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郑州树立人的形象？

谁在郑州树立人的形象？ | 舆论手札

今年的7月20日，是郑州水灾遇难者一周年的日子。网络上分布着广泛的纪念的冲动，无论是在那列死亡地铁上，还是在那座夺取人命的隧道里，直至今天都回荡着那种视频可见的最后的绝望挣扎，这些让一些有意纪念的人感到焦灼，不鸣不已。

从郑州反馈到社交媒体上的信息看，这种纪念的举动遭到了遏制。花店主理人、快递小哥都说接到了上面的命令，不能再往地铁口和隧道口送花。一些成功送到地铁口附近的菊花，也会被收缴，清理掉，于是有人就问：为何他们要害怕鲜花？

在石首事件之后，移除敏感源是维稳的标准做法。可能在郑州某些人士看来，在灾害纪念日摆上鲜花祭奠，将线上的普遍的哀思变成线下的悼念现场，势必要又要传达问责、谴责等意思。而这样的局面会被认为不可控，作为情感连接的鲜花自然犯忌。

民众献花的念头与鲜花被禁绝的举动，其实都不难理解，只是这里面再一次反映了强弱之分，当社会的愿望撞到维稳的逻辑时，后者有办法有决心干预，前者只能接受由此带来的挫折。这是围绕实物的纪念与祭奠，为什么未遂的直观印象。

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没有鲜花的纪念仍然是纪念，并且仍然完成了纪念；而被围困、被当成忌惮的祭奠在现场被划定为禁区后，却以别样的形式，在人们的忿忿不平中继续其流程。纪念者对线下的痴念，与阻拦者对线上的无力，像是一体两面。

这些纪念、那些纪念者认为遇难者很重要，应当在仪式中给予确认，这是人对人的纪念。其实，这样的纪念对郑州也很重要，它至少说明在这座频发舆情的省会城市，不管有多少人在“做嘢”，仍有一些人竖起了人的形象，这是一种被屡屡扑倒的形象。

今年春天以来，郑州接连发生大事件。数家村镇银行暴雷，40万储户将郑州视作灾星的发源地；赋红码事件，既是村镇银行暴雷一事的副产品，又是郑州维稳输出的主产品；烂尾楼业主以断供手段招惹银企政三界，风声从郑州波及全国，影响不可计算。

在这么多事件中，充斥着一般人的恐惧，闪现着饕餮大鳄的罪行，以及郑州某些人自己都能感受到的自私与残酷。在处置这些事的过程中，不管是强力一方，还是弱势群体，都充分品尝了十足的恐惧。这不是作乱与维稳的对峙，实质上是恐惧与恐惧的对决。

问题的关键是，经过水灾、暴雷、维权、纪念等等事态的冲击，这块被誉为中原心脏的地方，“谁将树立人的形象”这个疑虑未有答案，这种拖沓之冗长、实际之决绝，甚至让这个再平常不过的提问也显得激进。中原是人口大省，省会是千万级别，但人的形象低迷。

这种“人的形象”的低迷，以令人伤感的故事流传。诸如单亲妈妈作为遭到背弃的储户，不得不终止老母的救治；背负丧女之痛的父亲，骑着自行车竭尽所能靠近亡女的最后出没地，再佝偻着身子离去。他们象征着更多人，可人的形象因为不能声张，所以不振。

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恨不能代为赴死，这是人之常情。无辜人等，被卷进长达十余年的金融陷阱，坏消息传来，彷徨无主，受害者报团取暖，这是顺理成章的动作。烂尾楼祸害苦主，毁坏其生活前景，结成松散的断供运动不让自己发疯，亦势在必然。

反观这些人之为人的苦难，以及就此衍生的合理诉求，并未得到足够诚恳、公正的相待。压抑的情绪，共情之人助力，推动一波又一波的舆论声势，影响是明显的，郑州的诚实形象甚至河南的社会评价一路走低，跌进舆论场的群情汹涌。

舆论场所见所闻：上海疫情绵延期间，大小事态不绝如缕，断了魔都风华绝世的精致自诩；相较于沪上种种怪现象，郑州系列事件硬桥硬马，质感异常粗糙，却又以像素级的颗粒度反映在世为人的曲折，轰轰烈烈地说明中原大城的内在可以有多么乏善可陈。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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