四名副部长从床上叫起来，半夜三更到王秉璋的办公室出席会议。

他们来的时候看上去很疲惫，穿着便服。叶正光由八到九个簇拥着，通知他们七机部的权力已经被接管。

只看到钱学森脸上血色全无，站立不稳几乎昏了过去。身体健壮的王秉璋从后面扶住钱学森，才使他不致昏倒在地。叶正光让钱学森坐下。他轻轻地告诉钱学森不用担心，他是受到保护的，仍然是副部长。然后，叶正光要求钱学森和他的同事们对此次夺权表态。钱学森和两位副部长立即表示支持，王秉璋和另外两位副部长则表示反对。王秉璋称他的权力直接来自国家的中央政府。当叶正光要求他交出七机部的大印时，王严词拒绝。

印章在中国传统中象征着权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是拳头大小的木质圆盘，篆刻有国家的宪法象征：由一个红色圆圈围绕的天安门城楼。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印章，在第七机械工业部，它们被锁在主楼三层的金属保险箱中。因为王秉璋拒绝交出印章，造反派只好用喷枪将保险箱切开。从此以后，1月23日在整个七机部被称为“916夺权日”。在七机部，钱学森留任，王秉璋下台，叶正光得到了“总勤务员”头衔。

尽管被夺权所惊吓，钱学森安很快恢复了镇定。第二天，他恢复了平静，甚至有点高兴。他在七机部二楼的会议室里对着数百人发表了一个赞扬叶正光和造反派的讲话。他满意地说道：“这是我第一次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

但是，夺权后他的地位急剧下降。在叶正光掌权后，钱学森受到了与其他普通员工一样的待遇。他第一次不得不像别人一样到食堂吃饭。七机部的导弹科学家还记得钱学森站在大饭厅里，看上去有点困惑，因为他从前从未在在食堂里排过队。他有点不知所措。一位局长看到了钱学森的困境，给他端上了一碗面条。钱学森困惑而尴尬，独自一人把饭吃了。他的低职位维持了几个月，周恩来宣布七机部的夺权无效，叶正光手里的权力和大印又转到王秉璋手里。

1968年6月8日，暴力达到了顶峰，七机部杰出的冶金专家姚桐斌被两名男子用钢管打死。庄逢甘回忆说：“这位冶金专家去世后，王秉璋发了命令，不允许再发生这种事情。” 1968年，周恩来指示第七机械工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起草一份应受到国家保护的专家名单。周恩来特别要保护从事导弹和卫星项目的科学家，并派出警卫员保护他们免受人身伤害。在其他科研机构暂时瘫痪的同时，导弹研究仍是国家的头等大事。钱学森属于仅有的五十名受到北京政府保护的顶级科学家之列。

在1960年代的最后几年，钱学森显然是北京最有权力的科学家之一。他被授予了国务院科学技术委员会里崇高的职位——可能相当于将军，该委员会后来被纳入军队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位主要领导人，他出席人民大会堂的招待会，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并以高级官员的身份出席外国使馆的招待会。西方媒体报道说，钱学森毫发无损地幸免于文化大革命的劫难。

即便如此，文化大革命对他全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永刚刚从高中毕业，而永真则在高中的最后一年，但对于他俩来说，大学无疑是上不成了。中国的大学几乎全都被关闭了。教授下放到全国各地与农民一起劳动。幸运的是，对于永刚和永真来说，父亲的地位使他们免于下农村劳动，他们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十多年后才恢复学业。

蒋英担任教授的中央音乐学院文革期间关闭了。1969年，蒋英差点儿去郊区跟她的同事们一起劳动，但是在她打算离开的那天，学院收到了一位高级政府官员打来的电话，阻止蒋英下乡。该官员说，为了保护她本人和钱学森的安全，她必须留在北京。于是，蒋英被分配到托儿所，照顾下乡的教师的孩子们。人们记得她特别和善：花自己的钱给孩子们买零食，给他们补袜子衣服，生病时送他们去医院。她甚至从自己家里搬来一张沙发捐赠给托儿所。她在文革时期简直是代替了孩子的母亲。

毛泽东曾经的得力助手林彪死后，钱学森及其家人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1971年9月12日，林彪夫妇在看似企图越境叛逃到苏联的过程中丧生。对于大多数中国百姓来说，这次事件无非显示了毛泽东的核心圈内权力的反复无常。就在两年前，林彪因其在中苏边境争端中的勇敢而受到称颂。现在他被毛泽东谴责为叛徒。林彪事件的余波震荡整个北京城，导致一场清洗，数百人遭到逮捕和审讯。没有人可以逃脱严格的审查，即便是七机部下层的工程师也如此，他们吃惊地得知，他们为将来的宇航员训练而设计的振动床实际上属于治疗林彪失眠症的秘密计划。那些与林彪有疏远关系的人只是被调查问话。关系密切的人就糟糕多了。与林彪十分亲密的七机部部长王秉璋则被关押了好几年。

仅仅一年前，钱学森以为林彪是毛的继承人，无意地发表讲话吹捧林彪。一位工程师回忆道：“钱学森以为林彪是忠于毛的，实际情况太复杂他也弄不清楚，结果他遇到了大麻烦。他必须作检讨，承认自己在1970年犯了政治上的重大错误。”钱学森的检讨内容没有公开，因为党内会议纪录属于机密。不过群众中有传言，说钱学森被要求写出书面检讨交给党组织。

那次事件后，钱学森和他的妻子待人似乎变得生硬起来。钱学森在中国的一位同事的女儿是有机会观察到这种变化的少数人之一。（为了保护她，这里隐去她的姓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的母亲不幸同毛泽东夫人的敌人曾有故交，因而被隔离在“牛棚”中，所谓牛棚，是指一种临时关押地，牛棚里的人受到同事的监视、审问，被迫作检查。她受到两名妇女持续不断的审问，被指控为美国间谍。那个自愿下乡的女儿在1971年回到北京，她拜访了钱学森家，以为会得到一些安慰。

对她而言，这是一次很突兀的经历。在她小的时候，钱学森的妻子通常会带着“西方政客”那种淡淡笑容与她说一些甜蜜的话。而这一次，钱学森夫人看她的表情里带着轻蔑，甚至有点生气。这时，这位钱学森同事的女儿才注意到蒋英穿着蓝色军装，给人以高级干部的印象。接着，钱学森夫妇开始起批评起她的家庭来。钱学森谈到，听说她母亲在牛棚里不老实，他尖刻地说：“你母亲交待问题就像挤牙膏一样。”同时，蒋英上下打量着她，眼里毫无笑意，对她的话都用说“嗯！”或“哦？”来应付。多年以后，这位受到伤害的钱学森门生的女儿说，“我难以理解。” “我以为他们是好朋友。”

钱学森夫妇误以为她被送下乡是一种惩罚，对她说话的语气是冷漠的。他们对她说：“我要是你的话，我会回乡下去。”钱学森的同事的女儿原来想告诉他们她是自愿下乡的，但是这时决定不再谈下去了。她后来回忆说：“我不想玩他们的政治游戏。”从那次拜访之后，她再也不想与钱学森夫妇交往了。

差不多这个时间，有机会见到钱学森的还有一个人查里克（Joseph Charyk），他以前是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曾担任美国空军部的助理部长和副部长，当时是COMSAT（通信卫星公司）的总裁兼董事。1972年初，查里克到中国建立卫星通信设施，为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时向美国电视直播作准备。查里克抵达后，问中国官员是否可以面见钱学森。之后不久，中方主人把查里克带入一家优雅的餐厅，接着钱学森也带着几名随从人员到了。

钱学森首先问查里克他能否用中文致正式的欢迎辞。接着他在讲话中谴责某些失势的中国官员，译员为客人们逐字翻译了这些话。说完这些之后，钱学森说：“现在我们可以坐下来吃饭了”，在那晚其余的时间里，他都用地道的英语说话。查里克说：“在我看来，无疑是有人要求他发表那个小小的演说。”

晚宴的气氛很亲切，查里克和钱学森谈到了旧日的熟人和朋友。在问及钱学森的工作时，他回答得含糊其辞并把话题岔开。晚餐后，两个人在餐厅的庭院里散步。期间查里克告诉钱学森，他听到了一个谣传说他病了。钱学森话外有话地说，人的身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现在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他感觉也好了。查里克说：“我认为这是有所指的，是指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可能有过不那么愉快的经历。”

回头去看，钱学森一定意识到，他在这段时间里有多么幸运，因为他当时很可能被下放农村，被判入狱或被杀害。当年没有人是真正安全的。钱学森有着完美的科学资历，但这并不能保证他免于受到攻击：全国顶尖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在1968年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特务”。钱学森有一些政治权力并和领导层关系良好，但这也不能保证他免受攻击：他出身于富裕的家庭，在敌对国家度过了二十年，并且娶了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女儿。

即使钱学森的家庭出身清白，来自于普通农民家庭，还是不能保证他没有危险。他的同事郭永怀出身于可靠安全的农民家庭，但在1968年12月的一个雨天，他因飞机失事而丧生。经验不足的飞行员误读了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信号，使飞机着陆的时候发生倾斜而爆炸起火，机上人员无一幸免。郭永怀的女儿后来说，这起事故主要原因是文革期间推行的政策使得不称职的人占据了重要岗位。

回首这些不堪的往事，钱学森看到了同样的命运也可能会落到自己头上。他有许多朋友被关进过牛棚。有些朋友受到了折磨。罗时钧，1951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航空学博士学位，钱学森是他的论文导师，他不仅眼看着妻子被她的同事逼得自杀，他本人也被红卫兵关押在办公室里，近一年的时间里被严重剥夺睡眠。这些人不分日夜审讯他，指控他是美国间谍，在他试图睡觉时一巴掌将他打醒，以至于他神情恍惚产生幻觉。罗时钧幸运地活了下来，回到了被抄过的家中，他的孩子们过着像被捕猎的动物一样的生活。

钱学森在多年后说：“如果不是周总理在十年动乱的岁月里，费尽心力保证我的安全，恐怕今天我已不在人世了。”（本文译者注：这是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时，钱学森在授奖仪式上的讲话。）

邓小平掌权时期

1975年1月，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同年，邓小平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张爱萍也得到提升，并被任命为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这使他成为了钱学森的上司。

但是到那年晚些时候，毛泽东开始觉得邓小平和周恩来在设法消除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到11月底，毛泽东转而反对邓小平，邓小平被罢黜，遭到公开批判。

在邓小平失势之时，钱学森在一次高级党委会议上发言批判张爱萍，他指控张帮助邓小平搞复辟。他还写了一张大字报批判张爱萍，贴在北海公园附近的国防科委大楼里。钱学森在大字报中揭发了1960年代他陪同张爱萍前往导弹发射场事发生的事。当时张爱萍似乎曾指着地图说：“这是蒙古。它曾经是中国的领土。”钱学森想用这句话来指控张爱萍是民族沙文主义者，他想把蒙古从苏联手中夺回来。这张大字报，被原原本本地转抄传遍了北京。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后，邓的处境更加恶化。在当局试图撤除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恩来的花圈时，发生了十万人的暴动，有数百人被捕，邓小平立即被指控为骚乱的后台。当时，毛泽东正式罢了邓小平的官，撤销了他的所有职务，只保留了他的党籍。四人帮的支持者再次在七机部内发动了批判邓小平和张爱萍的运动。有些干部受到迫害，员工队伍发生分裂，整个七机部陷入混乱。

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逝世。在五天的哀悼期间，钱学森曾担任了毛的守灵人。 1976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钱学森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终身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文章颂扬了毛泽东及其对自己的影响，文章中说：“毛主席把我从在外国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又亲手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从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还严厉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称他们为“我们要走革命道路的科技人员的死对头”。

钱学森很快将会意识到，这篇文章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10月6日，军方对“四人帮”发动了一场政变，逮捕了毛的遗孀和她的盟友，把一切可以想象的政治罪名加到他们的头上。虽然毛泽东选择的接班人是来自湖南的党的总书记华国锋，邓小平迅速第二次复出，其速度惊呆了钱学森，邓在1978年3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本文译者注：邓小平1977年7月恢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1978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钱学森急忙地修补他的政治地位受到的损害。他声明效忠于邓小平新政权，并谴责了“四人帮”。 1977年7月，《红旗》杂志发表了他的文章《科学与技术》，文中写道：“‘四人帮’当然反对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他在《经济管理》杂志上指责林彪和“四人帮”使得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对钱学森来说，不幸的是，邓小平的复出使张爱萍重新获得了权力，再次成为钱学森的上司。一位工程师说：“对于钱学森来说，给张爱萍贴的那张大字报真是莫名其妙，” “如果他要批判张爱萍，他只要照抄报纸上的批判稿就行了，他本该随大溜，人云亦云。人们听过后也就忘了。钱学森的问题是他喜欢标新立异，这么一来，人们会永远记住他这些话。”

主要因为钱学森对邓小平和张爱爱萍的批判，他开始失去在中国导弹体系中的权力。杰出的科学史家和民主活动家许良英推测道：“我相信1976年以后，钱学森日子不好过。”钱学森的地位慢慢地被架空，在重要会议上受到尊敬，但一般不受重视。在1970年代后半期，由张爱萍主持新的导弹研发计划，导弹科学家们注意到渐渐地，钱学森在会议上被人们回避，受到年轻而更有权的同事冷落。他会坐在会议室里，目光呆滞，设法不理睬对他的嘲讽。“如果你那时见他，会发现他的心情不很愉快。” 导弹科学家、后来叛逃到美国的华棣如此回忆， “他的心情一点也不好。他在会议上变得非常沉默寡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逐渐从动乱中恢复过来。长期停滞不前的科学与工业建设在20世纪70年代末重新开始。钱学森的家庭也恢复了正常。钱永刚参了军，钱永真被上海军医大学录取。蒋英重回中央音乐学院，继续授课并将外国音乐介绍到中国来。

钱学森开始对许多事情产生兴趣。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他担任了多家科普杂志的顾问和科学协会的名誉会长，替航空杂志写卷首语，亲手给自己的崇拜者回信。他对不同话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滔滔不绝地谈论针灸和沼气，并敦促将对不明飞行物的研究纳入到地理教学中去。他还提议，建立研究垃圾回收系统的特别国家委员会。他盛赞中国女性，认为她们的智力一点儿都不比男性逊色。（以上二段被归入中信版译本的第二十四章，成为该章倒数第四、第三段。）

钱学森也成了中国政府的代言人，赞扬社会主义的美德。1981年7月25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宣布：“我们不能不大声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他把中国科学的进步归功于社会主义制度。他说起社会主义就像一个新皈依宗教的人一样真诚和热情。比起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自己的思想极为渺小，就像“大海中的泡沫”一样微不足道。同时，钱学森强调，中国人并不逊色于西方强权。在1982年9月4日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上，钱学森说中国核武器的研发证明中国人“绝对不笨”。三个月后，他在全国人大的一次小组会上发表讲话，声称中国人一点也不比西方人差。

钱学森的这些宣传性讲话，毫不令人惊讶，但是他的讲话触及到超自然现象领域，就让人吃惊了。1979年，他在颇具争议的超感官知觉（ESP）这个问题上表了态，从而在全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议始于一个中国西南四川省的十二岁男孩唐雨，他声称能阅读放在耳朵后面的纸上的文字。报纸报道说，这个男孩有超感官的知觉，可以“听到”写在纸上的文字，而四川省领导杨超则相信这个孩子的说法。突然间，全国各地也纷纷发现具有ESP的人。让人联想起在这同一十年中席卷美国的UFO狂潮。

钱学森在《科学与技术》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全国各地发现了将近一千名具有ESP的青少年。他说，也许ESP与气功这种古老而神秘的中国康复艺术有联系。钱学森推测，最著名的中医师可能都是气功大师。他敦促政府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大脑的研究，以便了解更多有关ESP，气功和针灸的知识。钱学森宣称，这项研究可能是科学的下一个重大突破。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时的学生，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的航空学教授范·戴克（Milton van Dyke），亲眼目睹了钱学森对于这个课题热情。在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的某个时候，范·戴克有机会亲自在酒店会见了钱学森。他回忆说，钱学森拿一张纸，在纸上写下一个名字或数字，然后将它举到他头上。他告诉范戴克，一个小男孩能够“听到”这些字。范·戴克说：“坦率地说，我感到惊讶。” “我差一点跟钱先生说，恐怕你在北京有魔术师吧？但是我没有说出来。”

加州理工学院人们熟知的钱学森，那个除了数学证明或科学事实外，对其他任何事物都不能容忍的人，今天变成了什么样的人？ “真是截然相反，与我记忆中的他如此不同，”他从前的学生亚当森（Thomas Adamson）听到钱学森痴迷于ESP的故事时说，“当年在他身边，永远都是‘除非你能写出来或证明出来，否则都是废话！’” 钱学森的行为使他从前的熟人感到困惑。他们想知道，他疯了吗？还是老糊涂了？可能被中国政治压垮了？在他们眼里，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加州理工学院的人们曾经爱过、恨过或恐惧过的钱学森永远消失了。

1989年春季，北京兴起了新一波的不安。尽管经济繁荣，仍有很大一部分中国人对它的制度表示不满。在1980年代中期至后期，高层干部中发生了大量经济丑闻、任人唯亲、逃税和其他腐败。许多中国人感到，在这个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官员享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到八十年代末，学生和教授们公开要求更多的民主自由和参与政府管理，这对邓小平的领导构成了最大的挑战。

天体物理学家兼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是最早发表反对政府言论的科学家之一。1986年10月和11月，《人民日报》开始发表他的文章，内容涉及言论自由和分散权力对于防止腐败的重要性。1987年1月，学生示威活动从位于合肥的他的大学开始，后来传播到北京。在1980年代后期，学生们不顾警方的反对和政府的威胁，在北京和上海的街道上挥舞旗帜宣扬他们的民主梦想。

到（1989年）5月，成千上万的学生决定进行绝食抗议。假如钱学森在这段时间里走近天安门广场，他会看到那里布满着临时帐篷和精疲力尽的学生。它已经成为记者、围观者、带着食物篮子的居民以及将绝食学生送往医院的救护车熙熙攘攘的营地。中国媒体无视政府警告，公开忠实地报道了这些新闻，而学生对传真机和计算机文字处理等现代技术的掌握确保了最新动态传播到全世界。

到月中，广场上的人数已超过百万，学生们公开要求邓小平和李鹏辞职。中国领导人与学生进行了简短的会谈，会谈没有成功，随后他们宣布戒严并下令清场。两周以后，学生运动走向低潮，这时，北京艺术院校的学生使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和灰泥制作了运动的象征：一名妇女双手高举火炬，中国人将其命名为“民主自由女神”，运动又重新焕发了活力。

6月3日深夜，北京居民被机关枪射击的声音惊醒。坦克沿着长安街成队列移动，从东西两方进军广场。在关掉灯光并堵住出口之后，装甲部队突入广场，向人群随意开枪。另外的部队也开着枪从紫禁城内冲出来。坦克碾压了学生营地，摧垮了民主女神像，冲破了汽车和巴士构筑的路障。随之而来的是子弹横飞、直升机和救护车的一片混乱，混乱中有700多人丧生，数千人受伤。广场上充满了烧毁的巴士上冒出的烟雾，被自制炸弹摧毁的坦克，以及看起来像是大堆大堆的尸体。在这片混乱中，方励之逃到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

大屠杀在国际社会引起了震惊。1989年6月10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弗兰克·普瑞斯（Frank Press）中止了与中国的合作交流。在致钱学森和其他科学界杰出人士的电传中，普瑞斯写道：“我们对中国政府军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和平示威所采取的行动感到震惊和沮丧。我们必须暂停一切活动。我们在愤怒和悲伤中这么做。”

6月14日，钱学森北京电视上露面，他是在怀仁堂听取邓小平有关“反革命暴乱”的讲话。两天后，钱学森主持了一个著名科学家学习和讨论邓小平对戒严部队讲话的座谈会并在会上讲话。钱学森宣称方励之是“民族败类”并谴责其“叛国行为”。钱学森说，参加示威活动的学生不过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和其他社会渣滓”而已。

这些言论帮助钱学森从中央政府那里重新获得了一些权力。在1980年代后期，钱学森的门生宋健被任命为国务委员时，他的政治地位已有所改善。1989年，宋的影响力加上钱学森在天安门危机中对邓小平的支持，恢复了他早些年在执政精英中失去的大部分有利地位。

政府对钱学森的忠诚给予了极大的奖赏。1989年8月，钱学森获得了小威拉德·洛克威尔（Willard F. Rockwell Jr.）奖章，这是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国际技术学院颁发的一项年度技术成就奖，这给了中央领导层提供了对他加以颂扬的机会。1989年8月2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有关钱学森的长篇故事，称他为“中国人民的骄傲”，并将他的《工程控制论》誉为“天书”。1989年9月15日，《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总理李鹏公开赞扬老科学家对天安门镇压的支持，同时中国的电视和报纸也充斥了对钱学森的赞扬。

1991年10月，中国政府将一个中国科学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称号颁予钱学森。整整一个月，钱学森在媒体上频频曝光。《人民日报》用整个头版报道钱学森的事迹，国家前总理李鹏亲笔写了贺信。10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典礼上，时任党总书记的江泽民发表讲话说，钱学森代表了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

钱学森被当成其他科学家崇拜学习的典范。李鹏和江泽民号召知识分子向钱学森学习，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也发动大家以钱学森为榜样，学习他的爱国精神和科学态度，脚踏实地的工作风格，以及对党和祖国人民的忠诚。（本文译者注：中国科协通知的原文为 “要以钱学森同志为榜样，学习他崇高的民族气节、严谨的科学态度、朴实的工作作风。象他那样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人民。”）（以上二段被归入中信版译本的第二十四章，成为该章倒数第二、第一段。）

然而，可悲的事实是，钱学森不再是年轻人和理想主义者的偶像。那些因为钱学森的率直和真诚而崇敬他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现在同样这些人因为他支持政府镇压民主运动而鄙视他。虽然中国政府把钱学森抬高到勇敢面对美国人迫害回到祖国的英雄，在年轻一代的科学家中，许多人却把他当作不过是老卫道士的一员——更像是个政治人物而不是科学家。

2021年11月12日

(XYS202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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