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媒体，才懂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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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个“夜班媒体人”救助贴，说是救助了几十个夜班编辑。我点开一看，真的有我以前工作单位的，一个美编，那时还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

我2005到2016都在做夜班编辑。最初决定加入的时候，心中想的是，上班到凌晨一两点，白天还有时间看书，真是理想的职业。

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并不是每天凌晨2点都能下班，有时候要等到四五点，而且你等的东西，又都是绝对无聊的。有一天凌晨4点，我在报社下面等出租车，一辆汽车停下，下来两个人抢走了我的背包。

里面有下雨换下来的袜子，还有克尔凯郭尔的书。这本存在主义者哲学家，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的书会这样流通。

10年报纸生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编辑。中国的编辑有一种双重性，既是“新闻人”，又是“审查者”，当我发现后一种比重越来越重的时候，我就丧失了动力。没多久我就离开了，先是去报社的新媒体，然后是去做杂志，2019年成为绝对意义上的个体户和自由人。

这是“职业生涯”的结束，却也是“真正新闻人”的开始。疫情的时候，有一次看到成都郫都区杀三只猫的消息（它们的主人阳性了），和在深圳的朋友讨论为什么成都没有媒体报道这件事，我突然想到，我应该来写这个。

那一瞬间我全身僵硬，不得不做了一组深呼吸才从床上下来，打开电脑。我知道新的时刻开始了，如果我写这个，会意味着什么。我知道疫情中成都还会发生一些类似的事，不会有人写也不会有人评论，现在我把这作为自己的责任。

我第一次认识到，在从媒体辞职两年后，自己真正成为了“新闻人”。我不得不集编辑、记者、评论人角色为一身，战战兢兢，为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负责。有些话评估再三，还是不得不从文档中删除，这让我想起在报社受到的那些训练。

坦白说，真正成为一个新闻人，滋味并不太好受，压力非常大。我知道在以前的同事、朋友心中，自己也慢慢变得“危险”，让人讨厌。

但是也因为这些写作，我真正成为“一个成都人”。一个标志是，一些美食家朋友把我拉进了他们的群，“以后不管怎样，跟着我们你都会有好吃的了。”行走在成都的街头，我比以往更有安全感。

想起2005年刚到报社工作的时候，还有来自纽约时报编辑的培训。记得当时报社有领导还向纽约时报的同行展示不久前阿拉法特去世时，“本报”做的版面，纽时的同行发出赞叹——那时真切感受到“新闻”是一个行业，有全球通用的语言和范式。

前几天刚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专门去新闻学院参观了一下，和普利策的雕塑合了影。

后来才注意到，照片中我挡住了他的名言：

Our republic and its press will rise or fall together. An able, disinterested, public-spirited press, with trained intelligence to know the right and courage to do it, can preserve that public virtue without which popular government is a sham and a mockery. A cynical, mercenary, demagogic press will produce in time a people as base as itself. The power to mold the future of the Republic will be in the hands of the journalism of future generations.

即便是把它们翻译成中文，读起来也多么陌生啊（也让人心惊肉跳）。

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有什么样的媒体，就会造就什么样的民族——媒体人的责任就是这么大。“塑造共和国未来的力量，将掌握在子女后代的新闻从业者手中。”这不是褒扬，不是期待，而是一种诘问。

必须批判普利策老师，不然我们的日子怎么过？

我们经常反过来思考，并且为自己辩解，“大环境……所以我只能……”我们假装不知道，媒体人不但是环境的一部分，还参与了环境的塑造。估计今天有不少人又会开心庆祝“记者节”，特别写下这篇添堵的短文。

如果重新回到2005年，还会选择到报社当夜班编辑吗？如果我知道这一切，可能还会如此选择，尤其是辞职后的时光，即便是18岁最天真时的我也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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