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国一制后,台湾有可能接收香港的金融产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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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新冠疫情之后,全球经济遭到沉重打击,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推出了规模巨大的货币刺激政策。以往每当美国推行宽松政策,热钱就会涌入利率更高的新兴经济体,而一旦宽松结束,这些资本又会抛售海外资本回流美国,也就是所谓的“薅羊毛”,从而造成新兴国家的金融危机。那么对疫情控制得力,利率仍然保持健康的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次冲击?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西方政客急于甩锅中国,又带来了哪些潜在风险?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东,对观察者网分享了他的思考。
观察者网:鞠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最近在清华大学唯真讲坛的演讲中提到,中国应该推出跨境资本流动税,来应对疫情之后的金融安全问题。您能详细介绍一下资本流动税的设计吗?
鞠建东:我先简单解释一下,跨境资本流动税是一个怎么样的设计,以及为什么要征税。
首先,我们设计的跨境资本流动税是一个防危机的税,不是一个正常的经济状态下也要征的税,这和以前的托宾税有非常大的区别。
什么叫正常状态?什么叫异常状态?正常状态的时候,跨境资本流量相对来说是平稳的。但是在危机时期,出现资本外逃,或者是出现金融攻击的时候,比如说97年亚洲金融危机,索罗斯对泰国进行金融攻击的时候,都伴随着异常的、大量的跨境资本流动,因为它需要买进、卖出同时进行。
为了应对异常状态,现在我们有个红绿灯制度,比如说流量大概超过正常值的两倍以上,就到警戒水平了,如果是三倍,可能红灯就亮了。这是目前的做法。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一个税制,只不过税率是零或无穷大。在一定量之下没税,超过一定量就叫停了,就不能做了。
如果我们要设计一个跨境资本流动税,什么时候启动,可以去讨论,但一般也是在异常量达到两倍三倍的时候,超过三倍肯定就启动了。
第二,我们的跨境资本流动税是个累进税。
以前的托宾税是固定税率,一些拉丁美洲的国家都用过,巴西曾经征过2%的资本流动税,但是效果并不好。原因是在发生危机的时候,通常资本跨境流动的收益差会大于税收。
比如索罗斯对你进行攻击的时候,他期望的获利15~25%,也就是说它的收益会超过你收的税。所以你收税他不在乎,防不住。或者你的税太高,达到百分之六七十,和把资本市场关掉没区别了。所以我们这个税是累进税,边际税率可以不断地向上走。我们通过模拟认为,边际税率最高到30%就够了。
第三个方面,你既然是累进税,就有个逃税的问题。因为同样一个投资人,他可以开好几个账户,这样就把边际税率降下来了。为了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设计分成两部分,除了累进税率,还有一个开户费,是固定的成本,你开一个账号,就要交一笔钱。把开户费和累进税率结合在一起,理论上可以严格证明,任何一个投资人,他不管有多大的流量,不会超过5个账户,因为账户开得多也划不来了。即使开户费没有多高,投资人开更多的账户也是划不来的。
开户费和累进税加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资本的跨境流量不会达到均衡的两三倍以上。不达到3倍以上,危机的均衡就不会发生,因为危机均衡需要发生挤兑。大家都在跑,大家都挤兑,然后危机均衡才会发生。你保证了流量正常,危机就不会发生了。
我们所设计的跨境资本流动税,其目的是为了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同时,去管理开放的风险。
这样一个新的设计,实际上我们在2014-2015年,也就是5年前的时候就讨论过。当时是上海自贸区开放,出台金融40条的时候,我们当时曾经讨论过,希望在自贸区之内,资本账户是开放的。资本账户怎么开放,才能不冲击国内的资本市场,它就需要一些政策设计。
但后来,主要是2015年的8·11汇改之后,我们的资本外流非常严重,差不多大半年我们就用了1万亿美元左右的外储,所以国家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变得很严格,防范危机是摆在第一位的。而防范危机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让资本向外流了。所以关于资本账户开放、资本账户管理的一些改革措施也就没有向前走。
后文略
说那么多 说白了就是许进不许出 ,以国家安全名义的 闭关锁国把
快点儿征!快点儿征!快点儿征!
又是一条好消息。
也算是“革命之前的财政重组失败”这一环的细节。
你問我支不支持,我肯定是支持的
凡事一腳油門踩到底的政策,都是好政策
而防范危机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让资本向外流了。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小道消息:据说三星跑去西安办厂是因为三星在中国赚的利润没办法带出中国,只好就地消化。
希望小学生多重用些小学生,最好阻止中国人的货币流通,这样才能伟大复兴
看來快見底了,我最愛這種笨蛋才會用的加速行為了。
品葱用户 karamat 提问于 5/28/2020 台湾因为中华民国的历史原因一直是大陆法系,而台湾的金融业在亚洲四小龙是最弱的,如今中华民国的本土化已经非常彻底了,是否应该采用海洋法系并发展金融业呢?可能现在问题还是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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