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上海,回家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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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用逃离这个词。

很明显,在过去一个月,从上海离开,成为一个趋势。

包括很多上海人也都想在疫情结束先离开几天,到外地呼吸一下空气,“哪怕是合肥都行”(有点伤害合肥朋友的感情了)。

我指的不是这些,也不是指那些移民的中产,而是终究没法在上海站住脚,在疫情中不得不离开的人。那些睡在在虹桥火车站外面,既没有办法买到车票,也没有机会可以隔离的人。

4月就有一个传说。上海要让外地人离开,希望“家乡”做好准备。我看到一些截图的文件(没有开头,不太可信),也听周围的人讲过。在网上,也有一些消息,有的地方坚决不让回来,有的地方则准备好了隔离点。

上海“让外地人离开”,是一个很含混的说法。可以理解成,“上海终于允许外地人离开”,也可以理解成“上海强迫外地人离开”。后者不太可能,因为处在防疫中的上海,似乎没有“驱离外地人”的余力。

这两天开始出现“离沪潮”,有不少人开始从虹桥火车站等上返乡的列车,这被有些人称为“逃离”。从状态上看确实是逃离,但是目的地却也不让人向往。最好的结果,是回到老家接受“7+7”的隔离。前7天的集中隔离,恐怕还要自费。

我不知道这样的人有多少。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作为一种理想的“上海”,在这个春夏之交正式终结了。

过去很多年,不能出国的中国人,都会把上海看作是最高处,看成一个梦。90年代末,距离我家很近的安徽界首有一小段繁荣时光,人们自称“小上海”。很多人连合肥都没去过,却知道上海是什么——它等于繁荣,繁华,热闹。

最能说明上海的“梦想”属性的,是那位带着宠物狗在电话亭里住了一个月的女士。在接受中青报采访时,她说出了自己的故事。受过良好教育,但是在上海也没有真正的机会,离婚,没有房子,最终流落街头。但是,她说,宁愿这样也不愿意回老家,在老家别人都把她看成怪物,而在上海的街头,却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

这就是大都市。大都市是我们最后的庇护所。它提供足够多的空间,也有海量的“陌生人”,没有人在乎你是谁,所有人都冷漠,都忙忙碌碌,但是却形成了一个每个人都可以活着的“系统”——这个系统就是都市本身。

因为疫情,也因为防疫,上海变得透明、纯洁,不断的“消杀”,清除了灰色地带和很多人赖以生存的空间。

现在这个梦无论如何都醒了。这两个月看到很多人对上海冷嘲热讽,似乎上海“不行”多让人开心的似的。其实,这说明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到了一个天花板。

那些从上海离开的人不会开心。等待他们的是故乡的“隔离”,所剩无几的积蓄,还要被故乡的隔离酒店赚去一些。然后是“人心的隔离”,他们会发现,故乡并不是“家”,这里缺少一些东西。

童年的美好早已不再,属于成年人的美好,那种被称为“机会”的东西,也看不到踪影。回归一个熟人社会,才发现自己已经是陌生人。

他们成为真正的“无家可归者”。他们没有能在上海拥有房产,获得一个“身份”,现在又在心理上失去故乡。

在最新的直播中,俞敏洪谈到中国年轻人缺少“退身之所”。在城市不能买房的话,一旦没了收入,连租房也很难保证。“即使回到家乡,也没什么资源。”他使用资源这个词,说明还是“发展”的眼光——实际上,缺乏的可能是最基本的支撑。

“上海-故乡”这种关系,只是一个象征。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很多年轻人开始从北上广深等一切“高处”退却,这是一代人的退潮。

疫情3年,防疫措施形成一种长期的追问:你是哪里人?你要到哪里去?在上海,“不是上海人”一度比较难分到物资,而回到老家,很多人也被拒绝。我老家甚至发明了“恶意返乡”这个词,这种恶意,足以拒人千里之外。

这就是很多人不得不面临的状态。梦醒后,接下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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