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后悔在县城买房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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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买房,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无奈。对于那些手里有闲钱,想让钱生钱的人,他们想出的投资办法之一,就是到大城市周边的县城买房子;对于手里没钱,在大城市买不起房的人来说,他们想出的办法依然是——到大城市周边的县城买房子。

他们一起推高了县城的房价,承担了被围困的风险。不过,房产能给予多少安全感,就能遮蔽多少生活的真相。

**文 | **易方兴

**编辑 | **楚明

**运营 | **肖睿

又该交物业费了。

对于在北京上班、在河北县城买房的苏晓来说,这等于是在提醒他:你那个空置在承德县已跌价10%的房子,又要扔进去物业费的钱。

2020年初,苏晓坐了3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去承德县办房产手续。承德县是河北承德市下辖的一个县,距离北京240公里。他一路都在反思,为什么3年前脑子一热,跑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买套房?他也试着安慰自己,等年底京沈高铁通车,承德去北京方便了,说不定房价还会涨回来。

但有的地方高铁通了,却连这唯一的盼头都没了。张晖在河北县级市涿州买的房子,走路10分钟就能到高铁涿州东站,买的时候145万元,现在跌到100万出头。

在北京,张晖是一家知名短视频公司的工程师,租房住。他把涿州的购房合同塞进衣柜最深的抽屉里,宁愿这事没发生过。结果隔三差五,还是有河北号码的电话打过来提醒他:“哥,你在涿州的房子要装修不?”

这时候,他意识到,自己买在县城的房子被套住了——有价无市,没人接盘。

棚户区改造至今已有12个年头,今年已到最后一年。这12年里,拆迁与补偿,创造了新的城镇化,也催生了房价的上涨。

周玲老家在湖北恩施市下辖的宣恩县,一个要在地图上仔细查找才能看见的“十八线小县城”。2017年时,恰逢县城棚改,老城区的房子被拆了,“每天都听我妈说县城的房价在涨”。

当时她正漂在武汉,武昌区房价已经涨到近2万,攒够首付还要5年。此时,老家县城的房子眼看着向4000元迈进。

“我妈打电话说,老家又规划了一个旅游小镇,很多景观好的房子一出来就被抢光了,还有人一买就是好几套。”趁着过年回家,周玲看了几个盘,终于决定在县城买房,等过几年涨了再卖——武汉的首付就有了。

周玲那套房子在新开发的地区,来访的一般都是旅行团的人。前几个月,房价从3000元涨到3800元,周玲一算,总价涨了8万元——赶得上她一年的积蓄了。

但周玲当时没有意识到,县城的房价虽然上涨,要是找不到接盘的人,价格就是个装饰。

到了2018年,她发现,同小区有十几套房源都挂在网上卖,一挂就是半年,也没卖出去,她才发现不对劲,整个县城也就30万人,很多人还会去恩施市买房,县城的房子还有多少需求量?她赶紧让父母在网上把房子挂出去。

这一卖就是两年,价格已经降到跟买房时差不多,至今也没卖出去,甚至连看房的人都没有。

▲ 县城的低房价是吸引年轻人买房的重要原因。图 / 视觉中国

所有的事情中,最可怕的部分在于,资产和生活一起被困住。

32岁的吴承波是少数选择住在县城房子里的人。在涿州,他所在的小区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树林里,想买瓶矿泉水要骑10分钟电动车去买。外卖也叫不到,因为这里是没有骑手覆盖的区域,APP里最近的一个商家也在10公里开外。他在北京提着旅行箱上班,像一只寄居蟹一样,从北京往涿州运送生活物资。

如果说吃穿不便还可以想办法解决,那么时常停水停电就让人无法忍受了。刘承庆是自由职业者,曾经尝试在河北香河自买的房子里住,还花10多万简单装修了房子。住进去后才发现,由于入住率太低,楼房的电梯有时候都不开启,还时不时停水停电。他去找物业投诉,物业也叫苦,说小区几乎没人真正住进来,大部分都是投资客买的毛坯房,物业费都收不齐,物业公司也快倒闭了。

他有一次夜里走在小区里,一片漆黑。“只有两三个窗户里有灯光,感觉像买了‘鬼楼’。”他忍受不了,又到北京租房住。

每个在大城市漂泊的人,都有各种渠道接触房源信息,尤其是那些打着低价首付的广告。在上海一家民营企业上班的周翔,被浙江嘉兴嘉善县下面天凝镇的楼盘价格吸引,“20万首付,网签完了还能退我6万”。

房子盖好后,他把父母和孩子带上,从上海一路奔向西南方向,等到了嘉善县天凝镇,楼房四周都是庄稼地,“感觉是从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

在当初房地产销售的描述里,县城的房子是另一副模样。

“县城的房子就是个饼,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个饼画得足够大,足够圆。”孙露是一家房地产的销售,主要负责县城楼盘的业务。

像孙露一样的地产销售像候鸟一样,哪里的开发商有需求,就去哪里帮卖,从中赚千分之二的提成。

在卖县城楼盘这件事上,全国的手段都大同小异。首先,最好是有个核心的概念。

“高铁是最好用的概念,没有之一。大城市周围的任何地方,哪怕是荒山野岭,只要通上高铁,在附近开发楼盘都能赚钱。”这是孙露那几年卖房的心得。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做一张交通图,在大城市周围画一个大圆,提出一个“XX分钟通勤圈”的概念。

大城市的上班族,难免在通勤时间的观念上发生扭曲。倘若从某地到某地需要2个小时,那算正常,如果只要1个小时,那算快的。只要几十分钟?那太近了。当这种观念投射在买房上面,就会产生一种“未来坐高铁上班也不是不可以”的幻觉。

▲ 2018年12月1日,承德正式步入高铁时代,但对当地房价带来的影响并不大。图 / 视觉中国

接下来,就是把地图上所有比这里房价高的区域都标注出来,主打“价格洼地”的理念。“‘洼地’是肯定的,大部分县城的楼市还能不是洼地吗?”

最后一步,就是在客户心理植入一个“既可以住,投资也能赚”的两不亏理念,“说一下未来这里会有什么商圈和学校之类,至于到底未来有没有,这不重要。”

虽然听起来毫无技术含量,但是这些手段足以套住那些渴求房产的年轻人。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房子不光象征着着财富,可能还意味着尊严,以及对未来的信心。

年纪越大,周翔感觉房子对他的意义就越大。30岁的他,老家在安徽蚌埠下面的一个村子里。每年过年,亲戚们问来问去,都是同样几个问题:“什么时候把媳妇带回来?”“在上海买房子了吗?”“准备什么时候让你爸妈抱孙子?”

他只能一遍遍回答:“没有媳妇”“没买房子”“不知道”。

“你明明知道人不能被房子圈住,但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房子成了区分一个人有没有实力的标准。”哪怕是在他们村里,城里有套房也是结婚的前提。

▲ 有没有房子,成了年轻人能否结婚的标准。图 / 视觉中国

事实上,许多人做了各种数字统计,说明有些县城的二手房有难以出手的风险。

稍微有点购房常识的人都知道,从当地小学生生源变化,可以预测未来房价的走势。更通常的办法是看人口流动以及当地产业的发展情况。一些县城,每年人口净流出,新楼盘周边也没有崛起的产业——如何支持当地的房地产市场?

然而,一旦成为有房者的欲求占据上峰,经济理性就很容易消退。在承德县买房的苏晓不止一次地质问过自己,当时为什么那么冲动?他想起来,自己是在一次同学聚会后才产生买房的念头。那次聚会上,人人都在谈论房子、房贷。

一二线城市房价在5年间已经翻番,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属于“奢侈品”。于是,在县城买房,是他们容易实现的平价替代品,也是捍卫尊严的最后选择。

仅隔一条河,房价就有天壤之变。在东江这头,博罗县房价7000多元,河对岸的东莞石龙镇房价是这边的2倍多。

在东莞一家工厂上班的湖南人刘子阳,在29岁那年决定置业。东莞的房买不起,他到隔壁的惠州博罗县去买。

他看中的楼盘,过一座桥就到东莞。他觉得未来肯定会涨,掏空打工积攒的所有积蓄,跻身“有房阶层”。

在其他县城发生的故事再次发生。买房后,他想出手,变得很艰难。“整个楼里都是毛坯房,一栋楼60%的房子都在转手出售,还挂起了出售的横幅。”

一些人被困其中,一些人仍在跑步进场。

“旅游房”成了新的热门概念。李铭夫妇本来一直在上海租房,偶然间在当地商场里看到一则腾冲旅游房产的广告,宣传语直奔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风景最美的地方有一个自己的家。” 

夫妻二人请了年假,报名了腾冲“看房旅游团”,想着说就算不买房,也能当成旅行散心。

在中国的众多县城里,腾冲确实很美,气候宜人。他们去的时候是冬天,腾冲的气候却像春季。看了几套房子,李铭在脑海中产生一幅图景:每年在这边住一个星期,有了孩子更可以常来。

房子在2019年初买下,买的时候近4000元一平,结果那之后工作调整,变得更忙了,再也没去过腾冲。而且,机票来回三四千块钱,“又觉得不值”。

李铭苦笑:“你说我算是有房一族吗?这房子有了跟没有没什么区别。”

▲ 图 / 《公主小屋》截图

县城买房,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无奈。对于那些手里有闲钱,想让钱生钱的人,他们想出的投资办法之一,就是到大城市周边的县城买房;对于手里没钱,在大城市买不起房的人来说,他们想出的办法依然是——到大城市周边的县城买房。

他们一起推高了县城的房价,同时又承担着被围困的风险。有欲望,有盲目,也有刚需族的无奈,像是一个循环。

不过,房产能给予多少安全感,就能遮蔽多少生活的真相。也只有在故事的最后,当人房分离,甚至买到“鬼楼”的时候,这些年轻人才知道,自己的人生究竟有多大程度被房产影响。

▲ 图 / 视觉中国

(文中苏晓、吴承波、孙露、周翔、刘子阳和李铭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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