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公民性”对战胜瘟疫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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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冬天给我们每个人上了重要的一课：疾病从来不只是科学的问题。认识疾病，认识疾病背后的医学、社会、人，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也只有建立起这样的认知，管理自己与疾病的关系，才能获得健康的自由。

牛津大学医学史博士****吴易叡在香港大学教授多年的**《人文疾病课》**刚刚在看理想上线。在这门课里，他从医学、历史、社会、政治、生物的角度，讲述我们应该如何与疾病共处。

下文是这门课的第一节课：**为什么“公民性”对战胜瘟疫至关重要。**课程由Matters团队制作，推荐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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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听《生死之间：**10堂课学会与疾病共处》

新型冠状病毒从2019年12月爆发至今，疫情还未到达拐点，全世界都开始闹“口罩荒”。一连好几天，包含香港、台湾、新加坡都有人发放消息说，卫生纸等民生物资就要短缺了，造成大批民众疯狂抢购。“恐慌”的感染力和流窜速度，几乎比病毒还要强大和迅速。

人类并不乏对抗传染病疫情的历史，但为什么面对这次的新冠病毒，我们还是手足无措？

除了对这个新的病原体我们知之甚少以外，和这只病毒交缠互动的，是一个正在快速变动的社会，而我们对这个社会，仍然一知半解。

不完善的“都市化”成为瘟疫爆发的温床

黑死病蔓延时的“鸟嘴医生”

大规模的疫情，为何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地发生？

首先，人类旅行的范围变大了，能够去到更远、人迹更罕至的地方。第二，人的生活方式变了，从现代早期开始，不同程度的都市化，让人的居住环境便得拥挤。

伴随着居住条件复杂化的，便是人与人更频繁的往来，还有更亲密的距离。这三个因素是造成近现代大规模传染病爆发的主要原因。

举例而言，历史学家普遍相信14世纪的黑死病，是由中国云南，经过丝绸之路传入欧洲的。人们在丝绸之路上共享某些基础建设，币值交换、货物流通都非常方便。但这个经济共同体也不幸同时打造了细菌的共同市场，而成为疾病的共同体。

在中国，这些黑死病的细菌并没有造成大规模的疫情。而当时的欧洲正在经历都市化，而都市化之后，居住的环境顺势成为细菌的温床。

**但都市化本身并不一定是罪魁祸首。一个常被忽略的概念是发展的“不平等”：**都市要是规划完善，有秽物清运的机制，净水和污染水源分开，就不容易受到疾病的侵袭。相反，许多传染病爆发的地点，是龙蛇杂处的贫民窟，以及人流难以管理的移动人口集散地。

殖民加速了传染病疫情的扩散

新冠病毒在武汉爆发之后，很快传入了世界各地，成为全球卫生的议题。“全球卫生”(global health)在全球治理上算是一个新颖的词汇，但它却有很长的历史根源。

在人类迁徙的过程当中，经常发现自己在航程中得病或死亡的概率非常高。比如欧洲人航行到新世界，和当地人或他们不熟悉的物种相互接触后，便产生了疾病。一四九二年哥伦布从新大陆把梅毒带回了欧洲，便是最经典的例子。

这些病原体在他们远航目的地，其实是没有发生疫情的，那是因为他们接触的对象原本就是病原体的自然宿主，宿主和病原体是和平相处的。但他们却往往在返航的船上，或是回到自己的出发地之后，开始一一病倒。

18世纪当英国成为海上霸权的时候，他们也同时发现自己身体非常脆弱，容易患上结核病、肺炎、麻疹、流行性感冒或是天花。除了在船上配备医疗团队，他们开始知道要喝干净的水，进行饮食调控，设计规律的生活作息。

在许多殖民地，许多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医学知识也应运而生。比如英国人居住在中国通商口岸各地，会选择高海拔的地方居住，因为他们相信这是让他们身体不致变质，神经不致衰弱的做法。他们对当地的食材充满戒心，对烹调方式也斤斤计较。他们甚至相信要用英国学校里的体能教育训练自己的下一代，比如组织划艇队，好让他们的孩子百毒不侵。

然而殖民地的开发，却也加速传染病疫情的扩散，这是殖民者始料未及的。1842年英军才刚从香港上岸，便观察到了当地难以控制的热病。

那时的细菌学不发达，人们只能以水土不服来理解，等着疫情自动消失。但1894年，香港已经是一个非常具有规模的人货聚集地。1894年爆发的腺鼠疫(bubonic plague)，一般也被认为由云南传出，经过广东，然后此地扩散开来。

香港爆发鼠疫之后，很快地再度向外蔓延，造成了全球第三次鼠疫的大规模感染。它爆发的地点，正是港英政府规划给华人居住的太平山区。

此地人口密集，一间屋子里经常可以住三到四个家庭。而且人畜共生，秽物与食物同存，也没有清洁的水源。

香港1894年鼠疫时期，疫情爆发区域的防疫工作

当时的细菌学说已经相对成熟，因此衍伸出了许多科学上和公共卫生的对应作法，到今天还是深深影响着当地人。

首先，香港华人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公园。这是港英政府清拆太平山区华人屋宇所换得的。现时绿意盎然的卜公花园，在法律上已经永久不可作为住宅用途。

第二，疫情促成了不同细菌学者到香港来进行科研竞争，其中有包含科霍(Robert Koch)学派，德日系的北里柴三郎，还有巴斯德(Louis Pasteur)学派，属法国、越南系的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最后是由耶尔森从尸体里的淋巴腺分离出病菌。

第三，便是西医从此在香港获得主导地位。事实上在抗生素尚未合成之前，中西医对于细菌引起的传染病治疗效果其实差不了多少。但地方危机，永远是帝国主义工具的拥有者，见缝插针的难得关头。港英政府处心积虑地想要对华人的东华医院进行改革，让它变成一个西医的医院，这时终于逮到了机会。

隔离和检疫是应对疫情的重要方式

鼠疫期间，用新建的玻璃厂隔离病患

香港鼠疫爆发时，还有两种公共卫生的实作方式：隔离和检疫。它们衍伸出的社会议题到今天依然历久不衰。

100多年前，港英政府的卫生警察会上门把尸体搬走，或是把发烧的病人强行带到医院隔离。在香港西环的外港还有一艘壮观的医院船，叫做海之家(Hygieia)。当时华人不信任殖民政府，坊间充斥着流言，说被带到船上的人就会被英国人抓去做人体实验，或者是眼睛会被挖出来，当成做相机的镜头等等。

这种强制的做法就算放到现在，还是会让人心生抗拒。

检疫的历史其实和隔离差不多。中世纪黑死病肆虐欧洲，停泊在威尼斯港外的船舶都必须检疫四十天后，船员才可下船。而国际间的检疫标准则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制定。

1834年法国提议举办国际会议，之后遭受重重阻力，一直到1851年才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当时世界各国想要通过检疫方法，防止海运传播疾病，但屡屡提出反对的却都是有庞大利益的航海贸易国，像是和印度往来频繁的英国。

帝国主义作祟，欧洲列强总认为疾病的来源在神秘的东方。二十世纪初，这些国际会议的讨论总是围绕着如何防范东亚的鼠疫。一直以来，他们也害怕伊斯兰教徒透过年度的麦加朝圣传染霍乱。

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会议才透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而常态化、制度化。在联合国周边组织的架构中，每个现代国家担任一个会员，地位平等。当然也有些权力大小的问题，但这就另当别论了。

**大规模疫情之下，**什么才叫“善治”？

说到底，碰到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人应该怎么自处？

隔离会带来恐慌，检疫会带来歧视，其实是人之常情。

事实上，抗疫就好像打总体战一样，在全民皆兵的概念下，似乎服从才是上策。因为平常我们挂在嘴边的，当代医疗里面说的病患自主权、医病的对等关系，现在加入了一个制高点的考量，也就是公众利益。

在公众利益主导之下，身为公民所应该负起的义务，往往大于原应享有的权利。人遵守大数原则时，所有的做法以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优先，个人的权益某种程度上会被牺牲。

此外，自主权会被剥夺。公民本来拥有的移动自由、集会自由在这个时候会被限制，比如封锁交通。有时甚至隐私权也会被侵犯，比如受检疫者的地址门牌号码会被公布。

一个“自觉”的公民出现症状时，知道必须戴上口罩，防止病原透过飞沫传染给他人；懂得听命接受隔离检疫的要求，也明白交代旅游史的道理。一般人就算没有症状，也应该知道如何进行自主健康管理，减少聚会，降低非必要医疗资源的利用度。用社会学的讲法，这些行为奠基于“公民性”。

当然，尽管义务大于权利很重要，但对应的明理政府也不可或缺。

主政者必须深知如何有效地达到公众服务的目的，同时牺牲个人权益到最细微的地步，这就叫“善治”。

一个懂得善治的政府，往往以民众利益作为决策依据，并且有一个清楚的问责机制；它的决策透明，受到媒体和言论自由的支撑；它还尊重专业技术的人员，善用管道咨询医疗专业。

自动自发的公民性和体恤民情的善治政府，都是必须经过长时间培养的。

回到历史来看，**当香港发生鼠疫的时候，一个没有办法去体恤民情的政府，再如何祭出铁腕都药石罔效。**港英政府在第一时间就下令封港，结果便是三分之二的华人逃回广东。但是过了三、四十年之后就不同了，人们逐渐获得和疾病相关的知识，习惯公共卫生的实作方式。

拿天花为例：这是华南地区几世纪以来都搞不定的传染病。英国细菌学家William Hunter在20世纪初时表示，如果香港人学不会打疫苗，天花就绝对控制不住。

因此，透过政府的宣传、街坊组织的配合，甚至动用慈善机构，逐渐让香港人熟悉公共卫生的操作方式，明白维持健康的权利和义务。

但是过了30年，天花还是没有办法有效地控制，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人口流离得更厉害，许多难民逃到香港，造成天花再度猖獗。但此时控制住疫情的方式，便是阻断香港和广州之间的交通往来。

然而为什么此时的“封关”比十九世纪末鼠疫时期有效？其中一个原因，当然和人们逐渐习得的医疗顺从性有些许关系。

**在危机中，**更要思索体制如何健全

才能避免下一次的危机

回过头看这一次的疫情。虽然世界卫生组织终于宣布了全球卫生紧急状态(PHEIC)，但这真的有用吗？

事实上，面对每次突如其来的疫情，都是和前所未见的巨兽打交道。

紧急状态的宣布，目的是能够启动以过去经验为基础的标准做法，但这无法回应每次疫情爆发时，在不同社会文化脉络中的政治、经济结构，和人在其中会做出的相应举动。

医护人员是否训练精良？民生物资在封城之后是否能持续供应？是否有足够而透明的指导信息让人们自主隔离、进行健康管理？

疫情还在发展。到目前为止，专家们甚至还无法确切掌握病毒的传播方式和症状表现。

**面对未知，我们如今看到的是疫情带来的人群歧视，伤害的严重性可能都超过了病毒本身的威胁。**而在后真相与后事实社会之中，我们往往只会相信自己的经验和偏颇的信息来源。此时，专家变得无用武之地。

疫情终会得到控制，但我们所经历的集体创伤，可能也会远超过身家性命的受损。

恐慌时期造成的人群对立、官僚和技术人员之间破裂的信任关系，可能会让这个社会永远处于准备不周的状态。

此时不如让我们冷静下来回顾历史，重新思索社会的体制应该如何健全，才不致下次未知来临之时，依旧临渊结网，高喊太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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