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想国度

我很怀念校园与学生身份，一大原因就是它们在很多时候，尤其刚入校还不用考虑未来时，能提供一种对外部社会复杂与焦虑的屏蔽，像独立的福地洞天，虽然贫穷，但有特殊的安全感。这也许是一种心理幻觉，但的确是真实作用于人的。

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变化，当一个人还是学生时，敢怒，敢言，但在步入社会后，变得沉敛与收默。

这里面固然有一些人是如鲁迅所言，“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终究变成了他们讨厌的样子。

但更多人不是因为利益的转换，而是在失去学生身份的庇佑后，不得不直面社会施予自身的赤裸估值，再也倚仗不了因为没有参考而无所畏惧的底气，开始心思前忖后的虚，开始掂瞻前顾后的量，纵有不平心事，吐露之前，会把“我”的份量残忍地加权到怒与言的主体上，引致自我疑虑，最终抿嘴低头。

具体个人的意气的消磨，值得感慨可无必要膺忿。我所遗憾的，是一个隐性势利社会对话语与尊严的内化压迫，这个过程与霸道蛮横的强制闭嘴不同，而是经由一套成熟稳固的价值评判体系，来让处于其中的人们疲怯于身份负累，自行缄口。每一个人，既可能是不自知的压迫者，也可能是无意识的被压迫者。

我明白这就是现实，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诅咒与动力。理想的国度不会出现在哪怕遥远的地方，但我还是想说——

我祝人们不会因为贫穷，困顿，弱小，边缘，落后，放弃，停滞而失去对社会身份的安全感，失去大声说出正确事情的理直气壮。我会从我自己做起，以人们剥离一切饰与役后的净剩，来看待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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