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医生白死了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李文亮医生的死，就轻于鸿毛。

李文亮医生的死，曾经是重于泰山的。他走的那一夜，人们在朋友圈点起蜡烛，珠泪暗垂，长歌当哭。人们把他的名字写在雪地上，叩问苍天，悲愤难抑。人们在他逝去的医院献上鲜花，并吹响嘹亮的哨声，告慰李文亮医生的亡魂。

人们纪念他，是因为他为国人吹响了一声戛然而止的哨声。他的离世点醒国人，不让说话的代价有多沉重。

但国人有多健忘，李文亮医生的死就有多廉价。蜡烛熄灭，白雪消融，鲜花枯萎，哨声停歇，人们关于疫情爆发的反思也随之烟消云散，关于让人说话之可贵的共识也早已抛之脑后——方方日记在美出版引发的滔天狂狼，说明了这一切。

你可以反对方方的每一句话，但必须捍卫方方说话的权利。对方方说话权利的捍卫，就是对李文亮说话权利的捍卫，就是对你、对我、对每一个人说话权利的捍卫。

反对方方日记在美出版的人，和不允许李文亮“吹哨”的武汉相关负责人，犯的是同一个错误——以维护国家利益之名封口。对方方日记在美出版的每一句反对，都是一份开给方方的“训诫书”，这样的“训诫书”，和当初武汉公安开给李文亮的没什么两样。很多人当了一回自己当初反对和痛恨的武汉公安。

有人说，李文亮传播的消息，是救命的真相，有利国家和人民。而方方日记是抹黑的假相，“给八国联军递刀子”。可是，真相和假相，怎么判断？谁来判断？在人们心目中，李文亮是传播真相。在武汉公安眼里，李文亮则是造谣传谣。有太多真话，被人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扼杀。

让人说话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给真话留点空间。让人说话，固然会带来一些错话、假话，造成一些混乱，但比起没有真话造成的巨大伤害，两权相害要取其轻。窗户打开会飞来苍蝇，但不能因此不要窗户。吃饭可能会被噎着，但不能因此就不吃饭。

还有人说，美国人可以自由说话，为什么抗疫搞得一塌糊涂？让人说话向来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让人说话不一定行，但不让人说话一定不行。

武汉疫情初期，红会物资发放混乱，患者转运工作不力，垃圾车运猪肉蔬菜，问题多多，声讨多多。如果把媒体和人们的监督当作“杂音”或“谣言”给和谐掉，这些问题恐怕没那么快得到纠偏。

当人们把枪口对准方方，国人的说话空间又逼仄了一截。当让人自由说话不再成为共识，武汉有关方面的人正在窃笑：哈，这群傻逼真配合。

一个不懂反思、汲取教训的民族，必将重复同样的苦难。非典是第一回，新冠是第二回，不知道，第三回会是何时。我只是替死去不过两个月的李文亮医生难过：你的国人太健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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