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是怎样一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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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用一句话概况 “突尼斯模式”，那么与所谓“中国模式” 在我这里得到的评价可能相仿——一个正在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独立后的突尼斯政治经济史很容易被误读，这些误读有无意的也有故意的。其中一个典型误读方式是五毛常用的，即将外交的影响放大，凡是和美国交好的那必是民主宪政无疑了，凡是号称反共产主义的那必是资本主义无疑了，再经过一番描画，昔日 “友谊万古长青” 的“老朋友”就变成了本国的对立面，而且是已经失败掉的。那我就干脆从这里说起，讲一讲突尼斯的政治吧。
突尼斯是以民族主义建国的，并在 1957 年与原宗主国法国闹翻，转而寻求美国的帮助，并明示反共立场，至 1959 年，基本上成为美国的伙伴。在中东问题上，突尼斯也一贯是阿拉伯世界最 “软” 的一个国家，其前总统布尔吉巴是最早提出与犹太人和平共处的阿拉伯领袖。布尔吉巴还公开支持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并声称突尼斯属于“自由世界”。在整个布尔吉巴当权的时期，突尼斯都算不得“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虽一度建交，文革时又撤了使馆，再度和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 80 年代，实际上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特别是本. 阿里取代布尔吉巴之后，两个国家才越来越亲近，这放到之后细说。
独立之初，突尼斯并未追寻社会主义道路，但其既然是民族主义立国，又与法国交恶，就难免实行没收法国人所有的农场与工矿的措施，这是其国有化的起点。进入 60 年代，社会主义在全球大为流行，跟布尔吉巴追求集权的心思完全是不谋而合，外加民族主义总是要追求所谓 “经济自主、工业化战略”，在之前的国有化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完全顺理成章。1961 年，突尼斯制定了第一个 10 年计划；1964 年，布尔吉巴将新宪政党改名社会主义宪政党，开始了突尼斯社会主义立国的道路。与亲苏国家不同的是，突尼斯鼓吹阶级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战略极其失败，我们不必去考察 GDP，单从其夭折的命运上就足以判断其效果：1970 年，突尼斯社会主义化的设计者，一度作为二把手的本. 萨拉赫以 “误导国家元首，损害国家最高利益” 被判徒刑 10 年。国有化和集体化也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开始承认私营经济的存在，特别是在农业上，认同了国营农场、农村合作社和个体经营的并存，这一时期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如果以 GDP 增长看，甚至是突尼斯发展势头最好的时期。
然而那些不符实际的国有工业化战略仍在，不但是突尼斯的沉重负担，还因此扩大了原本就存在的地区贫富差距，就业也逐渐成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80 年代石油和磷酸盐降价，严重冲击了突尼斯脆弱的经济，面对经济和社会危机布尔吉巴政府改革不力，给了军人出身的总理本. 阿里机会，于 1987 年成功废黜布尔吉巴，自任总统，实现了不流血的政变。
一定程度上，本. 阿里是打着政改的旗号上台的，对于反独裁的呼声，他也做出了一定回应：废除总统终身制，将社会主义宪政党改名民主宪政联盟，承诺多党制与新闻、言论自由。不过主要的得以落实的改革措施还是在经济上。本. 阿里实行了对国有企业的整顿和部分私有化，实施了对外开放特别是旅游业的开放（主要是对外国人及其资本的开放，对于本国公民持有外币与海外投资消费，仍是控制的），放弃了原有的内向工业化战略，调整汇率并鼓励出口。
本. 阿里的改革换来了稳定的经济增长，其高度对外开放的政策更是赢得了西方尤其是欧盟的认可，这为突尼斯的对欧盟贸易换取了更为优惠的地位。与南部非洲那些比较富裕但未发展制造业的国家相比，突尼斯利用其地理优势转向了以外包代工为支柱的出口经济，比较突出的是纺织业，甚至被视作 “非洲的新加坡”。
要将突尼斯视为 “非洲的中国模式” 不是没有根据的，特别是在政治上，突尼斯虽然号称实行了多党制，实际上仍处于完全由一党控制，国家不大却有 200 万要宣誓效忠本. 阿里的民宪盟党员，“反对党”受到了诸多限制，只有有限的监督权利。突尼斯将这些做法解释为“有控制的渐进式民主”，并将 80 年代中期的混乱推给不够集权，强调国情，主张不能照搬西方，并强化了军警队伍。突尼斯的国企管理层与公务员上层也只接纳经过了国立行政学院政治教育的人。这些做法都与中国酷似，两个国家越来越亲密也缘于此，21 世纪初戴秉国访问突尼斯时，就多番强调在共同抵抗西化浪潮上的伙伴关系。
然而在经济上突尼斯则与中国存在一处致命差异：突尼斯没有真正给予民营经济应有的地位，只是片面强调外资与外贸。作为支柱产业的纺织业，就基本上被外资占据，而机械业代工则被国有企业占去大头，皮革行业也有 1/3 为外资或合资企业，规模大，远非民营企业可以匹敌。这些占据优势行业的企业待遇甚好，然大多位于原本发达的地区，就更加重了地区贫富差距。国有垄断，外资又始终有限，并不足以解决突尼斯的就业问题，这个制造业撑起经济的国家就不比中国，而是有 60% 以上的劳动力被迫挤进待遇不优厚的服务业——一个餐馆服务员的月薪是 170 第纳尔，连国企员工的 1/3 都不到。
面对这点不足，突尼斯并没有加快其改革步伐，而是将祸根推给市场经济，宣扬自己绝不极端——建设起福利社会来。诸如失业救济、扶贫、小额贷款、社会保障且不谈，这个与中国发展程度差不多的国家还建立了其 “国家互助基金” 来“帮助穷人购车购房”，覆盖面自然主要在城市，对于城乡、地区贫富差距甚大的突尼斯，此举无异于劫贫济富——在不民主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当权者就近讨好的社会福利颇为常见，以至于新制度经济学家专门进行了研究。可笑的是，这个宣传自己建立了福利住房体系的国家，房地产制度与中国却是雷同的，其后果不需要我加以说明。
本. 阿里还热衷于鼓吹其扶植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政策，面对大学生毕业就失业的社会问题，他又专门以社会募捐方式设立 “全国就业基金”，并炫耀突尼斯“人力资本” 的领先，这个独裁者恐怕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终于栽在了自己不断炫耀的 “社会福利” 里。
如果我们只看 GDP 增长率（参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GDP_PIB_tunisia.svg），那么以上所述矛盾很难被发现，我虽是 “GDP 指标” 的支持者（或许这点不细说有的人难以理解），但不透明国家的统计数字确是不该轻易采信的。至少单看这数据很难想象民怨会突然爆发，如果突尼斯是一个大国，在本. 阿里倒台之前，福格尔等大牌经济学家估计正忙不迭地证明其经济发展与重视教育和福利的关系，这正是他们近年来对中国做的事情。
在高速增长的背后，中国已经拥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民营经济，这是中国与突尼斯的最大区别，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如果说突尼斯的变动带来什么教训的话，我希望有些人能明白，唯有改革才有生机——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上的放权，妄图以社会福利收买 “渐进民主”，那完全是加速自己的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