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时期的粮食都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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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无论讨论什么问题，说话都是要有逻辑的。有的朋友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仿佛是讨毛檄文，说毛征购太多，然后都卖掉了，援助掉了，还有居然暗示是战争消耗掉了。这就完全无视了数字。

根据国家统计局在事后重新统计估算的资料（排除了浮夸风的影响），在三年饥荒之中，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如下：
1959：252.5 千克
1960：217.3 千克
1961：207.3 千克

在粮食产量最少的一年，中国粮食产量是 1 亿 3650 万吨。我们现在回头看，那几年还对外援助、卖出粮食，实在是不应该。但援助和卖出的粮食是九牛一毛。一般人用来抨击当时政府的 “60 年出口 250 万吨粮食”，平均到每个人身上，也就 4.5 公斤。去掉这些部分，1960 年的人均粮食产量，依然大大高于 1949 年的 208.9 公斤。

既然 1949 年没有产生大的灾荒，何以这三年出现了大灾荒呢？

用大炼钢铁、对外援助、出口粮食作为大灾荒的原因，完全是搞错了主次。

还有人讲，是毛为了和苏联争霸，为了做第三世界领袖才这样疯狂压迫平民。但这种说法无法解释的是，何以过了这三年就不再有大饥荒了呢？难道在这三年以后毛对国际问题的态度和这三年间有本质性的差异吗？也有人说这是公社化的错。然而公社在此后十几年都一直存在，何以大饥荒只有这几年有？

这是因为很多人即便敌视中共，却在潜意识里一直维持着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共组织严密，其政治意志能够彻底贯彻，因此任何具体的政治结果都是组织意志或领袖意志的结果。其实远非如此。

三年饥荒是一个巨大的人为灾难。但大多数人并没有明白这个灾难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这个原因其实贯穿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没有一个王朝不曾经历过这个问题的困扰。即便是今天，无数的大型跨国企业也无时无刻不在与这个问题斗争。

这就是自上而下的统治模式所必然带来的弊端——反馈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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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组织，进行决策，都需要有一定的依据。这个依据一般是决策目标的数据。比方说福特公司要为下一年度的产品选型，必然要依据一定的市场调查数据：用户对外观的偏好趋势、对经济性和动力之间的偏好趋势等等。任何好的决策，都不可能是拍脑袋做出来的。

决策的质量不单取决于决策人的水平，还取决于数据的准确性。一旦数据发生了偏差，无论是什么样的决策者都不可能做出良好的决策。

大型组织存在的问题，就是内部数据的反馈难以保证真实。

首先，由于层级过多、规模过大，领导层无法自己获取、查证数据。领导层必须依赖下级人员来获取数据。

其次，这些数据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下级人员本身的业绩评定。而由于组织构架往往不会有大量平行结构，所以不会有多个成员或下级机构来查证、报告同一套数据。因此，下级人员既有动力也有机会来虚报、扭曲数据。

举个简单的例子。1999 年的时候，有这么个新闻 “遥感监测　让虚报漏报用地尽收眼底”。何以中央政府需要动用卫星来监测土地使用情况呢？因为层层上报的数据会因为当地官员的需要而进行扭曲。受灾的时候，会虚报受灾面积，从而拿到更多的补助。乱占优良耕地的时候，会虚报耕地面积，从而避免受到中央政府的压力和斥责。

这里推荐罗辑思维的这一集，从另一个侧面讲述了大型组织的这个问题：罗辑思维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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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我们已经讲清楚了，那么就回过头来看看当年发生了什么。

1950 年代，我国通过苏联援助的工业项目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那个年代的中国领导层，吃够了工业落后的苦，不惜一切代价地想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工业国。

工业化是走向富裕的必经之路，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选项。然而工业发展，首先就需要有人。而参与工业化的人，无疑都需要脱离粮食生产。在那个时代，工业化所受到的一大限制，就是粮食产量。

没有更多的粮食，就不能供养更多的工业人口。没有更多的工业人口就不能更快地工业化。因此在那三年之前，中国政府面对的一个核心难点就在于：如何从农村获得更多的粮食来供养更大规模的工业人口。

这个问题在杨奎松的《从小仁政到大仁政》（杨奎松：从 “小仁政” 到“大仁政”）有具体的描述。

公社化运动、上山下乡运动的核心，全都是粮食问题。

公社化运动的逻辑，是这样的：农民总是要保留大量的余粮以备过冬，实际上这常常是不必要的。公社是这样一种组织。它将所有农民的粮食统一管理，通过粮食分配保证农民饮食需要，从而将其原本保留的 “余粮” 征收上来，满足工业化的需要。

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因为城市里有大量既需要粮食供养、又不从事或无法从事工业生产的人群。这些人群的存在给整个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粮食供给体系带来了庞大的压力。

人力投入对粮食生产有边际效益递减的特点。换言之，单位土地面积上投入的人力越多，新增一单位人力投入所带来的增产就越少。然而，当时的投入至少还是能带来一定收益的。上山下乡，让城市里不参与工业发展的人群去生产粮食，起码能让粮食问题减轻一点。

那个年代和现在不同，那时候农村完全以粮食生产为核心，围湖造田、毁林造田比比皆是。如今粮食问题已不在严峻，才能有退耕还林还草的举措。

所以，在当时，过于激进的工业化方针，使得政府极力从农村征收粮食。征收粮食，已经成为一个核心的政绩指标。根据我们前面所说的大组织的数据反馈问题可以知道，当一个东西成为核心政绩指标的时候，它一定会被过分地被地方官员 / 下层职员重视。这意味着，由于组织结构和方针错误，过度征粮，到这时已经不可避免。

而更可怕的是，公社化运动给予了地方官员一个过度征粮的利器。因为农民的粮食收集到了一处。地方官员的征收难度大大降低。

1958 年 8 月政府决定展开公社化运动，1959 至 1961 年出现灾荒，这并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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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情况，则是大跃进。

大跃进中大炼钢铁对粮食生产劳动力的挤占，虽然造成了粮食产量下降。但就这三年的人均粮食产量而言，这并不会造成大规模饥荒。

大跃进中真正致命的，是浮夸风，是粮食产量的虚报。

粮食产量也是核心政绩。粮食产量越高，地方官员就越容易获得上级嘉奖，也就越容易升迁。然而，粮食产量的虚报不是没有后果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央在制定粮食征购指标时，会分配给虚报产粮地区以更高的征收额。而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必须要尽其可能地征收粮食。如此一来，本来饿不死人、的粮食产量，就在强硬的执行力与虚假的数字的作用下产生了饿死人的结果。

一旦饿死了人，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就要掩盖这些问题。怎么办？禁止饥民离开官员的辖地。那个时候有没有网络，在一个县里饿殍遍地，中央也难以知道。

而另一方面，一些地方也许确实是为农民留下了本来勉强足以过冬的粮食。然而，公社食堂是随便吃的。甲不放开吃，乙也会放开吃。这是典型的公地悲剧。本来勉强足以过冬的粮食，就变得不够吃了。出了这种问题，原则上地方官员应该向上级要求调拨粮食。然而，我们不得不重新提到这个问题：如果官员真的这么做了，这就是向上级表明自己的无能，对粮食消耗量预估错误。有几个官员愿意向上级表示无能呢？尤其是在上级很可能不会了解到下面有几个农民饿死（数据都是官员自己上报的）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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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饥荒的责任都是地方官员的。

中央官员一样有责任。

杨奎松在《从小仁政到大仁政》中提到，在那三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少量农民饿死的情况。当时的中央政府将这一问题归结于农民自己对余粮计划不周。毛在一开始因为这些情况要求中央政府把征粮指标降低，但最终却被说服，认为这是走向工业化的必要代价。

换言之，中央在制订计划时，已经将征粮指标提高到了饥荒的临界点，一旦下级出现些许问题，就会造成大规模的悲剧。

正如 @郑泽霖 的答案所指出的，中央政府对浮夸风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刘邓等政府高层为了树立典型、激励官僚，不惜褒奖明显造假的粮食产量数据。反倒是毛，在浮夸风初期一直抱有怀疑，甚至是否定的态度。当然他最后也相信了。

这是整个从领导层一直蔓延到政府基层的狂热，有的人把屎盆子全都扣到毛的头上，显然无益于理解当年灾难的内部逻辑。也不可能让我们避免下一次类似的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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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那些被饿死的人本该拥有的粮食去了哪里？

答案是去了城市。

1949 年的时候，中国城市化率是 10.6%，每 9 个农民供养一个城市人。1961 年时，城市化率 19.29%，几乎增长了一倍，每 4 个农民供养一个城市人口。

所有我们所听到的所有的饿死人的故事，全都发生在农村。三年之中，没有城市人单纯因为饥饿而死亡。1960 年时，城市死亡率为千分之 13.77，比 1958 年上升千分之 4.55。而农村死亡率则是千分之 25.58，比 1958 年上升千分之 16.08。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类似人均粮食产量类似的 1949 年，据估算，死亡率为千分之 20。

再比如，当时饥荒极为严重的四川，其根本原因是李井泉为解决北京上海的粮食问题而对自己执掌的四川进行了极为苛刻的粮食征收。

由于虚报数据导致的过高指标，或为了政绩的肆意妄为，过度征收在一些地方非常普遍。这些粮食绝大部分被送到了城市，消耗掉了。这是一个结构性饥荒而不是绝对的饥荒。其根源就在于大型组织的组织失灵。

同样，为什么灾年还出口、援助粮食。原因很简单，在负责制定相关计划的官僚所拿到的数据报表上，地方粮食是足够的，这些粮食的出口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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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可以在考察一下为什么 1961 年之后就没有饥荒了。

如果仔细看人均粮食产量，1962 年、1963 年的粮食产量其实还不如 1959 年。而整个 1960 年代也一直和苏联交恶，也一直在支持外国的革命运动，后来也并不没有再出口、援助过粮食。就工业建设方面，1964 年启动三线建设。多年备战备荒。这些要素全都存在，但为什么这样的饥荒不见了？

因为从饥荒开始以后，政府不断对政策进行调整。

1960 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修正了公社化的方案，通过允许自留地，允许自留财产，生产经营权下放到生产队、遏制 “共产风” 等方式试图减小公社化对农村生产和粮食消耗的影响。

1961 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其中大幅度缩减了工业发展的指标，从此以后政府从极端激进的工业化方针上退了下来。

这个指示中有一段难人寻味的话：“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切实地进行调整工作。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然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那么，我们的工业以至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在 1960 年就已经有官员开始检讨工业化方针的问题。然而，很显然大部分官僚仍然幻想对农业生产的修正能够解决饥荒问题。

在此后的数年中，政府又开始着力控制和削减城市人口。1965 年城市化率下降到了 17.98%。1968 年发动大规模强制性上山下乡，将城市中与工业无关的劳动力投入粮食生产。这一举措削减了近 10% 的城市人口。

总而言之，中共意识到了组织能力的极限，退出了过于激进的工业化方案，也就降低了征粮的需要。当征粮计划不再处于饥荒的临界点，当征粮不再是一个核心政绩指标，自然就不再有这种结构性饥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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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看到大型组织都带有迟钝、缓慢、人浮于事的特点。这并不是偶然，这是组织结构本身造成的结果。一旦大型组织要执行激进的方针，就不可避免地要载跟头。大型组织绝不可能把它的实力发挥到极限。

当然，随着信息系统的发展，直接而垂直的监测也在一步步提升大型组织的效率和信息反馈的真实度。但这个问题永远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就进化角度而言，人类能够直接掌控的组织规模，是 150 人上下。这是因为一个人能够构建的稳定的社交网络大约包含 150 个个体。这个数字叫做顿巴数（Dunbar Number）。考虑到一个人的社交网络不可能只包含自己的工作关系，而要包含其他的朋友、亲属。所以人类真正的绝对有效的组织规模，恐怕最多只有 100 人上下。超过这个规模的组织，就会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大组织病，越大的组织，越容易患病。三年饥荒就是大组织病的一种极端体现。

阿马蒂亚 · 森统计过民主国家一般不会发生饥荒。其原因也并不复杂。官僚的政绩取向永远存在，区别只是这个取向具体是什么。民主制度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大组织的问题，从而在制度上避免了结构性饥荒这种问题。这是因为政策的受众常常是决定官僚能否当选的人。换言之，官僚需要讨好的对象对于政策效果有着第一手的经历，这就避免了大组织病的核心病因。然而，当政策受众并不能决定官僚当选的时候，大组织病就会重新浮现。比如欧美普遍出现的导致国债高企的减税增福利方针，其根源就在于，这一方针的受害者——未来不得不偿还国债的下一代国民，在当下还根本没有能力影响选举。

当然，这并不是说大组织就一定不好。大组织有自己的优势，在一些领域也是必要。但只有了解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明白，一个大组织有什么事情，是应该积极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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