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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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中谈到鸦片战争前，清朝天朝体制极重华夷之防，外国人在华有诸多限制，而其中“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传教士马礼逊的中文教师，每次出门授课，都带毒药，万一查出，准备自尽——“对外汉语”这个职业在当时是需要冒生命危险的。
这一禁令以现代目光看，的确十分费解，与西方的那种传教士文化似乎背道而驰——不仅不去传播自己的观念、文化、语言，弄个孔子学院来增强“软实力”，相反对别人来学习还如此提防；然而按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逻辑看，此事不仅不奇怪，且自然之极。中国自古极重视典籍，异于他国，修史、教育、书籍出版等长期以来都是政府竭力试图垄断的国家产业，赐书往往也是深有寓意的政治举动。
西汉元帝时，东平思王刘宇上疏求诸子之书及《史记》，大将军王凤反对，理由是“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意，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1]东平王此前“通奸犯法”，因近亲才被皇帝赦免，但要几本书皇帝却坚决不给。王凤此处的观点已道出了这种家长式的基本担忧：一是担心你学坏，二是担心你知道太多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秘密，学到颠覆和对抗中央权力的技能。这一观念至后代仍是如此，如《南齐书》卷四三齐高帝诸子传：“诸王不得读异书，五经之外，唯得看《孝子图》而已。”
对近支诸侯尚且如此，夷狄外臣自不必说。唐开元年间，吐蕃以金城公主名义求《毛诗》、《礼记》、《左传》、《文选》，此事现在被作为汉藏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笔，当时却引发激烈辩论。于休烈坚决反对，认为此举有弊无害，公主应当入乡随俗，求得汉文典籍，使吐蕃知道大量行军权谋之道，后患无穷，尤其春秋左传，他认为万万给不得[2]；裴光庭则赞成给，批评于休烈“徒知书有权略变诈之语，不知忠信礼义，皆从书出也”[3]，最终裴的意见被采纳。裴光庭的观点与更早时南齐人王融相似，当北使求书时，他独持异议，主张赐书，理由是这可以使“汉家仪轨”重现于沦陷区，教化胡虏，其效胜于十万之师[4]。这两种观点看似相反，但其实包含相同的立论点，那就是深信书籍具有无穷的潜在力量。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于休烈的上述观点其实更具有代表性，中国文化不仅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向外谋求文化霸权态度消极，而且主流观点向来认为有许多典籍应当秘藏起来，仿佛一旦流播于外，就会被人用来对付自己——当然，这与知识产权无关，而关乎政治权力。
在朝贡体系中，中国朝廷对各国赐书的态度就显出亲疏之分。唐太宗时，《晋书》新修成，只给太子和新罗，这个行动已经表明当时唐与新罗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5]。因为两晋乱世，权谋机变之事甚多，通常是不欲为外人知的，而当时朝鲜已经有前四史流传。1055年，西夏帝遣使向宋购买史传和佛经，宋“以史有东晋、元魏间事，不可示夷狄，只与佛书”[6]，因为佛书通常认为不含有权术。吴天墀《西夏史稿》统计北宋时西夏向宋求经一共六次，其中1030年、1034年均求佛经藏，特赐之；1062年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宋仁宗下诏赐九经，但不给《唐史》；1063年宋英宗应夏使之请，以九经及正义、《孟子》、医书赐之。宋廷在佛经和九经方面比较大方，但对史书显然管制最严。北宋神宗元丰元年（1066年）禁榷场贩卖除九经疏之外的书与北客[7]，1202年，南宋以商贾贩卖史籍入金境为由，禁止私史，可见史书流入邻国是朝廷严重关切之事。
朝鲜虽受中国文化影响至深，但仍是“外夷”，尤其当宋辽对峙时高丽屈服于辽，宋廷对高丽的提防也就更重了，对其信任度便不如唐对新罗。如989年宋赐高丽《大藏经》，不久又赠九经[8]，辽亦三次赠高丽《大藏经》，但双方却都不愿赐史书与高丽。宋辽既为敌国，宋廷当时对书籍外流极为警惕，不复再有唐朝对吐蕃时那样的自信。1055年欧阳修上《论雕印文字札子》，认为市面上相关文章论述“北虏事宜甚多”，“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要求进行出版审查、禁毁相关版本、止绝书铺。苏轼曾多次上疏论述高丽在中国购书的危害，“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北虏，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害至大”[9]。当时许多宋人甚至怀疑高丽入朝是由辽朝指示的，其目的是窃取宋朝的书籍地图[10]。出使辽朝的宋使苏辙发现“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传在彼……贩入虏中，其利十倍”[11]，之所以有十倍利润，乃因当时严禁之下走私风险很高，利润之高正可见禁令之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辽朝也同样禁止书籍流入宋境：“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
这一观念到明清时也并无改变，只不过当时中国已归统一，朝鲜作为最近的藩属不再那么受提防。事实上，朝鲜、琉球是明清时期其使者可以在京城任意逗留、搜购书籍的唯一两个藩国，这都是考虑到这两地和中国在文化及政治上关系最紧密。但即便如此，嘉靖年间礼部主客郎中孙有仁发现朝鲜使臣购得《大明一统志》等，认为外国人不能购买这类书籍，“因闭馆门，俾本国人一切不得出入，遂成故事”（朝鲜《稗官杂记》）。曾有人指出，“实际上，明清王朝对于向朝鲜输出书籍——学术文化的载体——始终持消极态度，不仅用搜查燕行使团行李的方法防止夹带出境，甚至还以违禁携带图书为名向朝鲜国王课以罚款。”[12]
这套原则直到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一度仍坚守不弃。1867年起，美国史密森博物馆、农业部、土地总局先后提出用美国官方文件等向清政府交换获得相应的文件、书籍、人口税收数字，在这样三番四次之后，恭亲王等查阅了道光年间赏给俄罗斯的书籍等前例后，1869年6月清政府终于迟迟作出回应，以同治皇帝的名义一次性向美国赠送934卷藏书，是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获得的最早一批亚洲文字书籍。但是，“回赠的出版物的内容显然并非美国人所真正想要的”，其中包括儒家经典、礼仪、医药、农业、语言、针灸、数学和玄学，一共是十部书：《皇清经解》、《五礼通考》、《钦定三礼》、《医宗金鉴》、《本草纲目》、《农政全书》、《骈字类编》、《针灸大成》、《梅氏丛书》、《性理全书》；显然其中并不包括中国的历史著作，自然更没有地图、人口、税收方面的资料。这一举措曾令许多人困惑，身为印刷及书籍史专家的钱存训曾在一篇论文的末尾自问自答：“中国总理衙门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尚无线索可寻。”[13]如果了解之前的传统，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
如果说对九经、佛经、甚至偶尔史书还有宽贷，那么对有一类特殊的图书则从不例外地严厉予以禁止——那就是舆图志书。孙中山曾向其英国老师康德黎抱怨：“在满洲人统治下，任何七品以下的官吏都不允许阅读中国地图。”[14]清代的舆图志书确实“多藏于内府，疆臣不易得见”[15]，例如《乾隆内府舆图》修成后一直藏于内府，被视为是“枕中鸿秘”、“外间流布绝少”[16]，但这却不像孙中山所暗示的那样是满清统治的结果，事实上中国历代向来如此。因为“入舆图”向来与“宣一统”相联系，献出地图实有称臣纳贡的极深政治含义，明太祖时便规定：凡对朝廷俯首称臣的藩国、西方使臣和商人，必须进贡该国地图，以使“其国境内山川，悉归职方”，以示归顺大明王朝。舆图不仅是帝国的统治权力的象征，也包含了太多信息，使人可以了解当地山川形便。
不如这么说：在现代之前，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来理解地图的重要性的。唐代规定全国各州、府每三年（后一度改为五年）一造图经，送尚书省兵部职方；元代地图志同样掌于兵部[17]，这表明人们实际上是将地图视为一种军事机密。这也就解释了北宋时张方平、沈括等人对高丽使者设法获得宋境地图的高度警惕心理，《梦溪笔谈》记载，“熙宁中高丽入贡，所经州县悉要地图，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势险易无不备载”，结果被当时扬州太守设法“聚其图尽焚之”，耐人寻味的是，书中将这一条记在卷十三“权智”之下。当时高丽使者的举动应当并非出于军事目的，因为高丽与宋并不接壤，但宋人或许担心辽人获得地图后用于入侵宋境。然而反过来，按《梁溪漫志》记载，宋使卢多逊在宋初出使高丽，也带回了高丽各州的地图。
这种观念影响十分深远。越南亦有编制舆图呈送中央的传统[18]，而晚清时杜文秀建立的大理国，虽允许英国探险队于1868年入境，但“客人们无法获得一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的《腾越州志》，因为这是被视为机密性质的”[19]。这方面尤为严厉的是德川时代的日本。据《得泰船笔语》记载，清朝中期漂流到日本的中国船员并不介意日本人借阅中国历书、探问中国的知识和政治，但当中国船员打听日本情况时，日方却相当警惕，尤其是借阅日本地图，被日本人以“是吾邦大禁，不许外人看”断然拒绝。德川幕府时代对地图的控管尤其严格，“当时绘制日本地图的权力是掌握在幕府的手中的，连各藩大名要得到其他藩的地图都有困难，从而民间的情况一般来说，连一幅正确的地图也没有”[20]。伊能忠敬等历时20年绘制成的《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1821年完成，但它“初期该地图还作为国家机密严加保管”，很长时间都不得公开刊行[21]。1823年起在日本居住五年的德国博物学家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曾私下通过交换从天文学家高桥景保处获得了伊能忠敬的地图及虾夷、库页岛等处地图，他出于对探险家间宫林藏的敬意，匿名托高桥送了一份礼物及赞扬信给间宫。结果间宫却认为此事关系重大，遂向官府告密，事发后von Siebold被拘押后驱逐出境（被迫与日本籍妻女分离），高桥景保本人死于狱中，其子也被流放[22]。
确实，欧洲近代早期的沿海城市也有保守自己探险获得的地理知识的时期，但那更多的是出于商业竞争或经济利益的考虑，而东亚传统上则是全然是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内的相关地理知识是不可泄漏的国家机密。因而当1880年代传教士引入地图册时，许多中国学生感到非常新鲜[23]，这不仅是由于这种呈现方式在传统中国教科书中较受忽视，也是因为以往高精度的地图通常是秘藏在官府内的。传统上中国历代绘制的地图也不是给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用的，而更多是出于政治一统和军事规划的需要。此种观念也不难理解，直到不久前的冷战时代，许多人还对美国在这方面的信息公开感到震惊：“美国的敏感军事设施的位置可从街角的加油站所提供的详细地图上查到，甚至是免费获得。”[24]而在苏联，它们即便出现在地图上，也绝对会秘藏起来。
老子云：“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25]这一心态的最初根源，是国家的建立者必须集武士和巫师于一身，周文王建灵台，就获得了与商王平等的通天权利及其合法性。在中国泛政治化的思想中，与知识相关的史、书，其本身就是政治权力的来源之一，因此，不论是外姓藩王还是“外夷”，为防止他们挑战中央的政治权威，朝廷通常都倾向于在书籍流通上实行管制，尤其是天文学、史书、舆图这几类书。陈学霖曾感慨：“自宋代以下，执政者动辄以国防机密，或以政治安危为由，干预侵犯作者的权利，动以刑法处置民事，正是王权膨胀之结果……此一趋势，就是从宋代开始。何以一崇儒厚道，以文德治国为典范的王朝，在这方面实质上是背道而驰，史家宜发深思。”宋朝之严禁，很大程度上与宋辽互为敌国有关，但显然地，这一思想的根源却远在宋代之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防御性心态的逻辑确实也顺理成章——总之是不欲外人窥见虚实。元顺帝后至元三年（1337）朝廷曾有诏令：“禁汉人、南人不得习学蒙古、色目文字。”这固然是为了不使民族同化，但恐怕也有不让汉人窥见政治核心的原因在内。至于后世不让黄毛碧眼的鬼佬们买中文书、学汉语，当然也很正常：等他们看懂了方块字，把中国弄明白了，那岂非后患无穷？16世纪末，利玛窦从澳门到香山，看到盖有总督大印的布告：“现在澳门犯罪违法之事所在多有，皆系外国人雇用中国舌人所致。此辈舌人教唆洋人，并泄露我国百姓情况。尤为严重者，现已确悉彼辈竟教唆某些外国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上项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诸端活动，将严刑处死不贷。”[26]明末龙华民作为中国传教会道长还真的曾致函耶稣会会长：“中国文字若经吾辈熟悉，可作网罗华人之网也。”——那是“师中华长技以制中华”啊！魏源那个著名的反命题大概也正是基于这一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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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汉书·东平思王宇传》
[2]《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于休烈疏云：“臣闻戎狄，国之寇也；经籍，国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无备；典有恒制，不可以假人。……臣闻吐蕃之性，慓悍果决，敏情持锐，善学不回。若达于书，必能知战。深于《诗》，则知武夫有师干之试；深于《礼》，则知月令有兴废之兵；深于《传》，则知用师多诡诈之计；深于《文》，则知往来有书檄之制。何异借寇兵而资盗粮也！……若陛下虑失蕃情，以备国信，必不得已，请去《春秋》。……若与此书，国之患也。”
[3]参《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九年条
[4]《南齐书》卷四七王融传：“虏使遣求书，朝议欲不与。融上疏曰：‘……陛下务存遵养，不时侮亡，许其膜拜之诚，纳裘之赆，况复愿同文轨？…………凶谋岁窘，浅虑无方，于是稽颡郊门，问礼求乐。若来之以文德，赐之以副书，汉家轨仪，重临畿辅，司隶传节，复入关河，无待八百之师，不期十万之众，固其提浆伫俟，挥戈愿倒，三秦大同，六汉一统。’”
[5]事见《旧唐书》卷一九九《东夷列传》。又参见于赓哲《隋、唐两代伐高句丽比较研究》，载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版
[6]《西夏纪》卷十二至和二年二月纪事。
[7]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九
[8]陈尚胜《中韩交流三千年》，中华书局1997年12月版。此书中将九经误释为《易》、《书》、《诗》、《左传》、《礼记》、《仪礼》、《周礼》、《论语》、《孟子》。按“九经”是三礼、三传、《诗》、《书》、《易》。
[9]《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见《苏轼文集》卷六十三奏议
[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五：“至元丰末十六七年间……[高丽]使者所至，图画山川，购买书籍，议者以为所得赐予大半归之契丹。虽虚实不可明，而契丹之强足以祸福高丽。若不阴相计构，则高丽岂敢公然入朝。中国有识之士以为深忧。”
[11]苏辙《栾城集》卷四二《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
[12]夫马进《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p.340译者跋
[13]钱存训《中美第一次交换出版物》，见《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二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
[14]《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p.190
[15]《法国汉学十二：边臣与疆吏》p.114
[16]李兆洛《皇朝一统舆地全图例言》，转引自《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p.36
[17]刘迎胜《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p.384
[18]陈重金《越南通史》p.177：“自古以来，南国尚未有地图，圣宗便命各道官员踏勘管内山川险易，并古今事迹，画图详注，然后呈送户部，作我地舆图。”
[19]田汝康《杜文秀使英问题辩误》，载氏著《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p.178-179
[20]杉本勋《日本科学史》p.185
[21]徐静波《大航海时代以后日本人对外界与自身的新认识（17-19世纪中叶）》，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p.204
[22]这一事件史称“西博尔德事件”，参见间宫林藏《东鞑纪行》中译本序言，及杉本勋《日本科学史》p.284-285
[23]《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p.23
[24]《长和平：冷战史考察》p.263
[25]《道德经》第36章；何谓国之利器，各说不一，庄子以为“彼圣人者国之利器”，而韩非子以为赏罚为邦之利器
[26]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p.156-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