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研究：在右翼政治招魂下被复活的“贫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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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2020.07.29

美国政治中突如其来的右倾走向，为研究穷人和工人阶级社区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时兴的文献似乎并没有在这一方面努力开辟新的道路，而是在重构陈旧的套路。我（编者注：原文作者）在对最近四本著作的回顾中指出，那些方法，在作为贫困黑人社区中社会行为的解释时被理所当然地拒绝，却在对白人工人阶级的研究中被大肆采用。这些作品并没有把工人的政治文化看作是社会条件的产物，反而认为工人文化是内置于社会条件之内的，并且一尘不变。我（同上）观察到，这只不过是在工人阶级研究中被复活的“贫穷文化”话语。

以下是作者在文中提到的四本著作：

新贫穷文化

作者：克里斯·梅萨诺

（Chris Maisano）

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麦克道尔县是为美式生活牺牲的地区之一。作为全美最穷州之一中的最穷县，这里一直是一场社会灾难的背景。它看似不可阻挡，在离开场几十年后仍在不断上演。在20世纪中叶，麦克道尔是西弗吉尼亚州煤炭工业的中心。在这里，联合矿工的斗争使整个社区摆脱了贫困和堕落，获得了无产阶级的尊敬。它是世界上最大煤矿开采业和加工业之一的故乡，在其鼎盛时期，它提供了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养活大约十万人口。

随之而来的是衰败。阿巴拉契亚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失去了成千上万的采矿业相关工作岗位，没有几个地方比西弗吉尼亚受到的打击更严重。1983年至1992年间，该州失去了近2万个采矿业相关工作岗位，其中有许多就在麦克道尔。机械化是罪魁祸首，但西部煤炭生产商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天然气水力压裂法也是主要原因。[1] 由于煤炭业的衰落，麦克道尔的人口锐减ーー与50年前相比，现在生活在麦克道尔的人口减少了8万。该县的收入中位数勉强超过2万美元，三分之一的居民（五岁以下儿童中超过60%的部分也包括在内）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以下，只有不到三分之二的成年人从高中毕业。类鸦片药物在麦克道尔流行，其灾难性规模迫使县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对一群药物批发商提起诉讼，指控他们对麦克道尔的吸毒过量致死率（全国最高）负有责任。在对麦克道尔受破坏程度的评估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其居民的平均寿命——女性为73岁，男性为64岁。这些数字与蒙古和纳米比亚的数据相当，而比不上美国其它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

在麦克道尔县，不是许多人都可以被合理地描述为“享有特权”。但是，到2015年为止，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白人，超过了总人口的77% 。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75% 的选民将选票投给了唐纳德·特朗普，这一数据高于特朗普在整个西弗吉尼亚州的获胜比例。

这种白人的绝望和对特朗普似乎压倒性的热情相结合，让媒体难以抗拒。在同年11月8日前后，勇敢无畏的记者们对这个地区进行了大量报道。用《纽约客》（New Yorker）一篇著名文章中的话说，这些报道让我们进入了“特朗普国家的心脏”（the heart of Trump Country）。对于专业化管理阶级（编者注：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这一假设由John Ehrenreich和Barbara Ehrenreich提出，这一阶层通过优异的管理能力控制生产过程，属于中产阶级）来说，像麦克道尔这样的地方已经成为了一个屏幕，用来投射他们对于把唐纳德 · 特朗普送入白宫的“狂兽”的担忧，即白人工人阶层。

《卫报》中一篇关于麦克道尔的大选前视频报道就表现了这种风格特征。这份题为《为什么西弗吉尼亚州最穷县会对特朗普有信心》（Why the Poorest County in West Virginia Has Faith in Trump）对麦克道尔居民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大体上持同情态度。它的前提基于对特朗普所获选票的观察，他在该县获得的共和党初选选票比例高于美国其他任何地方，超过了90%。 虽然这份数据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但是建立在这个数字之上的“特朗普国家的叙事”在人们质问它的那一刻就开始分崩离析。在麦克道尔县共和党初选中，特朗普可能获得了压倒性的选票，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860人投了票。相比之下，近2700人在该县的民主党初选中投了票，伯尼 ·桑德斯（Bernie Sanders）赢得了约1500张选票，占总票数的55% 。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在麦克道尔初选中获得的选票也比特朗普多，817比785。[3]

类似的动态也在11月的大选中上演。尽管麦克道尔县将四分之三的选票都投给了特朗普，投票率还是低得可怜。只有36.4% 的合格选民在选举日到场，参与率远低于该州其他地区（57.5%）和全国（约60%）。[4]

尽管特朗普打的“安全帽牌”无疑为他赢得了麦克道尔等地的一些工薪阶层白人选民的支持，但他们在推动特朗普意外获胜方面的作用一直是被夸大的。正如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在对县级选举数据进行的一项引人注目的分析中指出的那样，特朗普民主党人现象（Trump Democrat phenomenon）“是真实存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从爱荷华州到纽约州的二十几个陷入困境的铁锈带（Rust Belt）沿路县”。在这些县，工厂关闭和外迁人口不断增加，两者交织，加剧了民族主义者和本土主义者的反弹。[5]

麦克道尔县并不属于铁锈带，尽管它在专家的想象中占据了显著地位。这里没有泛滥的“乡巴佬”冲锋队，重拳出击只为保卫他们日益被低估的白人价值。如果它的居民们不得不参与选举，那么人们可以下一个强有力的结论，将其称为“桑德斯国家” ，而不是“特朗普国家”（Sanders Country instead of Trump Country）。当有机会为伯尼·桑德斯的社会民主议程投票时，许多穷困潦倒的麦克道尔人都这么做了。大约12万西弗吉尼亚人也有同样的想法，在该州的民主党初选中，他们支持一位公开承认的社会主义者，将55个县一扫而光。[6]

编者注：美国“铁锈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五大湖区城市区（the Great Lakes Megalopolis），该地区自1980年左右开始一直在经历工业衰退。

由于新闻业的基本原则是“简化，然后夸大” ，它未能充分阐明工人阶级白人的政治行为，也许我们不应该对这种失败感到太惊讶。不幸的是，许多学者和知识分子在解读这些问题上的表现并没有好多少。在过去的一年里，一大批广受赞誉的书，声称要阐明白人不振的根源，但却落入了许多同样的陷阱。无论是历史的，社会学的，人种学的，还是自传体的，这些书都有共同的根本缺点。它们把症状和原因混为一谈，过分强调文化和身份认同，而忽略了政治经济，对于如何打破当代政治僵局也没有提供任何深入见解。

01. 文化鸿沟

“贫困文化”论题是美国政治中最具可塑性和弹性的修辞之一。它由社会学家奥斯卡·李维斯（Oscar Lewis）提出的，并由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推广，它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自由主义左派，而不是沙文主义右派。尽管如此，它在解释非裔美国人贫穷问题时侧重于文化习俗和家庭结构，这使得新一代保守派知识分子很容易将其利用，以使新政或伟大社会福利国家的成果付之东流。[7]

他们认为，黑人穷人之所以陷入贫困，不是因为经济结构或法律制度上的歧视，而是因为一套表面上特属于“黑人社区”并代代相传的价值观和行为。到目前为止，这种叙事中的细节应该已经为人熟知了。有争论说，通过为黑人穷人提供现金福利，政府政策为一系列的“非正常”（pathological）行为提供了经济支持：单亲家庭、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非婚生育、大规模失业、犯罪、暴力和吸毒成瘾。福利国家非但没有减少贫困，反而产生了不当激励，使人们继续贫困下去，并保持使他们陷入贫困的坏习惯。[8]

该学派最有影响力的声明是《失地》（Losing Ground）一书，由可恶的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所著。此书于1984年出版，默里的政策建议受到了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赞扬——比尔 · 克林顿（Bill Clinton）称默里的工作是对国家的“伟大服务” ，并直接激发了一场成功运动，来“终结我们所知的福利”。[9]

他接着又发表了《贝尔曲线》(The Bell Curve，1994) ，公开为这一观点辩护，认为在智商测试结果中的种族差异根植于种族基因，近年（编者注：原文发布于2017年）又出版了《分崩离析：白人美国1960-2010》（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2012）。在《分崩离析》一书中，默里表明他的保守反动思想可以轻易地应用到白人穷人身上，就像在黑人穷人身上一样。他认为，近几十年来白人阶层两级分化的加剧也可以用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特征来解释。白人精英阶层之所以富裕，是因为他们努力工作，上大学，经营婚姻，上教堂，还做慈善。相比之下，白人下层阶级与大众想象中的黑人福利女王（编者注：welfare queen是一个贬义词，在美国用来指称那些通过欺诈、危害儿童操纵滥用或收取过多福利金的妇女。）更为相似。用默里的话说，他们之所以贫穷，不是因为结构性问题，而是因为他们辍学，未婚生子，尽可能逃避工作，依赖福利，贩卖和滥用毒品，以及从事犯罪活动——同时这也注定了他们的后代也会有类似的命运。为了打破这种循环，上流社会的白人必须开始“言行一致” ，并且激励他们的穷亲戚振作起来。就像他们在城市另一边的同行一样，一个扩大的福利国家救不了他们，只有稳定的资产阶级美德才能救他们。[10]

默里的思想所带来的影响弥漫在《乡下人挽歌》（Hillbilly Elegy）的书页上，这是讲述阿巴拉契亚男孩万斯（J.D. Vance）奋斗史的畅销回忆录。在大选之后，万斯已经成为政治专家智囊团的首选本地线人，处理穷苦白人相关事务。他和默里曾在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这样的智库中共同发表过演讲，他们的观点也经常在媒体对白人穷人的报道中被联系到一起。万斯在书的开头有些尴尬地透露，“我的故事背后隐藏着种族因素。” [11]

在万斯看来，阶级不是政治经济结构的问题，而是文化认同的问题，它本身就同种族类别很亲密。在他看来，和他一起长大的苏格兰-爱尔兰裔美国穷人并不是被他们所面临的黯淡经济前景所阻碍，而是被一代又一代的乡下人所传播的拉马克式的道德沦丧所阻碍。正如他在一篇骇人听闻的文章中所说，回家后“你可以走过一个小镇，那里30%的年轻人每周工作不到20小时，却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懒惰。” [12]

编者注：拉马克，进化论学者，曾提出获得性遗传法则。获得性遗传是“后天获得性状遗传”的简称，指生物在个体生活过程中，受外界环境条件的影响，产生带有适应意义和一定方向的性状变化，并能够遗传给后代的现象。

他经常不得不承认该地区经济崩溃的严峻现实，但他很快将火力转向“一种越来越鼓励社会衰退而不是抵制它的文化”。[13]

这是一本恶毒的小书，一连串老掉牙的抱怨，针对那些放纵的、不求上进的，又披着贫困私人叙事外衣的穷人。

像默里和万斯等人在白人精英和日益贫困的白人穷人之间辨别出一条文化鸿沟，这没有错。在结婚率、离婚率、非婚生育率、教会参与、滥用药物等方面的明显分歧都是可以观察到的现象，而且近年来这些差异似乎有所加剧。但是，当几乎所有新收入的增长都流向社会顶层，而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却在社会底层崩溃时，这种现象可以预料。如果工人阶级社区和家庭结构在如此巨大的经济压力下还能坚持下去，那将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天不遂人愿，工人阶级支撑不下去了，这些事态发展的后果也不应令人感到意外。万斯的祖父母可以从肯塔基州东部某角落搬到俄亥俄州，在一家加入了工会的钢铁厂找到高薪工作。今天有多少人可以模仿同样的策略？哪个“脑子正常”的人会为了低工资和无福利而离开家乡去开Uber或者在亚马逊仓库打包行李呢？在这种情况下，待在家里领残疾人救济金或贩冰毒看起来像是一个更加理性的决定。

02. 乡巴佬会说话吗？

将阶级归类为文化或身份的冲动并不仅限于右派。这是当代左派的一种常见手法，在这种策略中，对“阶级主义”（classism）的讨论往往取代了对政治经济和阶级结构的严肃考虑。阶级主义的概念主要涉及态度、刻板印象和人际行为，而不是从结构上理解阶级关系。它的支持者经常试图夹带私货，偷偷加入一个结构维度，他们认为强者所持有的的阶级偏见态度塑造了公共政策和制度规则，牺牲了较低端阶层的利益。虽然这一概念的政治含义往往没有被言明，但对阶级主义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从下而上地推翻阶级剥削的结构性基础，而是从上而下地改变态度，“架起跨越阶级鸿沟的桥梁”。与其说是让工人进入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不如说是让精英们进入研讨室，让他们了解和分析自己的阶级特权。在他们解读特权之后，他们如何处理这种特权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14]

这种对不同阶级个体成员之间的主体和人际关系的的不间断的关注，完全忽略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客观社会关系系统运作的方式。正如艾伦·麦克森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所言，定义了资本主义的普遍市场依赖必然会对经济活动施加某些必要的压力：竞争、利润最大化、积累、生产率增长。工人和资本家都受制于市场的约束，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顺从市场的要求。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这样做，不管他们的个人信仰、态度和价值观如何。剥削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业主和雇主对工人有偏见，而是因为竞争的鞭策不断迫使他们削减成本，强化工人的劳动力，并且降低工资。 [15]

即使明天就能消除了对工人阶级的偏见，阶级剥削仍将继续。更重要的是，这些态度可能会重新浮出水面，因为苛待他人并不是毫无缘由的。

当然，这种尊重穷人和工人阶级的想法并没有完全被误导。左派的文化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被局限于学术界，为了能使我们的组织空间为工人阶级所用并对他们更友好，任何真诚尝试都应该得到鼓励。然而，这并不会让我们越过人际行为的领域，或者导致轻度冒犯（microaggression），这正是当今许多左派人士的最佳舒适圈。它既不能帮助我们理解阶级结构是如何作为一个非个人的、客观的剥削系统运作的，也不能提供任何见解，让我们知道如何通过工人阶级本身的集体行动来颠覆阶级结构。

南希·伊森伯格（Nancy Isenberg）的《白垃圾》（White Trash ）为阶级政治的文化主义学派及其局限性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例子。与万斯不同的是，伊森伯格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她的书旨在戳穿无阶级社会的国家迷思。她并不是要斥责或羞辱她所关注的南方贫穷白人，而是将他们置于有关美国身份认同的历史斗争中心。然而，她处理问题的方法却产生了一种反常的效果，即把白人精英置于故事的中心。

这本书主要是一部编年史，记录了精英们试图控制、管理和操纵下面那些令人尴尬的乡下人的方式，他们身处困境，却又不为人知。因为这种控制大部分依靠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创造的原始资源，《白垃圾》主要关注他们的焦虑和困扰：繁殖、种族纯洁、道德堕落、优生优育。穷人很少有机会在这个故事中为自己发声，当他们这样做时，通常是政客、地主、记者、小说家和媒体高管用腹语操控他们。伊森伯格找到了思考电视真人秀《甜心波波来啦 》（Here Comes Honey Boo Boo）的文化含义的空间，但你找不到民粹主义的索引条目，这是美国历史上南方穷人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运动之一。

虽然在社会历史的其他领域，对于能动性和反抗的探索可以说是被过分强调了，但是在一位当代自由派历史学家写的关于穷苦白人的书中却很少发现这一点，这很奇怪。 类似的黑人贫民史会因此受到全面批评，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相反，精英阶层的主要媒体机构对伊森伯格的书给予了大量赞同的评价。

这是因为，《白垃圾》其实不是一部美国阶级结构或阶级关系的历史，而是一部阶级主义的历史。因此，它落入了白人特权话语的陷阱，而白人特权话语主导着左翼学术界和行动者。当代特权理论表面上寻求集中和听从有色人种的能动性，但它始终将注意力的焦点带回白人的思想、动机和行动上。 [16]

它也为行动者提供了充足的机会，让他们参与到竞争激烈的美德信号发射活动中来，这个游戏除了建立玩家的个人品牌之外，没什么作用。阶级主义的概念与此大同小异，但却有着不同的意义。这是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穷人的历史谈论的都是精英们对穷人的所思和所为。与白人特权的概念一样，它并没有对它试图解释的现象提供充分的说明，也没有为一种可能真正实现其既定目标的政治实践提供多少支持。它所指向的不过是一个持有阶级偏见的无休止的 “种族问题对话”，这种对话更多的是为了支持政治生涯和非营利性工作，而不是为了结束种族主义。

03. 过于理性

在所有试图解释在特朗普时代对右翼政治招魂行为的书籍中，阿莉·罗塞尔·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的《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可能是在受过良好教育的自由主义者中最受欢迎和接受度最高的书。另一本与特定选举周期有着不可磨灭联系的书是《堪萨斯到底怎么了? 》（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就像该书作者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所写的那样，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访问了位于美国心脏地带的一个穷困潦倒的地区，试图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底层白人会强烈反对那些看似符合他们最大利益的想法和政策。

编者注：美国心脏地带是一个政治术语，指的是美国国土内没有和海洋（无论是大西洋还是太平洋）接触的州，即内陆州，也用来泛指美国中西部地区。这个短语不仅指有形的区域，还是一个文化术语，其中包含了许多该地区的特征以及居民的思想和价值观，例如乡村小城镇社区，乡村遗产，辛勤工作，朴素和诚实。心脏地带的公民通常被视为“蓝领”。

在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的油气田进行了多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后，霍克希尔德带着不安，努力解决她所说的“大悖论”（Great Paradox）: “需要帮助，又有原则性地拒绝它。” [17]

在霍克希尔德的研究对象中，这种悖论表现为，在面对真正灾难性的环境污染时，反对政府监管。对她来说，解释这种表面上的悖论并不主要参考能源公司所主宰地区的权力和利益结构。虽然她不得不承认这些结构在路易斯安那州政治经济中的突出地位，但她竭力将它们作为州政府收入来源和雇主时的影响最小化。这并不完全是误导，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路易斯安那州州预算中来自矿产收入的份额急剧下降，但是石油和天然气在该州的劳动力市场上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墨西哥湾的生产自动化程度和近海油气生产量有所提高，但该行业在各州就业中所占的份额仍然保持稳定。至关重要的是，该行业继续向当地居民支付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水力压裂法的迅速发展也显然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18]

正如霍克希尔德所承认的，从事水力压裂法相关行业的固定工人工资“在8万美元左右徘徊，还有福利。在路易斯安那州，木匠的收入是3.3万美元，卡车司机是4.6万美元，小学教师是3.4万美元。也许你需要接受培训才能找到一份生产操作工的工作，但你不需要大学学位。” [19]

尽管存在风险和外部因素，但这些工作在许多路易斯安那州的工人阶级眼中还是不错的ーー这些工作可以让直接或间接受益的人与提供这些工作的公司产生共鸣。

霍克希尔德在很大程度上跳过了对这些因素的考虑（关于“工业”的章节用了十二页），转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和影响上。她把当地对环境监管的反对描绘成一种在本质上就不合理的现象，一种对“深层故事”的表达。这种“深层故事”构成了她对调查对象的情感刻画。深层故事是人们试图理解自己处境的方式，是对自己感觉到的生活的描述，完全没有基于客观标准的事实或判断。在这种观点中，政治不是一场利益之争，而是竞争性叙事间的碰撞。这是一种文化冲突，由如何“看待和感受一个地方及其人民”的不同方式所驱动，在这种冲突中，对客观自身利益的考虑被原始情感的压倒性力量所扫除。 [20]

现在不是捍卫理性行为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的恰当时机。特朗普的许多核心支持者都深深地沉迷于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编者注：Breitbart News Network是由美国保守派于2007年中期建立的美国极右翼新闻，观点和评论网站。）的无稽之谈，而且在特朗普当选之后，似乎有太多的自由派人士已经失去了理智。但是，保守派在一部分工人阶级白人中的吸引力并不一定是神乎其神或不理性的。在霍希尔德的研究对象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直接或间接受雇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21]

几乎所有人都愿意接受，或者至少是任命，以污染和疾病作为获得体面工资的稳定就业的代价。

以珍妮丝·阿雷诺（Janice Areno）为例，她是本书整个章节的主角。虽然霍克希尔德依靠一个具有充沛情感的简介（“团队合作者”）来解释珍妮丝的茶党政治观，但一个更简单和更唯物的解释却近在咫尺。正如霍克希尔德的描述所表明的那样，珍妮丝的整个世界都是由当地的主导产业所构建的。 她在一家土地管理公司做会计，公司将和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有出租方面的业务往来。她的父亲是Citgo公司的管道工。她的姐姐在一家化工公司担任运输主管，检查火车车厢，在检查过程中感染了一种使人虚弱的自体免疫性疾病。虽然她充分意识到从事这个行业的相关代价（包括离她家一个街区的有毒废物填埋场），但她也知道这些公司生产有用的产品，提供工作岗位，无论它们破坏性或危险性可能会有多强。

编者注：Tea Party，茶党并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场右翼草根运动，共和党保守派中的民粹主义分支。茶党组织发端于1773年的波士顿，以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为代表运动，也因此而得名。茶党倡议限制联邦政府的规模，减少政府支出，降低国债和反对增税。2009年4月15日，新生的茶叶党发动了全国性的游行示威活动，抗议奥巴马政府计划增加税收。

霍克希尔德的另一个研究对象总结道，“污染是我们为资本主义做出的牺牲”ーー在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没有人能够为此提供任何形式的替代品。[23]

虽然控制污染的做法可能符合这些居民的利益，但造成污染的行业所提供的收入和就业也符合他们的利益。在采掘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这种情况非常普遍。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在西弗吉尼亚这样的地方找到，那里的煤炭工业与社区生活和民主党完全交织在一起，这使得制定一个替代性的经济发展计划变得非常困难。 [24]

对于一个社会学家来说，在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这样的地方，有这么多人在政治上听从能源公司的意见，即使他们提出的反对环境监管的理由显然是错误的，也不应该感到奇怪。人们再清楚不过了，这些公司赚取丰厚的利润，并在当地进行再投资，这是雇员们获得丰厚工资的基本先决条件。而且他们也不准备强迫这些行业来承担环境清理的费用，因为环境清理会减少利润（工资降低）。考虑到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的居民所面临的结构和选择，他们对亲近商业、反政府和个人主义政治所许下的承诺就过于理性了。

04. 认命还是革命

大选后的许多讨论都集中在“种族和文化怨恨”（racial and cultural resentment）上，认为这是推动底层白人选民支持特朗普的动力。这是一群自由派记者最喜欢的修辞手法，他们似乎一心要捍卫“第三条道路”（编者注：Third Way，类似于中间路线，试图通过主张将中右和中间派的经济纲领与一些中左的社会政策进行不同的综合，调和左翼和右翼。）自由主义的残余，使其免受来自左翼意识形态的意外挑战。 [25] 这个学派一贯将白人种族主义描绘成一种“不动的动者”（the unmoved mover），一种原始力量，除了它自身的存在之外，没有任何解释。自由派记者内德·雷斯尼科夫（Ned Resnikoff）在一篇文章中为此提供了一个极其恶劣的例子，将种族对立追溯到“人类大脑中一个古老的部落区域”。 [26] 

在这里所有被考虑的书籍中，贾斯汀·杰斯特（Justin Gest）的《新少数派》（The New Minority）最可能提供潜在的有用信息，这些信息涉及工人阶级白人及其在当代政治中的地位这一棘手问题。杰斯特通过强调去工业化的严峻现实，为自己采访对象的政治行为提供了背景，这些人都来自诸如英国东伦敦和美国俄亥俄州扬斯敦这样的“创伤后城市”（post-traumatic cities）。资本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从这些地方迁出，而这也正是移民和有色人种迁入的时候。工会成员资格随着工业就业而崩溃，对于代表其传统基础，工人阶级的历史性政党似乎失去了兴趣。 [27]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难理解为什么一部分本土白人工人可能会被极右翼政治所吸引。正如约翰娜·布伦纳（Johanna Brenner）和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在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经典文章中所言:

工人阶级中较强势的一部分似乎有可能在现有关系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和较弱、组织较松散的一部分对抗，从而捍卫自己的立场。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如美国人对抗外国人，白人对抗黑人，男人对抗女人，就业者对抗失业者，等等。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劳动人民最初的行为可能只是出于他们所认为的最直接的自身利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压力，要求他们理解这些行动，并采纳那些能让他们的行动看起来合理和连贯的想法。这些想法，当然是右派的想法。 [28] 

采取这种排他性策略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但这并非完全不合理。当基于阶级的抵抗可能性被大大降低时，本来可能是针对经济精英的不满情绪会轻易地被转移到黑人、移民、穆斯林、性少数者和其它近在咫尺的目标身上。政治憎恶空白，而工会和政党的空洞化可能会发展出跨越种族、民族、性取向和宗教界限的阶级身份。这给极右翼提供了一个机会，通过建立在现有的团结体来填补缺口，如性别、种族和国家。工人阶级白人在极右旗帜下的团结程度常常被夸大了。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任何可供选择的政治表达方式，许多人会用文化来解释他们的边缘化，并将富裕的自由主义者和可能处于上升地位的少数群体视为敌人，而不是资本及其政治官员。 [29] 

和以往一样，问题是如何解决它。杰斯特建议，要让工人阶级白人在民主党联盟中作为一个利益群体得到承认和代表，这与非裔美国人、性少数群体和拉丁裔美国人的路线相同。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处理方法。承认“白人工人阶级”是一个离散的文化认同集团，将标志着“第三条道路”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最终胜利，并排除了打破文化主义政治死胡同的任何可能性。如同非裔美国人和历史上其它受压迫的群体早先的融合一样，“白人工人阶级”作为利益集团群体中的又一个“共同体”的融合，肯定会使那些被要求代表它的个人受益。但是，这不会进一步促进建立一个更广泛的政治联盟的可能性，这个联盟跨越身份主义的界限，以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共同立场为基础。

解决这个问题的社会主义方法会是什么样的呢？自大选以来，伯尼·桑德斯一直在特朗普选票获胜的地方举行电视直播的市政厅会议，包括西弗吉尼亚州的麦克道尔县。和以往一样，他的核心信息简单而直接：你们的问题不是移民、性少数者、黑人或穆斯林造成的，而是富人造成的。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抢夺他们的权力。为了建立和维持一个真正普遍的工人阶级运动，这个立场不可能是我们政治的终点。但它是唯一可以开始的地方。

参考文献：

1. Brad Plumer, “Here’s Why Central Appalachia’s Coal Industry Is Dying,”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3, 201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wp/2013/11/04/heres-why-central-appalachias-coal-industry-is-dying.

2. Bernie Sanders, “The Great Divide: Life in McDowell County,” n.d., https://www.sanders.senate.gov/life-in-mcdowell-county.

3. West Virginia Secretary of State, “McDowell County Results, Primary Election — May 10, 2016,” 2016, http://services.sos.wv.gov/apps/elections/results/results.aspx?year=2016&eid=22&county=McDowell. To put these figures in context, Trump won the statewide GOP primary with about 77 percent of the vote; Sanders won the Democratic primary with 51 percent. So both candidates outperformed their statewide showing in McDowell, with Trump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his already overwhelming margin of victory. It’s worth noting that Paul Farrell, a lawyer from Huntington, also ran in the Democratic primary and won about 9 percent of the vote statewide and in the county. It is difficult to know whether his absence from the race might have boosted Sanders’s performance even further. For full primary election results, see West Virginia Secretary of State, “Statewide Results, Primary Election — May 10, 2016,” 2016, http://services.sos.wv.gov/apps/elections/results/results.aspx?year=2016&eid.

4. West Virginia Secretary of State, “2016 General Election Turnout,” 2016, http://www.sos.wv.gov/elections/current/Pages/2016-General-Election-Turnout.aspx; United States Elections Project, “2016 November Election Turnout Rates,” 2016, http://www.electproject.org/home/voter-turnout/voter-turnout-data.

5. Mike Davis, “The Great God Trump and the White Working Class,” Jacobin, February 7, 2017, jacobinmag.com/2017/02/the-great-god-trump-and-the-white-working-class.

6. Cathy Kunkel, “Losing West Virginia,” Jacobin, March 6, 2017,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3/losing-west-virginia.

7. Paul Heideman and Jonah Birch, “The Poverty of Culture,” Jacobin, September 16, 2014,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4/09/the-poverty-of-culture.

8. Adolph Reed Jr., “The Underclass Myth,” Progressive, August 1, 1991, http://progressive.org/magazine/the-underclass-myth/.

9. Jason DeParle, “Daring Research or ‘Social Science Pornography’?: Charles Murra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9, 1994, http://www.nytimes.com/1994/10/09/magazine/daring-research-or-social-science-pornography-charles-murray.html

10. Charles Murray,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New York: Crown Forum, 2012), 294–95.

11. J. D. Vance, Hillbilly Elegy: 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6), 3.

12. Ibid., 57.

13. Ibid., 7.

14. Much of this discussion occurs in the languag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which has given rise to organizations devoted specifically to the concept of classism. For an example, see Class Action, “About Class,” n.d., http://www.classism.org/about-class/. The nonprofit group Showing Up for Racial Justice (SURJ) offers a clear example of how the contemporary discourse around white privilege easily maps onto discussions of classism. See Erin Heaney, “Cross-Class Capacity Tool,” SURJ, March 18, 2016, http://www.showingupforracialjustice.org/cross_class_capacity_tool.

15.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Politics of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September 1999), https://monthlyreview.org/1999/09/01/the-politics-of-capitalism/.

16. Asad Haider, “White Purity,” Viewpoint, January 7, 2017 https://viewpointmag.com/ 2017/01/06/white-purity/

17.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 (New York: New Press, 2016), 35.

18. Gregory B. Upton Jr., “Oil Prices and the Louisiana Budget Crisis: Culprit or Scapegoat? An Analysis of the Oil Drop on the Louisiana Budget,” LSU Center for Energy Studies, October 24, 2016, http://www.enrg.lsu.edu/files/images/publications/online/2016/Upton_10-2016_Oil_and_Gas_and_the_Louisiana_Economy_FINAL.pdf; Beau Evans, “Louisiana’s Economic Highs, Low Tied to Oil and Gas,” Times-Picayune, September 21, 2016, http://www.nola.com/business/index.ssf/2016/09/economic_highs_and_lows_for_me.html.

19. Hochschild,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90.

20. Ibid., 19.

21. Ibid., 249.

22. Ibid., 165.

23. Ibid., 179.

24. Cathy Kunkel, “Losing West Virginia,”Jacobin, March 6, 2017,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3/losing-west-virginia.

25. A good example of the genre is Zack Beauchamp, “No Easy Answers: Why Left-Wing Economics Is Not the Answer to Right-Wing Populism,” Vox, March 13, 2017, http://www.vox.com/world/2017/3/13/14698812/bernie-trump-corbyn-left-wing-populism.

26. Ned Resnikoff, “The Center Has Fallen and White Nationalism Is Filling the Vacuum: Racism Has the Power to Transform Both Left and Right,” ThinkProgress, January 5, 2017, https://thinkprogress.org/the-center-has-fallen-and-white-nationalism-is-filling-the-vacuum.

27. Justin Gest, The New Minority: White Working Class Politics in an Age of Immigration and Inequ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43–44, 79–81.

28. Johanna Brenner & Robert Brenner, “Reagan, the Right, and the Working Class” Verso Books blog, 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2939-reagan-the-right-and-the-working-class

29. Gest, New Minority, 135.

译者：raaachel

责任编辑：泛舟颐和园

排版：泛舟颐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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