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扶哥魔” |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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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必须照顾哥哥，凡事不能跟哥哥争抢，只要哥哥看中的东西，你必须让出来。”

配图 |《找到你》剧照

2019年5月，我在湖南做田野调查，一天深夜，接到导师的电话：“刘娟跟她师妹在C县做田野呢，晚上她师妹说刘娟失联了，你赶紧去看下情况，如果真是失联，马上报警……”刘娟是我的博士同门，我们一组博士生分别在不同的市辖县调查，相隔并不算远。打她电话，果真不通，凌晨3点，我顶着高速限速往C县跑，路上拨通师妹的电话问什么情况。师妹说，刘娟从前天开始精神状态就有些不正常，像是遇到了什么难事，前一晚9点多被一个电话叫走后，就再没回来，打电话的似乎是刘强。

刘强是刘娟的亲哥，之前来过学校和大家一起吃过饭，我们都认识。如果是他叫走了刘娟，应该不会出事。我又试着向其他几个做田野调查的同学、以及在当地工作的同门发信息打听刘娟去向，没人回复。

几经周折，就在我准备直接联系刘强时，在邻市工作的一位师姐回电告诉我，刘娟在她家。

“对不起，让大家伙操心了，刘强去找我，我没办法，只能逃出来了。”刘娟接过后电话一再道歉，她说，自己是挣脱了哥哥的纠缠跑掉的，还拜托我帮她把放在C县酒店的行李取走，并反复嘱咐，千万别让行李落到她哥哥手里，更别告诉刘强她人在哪里。

听她这么一说，我大概明白了她出走的原因。

赶到C县，刘强果然就等在那家酒店楼下。他的白色轿车挡在酒店门口，目不转睛地盯着进出酒店的客人。我避开刘强，从地下车库进入酒店房间，接上师妹和刘娟的行李，不料在驶出车库时，还是被刘强发现了。

刘强认得我的车子，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匆忙发动自己的车子跟了上来。我加速，他也不要命似的追我。两台车子在国道上纠缠了半天，我终于在高速ETC闸口上甩掉了他。

随后，刘强开始给我狂发信息，起初发来的话还算客气：“兄弟，我妹在你车上吧？你停下车，我找她有点急事。”见我不回复，后来就变成了：“你个XXX，莫管老子家事，被老子追上，老子把你XXX了……”我只好把他拉黑了。

到了师姐家里，我把行李交给刘娟，问起刘强找她的原因，刘娟打开行李，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一本房产证：“他就是跟我要这本房产证，想拿去做抵押。”

刘娟说，这套位于长沙的二手房是她和男友小高一起买的，打算毕业后回长沙结婚用。几个月前哥哥说“做生意”需要十几万周转，让她拿房产证去做个抵押，她不肯，从此家人便和她反目成仇，刘强开始不断纠缠。

2017年刚入学没多久，我们就认识了刘强。

刘强最初留给我们的印象并不坏，那年国庆同门首次聚餐，他在酒桌上逐一给我们敬酒，拜托我们在学校多“照顾”妹妹。事后又加了不少同门的微信，说是以后刘娟在学校遇到什么事情，记得告诉他。

博士生活的节奏快，大家跟着各自导师做科研，交往有限。刘娟本就不是一个爱交际的人，开学后学校组织了几次集体活动她都没参加。舍友小于说，她一直在外面做兼职，平时早出晚归，少有空闲。反倒是刘强经常开着那辆白色轿车出现在校园里，常请我们吃饭，他自称是个生意人，在武汉跑买卖，“喜欢交朋友”。出于礼貌，我们也回请过他宵夜和唱K。

那时刘强给我的感觉，与印象中跑买卖的小商人差不多——话多、爱喝酒、喜欢吹牛，他说自己“认识很多人”，有各种“路子”，再就是特别喜欢打听有关“钱”的事情。

“你们可以外面做兼职吗？外面一般给你们开多少钱？”

“学校物价应该很便宜吧，你们每月大概花多少钱？”

“你们的奖学金有多少？听说学校还给你们发生活费，发多少？”

“听说博士生跟着导师做事，导师还给发工资，你们导师每月发多少？”

起初我以为他只是好奇，便把知道的情况一一告诉他。但他还是反复问，我有点烦了，便说：“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你还是直接问你妹吧。”

后来听其他同学说，刘强也问过他们同样的问题。我们都觉得，他可能就是关心妹妹的在校的生活，担心她钱不够花。一位同学还挺羡慕刘娟，觉得她有个时刻惦念她的好哥哥。

刘娟的生活一直很节俭，每次见她，似乎都穿着同一套衣服，也几乎见不到她化妆。在食堂打饭，她总挑最便宜的菜。时间长了，有人觉得刘娟性格孤僻，但也有同学说她其实性格很好，只要有事请她帮忙，她从不拒绝，之所以不参加我们的课外活动，是因为她平时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校外兼职上。

相比之下，刘强则显得很潇洒：抽的烟是45块一包的黄鹤楼硬珍品，脖子上一直挂着金链子或玉吊坠。我常在学校招待所的餐厅见到他独自一人点半桌子菜，见到我，便招呼我过去陪他“整两口”，但买酒时，我发现他刷的却是刘娟的饭卡。

刘强能说会道，尤其爱讲一些社会上的风闻轶事。几个同学好奇他的生活，曾与他就走得很近，常和他在学校餐厅喝酒。我也问过他在武汉具体做什么生意，他有时说“干工程”，有时说“做二手车”，还有时说“搞投资”，几乎每次回答都不重样。

接触时间长了，我觉得刘强这家伙说话虚头巴脑，言谈举止也不怎么规矩。但刘强似乎对我很感兴趣，得知我在学生会承担一些学术交流活动的后勤组织工作后，他不断找机会跟我递话，说他可以低价拿到一些烟酒茶叶，还说跟某个酒店的老板是“兄弟伙”。我不想趟这摊浑水，只能装听不懂，于是他就把话摆上了台面，明说希望我办会时可以通过他“转一手”，赚了钱跟我分。我拒绝了：“刘总是做大买卖的，我们这种学生的生意没啥意思，操心不少还落不下三瓜俩枣。”但他不死心，又偷偷塞给我一沓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发票，让我报销会费时一并放进去，兑出来的钱分我一半。我说“办不了”，又劝他顾忌一下妹妹：“刘娟还是在校学生，别搞这种事情。”

在我这里碰壁了几次之后，刘强有些恼了，说我“不上道”，在餐厅见了我也装作不认识，我终于松了口气。

原以为刘强只是闲来无事喜欢在大学里游荡，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完全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

2017年底，听说刘强带我们一位同学去校外的麻将馆打牌，同学一晚上输掉了9000多块。事后才明白过来，那晚是刘强跟麻将馆的人一起给他“做笼子”——但这种事情也无法核实。不久后，刘强酒后又带另两位同学去玩“摸摸唱”，结果正赶上警察年底临时检查，人都被带去了派出所，惊动了学校。了解情况后，院办老师让我做一下刘娟的工作，让她把刘强从学校劝走。

我找到刘娟，把老师的话转达给她。刘娟表现得很愧疚，不停地向我道歉。我说你又没做什么，不用道歉，跟你哥说说，想玩出去玩，别来学校祸害同学就行，不然这样下去搞得你也难堪。听了这话，刘娟又不住地谢我，说给我添麻烦了，她一定去劝哥哥。

刘娟的反应令我感到不适，但又一时说不出怪在哪里。

我不知刘娟有没有劝过，但之后刘强依旧不时出现在校园里，直到2018年4月——先是不断有人在我们公共课时来教室找刘娟，见面后总是一番不太友好的拉扯。院办老师又来找我了解情况，问“刘娟是不是在学校做生意”。

刘娟有没有在学校做生意我不清楚，但我之前听说，年初时，刘强逢人便说他“有路子”可以买到苹果手机和电脑，只要市价的七成，身边就有同学把钱给了他。但春节后开学，有人说刘强收了钱却没把手机和电脑送来，还有人说电脑是收到了，可“货不对板”，都是二手的。

由于涉及人数众多，这事就闹大了。学校一统计，刘强前后收了8位同学的5万多块钱，之后就不见了踪影，电话不接、短信也不回。学校保卫处派人来找刘娟，确定她对刘强所作所为并不知情后，倒也没有为难她。但刘强毕竟是她亲哥，所以只能问她打算“怎么处理”？刘娟还是那样，一直向大家道歉，承诺自己会处理好这件事，恳求学校不要报警。

半个月后，刘娟陆续把钱退给了上当的同学。后来导师也问起她这件事，她只解释说，刘强也是被别人骗了，不是存心来骗同学的。

有人不信，说既然刘强也是被人骗了，那他为什么不去报警，反倒把找他买东西的同学都拉黑了？但这件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刘强从校园里消失了。

等到2018年年底，刘强又开始隔三差五出现在我们学校。

这一次他不再跟我们套近乎了，我们对他也有所防范，但他还会时不时给我们发信息，问题依旧多跟钱有关，比如：“听说你们今年的生活补贴涨了？”“你们去XX市做项目，学校发你们多少钱？”有时也会向我们询问刘娟动向，类似：“她今年评上了几等奖学金？”“刘娟现在还在XX公司做兼职吗？”

大部分收到信息的同学选择无视，但也有人会把问题甩回给刘娟：“刘娟，你哥是咋回事儿？有话不能直接问你吗？咋总是找我们？”还有同学跟她开玩笑：“你哥是觉得你读博能赚很多钱？还是觉得你很缺钱？怎么三句话离不开钱呢？”

刘娟本就不善言辞，每次被问，都是满脸尴尬，纠结半晌，仍旧又是道歉：“对不起，打扰到大伙儿了，我回去就跟他说，不让他再给你们发信息了。”

但过后我们依旧会收到刘强的信息，有时不回复他，他还会打电话过来追问。

一次同学聚会，刘娟不在，她的室友小于就跟我们吐槽说：“刘强经常趁刘娟不在时去翻我们宿舍（的东西）。”

小于和刘娟住的女博士生寝室是学校才用旧家属楼改建的，两室一厅，她和刘娟各住一间卧室，客厅公用。由于没有门禁，刘强经常绕过宿舍管理员跑到她们寝室来，进了刘娟的屋子就把门反锁，随后里面便响起窸窸窣窣翻东西的声音——至于他在找什么，小于也不知道，反正刘强每次离开都“贼不走空”，她买的电饭煲、吹风机都被拿走过，甚至连她放在客厅的行李也被翻过。

小于对此很反感，跟刘娟说了这事，刘娟的反应一如既往——先是不断给她道歉，又赔给她新的电饭煲和吹风机，承诺一定会“劝哥哥”——但之后，刘强依旧如故。

除此之外，小于还发现，刘强经常来找刘娟要钱，而且要得很急。有时刘娟的生活补贴或在外兼职的工资没发下来，就找小于借钱周转给哥哥：“你们还都以为刘强资助刘娟吗？其实正好相反，刘娟做着4份兼职，钱却都被他哥拿走了！”

我们都觉得难以置信。有人说，刘强不是“做生意”吗？开着车不说，还穿金戴银，没事儿整个小酒喝着，怎么还要找妹妹拿钱？小于说“不知道”，但她确定地说，上次刘强在学校骗同学买手机电脑的事，最后也是刘娟自己掏钱出来帮哥哥还的账——那5万多是刘娟以前上班时攒下的，那段时间，她经常哭着说那是她最后一点存款，本是给自己留的嫁妆。

同学们群情激愤，有人问小于，刘强这样对待刘娟，他们的父母不管吗？

小于啐了一口，说，2017年底时，刘娟的父母来过学校一次，说是来看女儿的，那次接触，至今想起来她还觉得难受，“他们家里好像特别反对刘娟读博，尤其是刘娟他爸，一直说：‘女的读这么多书有个屁用，又换不成钱，还嫁不出去’”，而且，她爸说这话时，丝毫不避讳小于在场，仿佛她就是空气。

刘娟爸妈在她们寝室住了3天，期间刘强也来了。因为着实不方便，小于便去朋友家借宿了两宿，把寝室留给了刘娟一家。可等她回来后，发现整个寝室像被扫荡过一般——地上全是垃圾，自己屋里的衣柜和放在客厅的行李箱都被人翻过了，厨房冰箱里的水果饮料零食全都不见了，卫生间的下水道堵了，污水流了一地，毛巾香皂等洗漱用品也被洗劫一空，连包洗衣粉都没留下。

望着一片狼藉的宿舍，小于冲刘娟发了火。刘娟一再向她道歉，并给她买了新的零食、水果和洗漱用品。

事后小于平静下来，觉得不对劲，问刘娟：你爸妈在宿舍里“扫荡”时，你明明在现场，为什么不制止他们？宿舍有些东西不是你的，你怎么放任你家人拿走？刘娟也不解释，还是一个劲儿道歉，她让小于列个清单，说无论少了什么，都由她来补。

“我还是觉得奇怪，看她爸妈的穿着，不像是穷到见什么拿什么的人。那做派，哪儿是来学校看女儿的？明摆着糟践女儿来了！她爸妈的做派跟她哥一样一样的，要不说什么样的爹妈生出什么样的儿子呢！”

这次聚会后，刘强再发信息询问我们刘娟的“收入”，我们都不再搭理他了。作为同学，刘娟的家事她自己不说，我们也不好主动去问，因而能为她做的也有限。2018年底学校评奖学金时，同门们商量了一番之后，都默契地退出了评选，把金额最高的奖学金留给了刘娟。

2019年初，刘娟外出兼职途中遭遇车祸，小腿骨折，手术后在市人民医院住了一段时间院。期间同学们一起去医院看她时，第一次见到了她的男朋友小高，一个胖胖的、戴眼镜的男生，在长沙工作，刘娟住院后，专程赶来武汉照顾。

听闻只有小高一人在医院陪护刘娟，连个换班的人都没有，就有不知情的同学问“刘强怎么没来”，“平时隔三差五就去学校找刘娟，这会儿人呢？”

听大家这么问，刘娟的脸色很不好看，我们几个了解情况的赶忙岔开了话题。小高送我们离开时抱怨说，刘娟住院后刘强来过医院，就问了问刘娟的伤势，既没买东西，也没留钱。原本小高和刘强说好轮班照顾刘娟，但第二天晚上轮到刘强陪床时，他当着小高和刘娟的面接了老婆的电话，说自己小儿子在老家“磕到了”，“很严重”，当晚就开车回了老家，走时还“顺带”拿走了小高买给刘娟的两箱牛奶。

“他哥那天走后就再没了动静，到现在连个问候的电话都没打过。”小高说。

刘娟的腿伤刚好，就要求跟我们一起外出做田野调查。当听说刘强追到我们田野调查所在地，就是为了找刘娟要房产证，还一路把我们追到高速路口，导师便要求我和刘娟立刻中止项目、一起返回学校。

我有些担心，跟导师说，如果刘强铁了心的话，在这里没追到我们，可能会早我们一步去学校堵人，他之前进出刘娟寝室轻车熟路，我担心此时可能会在寝室等她。

电话那端的导师叹了口气，说他会安排保卫处的人守着女生寝室，刘强若胆敢硬闯，马上把他扭送去派出所。

带刘娟回武汉的路上，我问起了刘强逼她抵押房子的事，刘娟这才第一次开口向我讲了她家的情况。

跟小于之前私下告诉我们的差不多，刘娟确实一直在“资助”自己的哥哥。刘强压根不是什么“生意人”，他一直靠着“剥削”妹妹在武汉游荡，父母不但对这事儿听之任之，反而经常因刘强的欲求不满而责备刘娟。

“从小我家就这样，我爸妈都喜欢男孩，我哥是他俩的心头肉，我要是个男孩的话，就不会这样了……”刘娟说，她出生前父母找很多人“看过”，人家都说确定是个男孩，这才把她生下来。结果生下来见是个女孩，父母失望至极，所以出生后不久，刘娟就被“送”去了贵州南部的一个远房亲戚家。5岁时，受黔南当地一起拐卖儿童案件的牵连，她又被警察“解救”回了父母身边。

那时刘娟的母亲刚好又怀了一个男孩，原本按照计划生育政策，刘娟“失踪”后，她父母可以再生一个孩子，结果她的“返乡”打乱了父母的计划，那个没出生的孩子不可避免地被引产了。从那之后，刘娟便成了父母眼中的“仇人”。

“刘强大我3岁，名义上他是我哥，实际他从来没把我当个妹妹看待。”刘娟说，被“解救”回家后，父母几次把她扔到当地派出所，一口咬定警察“救错了”，最后在警察掺杂着恐吓的劝导下，才被迫接受了自己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儿子的现实。

看实在甩不掉刘娟，父母便从那时起开始教育她，“在家必须照顾哥哥，凡事不能跟哥哥争抢，只要哥哥看中的东西，你必须让出来”。这种洗脑一直持续到刘娟高中毕业，也导致她至今不敢忤逆哥哥的任何意愿。

“我高中时遇到一位好老师，我的班主任杨老师。我在长沙读了4年大学，学费都是她资助的。如果不是杨老师，我高中毕业就得去南方打工了……”虽然有杨老师资助学费，但刘娟还是从大一开始便在校外做兼职，因为除了需要赚生活费养活自己，同跟去长沙游荡的刘强会经常跑去学校打她的秋风，连吃带拿。

听到这里，我开玩笑说，怪不得你一来武汉入学你哥就跟来了，原来他这也是“老传统”了。刘娟却没笑，说，她得“感谢”刘强，不是他常来打秋风，自己也读不到博士。

大学毕业前，父母给刘娟说了一门亲事。男方比刘娟大十几岁，在镇上开家具厂，颇有家底，对刘娟也很满意，答应给一笔不菲的彩礼。父母命令刘娟回家成亲，但那年她已拿到了学校保送研究生的资格，也十分抵触那位离过一次婚的大龄相亲对象。事情的决定权，最终竟然摆在了刘强面前——父母告诉刘强，刘娟结婚收到的彩礼就是他以后娶媳妇要送出去的彩礼钱。但那时的刘强正被妹妹学校后街网吧里砍怪兽的游戏迷得五迷三道，压根不想结婚娶媳妇，只担心一旦妹妹不上学了，自己也就没了混在网吧里的借口和本钱。于是在让妹妹选择继续读书还是回家结婚这件事上，他破天荒地站在了刘娟这边。

这件事也成了后来他拿捏刘娟的“资本”，有句话一直被他挂在嘴边：“当初如果不是我，你能继续上学？能找到现在的工作？能赚到这些钱？”

研究生毕业后的6年里，刘娟先后在长沙和上海的学校工作。她说自己之所以选择当老师，一来是受恩师杨老师的影响，二来这个行业相对稳定，她想通过工作彻底切断与原生家庭的联系。但后来看，都失败了：“我爸妈和我哥对我的影响太深了。举个例子，我从小不会拒绝别人，即便工作之后，学生和家长向我提出的任何要求，我明知自己做不到，或者不能做，也不知该如何拒绝。”

的确，刘娟不会拒绝任何人提出的任何要求，即便那个要求可能只是对方试探性提出的，或者明显超过了她自己的承受能力。刘娟和小于的宿舍楼下有一家“新农面馆”，经常有同学请她帮忙带牛肉面作早餐，我以前经常看到刘娟大清早双手拎着七八份牛肉面往教学楼走，汤汁洒了一路。我有次见面还说，你干脆买个外卖箱子得了，一两份你帮忙带，这么多你怎么拿得了？刘娟却叹着气说：“都是同学，帮谁不帮谁呢？”

我说那你告诉他们：“我只有两只手，拿不了那么多，要吃自己去买！”

刘娟一边点头一边说：“对对，下次我就这么说。”

但下次，我还是能看到她双手拎着那么多。

可她的“不拒绝”，并不会让别人念好。一次有同学提起牛肉面这事，说：“我们点那个牛肉面，其实主要是想喝肉汤。请娟儿帮忙带，也就图个方便。但她每次把面带到教室时肉汤都洒得差不多了，都成热干面了，那还有啥意思呢？她拿不了就实话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去买，多大点事儿啊，还能为这个怪她不成？”

而读博前工作的6年里，刘强依旧像影子一般紧贴着刘娟。

“我在长沙是有编制的教师，月薪不高，就几千块，去上海后做的是国际学校教师，学校包吃住，一年还有二三十万收入。算起来，我也赚了不少钱，但除了买房时的十几万首付，其余都被刘强拿走了……”

刘强一直没有正经工作，鲜有收入，他从盖房、结婚，到生子、买车，所有花销都是刘娟负担的。当然，这些只是刘娟能记住的“大头”，平时哥哥零打碎敲的“小头”，她记不住，也没算过。

2017年，刘娟选择辞职到武汉读博，直接原因就是刘强对她的压榨又升级了。

那年，大侄子眼瞅到了入学年龄。刘强便提出，想让儿子去刘娟供职的那所上海的国际学校就读，因为刘娟的嫂子听说，“国际学校教育质量好，学生将来都能出国”，而大儿子要是将来去国外发展，“得从小打好基础”。

哥嫂虽没明说，但刘娟的直觉告诉自己，大侄子的学费肯定又是由自己承担——果不其然，当她提起大侄子入读国际学校的费用时，刘强就说：“你在上海工资那么高，那点学费不算啥。你当老师，他是学生，照顾起来也方便，这样多好。”

每年十来万的学费，加上孩子在上海的生活费和各种其他开销，意味着刘娟一年的收入都要投在大侄子身上。她很想拒绝，却说不出口，想让父母出面劝阻，但父母不出意外都支持哥嫂的“提议”，尤其是她父亲，一口认定刘娟是那学校的教师，肯定能像老家村小的教师一样，享受到外人享受不到的优惠。

这一次，刘娟实在承受不来，思来想去，只好选择以辞职逃避。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嘛，你博士毕业不还得参加工作？今后无论你去哪儿，你哥都会继续跟着你，也会继续找你要钱，到时你怎么办？”我问刘娟。

她沉默了许久，说没办法，也不敢想未来的事：“我现在只想保住那套房子，那是我的底线和最后的希望……”

昨晚到现在，父母一直对刘娟电话轰炸，她都没接。因为她知道，电话接通后，父亲一定唱黑脸，厉声逼她把房本交给哥哥，母亲则会唱红脸，苦口婆心地劝她：“那是你亲哥，他还能坑你不成？”

刘娟说，一旦把房本给了刘强，房子铁定保不住了——她老家有很多不正规的抵押贷款公司，刘强有的是办法把这套房子押出去。她此刻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回去从网上或者找同学借点钱，先应付一下哥哥，求他放过自己的房子：“我已经没有钱了，学校每月2000块的生活补贴，做兼职的4000多块薪水，每月我只留1000块生活费，其余都给了他。但他还是认为我藏了钱，跑去我宿舍找——我哪里还有钱？”

想起刘强追车时凶狠的样子和发来的威胁信息，我问刘娟：既然房子是你最后的希望，又是你和小高两人共同出资买的，为什么不能鼓起勇气对哥哥和父母说声“不”呢？

刘娟说，她试过，说不出来，即便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但面对哥哥，她嘴里依旧说不出那个“不”字。

如我所料，我们在学校南门遇到了刘强。他还真是早到了一步，保卫处应该收到了校方的指示，拒绝放他和他的车子入内。

刘强拦住了我的车，猛拍车窗，我摇下玻璃，问他想干啥。他没理我，径自把脑袋挤进了车里，看到了坐在后排的刘娟后，一边嘶吼着让妹妹下车一边去拽车门。我把他的脑袋按出车外，他伸手就要来抢方向盘。我大喊“保安”，校门口的两位保安立刻上前拖走了他。等我开进了校门闸口，还能从后视镜里看到刘强躺在地上挥舞四肢，跟学校保安扯起了横皮。

“看你哥这操行，完全是个无赖嘛！”我从倒车镜里看了看刘娟，她正在抹眼泪。

刘娟暂时保住了她的房本，刘强却像狗皮膏药一样黏上了我。几乎每次开车进出校园，我都会遇到刘强拦车。他时常光着膀子，故意装得像个痞子，隔着车窗骂我，说我“买通”学校保安来干涉他的家事。我把刘娟和刘强兄妹俩的事情向导师做了详细汇报，导师嘱咐我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和刘强发生正面冲突。

一周后，刘强因醉酒后持械强闯校门，被保安扭送去了派出所。民警了解情况后，联系学校保卫处通知刘娟去一趟。去之前，导师让我俩先去了他的办公室。那天办公室里还有位学校负责心理辅导的老师，我们提前给刘娟做了一次思想工作。

刘娟心结的起点，是5岁那年被警察“解救”回家，又被父母丢去派出所的经历。

她说，贵州的养父母对她挺好的，但经常给她讲述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的恐怖经历，比如被拐走打得皮开肉绽，再砍掉手脚后送去乞讨，关进笼子里跟老鼠和毒蛇做伴……她后来想过，养父母这样做可能并无恶意，只是担心她会“逃走”，但长此以往的结果却是，刘娟从小便对“离家”一词充满恐惧，警察带她离开养父母时，她惊惧不已，觉得自己要死了，不是被打死，就是被肢解。

之后虽被送回亲生父母身边，但间接导致弟弟被引产，亲生父母又把怨恨都发泄在了刘娟身上。父亲曾不止一次地当着她面说要把她“扔到后山喂狗”，又有几次把她丢去派出所，每次都把刘娟吓得半死。所以，当父母后来反复向其灌输“凡事听哥哥的，否则滚出这个家”的观念后，她为了不被“丢掉”，就迅速接受，且不敢有丝毫的怀疑，更不敢反抗。

“我从小到大都不敢说‘不’字，尤其在家里。我总觉得如果说了‘不’，父母会毫不犹豫地把我赶走。后来长大了，我知道对很多事情必须说‘不’，但我说不出来，怕让别人失望，怕得罪人，怕被人报复，那同样是被‘丢掉’的感觉……”

“20多年过去了，你也30多岁了，没想过改变吗？”心理辅导老师问她。

刘娟说她想过改变，也曾不止一次地尝试过拒绝父母和哥哥提出的要求，但每次都以哥哥当场发飙、父母无休止的电话轰炸收场。电话里父亲疾言厉色暴跳如雷，母亲则苦口婆心或是以死相逼，最终还是自己委屈就范。

“你有没想过，就算你现在因为‘忤逆’了父母和哥哥被‘丢掉’，你还会担心小时候听说的那些‘流浪儿’的遭遇吗？”导师接过了话头，“你重点大学本硕学历，博士在读，受过良好的教育。6年工作经历，丰厚的收入，即将组建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庭，你还怕什么？怕你爸妈不要你了？我倒觉得她们真不要你了，你的日子反而好过得很！”

“万事开头难，但一旦开了头，便有了先例，后面也就一马平川了。”心理辅导老师也劝刘娟，这次刘强被抓，对她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一定要鼓起勇气，把那个“不”字甩在刘强脸上，为自己的未来生活开个好头，也用这个“不”字为自己建立起边界。

刘娟还是害怕，她既不敢面对刘强，又担心拒绝要求后哥哥会在派出所里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我说，这个你放心，保卫处的老师就在派出所，我们都会帮你把事情的原委讲给民警，我相信刘强不敢在警察眼皮子下面明火执仗。

刘娟最终迈出了那一步。

她的决定的确遭到了父母和哥哥一如既往的威胁和道德绑架，但这次她没有退让，不但拒绝把房本交给刘强，而且中断了十几年来对刘强的持续“资助”。父母和哥哥故技重施，想要进学校“教育”她，但保卫处在校方的指示下，把3人全部列入了黑名单，他们想尽办法，也没能踏进学校半步。

后来刘娟干脆换了手机号码，不再接听家人的电话。之后，她的改变很大：平时不再少言寡语，开始参与同学间的各种活动；经济上宽裕了后，师妹陪她去光谷和群光广场逛街购物，她买了新衣服和化妆品，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她不用每月再去做4份兼职，有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科研中，很快出了成果，达到了博士生毕业的要求。

刘强仍然不放弃纠缠，进不了学校，就在学校周围游荡。为了防止他做出什么对刘娟不利的事，我们都充当了刘娟的“保镖”，只要她有事出校，总有人陪在身旁。

刘娟偶尔还会纠结，她说自己总有毕业的那天，到时候怎么办？一位师妹说，毕业后你跟小高俩人随便去外地找份工作，结婚过日子，别理你爸妈跟你哥不就行了。刘娟又问：“真的可以这样吗？”师妹说，有什么不可以的，人这辈子活得简单些，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

2019年底，刘强在学校附近一家大排档酗酒闹事，被几个纹龙画虎的“社会人”揍进了医院。他出院时，我们学校已经因为疫情全面封闭，他更不可能进来了。在严格的疫情管控之下，刘强被迫返回了湖南老家。

2020年6月，刘娟顺利通过了学校的博士生毕业答辩。之后在导师的介绍下，前往山西一所高校任教。去年年初，我在朋友圈看到了她和小高在山西结婚的消息。

今年3月，刘娟回母校参加学术会议，会后约我吃饭。我问她哥哥和父母还有没有继续胁迫、纠缠她。她却笑着说，事情发展到现在的情况，连她自己都想不到。

“我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没跟家里有任何联系吧，他们既没有我的新联系方式，也不知道我去了哪儿。”刘娟说，其实她以前的手机号码并没有注销，只是不再接打任何电话而已。在跟家里彻底“断联”后，父母和哥哥的反应经历了两次巨大的转变：

刚“断联”时，刘强不断对她进行电话和信息轰炸，父亲多次指责她“大逆不道”，让她以后再也别想迈进家门半步，母亲则在短信中寻死觅活了很多次。但时间一长，见刘娟对这些伎俩均无回应，一家人不约而同地都不再联系刘娟了。

直至去年10月，先是父母给刘娟发来一段信息，字数很长，内容很多，但中心思想只有一个——道歉——从早年把她送去贵州，到放任刘强找她要钱，都道歉了一遍，继而又恳求刘娟看在亲情的份上不再计较；后来，刘强也发来致歉信息，承认自己从前的自私和贪婪，并保证今后不再做类似的事情，恳求妹妹原谅。

今年春节时，刘娟破天荒地收到了家里的祝福短信，父母和哥嫂都在言语中表现出希望她能回家过年。

“早些年这样做，又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子呢？”刘娟感慨了一句。

我说：“你家里不会是又遇到什么缺钱的事情了吧？这事儿，你可得想好了。”

刘娟笑着点点头。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嘉宇     实习 | 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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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远

80后，山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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