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有点复杂——坚果兄弟的另类环保与另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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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的公共实践让坚果兄弟琢磨出一套方法：在当局容许的框架里，通过艺术项目联合媒体、公益、法律，改变具体的环境问题。

夏日的一个下午，北京，学知桥路公交站旁，一间公共电话亭骤然响起铃声。这架近乎退出历史舞台的通讯设备回光返照，全赖大陆艺术家坚果兄弟的“求助电话亭计划”。电话另一头是求助无门的辽宁葫芦岛市民。市民说，位于葫芦岛一直污染严重，工业园区废气滚滚，附近空气味道刺鼻；哪怕有人戴防毒面具出门，依然没能逃过患病的结局。许多受害者写了联名信，又向有关部门电话投诉，但回音寥寥；人们也组建微信群或是制作抖音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发声，但要么被限流，要么被删帖封号，最终不了了之。2022年6月29日，几位葫芦岛市民找到艺术家坚果兄弟，希望他能关注当地污染问题。一周后，北京的这架公共电话亭铃声开始响个不停——坚果兄弟动员葫芦岛市受害者向距离他们456公里的电话拨号，通过这种方式将东北四线小城与国家政治中心时空相连。同时，坚果兄弟把志愿者录制剪辑的活动影像发布至个人微博，获得诸多网友转发。这场有关葫芦岛污染问题的行为艺术终于引起广泛关注，不少媒体跟进报道，话题#葫芦岛#登上热搜。

当地也开始官方回应。7月20日，葫芦岛市针对空气污染问题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已对“全市存在异味或者异味隐患的企业进行地毯式全覆盖再排查，存在问题的坚决先停再改”；7月22日，生态环保部生态环境执法局向辽宁省生态环境厅发函，要求调查“葫芦岛异味扰民问题”。冠冕堂皇的回应固然有水分，但在坚果兄弟的推动下，鲜为人知的葫芦岛污染问题终于进入公众视野，得到更大的操作空间。

2015年2月，央视离职记者柴静发布纪录片《穹顶之下》，以自己患肿瘤的女儿为切口，讲述华北雾霾问题。影片发布后反响热烈，总播放量超过两亿，获得新华网、人民网等主流媒体的支持。但几天后，《穹顶之下》便被宣传部门勒令全网封杀，柴静的名字也成为敏感词。

同年7月，坚果兄弟来到北京这座国际闻名的雾霾之都，二度呈现《穹顶之下》中的空气污染问题。他扮演一名“清洁工”，戴着防尘口罩，推着120公斤的工业吸尘器，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100天后，他把收集到的PM2.5、PM10等空气污染物与红色粘土混合，制造出一块“北京雾霾砖”。这场被坚果兄弟称为“尘埃计划”的行为艺术同样引起广泛讨论，被《南方都市报》、《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在此之后，环保就成为坚果兄弟艺术创作的重要母题。

2016年，名为“人造星空”的巨型装置空降深圳市龙岗区。这片400平方米的“星空”由3000多个节能灯组成的，当参观者在装置附近说出“自由”、“平等”、“自然”等具有正向价值的词语时，节能灯就会亮起，而当他们说出“暴力”、“贪婪”、“污染”等具有负向价值的词语时，“星星”便会黯淡无光，展览空间也会逐渐陷入漆黑一片。坚果兄弟说，这个作品致力于“在氤氲笼罩、霓虹泛滥的城市打造一片纯净’星空’。”

相比于“人造星空”，“带盐计划”更加直接。2018年，坚果兄弟在陕西省环境保护厅的网站上发现小壕兔乡乡民针对中石化华北分公司污染地下水的投诉。小壕兔乡的井水水体泛黄、异味明显，当地羊群和树木大量死亡，不少村民甚至因此罹患皮肤病、癌症。于是，坚果兄弟带着一万瓶农夫山泉前往小壕兔乡，与村民“交换”水源：把当地污水装进矿泉水瓶中，回北京开了一家“农夫山泉超市”。新京报对其的新闻报道视频获得了超过一千万的播放量，等到“超市”开张第11天，连小壕兔乡乡长和榆阳区宣传部副部长都特意前来参观。

2021年，坚果兄弟又从“店长”转职为“渔夫”，在山东淄博孝妇河里熬了一锅“火锅鱼”——孝妇河深受污染，河水颜色深黄，好似一盆火锅底料。坚果兄弟将从网上购买的鱼抱枕和辣椒抱枕漂在河上。俯瞰起来确实像一道米其林三星美食。坚果兄弟讽刺描述：“这款火锅鱼让人垂涎欲滴的秘决在于祖传秘方，由相关污染企业精心熬制数十年，内含猛料至今秘不外传。”

“淄博火锅鱼”是“重金属乡村巡演”的号外项目，而后者涉及范围更广——11个被重金属污染的乡村。从内蒙古图克镇的查干淖尔湖，到云南香格里拉的格咱乡。坚果兄弟化身“经纪人”，带着重金属乐队前往这些地方进行演出，把重金属污染问题用重金属音乐的形式呈现。2021年6月下旬，重金属乡村巡演刚刚结束，他辞去“经纪人”的工作，又当上了葫芦岛市民的“接线员”。

同路人

看到坚果兄弟这个名字，很多人会陷入迷惑：这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坚果兄弟本人也接受甚至主动迎合这种误解，在某次公开演讲中，他与朋友猫猫作为“坚果兄弟”一同上台，并由猫猫完成演讲，自己只负责出现在现场播放的照片中。

另一位朋友郑宏彬也常常与坚果兄弟一同进行讲座、对谈和艺术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也是“坚果兄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是坚果兄弟的“策划人”，跟坚果兄弟一起策划了多个艺术项目，在“淄博火锅鱼”中，他还扮演了“厨师”的角色，帮“渔夫”一起烹饪米其林三星美食。

神秘的坚果兄弟则是一名艺术家，也是一名环保主义者。从湖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待过广告公司，做过地产文案，后来在非营利社会空间的影响下接触到艺术领域，自此致力于用艺术表现社会议题。

坚果兄弟与猫猫在一席作者提供

倘若细细品读坚果兄弟的数个环保艺术，便会感觉相比于艺术家，他更像是一种类似于媒介的存在。环保议题涉及的面向众多，每逢有污染事件发生，NGO、志愿者、律师都会投身于其中。坚果兄弟发起的艺术总是成为枢纽，将目标相近的同路人连接在一起。同时，其他领域人士的参与也能弥补坚果兄弟在专业知识上的不足。

萍曦便是其中一位同路人。她念大学时正值微博时代的尾声，但仍有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在互联网上为各种议题摇旗呐喊，其中不乏环保主义者。萍曦因而看到许多针对环境问题的揭露报告，学到污染物取证的相关知识。看完《穹顶之下》，萍曦记住柴静提到的“12369环保热线”，了解到举报污染企业的官方渠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她决定在大二寒假付诸实践。萍曦的老家茂名信宜是广东粤西地区第一大河鉴江的水源地。她决定“大义灭亲”，把这里作为环保之路的起点。

“因为没什么钱，交通都靠两条腿。我沿着河流一直一直走，越走发现环境问题越多。”沿信宜河流污染严重，有企业在河流中排污。萍曦实地探访，拍照、记录，致电生态环境部等多个有关部门，也在网上发帖曝光，最终部分企业被整改，部分不正规的采石场停工。后来，萍曦接连加入多个环保NGO（自然大学、绿发会等），走上专业环保志愿者的道路。

然而，随著微博时代的逝去与公共知识分子的消失，媒体环境也在不断紧缩。萍曦回忆，“当时新闻比现在自由一些”，所以环保志愿者能够推进工作。但当“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新时代中国媒体的守则，草根爆料—媒体关注—官方解决的舆论监督路径就很难继续。

萍曦和坚果兄弟的相识，与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有关。2020年，国有企业O企业某地分公司的空气污染问题进入萍曦的视野，“（O企业）经常在当地市中心放臭气，有非常多的违法记录，附近居民有不少意见”。虽然当地政府处罚了Z企业，不过萍曦认为那更像是“以罚代管”——对于地方纳税大户的污染行为，环保部门能做的常常也仅限于此。最终，她决定和O企业打官司，要求O企业停止继续超标排放废气。可法院以军事机密为由拒绝开庭，萍曦没能起诉成功。

O企业也在坚果兄弟的环保艺术之路如影随形。“带盐计划”关注的小壕兔乡污染问题，背后就有O企业华北分部施工操作的原因——当地饮用水铁、锰含量异常，村民认为是O企业气井施工维护造成；“重金属音乐巡演”的第一站内蒙古图克镇，疑似导致候鸟消失、牛羊病死的当地公司，背后也有O企业的资本。同为O企业的眼中钉，在微信群中偶遇的两人很快熟络起来。在坚果兄弟的后续艺术创作中，萍曦和别的志愿者一起，负责前期调研。

小壕兔乡。作者提供

前期调研相当繁琐。首先是桌面调研，这是指在互联网上搜集线索。萍曦说，有些地方的村民会主动上网投诉，在各地生态管理局以及生态环境部的官网都可能找到投诉线索。得到线索后，志愿者再根据关键词搜索，获取更多信息，理清事件脉络。她补充：“也会在抖音搜索，但能找到的线索不多，因为抖音不鼓励这种，这种叫负面消息。”

桌面调研后，如果志愿者判断某地的确有污染问题，就会联系信息发布者，了解更多情况。但这一步骤往往并不顺利，譬如陕西沙河子镇重金属污染事件的前期调研中，萍曦找到当地居民留在微博上电话号码，打过去后对方十分配合，还要带她去现场勘查。但两天后，这位村民否定了先前提到的污染问题，去现场的事情也泡汤了。萍曦判断：“不是被人找了，就是自己怕了。”

如果运气好，萍曦真的会得到乡民帮助，前往现场。现场没有互联网审查机制，她能听到更多声音。2021年调查天能集团污染事件的时候，萍曦实地探访了河南濮阳。“本来计划要采访一个清洁工人而已，没想到路过的其他人也都来反映问题，我一下子就被围住了。”

前往现场还可以固定证据：志愿者可以在涉嫌污染的地区对植物和土壤取样，然后把样本送到有资质认证的第三方机构检测。检测结果出炉之后，便可以开展下一步行动。“（之后）第一是可以在网上发推文；第二是可以直接联系当地政府，反映问题；如果有律师愿意跟进，也有起诉的材料。”萍曦总结道。

不过当地政府一般很少回应。法庭起诉虽然看上去最正规、可行性最高，但实践起来并非如此。几个月前四川巴拉水电站建设的事情引发关注，不少人担心建设水电站会导致濒危物种川陕哲罗鲑的灭绝。曾祥斌律师的律所团队代理了这起公益诉讼。时逢最高法院颁布关于环保禁止令的司法解释，提到：当被申请人即将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时，申请人可以申请禁止令保全措施，要求被申请人立即停止一定行为。于是，曾祥斌便立刻向受理案件的四川省阿坝州中院提出禁止令申请，要求水电建设公司停止建设行为。但一连三次申请都被法院驳回。“申请失败的原因不在我们，是法院的地方保护思维作祟造成的。”曾祥斌解释道。

而坚果兄弟选择的做艺术、发推文这条路径，更是常常处处碰壁，甚至会有危险。

情况有点复杂

2022年6月7日，一条关于坚果兄弟失联的消息刷屏了环保人和媒体人的朋友圈。

在此之前，坚果准备进入四川，调查濒危物种川陕哲罗鲑的生存情况。不知为何他被带到青海省班玛县灯塔乡警察局，直到第二天早上也没有任何消息。朋友们心急如焚，在社交媒体平台呼吁大家关注此事。

最终，在失联将近20个小时之后，坚果兄弟才在网上报平安。而当地政府对此的解释是：坚果兄弟在途径防疫关卡时没有核酸报告，后来手机没电，因此无法与外界沟通。

“失联事件”看起来像一场具有疫情特色的乌龙，但网友的担心不无道理，毕竟坚果兄弟被“喝茶”的事情早有先例。据“要空间·访谈”报道，2015年下半年，坚果准备众筹一把AK47，想用玫瑰包裹着送给恐怖组织ISIS，结果国安登门拜访，终止了他的计划；2019年，在做一个有关金融诈骗的项目时，坚果被湖北老家的警察跨省抓捕，最后用寻衅滋事的罪名被关了十天。

随着疫情常态，当局无需动辄搬出国家安全的名头请人喝茶。像坚果兄弟这种需要实地探访推进项目的活动者，一个红码就能让他动弹不得——隔离14天可比寻衅滋事关10天方便多了。“因为防疫，各个地方的权力都放大了。”坚果兄弟无奈说道。

广东省阳春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多处遭受铜泥污染的阳春市是“重金属乡村巡演”的第二站，如果一切顺利，坚果兄弟本应带着乐队在2021年9月6日下午前往污染地点演出。编曲、作词、调音都已经完成，他们甚至还联系了村民，让村民带着锅碗瓢盆在演出地点相见，共同参与这场行为艺术。但出发之前，坚果兄弟和朋友发现警车、防疫车和急救车都已在楼下等待——“就感觉说总有一款（交通工具）适合你们吧，他们也直接说了，如果你们要继续演出的话，我们就以防疫的名义，把你们关上隔离。”坚果兄弟说，当地执法者声称即使在无人的地方，也能将他们以防疫的名义强制隔离14天。最终，面对堵在门口的宣传部官员和街道书记，乐队只能在宾馆的床上完成演出。

重金属演唱会作者提供

“很扯淡的是，当时那首歌唱完，宣传部的官员说你们这首歌太负能量了，你们要唱点正能量的。”冰煌说完这句话没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冰煌是新造空间的艺术策展人，也是“重金属乡村巡演”的志愿者。“床上演出”，她也在现场。事后她提到，阳春政府部门能够得知他们的计划，可能是因为得到的通知的村民中有人通风报信。

“阳春接待我们的村民有四五个人，但每个人期望坚果兄弟曝光污染问题的目的和出发点都不一样。有的人是因为自己家土地被占，想要曝光村委土地征地问题；有的人是想要借此机会掰倒现在的一个村领导，自己上位。”其中，有位村民“和政府的关系若即若离”，冰煌怀疑他跟政府透露了部分信息，导致演出没有顺利进行。

阳春不是孤例。在冰煌看来，“重金属乡村巡演”涉及的大部分受污染乡村都没有“深入的群众基础”，很多村民并不一定意识到了污染的严重性，“很多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去面对（曝光）这件事情。”同时基于安全考量，坚果兄弟一行人采取“快做快闪”的策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活动，然后离开现场。“假如你在一个地方超过三天或四天，你必定会引起当地的一些关注，有关部门也会采取一些控制的措施。”

并不深入的群众基础和“快做快闪”的策略共同导致了一个结果——团队无法与当地村民建立深入的合作性关系。冰煌举了台湾艺术家吴玛悧的例子：从2005年开始，吴玛悧在台湾嘉义县策划了“北回归线环境艺术行动”，邀请超过30位艺术家居住在20个村子里，透过艺术来建立学习社群。在冰煌看来，吴玛悧与村民“建立了一种机制”，这种机制会“自我衍生”，即使艺术家离开乡村，机制也会留下来，村民可以自发学习、改变当地的污染问题。坚果兄弟目前或许做不到这一点，“现在还只能是先把问题用艺术化的方式表达出来，让大家都能够关注，去推进。”

坚果兄弟与吴玛悧的差异点当然远远不止于当地村民的态度。吴玛悧回到台湾时已经是戒严末期，其艺术创作在更加自由的环境中完成，因此虽有不少作品涉及对政治的批判、对男权的控诉、对环境的关注，但却鲜有“被喝茶”一类事件发生。吴玛悧的部分艺术活动甚至还有官方支持：2005到2007年在嘉义的“北回归线环境艺术活动”得到县政府协助；2018年，台北市立美术馆邀请吴玛悧去台北双年展策展。在大陆的坚果兄弟则没这么好运——政府提防他还来不及，根本不可能给予任何协助。

至于在美术馆策展，据坚果的好友郑宏彬说，“这条路两年前就放弃了。”2018年“带盐计划”期间，坚果兄弟等人曾考虑将小壕兔乡的一万瓶水带到北京展览，但几乎没有美术馆愿意展出这个项目，最终只能在位于798艺术区的某位朋友工作室走廊里展览。结果朋友也受到牵连：一段时间后，798管理方以租金到期为由，驱逐了这位朋友。

在此之后，坚果兄弟没再进行过大型公开展出。直到今年5月，身为策展人的冰煌邀请他参与新造空间的展览《影像对绵羊有好处吗》，才让“重金属乡村巡演”得以线下呈现。谈及包括“重金属乡村巡演”在内的参展作品，冰煌坦然：“如果需要审核，它可能也展不出来。可能这种微小的替代性的艺术空间，刚好在一个审查的盲区。”

新造空间艺术展作者提供

线下展览举步维艰，线上传播也困难重重。理想的情况是媒体愿意跟进报道，但近年来中国媒体人从“第四权”化身“肉喇叭”，有关坚果兄弟的选题常常在编辑选题会上就被毙掉，即便有记者想要实现新闻理想，也难以坚持。谈及“重金属乡村巡演”时郑宏彬就提到，“有一个媒体被撤稿了，还有一个记者稿子写完了，但胎死编辑部。”最终，只有澎湃新闻旗下的 Sixth Tone 报道了这个项目——以纯英文的方式。

坚果兄弟只能在自己的公众号“情况有点复杂”上更新内容、进行传播。但这个公众号经常遭受投诉、删除乃至威胁。比如在发布《中国有座城市，花了近30年把一条河熬成米其林级别的火锅汤底：淄博火锅鱼》一文后，坚果兄弟就收到淄博政府的六次重拳出击，其中包括撤稿函、跨省约见等。虽然坚果兄弟置之不理，但文章还是难逃被删的厄运。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政府的危机公关能力其实千差万别。像阳春、淄博这些经验较少的地区，会做出警车堵门、要求删帖这种决定，容易导致矛盾激化、甚至引起二次传播。相对聪明的政府则会采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与坚果博弈。

“内蒙古就是直接洗白，”萍曦说，“他们找当地媒体进行正面宣传，说这里牛羊丰美，湖泊好看，很多鸟在飞。”还有的地方会选择“花钱消灾”，“带盐计划”期间，艺术家印制了带有相关logo的T恤，结果被有关部门原价收购；有的企业还会联系郑宏彬，声称要大量购买T恤来进行资助，但被艺术家们一口回绝。“你接受它的话，风险性也极高，敲诈勒索是很高的罪名。”郑宏彬说。

但资金问题也确实困扰坚果兄弟。郑宏彬提到：“早前会找一些企业拉赞助，后来企业反应过来这是得罪人的事情，就也不想参与了。”在商界碰壁后，坚果兄弟也寻求过国内环保基金帮助，但对方觉得“这种项目形态不在他们认知框架内”，最终没能申请成功。走投无路之下，坚果兄弟甚至把目光投向包括少林、武当在内的各大武林门派，希望能“江湖救急”——结果自然是草草收场。

现在坚果兄弟等人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众筹，“钱多就多做一点，钱少就少做一点。”

艺术的与政治的

淄博火锅鱼。作者提供

经费问题如此严峻，为什么不寻求境外基金会资助呢？坚果兄弟的艺术作品很符合境外基金会的项目需求。

“你会说不清。”坚果兄弟如此回答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倘若被扣上了“境外势力”的帽子，做环保艺术的目的就会显得没那么纯粹——很多网民会指责，你是不是想借环保的名义颠覆政权？除此之外，沾染境外色彩也更容易被官方针对，坚果兄弟说：“我身上有一个全英文的名片，这次在青海（喝茶）的时候，他们（警察）就盯着那个名片研究了半天。”

和坚果长期合作的人们也都有意识与“境外势力”保持距离。在项目宣发阶段，虽然鲜有国内媒体能够报道，但坚果还是婉拒了所有外媒采访。“我们希望曝光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是切切实实发生在当地的严重的重金属污染的问题，我们不想被扣上’境外势力’的这种高帽。”冰煌如此解释道，“一旦被扣上这个词，它很容易掩盖具体的内容，我们担心对后期的传播产生方向的偏误。”

郑宏彬也有同感：“国外媒体报道对于中国的土壤污染问题没有什么推动作用，反而会让它参与到另一种议程中。”他也坦承，另一部分原因是“（自己）已经被严重约谈警告，要求不可以接受外媒采访、给外媒’递刀子’。”

“你还是得做事，有一些人进去了，他就没法做事了。”为了“不进去”，坚果兄弟有时也会做出让步和妥协，避免用对抗性手段与官方正面交锋。比如，在提及污染问题时将矛头指向企业而非地方政府。“我们也不谈论政治，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坚果兄弟说。

坚果兄弟作者提供

除此之外，坚果兄弟还会在觉得“被盯上”的时候拔掉手机卡，防止警方得知IP地址。他在组织活动时，也不会在社交软件拉一个大的聊天群，而是经常单线联系，“拉个群的话不就一网打尽了，我们是非常游击式的，没有组织性的。”采访过程中，坚果兄弟提及了许多与监管博弈的故事，但他特别要求不写出来，强调“这些只是私下聊聊，公开的话会惹麻烦。”

与“境外势力”割席，不与政府部门正面交锋，坚果兄弟的活动方式与其他“异见人士”不太一样。他说，这都是为了“改变”——在一个当局容许的框架里，通过做艺术的方式，让污染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从结果来看，这个战略确实有一定效果：在“淄博火锅鱼”的推动下，当地修建了污水处理厂；“重金属乡村巡演”结束后，青海果洛州计划拨款9000万改善饮用水工程。

坚果兄弟承认自己做艺术的方式也有着某种“改变”。

“刚开始可能就是想自由表达，然后现在就是做一些能够产生改变的事情，会更爽一点。”

在做“重金属乡村巡演”、“求助电话亭计划”等关注环保的项目之前，他也曾着眼于其他议题：注册“把直变弯心理咨询公司”，希望通过艺术的方式反对“同性恋扭转治疗”的现象；发起“不受欢迎的词计划”，邀请网友在网上写敏感词，整理出包括“不换肩”、“国安法”、“陈秋实”在内的“2020年不受欢迎的词列表”；发起“闭嘴30天计划”，用铁夹子、麻绳和写着“404”的封条封住自己的嘴，强迫自己在720小时内一言不发。这些项目无疑直接易懂，但性少数群体处境堪忧、公民言论不自由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肉眼可见的改变。

环保议题比LGBT、言论自由等议题更容易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决。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浙江湖州安吉考察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十八大召开后，“生态文明建设”首次载入党章，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齐名；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也曾刊文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造福中国光耀世界。

当中国官方将环境保护搬到台面上，坚果兄弟的艺术——以及其他环保人士的运动，相对于其他的抗争都更具合法性，也具有更大的操作空间。

尾声

当然，和许多其他议题一样，在环保这件事上，官方说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中央的公文是一回事，地方的行动也是另一回事。

坚果兄弟的环保艺术行动中，受污染地区真正得到改变的案例只有两三件，更多地区要么充耳不闻，要么在解决问题之前，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葫芦岛污染事件被曝光后，多次为此发声的当地居民红玉就被官方带走，失联超过20个小时后才回到家中。

而在郑宏彬看来，那些拒绝回应的地区也并非污染爱好者，而是有着难言之隐：“比如葫芦岛的整个产业支柱就是这200多个化工厂，你怎么让他们零污染零排放呢？你要把这些化工厂全部砍掉吗？然后当地就会有GDP下滑等问题，这个他们怎么抉择呢？”郑宏彬叹了口气，“所以就会比较无力，但不能因为无力就不去发声。”污染对于辽宁这种欠发达省份更像是一个悖论：它们本身就是因为经济落后，被迫接受了发达省份的工业产业转移，自然也不可能从本就不富裕的地方财政里拿出一笔拨款，整治作为经济增长副作用的污染。或许在执政者眼中，这笔钱用来维稳——堵住抗议者的嘴会更加划算。

7月23日，“求助电话亭计划”发起两周后，坚果兄弟在项目相关群里发言：“我们的效果已经达到了，有关部门也已经积极解决问题，从现在起电话亭计划已经失去了他的意义，让我们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随后，他解散了群聊。而直到之前一天，他还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转发有关葫芦岛污染问题的消息。这或许正是坚果兄弟行事方式的缩影：努力活下去，在夹缝中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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