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为何能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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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纳粹建立的“第三帝国”可说是有史以来被研究得最为透彻的一个帝国，相关著作浩如烟海，早已到了一个人穷尽一生都无法读完的地步，但围绕着它的许多问题迄今都未过时，仍在一次次叩击着不同时代人们的心灵。毫无疑问，其中一个始终启人疑窦、甚至从未得到解答的问题是：像这样一个邪恶的政权，当初是怎么会得到德国人的支持上台的？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倒不仅仅是对历史真相的探求，更多的还在于后人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因为无论我们如何厌恶纳粹，有一点不可否认：它的确是通过合法选举上台的。这意味着，当时魏玛德国的民主制度存在着致命的漏洞，以至于让一个“本不该上台”的极右翼政党上台，给德国和世界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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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掌权之谜

以往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大多是从“战争策源地”的角度出发，侧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的困境：凡尔赛条约带来的屈辱与不公、战后由老兵等推动的社会暴力化倾向、战争赔款和大萧条共同造成的普遍生计艰难，当然还有魏玛时期软弱的政治架构。

另有一些学者则归咎于某种难以说清的“德国政治文化”，把纳粹的出现向上追溯到俾斯麦、腓特烈大帝甚至马丁·路德，仿佛希特勒是这个长长系谱中必然会诞生的有毒后裔。当然，也有一种观点假定，德国人民都是纯良无辜的，他们只是无法禁受住希特勒那塞壬的歌声，是受到了诱惑、蒙蔽或强迫。

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都包含着部分的历史真实，但对“纳粹为何能上台”这个问题却难免还是有点欠缺解释力，因为这里的回答几乎都是“从后往前看”的产物——换言之，是我们已经知道事件的结果，再试图给它找一些合理化的解释，然而对1932年的德国人来说，显然无从料见几年后会有“德国的浩劫”（德国史学家梅内克语）降临。

[英]理查德·J. 埃文斯著，赖丽薇译，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第一版

英国史学家理查德·J.埃文斯在其第三帝国三部曲的第一卷，首先尽力做的，就是撇开那些后见之明，像沙盘推演一样尽力一步步复原当时的历史场景，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或许才能明白，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从哪一步开始踏进了深渊。

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1933年纳粹上台时，虽然已经在此前的大选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但仍然只不过占据了44%的国会席位（647席中的288席），换言之，仍有超过一半的德国人并没有将票投给他们。然而令人瞠目的是：尽管纳粹事实上是少数，但当他们掌权后强制推行“一体化”，强力挤压乃至消灭对手政治空间时，却出奇地顺利，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有力的抵抗。

这恐怕就很难仅仅以纳粹的高压来解释了，而折射出当时德国社会的一种普遍意识：个别的党派利益应当服从民族的整体利益，结束此前那种混乱、争吵、分裂的局面，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当下的危机。

也就是说，在大萧条之后的德国，“一种意识开始形成，那就是在‘强人’的统治之下，整个国家终将团结起来。人们认为，需要通过‘团结’来控制‘困难的（经济）形势’。”这样，在国家利益的“大义”面前，个别政党的“私利”应当让路，只要有利于民族共同体的最高利益，解散本党也不过是个“小小的牺牲”，个人利益就更不用说了，这样的事例在近代德国史上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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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梦

不言而喻，对当时的德国人而言，这种呼吁“所有真正的德国人”共同创造一个新德国的号召，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魏玛共和国尽管自由、多元，但大多数德国人感受到的却是痛苦、迷茫和失落，他们眼看着国家在战败后陷于任人宰割的境地，原有的财富又在史无前例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化为乌有，而众声喧哗的政治派别严重分裂，却不能解决他们最关心的现实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自然地相信要结束这种分裂局面，将之看作“德国人的大不幸”，为此“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问题只是在什么旗帜底下、由谁来承担这样一个团结所有人的任务。

人类学家克里福德·吉尔兹认为，当传统文化或政治框架已经崩溃，无法再指导人们的生活、政治，而日常生活习惯也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时，就需要意识形态。此时，任何意识形态都会有市场，哪怕它包含一些错误的看法，也有各种与现实不符的分析和理论，但是它毕竟能给人们一个简单的路线图或蓝本，告诉人们大概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这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用来刻画当时的德国社会：在战败和大萧条的双重打击之下，整个德国社会已经失去了方向感，因而哪怕是平时会觉得不可思议的政见，此时也能吸引不少人，因为反正情况已经不能更坏了，常规的办法都用过了，不如试试猛药。1932年的德国大选清楚地表明：超过半数的选票都流向了极左翼和极右翼，这意味着大部分人已经不相信靠常规办法能解决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越是激进、坚决的主张，反而越能吸引人。

这些正是纳粹当时的承诺：它强烈主张根除阶级差别，认为这些“分裂了国家”，而所有人必须在同一种族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只有种族的延续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自然会警惕这些主张背后潜藏的危险推论，因为这势必意味着要将犹太人、吉普赛人这些非我族类的“杂质”清除出这个种族共同体，但当时的德国人所首先想到的，却是这提供了一个愿景，能结束此前的混乱局面，消除内斗，重塑一个强大、独立的德国，所有人不论贫富都能得到平等对待。正因此，书中才格外强调，“纳粹党的成功与任何具体政策无关，而是基于它为德国未来规划的远景”，因为它承诺的那个团结、强大的德国，确实是绝大部分德国人的共同愿望。

这种愿望有时以一种“可怕但诱人的神话”面目出现：老一辈人总是念念不忘在1914年之前德皇当政时，全国内部团结一致，人民为祖国深感骄傲，而德国在国际上也备受尊重。纳粹党早期的活动家施特拉塞尔就像与他同辈的许多德国资产阶级人士一样，内心铭记着1914年的传统（“团结精神”），并认为有必要在全体德国人中间重新唤起这种精神。

这些被美化的过去有几分真实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它折射出一种对当下的严重不满和一种可替代的选项，因而当纳粹许以同样的诱惑时，很少人能抵挡。那个种族共同体的乌托邦看起来既像是对“旧日好时光”的回归，又指向全新的未来，到那时，合作与互助将取代令人痛苦的冲突、对立，内部差异消失，而德意志种族的利益将至高无上，屹立于世界各族之林。

这并不只是当时德国人的错觉与误判，事实上，19世纪的德国资产阶级就把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强大看得高于一切。像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虽然支持民主，但他在意的却是其外部价值，也就是民主能否带来国族的强盛。既然这仅仅是达成国族最高利益的工具，那么当时势变化时，自然也可以弃之不用。德国国家银行行长沙赫特是极优秀的经济专家，他在纳粹上台后投向希特勒，因为他说：“我希望看到一个伟大而强悍的德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情愿与魔鬼结盟。”

德国经济学家亚马尔·沙赫特（1877-1970），1922-23年遏制了毁灭性的通货膨胀，后出任纳粹的经济部长（1934-1937），几乎神奇般地消除了失业率，战后他被宣判无罪，致力于西德的经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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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制衡的权力

当然，对那些过于遥远的愿景，很多人恐怕也并不会真的太当回事，但他们的确关心火烧眉毛的眼下。当时的德国人普遍渴望在经历可怕的危机时，能有一个“类似于大公司新董事长的人物”出现，此人能坚定地站出来力挽狂澜，将一切都安排妥当。

直至1939年，也并不是所有德国人都成了狂热的纳粹分子，他们想要的只是那些一度看起来遥不可及的基本愿望得到满足：秩序、安全、工作、改善生活质量的可能性、职业发展，简言之，他们需要政治稳定和经济稳定。

问题在于，很多人相信，即便为了达成这样的稳定，也需要结束此前困扰德国的政治分歧和阶级差异，换句话说，人们不但相信自由、多元与稳定不可兼得，而且愿意为了稳定牺牲自由与多元。

那么，为何是纳粹党呢？当时德国不同政治立场的党派，都主张结束分歧、团结人民，海报风格也都以充满阳刚气的男子汉“除掉吵闹、低效、娘娘腔的政治派别”，如果说他们都许诺了类似的愿景，那么为什么德国人最终选择了纳粹？毕竟在事后看来，这可说是最坏的选择。

在此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纳粹的首脑人物在1933年掌权时都相当年轻：希特勒44岁、戈林40岁、赫斯39岁、戈培尔36岁、希姆莱33岁，后来同样扮演重要角色的施佩尔甚至才28岁。这些人无论在资历、阶层还是社会地位上原本都处于边缘，但在战后的社会失序中，这种草根性却成了他们的优势，使他们能以无所顾忌的行动派、激进意志的形象出现。

虽然当时公共秩序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纳粹党造成的，但当时很多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觉得纳粹冲锋队是对潜在社会威胁的合理反应，甚至还给纳粹平添了一种精力充沛、坚决果断的整体形象。在当时全社会都对现有秩序深深不满的情况下，尽管纳粹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纲领，但这种姿态本身就让人相信它可以成为一支改变现状的力量。

看起来矛盾的是，与此同时，纳粹又承诺并不会真正改变现状。德国的王公贵族在1918年革命中被废黜后，在国内保留了大量财产，但希特勒却抵制住党内的要求，反对没收其财产，理由是这“侵犯私人财产”。毫无疑问，从纳粹后来对犹太人的无情洗劫来看，它绝不是真把财产的私有权看得多神圣不可侵犯，但希特勒的姿态可以让德国的统治阶层安心：他上台后绝不会像左翼党派那样没收他们的财产。

这正表明希特勒作为投机分子的本性，为了能顺利掌权，他知道如何暂时不去招惹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纳粹党纲的含糊其辞、自相矛盾正是这种政治盘算的必然产物：在一个整体政治取向偏右的社会中，纳粹必须尽可能地迎合主流，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向前推进自己的议程，而将矛头指向仅占全国人口不到1%的犹太人。也正因此，当时的一些统治上层产生了一个严重误判，认为希特勒将是一个很好掌控的工具。

当然，最后的结果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他们才真正被纳粹利用了，因为当所有的制衡都遭到破坏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能约束希特勒了，即便他要将整个国家拖进深渊，都已经无人能阻止他。

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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