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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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逼迫欧洲给许多熟悉的东西按下暂停键

3 月 9 日，德国埃森一家医院内，一名护士展示检测新冠病毒的试剂盒。

著名文学评论家乔治·斯坦纳 2003 年在《欧洲的概念》一文中曾写道：「欧洲的文化与美国完全不同，欧洲文化是一种咖啡馆式文化，在那里人们阅读、工作、作出计划。也是很多场所，为了约会和密谋，为了辩论知识和八卦，也是为了漫无目的的游荡者和他笔记本中的诗歌和形而上学……欧洲的文化也是步行者的文化，建立在往往以学者和作家命名的广场和街道的基础之上。」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威胁之下，欧洲多国在近一周内全面封锁，代表欧洲人生活方式的咖啡厅、餐厅、酒吧被关闭，历史悠久的地标式广场人迹寥寥，博物馆闭门谢客，足球赛事全部停赛，欧洲最为鲜明的社会特质被暂时封存。乔治·斯坦纳笔下的欧洲多国此刻被按下暂停键。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 3 月 16 日的电视演讲中六次提到「我们正处于战争之中」。德国总理默克尔则在 3 月 18 日的电视演讲中说：「情势严峻，请务必认真对待。自德国统一以来，不，自『二战』以来，我们的国家还从未面临这样一次必须同心去应对的挑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我们所有不是专家的人都低估了新冠病毒。」

截至 3 月 19 日，意大利已有 3405 人死于新冠肺炎，感染病毒的死亡统计人数超过中国公布数据。意大利全境封锁时间已延长至 4 月，死亡率突破 8%，医疗机构负担沉重；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在疫情重压下也祭出全面封锁举措。

而英国在宣布颇具争议的「群体免疫」防控思路后，政策却逐渐趋严，包括实施「家庭隔离」措施，更扩大筛查和检测能力，将英格兰地区增加日检测能力提升 1 倍，至每天 2.5 万次。首相约翰逊 3 月 18 日宣布，英格兰地区所有中小学校将从 20 日起关闭，苏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也宣布自 20 日起关闭学校。

欧盟在欧洲合作抗疫上，没有太多实质性动作。在各国求自保，欧盟最引以为傲的内部人员自由流动也被中断，边境重新树立。

欧洲如何战胜疫情？相对于整体较高的医疗水平，挑战更多在于能否及时实施精准的应对策略以及严格的措施能否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在经济发展、个人自由和一体化协作等目标从属于抗疫大局的当下，欧洲暂时没有更多选择，何时触底反弹，仍待时间检验。

绝无仅有的「封盟」

「新冠疫情是德国自『二战』以来，遇到过的最需要全民团结应对的挑战。」德国总理默克尔 3 月 18 日在国民讲话中说道。这一天，德国单日新增病例达到 2716 例，在过去一周里，德国新冠病例飙升，从 3 月 11 日累计确诊 1567 例，到 3 月 18 日的 11973 例，增长率高达 664%。

居住在德国南部边陲小城弗莱堡的苏骅记得，一周前，德国人还未把新冠病毒「太当一回事」，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弗莱堡的咖啡厅里人声喧闹，城际通勤的小火车里人流密集，一如往常，「无论媒体还是专家，都一直告诉大家，不要恐慌，只要勤洗手、注意身体变化，及时就医即可」。

这种乐观情绪随着德国政府密集出台严控政策开始消散，3 月 12 日，默克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只是大型活动，所有 1000 人以下的非必要集会活动也应该取消；疫情严重地区应考虑在州的层面发出决策，关闭州内所有学校。随后，所有联邦州纷纷宣布，将从 3 月 16 日开始暂时关闭学校，停止教学活动。德国足球职业联盟主席团临时决定，推迟原定于周末进行的德甲、德乙本轮联赛，并暂停联赛至 4 月 2 日。

同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发表了全国电视演讲，他强调「新冠疫情是法国在一个世纪内面临的最严重公共卫生危机。」全法所有级别的学校从 3 月 16 日起开始关闭，所有 70 岁以上和患有慢性病、呼吸道系统疾病或有肢体障碍的民众，尽可能地待在家里。马克龙向公众警示：「我们现在只是在危机的开端，要降低病毒传播的速率，则需要全国统一行动。」

但是，这样的警告并不足以让天性浪漫的法国人改变生活习惯，巴黎的商场、咖啡馆、公园和餐馆仍然人流如织，似乎新冠疫情仍然非常遥远。

为此，马克龙在 3 月 16 日的讲话中严厉批评了这群人，「即使你们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你们也有把病毒带给朋友、父母、祖父母的风险，这是将你们所爱之人的健康置于险境！」并宣布将效仿意大利进入 15 天的封锁状态，除进行必要活动，禁止民众出门。为保证社交隔离措施被严格执行，将动用 10 万名人员确保封锁令被严格执行。他不断重申，目前法国处于「一场战争之中」。

当日晚间，德国的严控措施亦进一步加码， 16 个联邦州都将禁止所有类型的公共场所和聚会活动；除超市、银行、邮局、药店外的非必要场所都必须关门，包括学校、宗教场所的活动均被禁止；餐厅和咖啡厅被允许运营至晚上 6 时，宾馆禁止对游客开放。

苏骅发现，从 3 月 16 日起，在弗莱堡的超市，连粗糙的厨房用纸和面粉都开始缺货，空货架越来越多：「大约两周前，意大利面和意面酱最先售罄，之后消毒液、抗菌洗手液的货架变空了，慢慢连普通洗手液、抗菌肥皂也没了。厕纸也缺货整整一周了，无论线上还是线下都买不到，不少人只好买厨房用纸当替代品。」

这场欧洲围堵新冠疫情的大战最先由意大利拉开序幕。3 月 10 日，意大利宣布将原本只针对中北部 14 个省、覆盖 1600 万人口的「红色」警戒区域的各城市封锁措施，扩大到意大利全国范围。

西班牙的确诊人数也迅速增长，直追意大利。首相桑切斯 3 月 14 日宣布防控升级，全西班牙的民众除了要购买食品、看医生寻求医疗帮助，或因无法远程工作时须前往工作场所等重要理由外，民众均不得离开家中。西班牙成为继意大利后，第二个正式实施全国大范围封锁、禁止民众非必要出行的欧洲国家。

除了保留供应核心物资的商店继续开业，西班牙全国其他商业店铺全部关停；全国集会活动和宗教活动也全部停止，所有级别学校也全部关闭。长途火车和巴士虽不停开，也将降低运营频次。

随后，丹麦、比利时、挪威、荷兰、捷克、奥地利、瑞典、瑞士等欧洲国家均宣布一系列学校停课、禁止集会、商场餐厅停业的严厉控制措施。

除了在境内严控民众社会交往，疫情当前，欧洲各国也早早开始关闭边境。

3 月 15 日，德国突然宣布将局部关闭与法国、瑞士、丹麦、卢森堡和奥地利的边境，仅通勤人员和货车可以继续正常往来。更早时候，还有捷克、塞浦路斯、丹麦、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文尼亚等七国暂时向外国人关闭边境。在高度重视境内各国人员可自由流动的欧盟和申根区内部，这是罕见情况。

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倡议下，北京时间 3 月 16 日晚间，七国集团 (G7) 成员国和欧盟领导人以线上视频会议的方式，召开了一次紧急峰会，商讨如何协调控制疫情和稳定全球经济及金融市场。

此次峰会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应停止所有不必要的由外部进入欧盟的旅行，以遏制新型冠状病毒传播。该提案获得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同意在 3 月 17 日正式批准实行。限令拟持续 30 天，适用于所有非欧盟国家人员赴欧盟的旅行，但不适用于「回家的欧盟公民和医护人员」。形同欧盟对外部世界短期「封盟」的限令，这在欧盟现代史上几乎绝无仅有。

缘何席卷欧洲

已有「前车之鉴」，欧洲为何未能有效阻挡新冠病毒传播？

以西班牙为例， 3 月 4 日，当地卫生部仍自信地表示，意大利的情况不可能在西班牙重演，因为在该国境内发现的 160 多个病例均有可追溯的感染史，且均匀分布在全国各地，因此西班牙政府推荐的防疫措施，仅仅是减少与疫情高发地区人员的接触。

3 月 8 日，西班牙的妇女节庆祝活动如期举行，据马德里大区政府估计，共有 67 场示威活动和游行在马德里大区举办，成千上万名妇女参与了游行。西班牙健康警报和紧急情况协调中心主任费尔南多·西蒙认为，这场游行是一场国内的活动，不会有来自疫情严重国家的人员参加，病毒传播风险并不大。

尽管无法确定这些庆祝活动在传播病毒上起到多大作用，但从病例增长数据来看，西班牙感染规模从那时起开始进入指数级增长，到 3 月 13 日已超过 5000 例，3 月 14 日又进一步增长到 6391 例，增速甚至超过了同期的意大利，之后西班牙政府方才出台全国「封锁令」。

事实上，新冠在欧洲各国的本地社区传播可能早在 2 月底就已悄然开始。2 月 26 日，德国联邦卫生部长施潘 (Jens Spahn) 就曾表示，德国近期出现的新确诊病例与之前相比有了「质变」：传染链条在一定程度上已无法追踪，且患者与传染源的接触也无法追溯，德国「已经处在一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开端」。

医疗资源储备战

意大利的医疗挤兑尚未在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上演，但医学界普遍认为，欧洲其他国家的疫情发展晚于意大利两周。至于它们是否会步入短缺困局，取决于其医疗系统储备和各方在近日所采取的行动。而眼下，所有国家都在为最坏的情况备战。

「现在的任务是尽可能扩大医疗系统的能力，我们希望所有的医院至少把重症救助能力翻倍。」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 (Robert Koch Institute) 所长维勒 (Lothar H. Wieler) 在 3 月 17 日表示。当天，这家负责德国中央政府疫情决策的研究所，将疫情风险等级从「温和」提升至「高」。

德国是欧洲医疗体系底子最好的国家。据经合组织 (OECD) 统计数据，2017 年德国每千人医院床位达到 8 个，为欧洲发达国家中最高，在 OECD 中次于日本、韩国，两国这一数值均超过 10 个。欧洲其他国家中，奥地利每千人 7.3 个床位，法国接近 6 个，西班牙和意大利约仅有 3 个。

面对传染速度极快的新冠疫情，更关键的是重症床位。8000 万人口的德国重症救护资源最充足。全国有 2.8 万张重症病床，其中接近九成配有通气设备。法国拥有 1.2 万个重症床位，其中四成配有呼吸设备。而拥有 6600 万人口的英国，仅有 4000 张重症病床。通气设备在新冠肺炎救治中意义重大，根据患者病情，医生将选择高鼻流吸氧、有创呼吸机、无创呼吸机甚至 ECMO(体外膜肺氧合) 救助患者。

短期内，德国仍有承受疫情增长的空间。德国医院协会 (German Hospital Society) 主席盖斯 (Gerald Gass) 表示，预计到 3 月 22 日的周末，新冠肺炎住院病例将从周中的 500 例增长至 1500 例，累计确诊人数将超过 2 万，但是德国医疗体系能够接纳这个程度的增长。

在法国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医院已经濒临饱和。据法国多家媒体报道，即使在推迟非紧急任务和新增床位之后，东部大区的多家医院资源仍然吃紧，已在崩溃边缘。法国东北部的两个大区为疫情重灾区，确诊病例总数占全国五成。

法国在为可能到来的医疗挤兑作准备。3 月 17 日，法国卫生部委派的小组已经向卫生总局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ealth) 提交了一份名为《大流行中重症救护的优先获得》的文件，以帮助医生在重症救护资源吃紧情况下对病人作出选择。早前意大利医疗机构发布过类似文件，指出在资源稀缺时，医生要考虑患者的年龄、康复几率等因素，不必一味遵循「先到先得」的救护原则。

为了长期备战，欧洲开始收拢医疗资源，调用军队力量。西班牙卫生部部长伊拉 (Salvador Illa) 于 3 月 15 日宣布了多条强硬措施：政府将暂时接管私人医疗部门，所有公共和私人场所都需做好接收新冠病人的准备。

为了缓解法国东北部的紧急局面，法国军队将在东部大区建立临时野战医院。德国柏林当局也将在军队的帮助下新建一所最高能容纳 1000 人的医院。

分散的地方医疗体系也有收拢趋势。以德国为例，其联邦制体系下，卫生政策主要由各地自行实施，中央以建议为主，这意味着不同地区的步调并不一致，全国也缺乏统一的信息汇报。不少德国医疗界人士认为，联邦制在灾难情况下不具有优势。而西班牙政府于周日发布的一系列举措，就包括建立统一的信息采集体系，各地区将不再单独汇报病情数据。

医护人员短缺可能成为欧洲医院扩容的瓶颈之一，尤其在德国。据 OECD 统计，德国每个病床仅对应两名医务人员，这一指标在英国接近 8，瑞士则为 5.5，法国和意大利均为 3.2 左右。

由于人员短缺，即便在日常情况下德国部分重症病床也无法使用。德国重症监护急诊医学跨学科学会 (DIVI) 主席扬森 (Uwe Janssens) 表示：「实际上，德国是有足够的床位的，但我们有一个可持续问题：重症监护医护人员太少了。」

为了缓解医务人员短缺，医院纷纷动员学生和退休医生。西班牙当局表示，医学院大四的住院医生将延长服务时间，尚未完成专科测试的医生将被直接雇用。法国和德国的多家医院正在召回退休医生，72 岁的法国退休全科医生福克斯 (Guy Fuchs) 表示：「我想任何人被问到的话，都会过来。」

目前欧洲各国的病原检测能力明显低于需求。为了防止医院负担骤增和交叉感染，各国普遍建议民众出现症状后不要上医院，而是先通过热线电话联系医务人员，而这部分人群中，也并非所有人能够接受检测。其中德国能力较为充裕，检测门槛较低，出现症状且接触过确诊案例的人士均可以申请。根据官方数据，检测能力已经达到每日 1.2 万份。

而法国、西班牙等国则仅能支持重症患者接受检测。据法国卫生部数据，全国日检测量仅 2500 份，部长维兰 (Olivier Veran) 表示，暂时无法让所有出现症状的患者接受检测，需要做出选择。而英国则只对收进医院的病人进行检测，甚至不包括医护人员，一些出现疑似症状的医生面临两难。

德国检测能力充裕主要得益于其丰富的实验室网络，除了医院，大学门诊、私人实验室均可实施检测，部分地区甚至允许医护人员上门对患者进行采样。目前法国正在着力扩大可做检测的实验室规模，西班牙则面临试剂盒供应和物流问题，其卫生部官员费尔南多·西蒙于 3 月 17 日表示，问题将在「两到三天」内解决。

在医疗物资方面，物资匮乏已导致一些地区的床位闲置。法国私立医院联盟 (FHP) 主席加比 (Lamine Gharbi) 医生向《世界报》表示，由于医护人员缺乏口罩等防护用品，70 张位于东部大区的重症病床无法启用，「我们被告知要考虑重复使用一次性口罩」。

如果没有及时补给，其他地区的资源可能在未来数周耗尽。

巴黎医生帕奎 (Claire Paquet) 向《卫报》表示，其医院储备的口罩仅够两周，而据学界模型预测，接下来 7 周疫情会达到高峰。据德国医生网络 Coliquio 近期对 1000 名当地医生的调查，超五成表示缺乏防护和消毒用品，还有三成表示储备正接近告罄。

为了尽快补足资源，欧洲各国加大了采购力度，并号召国内企业扩产、转产。西班牙当局表示，国内所有防护用品厂商必须立即上报政府，否则将被罚款。作为西班牙国内最大的国际企业之一，服装品牌 Zara 的母公司 Inditex 集团表示，将把自己的全球供应链和物流能力贡献给政府，助其从中国等地进行采购。

目前多家欧洲制造商都在紧急增产和扩产。自疫情在中国暴发以来，德国呼吸机厂商 Drägerwerk 的订单爆满，目前又接到德国政府的 1 万台订单，公司表示需要投资新的产线才能满足需求。防护服厂商杜邦 (DuPont) 向财新记者表示，为了应对全球疫情，其最畅销的产品已经增产至日常全球产能的 3 倍，同时还在全球 9 个国家投资建立了敏捷生产线。

不少工厂转而投入新的业务。在法国奢侈品巨头 LVMH(MC-FR) 宣布将化妆品生产线投入到消毒洗手液生产之后，超过 100 家法国时装纺织工厂将开始学习生产口罩。Inditex 集团也表示将正在调研转产防护用品的可能性。

随着欧洲各国封锁边境，物资不平衡现象可能加剧。在欧洲境内，防护用品生产集中在德国、法国、捷克等少数国家，其余国家依赖欧洲、亚洲进口。目前欧盟内部的物资流动已经遭受限制，德国政府在 3 月初禁止了医用防护用品出口，此举立即引发其他国家不满，瑞士和奥地利政府均表示其经德国转运的物资被扣押。

3 月 15 日，欧盟宣布限制防护用品出口至欧盟外，两天后，欧盟为期 30 天的旅行禁令生效。随着欧洲与其他大陆整体隔离，内部国家的流转也开始冻结。截至 3 月 19 日，至少 11 个欧盟国家表示将全部或者部分关闭边境，这在以团结著称的欧盟十分罕见，物资运转也将愈发困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先后同意大利总理、西班牙首相等欧洲政要通话，表示中方愿同各国开展国际合作，在医疗专家组、提供医疗物资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抗疫背后的政治考量

对欧洲而言，意大利一直以来被视为欧洲的政治实验室，是管窥未来发展趋势的窗口。在这个强调个人自由、政治斗争不断，中央政府相对孱弱，地方自治权高度发达的社会，病毒如此肆虐，似乎是欧洲整体悲鸣的前奏，也是残酷的警示。意大利所面临的问题，在欧洲各国显现。

随着疫情在欧洲进一步暴发，欧洲各国为了避免沦为第二个意大利，纷纷在近一周之内大幅度收紧防控政策。而观察欧洲主要大国的抗疫措施，大多是在最后的紧要关头，以及他国行动的压力下，才做出了对个人自由和经济发展的牺牲，实行封锁。许多欧洲国家在「二战」后，就从来没有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全面封锁，但医学家和媒体也纷纷发出「行动晚了」的叹息。

在西班牙疫情最为严峻的马德里工作的传染科医生莫雷诺 (Santiago Moreno) 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报》采访时说：「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们肯定会改变很多做法。我认为没有人意识到，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疫情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他总结出的经验是，应该从疫情开始出现时就出台更多预防措施，以便提前检测出病毒。

3 月 2 日西班牙国土安全部就曾建议取消 3 月 8 日的妇女节等大型人群聚集活动，但这一提议在当天的政府会议上遭到否决。而西班牙的确诊病例在 7 天内增加了 1 万人，成为目前欧洲疫情严峻程度仅次于意大利的国家。

另外，也有瑞典这样疫情尚未严重暴发的国家，截至发稿，政府都尚未作出要求关闭学校和餐厅等要求。该国政府 3 月 12 日宣布不再对轻症患者和疑似患者进行检测，将医疗资源投入到重症患者中，瑞典首相也将抗疫比喻为「马拉松式长跑」。

一般而言，自由透明的信息机制，会成为在医疗水平发达之外，抗击疫情的另一天然优势。但疫情暴发至此，透明的信息并没有迅速转化成为及时而强大的行动。

葡萄牙前欧洲事务大臣，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卡伊斯 (Bruno Maçães) 表示：「过去我们相信我们的价值观会保护我们，这是意识形态的看法。你需要的是科学和政治力量，而不仅仅是相信：因为我们有对的价值观，一切就都会好起来。」

在欧洲各国没有能够在传播初期，采取坚决手段遏制住病毒的社区传播后，目前欧洲多国普遍以拉长战线的马拉松式思路为指导，严防死守，尽量减缓病毒蔓延的速度，以避免对医疗系统带来过大的冲击，也期待天气变热以及疫苗开发出现突破等外部因素，来彻底打破困境。而这种方法的代价，则是不断有大量的民众会因此而感染，成效如何，仍然难有定论。

而目前欧洲的严防死守战略，也存在民众不满的政治风险。欧洲政策研究中心 (CEPS) 高级研究学者伦达 (Andrea Renda) 告诉财新记者，政府需要与民众进行充分沟通，保证目前的限制措施在疫情威胁结束后不会持续下去，同时让民众了解所有的限制措施都是必要的。他强调，希望意大利有些地区的疫情能够在未来两周内达到拐点，这能够带来一些希望，但同时也可能导致民众的焦虑和不耐烦。

默克尔就在 3 月 18 日选择安抚民众情绪，发表电视讲话。她表情严肃地说：「我向大家保证，我同大家一样珍视宝贵的自由旅行、自由行动的权利，而限制措施实乃情势所迫。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不应轻率地采取这些限制措施，即使采取也要把握好度。但就目前而言，为挽救生命，这些措施不可或缺。这也是为什么自本周初起，我们开始对一些最重要的邻国实行严格的边境管控和入境限制。」

在政府行动缓慢谨慎之外，欧洲民众对疫情普遍性的不重视，也是相较中国而言，欧洲国家面临的新困境。欧洲多国医学家们纷纷呼吁，虽然欧洲民众有强烈的个人自由诉求，但在面临巨大危险的情况下，应该以负责任的心态来克制自身行为，而以往民众普遍低估了病毒的危险。

对欧洲而言，新冠病毒让本身就处于经济衰退、难民危机和政策不确定性威胁下的欧洲难上加难。

目前德国已经关闭与法国之间的边境，而这一边境曾经是欧盟内部交流往来最为繁忙的一条边境，也是欧盟引以为傲的人员自由流动的标志。意大利也指责自己被欧盟所抛弃，欧洲多国之间出现争夺医疗物资的情况。

在前几周仍旧为人所期待的欧盟内部人员自由流动和欧洲内部合作团结，如今看来已然初步失败，欧盟主动同时也被动地选择了等待和旁观，哪怕此次疫情对欧盟而言，实际上是一次扩大协同作用影响力的机会。

病毒对欧洲的打击，不仅在于病毒本身对生命的威胁，还在于对其社会根本价值和整体政策目标的侵蚀，也为极右翼民粹主义者提供了新的「养料」，他们希望本国建立强大的民族主义国家，反对欧洲内部人员流动、一体化和全球化。如果未来欧洲各国政府不能拿出好的政策挽回经济损失，那么民粹主义将继续在国家和欧盟层面带来相当程度的负面政治影响。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 (IISS) 高级顾问海斯伯格 (François Heisbourg)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直言，对欧洲而言，此次疫情是一个重大时刻，需要政府的迅速行动。如果不能动用行政力量迅速反应，那么将会带来个更大麻烦：「因为这次民粹主义者是正确的。即便是民主国家，在战时也必须表现得像专制国家。」

如今欧洲各国面对疫情，「各扫门前雪」，每个国家的政策选择，与该国的政治制度、国情、民众集体个性和经济考量等有密切联系。

德国柏林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在 3 月 17 将德国疫情扩大风险调高到「高级」。在法国和西班牙等欧洲多国宣布实际全面封锁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 3 月 16 日才宣布，德国全境将对公共生活作出进一步限制，包括关闭公共文化、娱乐和体育设施，暂停宗教聚集活动，限制医院探视等。她说：「这些措施在德国前所未有，但目前是必要的。」

在默克尔宣布最多可能有 70% 的德国人可能被感染后，却没有及时拿出与疫情判断相匹配的政策，已经受到批评，3 月 16 日宣布的措施，也是在与地方政府协商一致后才作出的统一协调政策。此前，施潘所提出的禁止 1000 人以上的集会，也仅仅是提出建议，而非强制。

共和国的挑战

据德国媒体报道，在默克尔宣布严格的新措施之前，德国各地官员都在寻找防控统一标准，德国各地区也一直没有做到统一行动，而原因则是在于德国的根深蒂固的联邦制度。

联邦州拥有的多项独立立法权，传染病防控的决策责任完全由各州政府承担，联邦卫生部及其下属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仅做指导和协调，而非强制要求。这也带来了德国各地区的防控策略的差异，施潘也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轻叹，他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加统一的方向」。

德国多家媒体均提出联邦制拖慢了德国政府对疫情反应程度的问题，任何防疫决定都需要经过德国大约 400 个不同层级的卫生部门协商同意后，再经由 16 个联邦州政府卫生部门同意。而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在疫情暴发初期所作出的指导意见，很多都并不明确，而是让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自治余地。

但德国联邦议会也有成员支持州政府保留在防控上高于联邦政府的自治权限。此次德国疫情最为严峻的北威州州长兰斯切特 (Armin Laschet) 认为，联邦制给抗击疫情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有优势，地方政府能够更迅速地了解本地具体情况，迅速作出因地制宜的必要反应，最好地去平衡防控需求和维护日常生活秩序。

但是，并非所有的地方政府都遵循了联邦卫生部门所提出的建议，他们在防控的同时，也需要从政治的角度，考虑到本地选民的需求。尤其在德国社会生活中地位举足轻重的足球比赛上，地方政府的矛盾心态展露无疑。

莱比锡市的卫生部门在联邦政府的压力下，停办了莱比锡书展。但是否准许首次进入欧洲冠军联赛的莱比锡队首轮主场比赛空场举行，卫生部门难下决心。

莱比锡队不仅仅是该地的名片，还为该地提供了数千工作岗位。3 月 11 日，当地政府最终还是选择让比赛正常进行，理由则是对手热刺队来自伦敦，目前还不是疫情重灾区。当晚莱比锡队战胜热刺，历史上首次进入欧冠八强，看台上座无虚席，欢呼和泪水交织一片。就在比赛当晚，英国歌手詹姆斯·布朗特就在 400 米开外的场地举办演唱会。那时英国死亡病例数已经达到六人，意大利已然陷入灾难。

德国耶拿大学政治法学教授克拉夫基 (Anika Klafki) 就表示，地方政府的经验和地方在应对季节性流感时完全足够，但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如此迅速，威胁不断扩大，目前的机制不仅是过时的，还会带来很大限制。她向财新记者强调，德国传染病防治法中确实应该增加联邦层面的权限。

联邦政府也确实很晚才意识到，新冠病毒的威胁程度远远超过州一级政府的抵抗能力。德国政府直到 2 月 27 日才设立针对新冠病毒的中央危机委员会。默克尔也在疫情暴发初期，长期没有发声，而是由施潘代为发表一系列的政策建议。

德国因为地方高度自治而出现的问题，也同样出现在西班牙。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3 月 14 日发表电视演讲宣布将全国封城时就特别表示，呼吁各自治区站在中央政府背后，抛弃不同的政见，共同抗击新冠疫情。他警告称，他们必须明确目前惟一的任务就是击败病毒，这场战争是没有政治色彩、没有意识形态、没有领土之争的，惟一重要的是民众的安全。

桑切斯强调，未来全国各地政府必须统一行动，倾听自治区的诉求是义务，但保持统一的行动更是不可或缺的。

他在演讲结束后与各大区主席会面，落实统一的严格防控行动。加泰罗尼亚大区主席托拉 (Quim Torra) 拒绝签署统一行动协议纲领。纲领中称，目前西班牙所面临的是历史上最为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所以需要所有自治区统一配合。而托拉此前一直要求中央政府执行更加严格的防控措施，在 3 月 11 日就提出要求中央政府协助彻底封锁该区，以避免病毒进一步传播，并且限制了 1000 人以上的活动。

最终，一天之后，西班牙各地区政府达成一致，得以在这个 1973 年才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国家，面对愈演愈烈的疫情威胁，全国实际封锁。

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政治学教授、政治与社会科学院院长博特拉 (Joan Botella) 告诉财新记者，西班牙不同地区的疫情情况差异很大。尽管中央政府目前已经集中了抗击疫情的所有权力，但疫情开始初期，地方政府仍然有权力，所以显现出一定的分歧。博特拉认为，综合考虑而言，西班牙政府采取了能够采取的最严格措施。

法国是欧洲中央政府集权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总统马克龙在 3 月 16 日正式宣布法国进入「战时状态」，实行全面封锁前，法国政府的政策则一直都在多种作用相互影响之下步步强化：法国中央政府在行政上的高度集权，民众对马克龙政府的不信任，以及法国民众一直以来注重个人自由、闲散随意的生活方式。

在此次马克龙宣布全国封锁前的那个周末，哪怕政府此前已经强制关闭法式生活方式代表的咖啡厅，要求法国民众「遵守纪律」，避免不必要的出行；但巴黎人没有浪费周末晴朗的好天气，在卢浮宫附近的公园里，塞纳河畔的绿地上，卢森堡公园的长椅间，年轻人依旧在喝酒聚餐谈笑。巴士底广场的露天市场中，也满是购物的人们，日常在这里似乎被侵扰。摊贩们仍然在卖着鱼和生蚝，还有新鲜口味的三明治。

一名商贩如此推销：「我可没有因为病毒涨价呀。」在拥挤的过道中，人们也不可能再去遵守政府所做出的社交距离要求。

为了迎接春天的到来，年轻一代的巴黎人似乎从不吝啬自己的热情。而因为疫情而关闭的学校，似乎只是给了一次享受假期的机会。他们会说：「终有一天，我们会死亡。」

也有人认为，法国政府没有宣布关闭露天市场和教堂，是刻意的忽略。哪怕在周末举行的市政选举投票率创下新低，但面包店前仍然有排队的人们，是的，「法国人怎么能缺少面包呢？」

法国政治学者让巴特 (Bruno Jeanbart) 直言，虽然事态在不断变化，但整体而言，法国人对疫情并不是那么担忧，甚至相较于疫情的严峻程度，人们的担忧太少了，民众对政府的要求也自然没有那么在意。

在全国封锁后首日，《费加罗报》也在社论中写道：「民主的价值是可以确保投票的自由，但同样也在于适应性，是保证意见自由，也是能够保护民众的安全。法国政府拖延如此之久才下达核心措施，这是让人遗憾的。」

为了保证抗疫的力度最大化，法国政府在全国部署超过 10 万名警察和宪兵，确保限制出行的措施得到执行，疫情严重的阿尔萨斯地区将建立一所野战医院，法国军队将帮助转运重症患者。政府将出台一系列措施支持医护人员，包括动员出租车和酒店为医护人员提供出行和住宿服务。

而与德国对比，马克龙在因政治和经济考量不愿意提早作出封锁决策的同时，他也完全有能力集中全国的力量进行抗疫行动。

在欧洲，法国中央政府的力量和权力颇为强大，法国很早就建都巴黎，并将巴黎建设成集权制度的核心。国家法律、法规必须在全国得到完整执行，而地方有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国家的转移支付和财政补贴。这也与法国的历史有关，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波旁王朝，到革命后的拿破仑帝国，法兰西共和国的历史的延续下，都保留了中央权力大于地方的传统。

与德国、法国和西班牙这些政治形势相对复杂、疫情也更为严峻的大国不同，以奥地利为代表的欧洲小国，则在疫情尚未暴发前，就果断下令进行全国封锁，以避免疫情扩散导致本就负担能力较弱的医疗系统崩溃。对这些国家而言，封锁的代价更小，也是更容易作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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