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上海，回家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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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用逃离这个词。

很明显，在过去一个月，从上海离开，成为一个趋势。

包括很多上海人也都想在疫情结束先离开几天，到外地呼吸一下空气，“哪怕是合肥都行”（有点伤害合肥朋友的感情了）。

我指的不是这些，也不是指那些移民的中产，而是终究没法在上海站住脚，在疫情中不得不离开的人。那些睡在在虹桥火车站外面，既没有办法买到车票，也没有机会可以隔离的人。

4月就有一个传说。上海要让外地人离开，希望“家乡”做好准备。我看到一些截图的文件（没有开头，不太可信），也听周围的人讲过。在网上，也有一些消息，有的地方坚决不让回来，有的地方则准备好了隔离点。

上海“让外地人离开”，是一个很含混的说法。可以理解成，“上海终于允许外地人离开”，也可以理解成“上海强迫外地人离开”。后者不太可能，因为处在防疫中的上海，似乎没有“驱离外地人”的余力。

这两天开始出现“离沪潮”，有不少人开始从虹桥火车站等上返乡的列车，这被有些人称为“逃离”。从状态上看确实是逃离，但是目的地却也不让人向往。最好的结果，是回到老家接受“7+7”的隔离。前7天的集中隔离，恐怕还要自费。

我不知道这样的人有多少。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作为一种理想的“上海”，在这个春夏之交正式终结了。

过去很多年，不能出国的中国人，都会把上海看作是最高处，看成一个梦。90年代末，距离我家很近的安徽界首有一小段繁荣时光，人们自称“小上海”。很多人连合肥都没去过，却知道上海是什么——它等于繁荣，繁华，热闹。

最能说明上海的“梦想”属性的，是那位带着宠物狗在电话亭里住了一个月的女士。在接受中青报采访时，她说出了自己的故事。受过良好教育，但是在上海也没有真正的机会，离婚，没有房子，最终流落街头。但是，她说，宁愿这样也不愿意回老家，在老家别人都把她看成怪物，而在上海的街头，却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

这就是大都市。大都市是我们最后的庇护所。它提供足够多的空间，也有海量的“陌生人”，没有人在乎你是谁，所有人都冷漠，都忙忙碌碌，但是却形成了一个每个人都可以活着的“系统”——这个系统就是都市本身。

因为疫情，也因为防疫，上海变得透明、纯洁，不断的“消杀”，清除了灰色地带和很多人赖以生存的空间。

现在这个梦无论如何都醒了。这两个月看到很多人对上海冷嘲热讽，似乎上海“不行”多让人开心的似的。其实，这说明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到了一个天花板。

那些从上海离开的人不会开心。等待他们的是故乡的“隔离”，所剩无几的积蓄，还要被故乡的隔离酒店赚去一些。然后是“人心的隔离”，他们会发现，故乡并不是“家”，这里缺少一些东西。

童年的美好早已不再，属于成年人的美好，那种被称为“机会”的东西，也看不到踪影。回归一个熟人社会，才发现自己已经是陌生人。

他们成为真正的“无家可归者”。他们没有能在上海拥有房产，获得一个“身份”，现在又在心理上失去故乡。

在最新的直播中，俞敏洪谈到中国年轻人缺少“退身之所”。在城市不能买房的话，一旦没了收入，连租房也很难保证。“即使回到家乡，也没什么资源。”他使用资源这个词，说明还是“发展”的眼光——实际上，缺乏的可能是最基本的支撑。

“上海-故乡”这种关系，只是一个象征。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很多年轻人开始从北上广深等一切“高处”退却，这是一代人的退潮。

疫情3年，防疫措施形成一种长期的追问：你是哪里人？你要到哪里去？在上海，“不是上海人”一度比较难分到物资，而回到老家，很多人也被拒绝。我老家甚至发明了“恶意返乡”这个词，这种恶意，足以拒人千里之外。

这就是很多人不得不面临的状态。梦醒后，接下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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