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不仅为了方方的名誉，更为了我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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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的底限之上，你若觉得对方话语中有失实之处，以事实反驳就是。无限拔高发言门槛让人闭嘴，其动机怕都不是追求事实。

当然更不必猜忌动机。我想，以事实回应虚假事实是最好的方法。

我同左拉一样，只有一项热切的渴望——人性。我只想饱受磨难的人可以终获他们的权利，而这无法被任何人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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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厚辰

今天起床，我竟然又被方方刷了屏，不过这次不再是对她的赞扬和捍卫。这次是“方方对不起支持她的人”。我本以为是方方的争议房产有了结果。没想到，仅仅是因为《方方日记》的英文和德文版预售。

到了2020年，还会有作家因为书写本国的一场疫病和事实，其中包含对底层民众的担忧和情感，用笔墨行记录和监督的权利，而在她自己的国家，受到如此多同胞的口诛笔伐，仅仅是因为她的作品海外出版。

如果这个事实大规模地在任何文明的地方被人知晓，我想才真是国民集体的人格破产乃至国格丧失。

01.

“家丑”必须外扬

大家埋怨方方的，无非“家丑不可外扬”。

“子为父隐，君为臣隐”，在今天仍然具有威力。任何期待父权庇佑，期待以集体安慰自我缺失的人，听到这样的逻辑，心里依然感到隐隐的甜蜜。

但是在最广大的基层，这个逻辑完全就是罪恶的遮羞布。多少家暴和家庭内的性情，借“家丑不可外扬”之名被掩盖。

我做女性工作的友人告诉我，在她们前往的乡村，面对非常普遍的家庭内性侵，导致无法正常立案追诉的，恰恰就是普遍的“家丑不可外扬”的逻辑。

当然这个逻辑不仅与儒家文化存在单一的联系，本次污蔑方方的逻辑中，也不仅仅包含海外出版对中国人“尊严”的侵害，还包含了对中国人“利益”造成实际侵害的担忧，因此开始有了“给外国人递刀”的阴谋猜忌。

既然会对实际利益造成侵害，那就不管方方是不是有主观的意图，“递刀”都可以被我们坐实。

发生于2002年《波士顿环球报》针对天主教性虐的报道事件，也有天主教徒质疑同样作为天主教信徒的记者，刊出这样的报道，不就是向反对天主教的人“递刀”么？

发生于1894年法国排犹标志性事件的“德雷福斯案”，面对情报部门皮卡尔上校发现真凶，要为犹太人德雷福斯洗脱冤屈时，法国陆军一样认为，做这样的事情，不是给侵占了阿尔萨斯的德意志帝国“递刀”么？

为公共利益是否可以伤害个人利益，这当然有争议，也是伦理学亘古不衰的两难命题。但是在事实生活中，我们偏偏靠猜忌和构陷消解这个两难。

本来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要为国格和伟大事业牺牲掉方方正当的言论和出版权利，但在今天却成为了：我们通过构陷方方，为她添加无端的罪名，从而让我们对她的批判直接合理化。依靠说明她本不该有这样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我们的难处也就消失了。

回溯过往，我们哪次真正陷入过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两难处境。哪次冲突中，个人利益甚至巨大群体的利益都被我们恶意而彻底的污名化，从而无负担地批判构陷？

因此，由于我们这种污蔑的本能和倾向。家丑必须外扬。

电影《聚焦》

02.

国格与人格

今日的年轻人有强烈的“国格”感触和自省。我也不认为国格是个虚幻的构造，或者国家尊严是纯粹飘渺之物。

如同国家不仅仅是个概念，国界、护照、货币、法律、身份证，都是国家概念的实存物。国格和国家尊严，当任何人以国家作为单位进行攻击和辱骂时，认为国格受损，进而自己作为国民的人格受损，不是毫无缘由的幻想。

这里已经提到了人格。在某种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里，我们可以牺牲个体人格来维护集体人格。这个集体可以是家庭，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国家。

这套集体主义逻辑说上去也不残酷粗暴，个人人格的损失，都可以用利益来弥补。这样的逻辑运行在具体事件中，例如放弃揭露企业问题，维护企业人格，可以获得额外赔偿；放弃揭露学校问题，维护学校人格，可以获得学位；放弃揭露家庭问题，维护家庭人格，可以获得家人照顾的许诺。

这不能明说出来，算是我们大家都有所认识的潜规则。

这个逻辑也运行在大的结构中，在这里，它可以表现地更加明显。

我们在大环境中人格受损，但是经济发达，消费充足。算是整体社会以经济价值补偿了我们的人格。

这个隐性的集体主义规则虽然是这样书写和订立的，但是实际运行起来，我们还是发现把对方“搞臭”成本更低，所谓“解决不了问题，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因此看重国格之人并未大家众筹10亿买下方方著作的海外出版权然后封口。企业也开动司法机器规模化地将员工投入监狱，学校让学生被迫退学，家庭中的受害者继续忍气吞声。

我们早该看到这个隐规则本身的空洞，在李医生让所有人都格外愤怒的那晚，大家齐声“不明白”也不想明白的，说到底不就是抵抗这个逻辑吗？

**所以，如果面对人格和国格的两条路径，一定是人格定义国格，不是国格反过来定义与限制人格。**这个人格换利益的生意，做不得。

所以方方的书海外出版即便会带来实际利益的威胁（尽管这完全是漫无边际的猜忌），这依然是她的权利。

我们诸位同理心的敏感，恰恰不该是国外有人骂中国，你就敏感地觉得是骂你，并以国格敏感；而是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对方方的构陷与诅咒，你感觉这每一句，都是骂在你的脸上。

我们都被人画成了小丑，在高台的权威前下跪乞讨。我们对人格敏感。

这真是最讽刺的事情了。到底谁在权威前下跪乞食？

03.

日记与事实

所有指责的人也都在说，方方批评中国可以，但是需要内容属实。但我还没看到，到底哪个事实，她犯了根本性的、方向性的错误？

他们先是指责她信源采集的不负责任，大多是“道听途说”，朋友说，邻居说。这就是以调查报告的要求来要求日记了。

我私以为最好的指出事实错误的方法是拿出真正的事实，但是批判者们在这个时候往往拿出另一个逻辑。就是“我也没有事实，但是方方也是道听途说，没有掌握一线事实的，都应该谨慎发言”。

但夸赞的时候呢？那些夸赞的事情，谁又亲自在场？谁又核实事实了？

如果只有一手验证的信息才可以发言，那不过是让所有人都闭嘴罢了。

其实这件事很简单，如果有良法作为保障，又有公开的司法作为支撑，如果某人以虚假事实危害了某个人或公共的利益，依法追责就是。

在法律的底限之上，你若觉得对方话语中有失实之处，以事实反驳就是。无限拔高发言门槛让人闭嘴，其动机怕都不是追求事实。

因此网上又有人说，她为什么只写坏不写好？片面事实也是谎言。那反过来夸赞的人呢？夸赞和感动的文章中是否也包含对问题的揭露呢？如果不包含，是否也是片面事实？这是很容易反驳的。

当然更不必猜忌动机，凡指出问题的都是拿了A家的钱，凡是夸赞感动的都是拿了C家的钱，这是更没有意义的公共情绪，已经说过太多了。

我想，以事实回应虚假事实是最好的方法。

若要再多说，无限拔高发言门槛，提出各色要求，那不过一种诡辩式的，想粗暴让人闭嘴的方式。

04.

猜忌机器开动

今天上午，一位大学生发来一段他们辅导员要求其观看，质疑方方的视频。

视频本身有高达100余万的骇人播放量，令人惊讶地在短短13分钟时间中塞入了无数精致的猜忌。

视频首先起底了方方的家庭背景，上溯祖上三代，都是学人。进而讲者认为，方方是知识分子后代，在这个人人都掌握话语权的时代，已经不再只是知识分子这种特定人才有资格发声了。

讲者立即将人们对立成普通人与曾经垄断话语权的知识分子，而今天恰恰是一个知识分子特权被打碎的时代。他说：“曾经这垄断性的群体，已经随着垄断权的丧失，被边缘化了。”

言下之意，方方日记，仅仅是公知对其特权的一种执迷。

这个人继续转而说道，今天也有很多知识分子，例如程序员，医护人员，他们的主业都很忙。只有公知，依然以“批判现状的文字为生”。在众多知识分子中，将公共知识分子反斥为无技傍身，靠“批判现状”赚钱的人。

随后讲者回溯四年前方方与柳忠秧（另一文人）的名誉权官司，以此说明作家圈子就是一个“你攻我伐”的圈子，文人有轻蔑批判的本能，所以方方的批判性其实是这种挑剔的文人风气的产物。

随后讲者继续说到，方方小说《软埋》因为批评“土改”被下架的事实，在那个时候，方方就声称自己是被“极左”攻击而导致小说下架。结合方方本次因为日记的争议对“极左”的斥责，讲者开始论述，说明前者犯了政治立场的确凿的问题，“土改”不应批判，因而没有什么“极左”在批判方方。后者不过是她来源于前者的偏见的延续。

他进一步指出，方方的青春期正值十年的极端年代，因此沾染了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恶习，素以方方喜欢给人扣帽子。而现在批判方方的人，不仅不是她口中的“极左”，反而是祖国的新一代（这视频已发表在B站上）。

以上的所有猜忌，仅仅花了视频7分钟的时间，这7分钟，视频弹幕一片腥风血雨，喊打喊杀，令人恐惧胆寒。我若是此讲者的同事，会对他感到惧怕和厌恶，他搬弄是非的修辞术，决不仅仅可用于制作视频。

随后讲者用了长达2分半钟的时间对年轻人极尽吹捧，视频弹幕也轻快起来，一片“别夸了，要膨胀了”的媚俗气氛。

讲者继续猜忌，开始说“给境外反华势力输送弹药”的问题，将《方方日记》比为《安妮日记》和《拉贝日记》，将会带来对中国的敌视。

最后讲者引出“议程设置”的传播学概念，指出《方方日记》即便内容客观，也会因为其批判主导一种对中国批判的议程。

我倒想反过来引一句视频中的话，“他们（批评方方的进步年轻人）眼中，今天的世界，处在一个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当中国处在这样一个上升期，如何应对外部的敌对势力，如何帮助中国占领国际舆论的高地，如何走好民族复兴最后一段的艰难征程，这才是主要矛盾”。

所以民族复兴的主要矛盾是应对“敌对势力”、“占领舆论高地”？这一套战争术语背后，又是要设置什么议程呢？

一直竭力渲染内外敌对，并将一个“内部记录与监督”的文字，转化为“帮助了敌人”的文字，这是不是又是今日互联网上最糟糕的一种“议程”呢？

谁在维护这种议程？

05.

“生意人”方方，

和维护敌对议程的生意人

在反对方方的人中，不少已经开始“祝愿”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认为她不过是想获得高额的奖金和国外的版税。将她的写作动机斥为用中国人的痛苦换外国人施予的名利，将其变为一种生意，似乎就彻底瓦解了她的内容。

要知道，鲁迅先生那些批判时局的文章，也是有稿酬拿的，且稿酬相当高。因此这些文字，也都成为了糊口的戏法吗？

在上面引用的那段视频的最后，讲者说道：“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支持XXX网，也能为我增加个人绩效，购买XXX网会员频道，可以看到更多深度文章”。这“敌对议程”的鼓吹难道不也是生意？

“北美留学生日报”“青年大院”“卢克文”之流，都是上述“敌对议程”的铁杆鼓吹者，这又是不是生意？抖音上疯狂夸赞中国的外国人，火锅大网Nathan Rich，郭杰瑞，歪国仁研究协会，靠一直竭力证明中国比外国好的外国人，又是不是生意？

设置议程不是问题，人的注意力，每一种归纳和总结，都是议程。“纯事实”只在理论环境中。

有收入更不是问题，写字赚钱也是一种分工，有人纯粹书写，彻底公益，当然更值得敬佩，但依靠写字赚钱，并非其观点就彻底败坏。

那是不是我们又进入了真实不存，都是大家各有不同偏见的立场呢？

当然不是，分辨立场真假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日久见人心”。

对于任何文章或视频，任何平台、个人，点开他的内容列表看看，就一目了然。真心写字的人，看重每一篇内容，为了表明他感觉重要的东西，总是选择不同的话题切入，视角重复性很低。

而真当生意做的，总是抓住一个受众的“痒处”，就不断地挠，哪怕皮开肉绽。因为对他们而言，内容不过是商品，定位清晰，高产稳定，是最好的策略。

方方和她的批判者们，又各自符合哪种呢？

06.

我控诉

我控诉啜饮人血馒头之人，在这个本来缓和的周末，跟风炮制无数批判方方的内容。将她的写作污蔑为“给外国人递刀”的行为，对真诚的写作者开展猎巫，压缩我们本就稀薄的写作环境。

我控诉一切推广“敌对势力”议题的人，培植仇恨，而非沟通和理解，倒行逆施。在全球化不可避免的时候，挑动公共领域的对立，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恶念之上。

我控诉熟练修辞以制作阴谋和猜忌的人，正是这些人发明了公共文化中最糟糕的迷因，这些迷因比任何病毒都可怕，在这个犬牙交错的互联网中比任何病毒都传染地更快。已经彻底污染了我们的公共环境。

我控诉那个在背后的庞然大物，主动或被动地操弄这一切。

我更要控诉所有父母，我看到B站上喊打喊杀的孩子，我就想起背后他们的父母，让子女明辨是非当然是父母的责任，充满公共仇恨不仅对社会有害，对一个孩子更是难以根除的腐蚀。

何不抽出时间和孩子一起看看这些在B站上影响他们的视频和文章，告诉他们这些为何是可怕的偏见？

我更要控诉所有老师，除了分科知识，教师的价值观当然会深刻地影响学生。我虽明白当前环境险恶，但教师毕竟长时间与学生相处，耐心地、有智慧地向学生施加价值的引导。比起父母，兴许更是老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如果教育的环节在此根本地失灵，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

我更要控诉所有朋友，在友谊中，我们过度规避价值的分歧，认为其不好谈，伤感情。**沉湎于共同消费和休闲，对于朋友展露出的价值问题视而不见，不敢也不懂得如何与其沟通并施加影响。**孔子对友情的第一要素即是“直”，而我们已经放弃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影响友人。

我更要控诉所有知识分子（在我的文章中这几乎指所有读者），我们懒惰怯懦，以自己影响力不足为托词，以当前言论环境险恶为借口。

满足于在评论区自怨自艾，在微信群牢骚抱怨。弃了面向公共环境言说的义务和责任。

我们面对现状空谈“不可能”，空谈悲观绝望，一再忽略可以耐心去做的事情，直到一切真的无可挽回。

电影《我控诉》

尾声.

我只希望饱受磨难的人，

可以终获他们的权利

我对《方方日记》其实一直没有太多关注，也并不想对这个作品给予多高的评价。但我敢肯定，这是基于良心和责任心的书写，也是带着风险的书写。

其中的责任心是我们大多数人没有的，其中的风险是我们大多数人避之不及的，这已经足够令人尊敬了。

方方的名誉，连同我们的名誉。方方的发声权利，也是我们发声的权利。如果不是我们自己，没有人可以捍卫。

我同左拉一样，只有一项热切的渴望——人性。

法国作家、自由知识分子代表左拉（Emilie Zola），在《曙光报》上发表题为《我控诉》的文章，为“德雷福斯冤案”中的受害犹太军官发声，因此受到当时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情绪高涨的法国民众攻击。

我以上的话，不是凭义愤说的，不是凭利益说的，不是凭冷冰冰的推理说的。

我只想饱受磨难的人可以终获他们的权利。只是我发现除了我们自己，这无法被任何人施予。

*本文原标题《我控诉！为了方方的名誉和我们所有人的权利》。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看理想平台立场。欢迎提供不同意见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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