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乐夏到巴赫，品味的自我沉溺塑造文化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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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重要吗？评价一个乐队，一个艺人，一档节目，甚至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巴赫。我们与文化品味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对影展，综艺，艺术活动的关注，是否其实是对其他问题的一种躲避。

真正有文化之人鲜有谈及文化。

——乔治•桑塔亚纳《德国哲学中的自我中心主义》

FOREWORD 文化热与生活冷

我们是不是又迎来了一场“文化热”，饭圈文化、二次元文化、弹幕文化、说唱文化、脱口秀文化、乐队文化、游戏文化、再加上一票难求的各种“影展”，甚嚣尘上的影评、乐评、综艺评，俨然一副文化盛世。

当然也有更严肃的，齐泽克、福柯在年轻人中也有不小的知名度，“附近的消失”、“要有一个远见，超越你未见”，也是人们经常引用的名言。

所有这些“文化”与生活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如同乐夏的冠军乐队的歌曲《Sounds for Celebration》中的一句“The shows must be canceled”,这串联起人们生活中被canceled之记忆，似乎提供了一种深度的共鸣。

但除此之外好像也没有提供什么了，我在豆瓣上发过这样一个问题。假设昨天发生了卢旺达大屠杀，今天一个乐队写一首歌，歌词就是重复的“卢旺达啊，卢旺达，令人悲伤的卢旺达…”，旋律，编曲，演绎都好。这是一个完成度和力量很高的表达吗？我们应该对文化保持这样的要求吗？就是“提及”，而非“视角”。

无疑我在向一片人们小心翼翼保护的净土进发，那里面是音乐、绘画、电影、动漫和游戏。这被看作最后纯粹属于他们的理想国，不管生活有多么荒唐寒冷，他们可以在这个文化的理想国里面感到短暂的热血和深刻。不过正因为如此，和所有短暂的温柔乡一样，不打破这“文化热”，我们就无法为冰冷的生活加温。

PART ONE文化标杆德意志：一场灾难

即便给出了不打破“文化热”，就无法缓解“生活冷”的提法。我也明白这是个会被轻易抛弃的警示，绝大多数人除了经济水平与消费的缓慢提升，并不想象生活可以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在这里，能够保守一种“文化热”似乎已经足够。

因此我不得不在这里提到一场灾难。功利而经验主义的英国人好提“文明”，而浪漫又理性的德国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文化热”的样本。

从18世纪中叶起，德国逐渐崛起，在这场超英赶法的大运动中，德意志人发现了他们的特点，一种深刻的内在冲动，没有英国的功利与法国的政治冲动，德意志构成了一种苦难民族的叙事，并在巴赫、歌德、莱辛、赫尔德、席勒、贝多芬、尼采等等巨匠身上发展出一种“文化”崇拜。

在康德区分的外在自然界与内在道德界中，德意志一头扎进了由“文化”构成的自我中心主义，以及对“精神”和“意志”的推崇和狂热。内在意义变得极端有价值，而外在的优势和劣势都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机缘。

一切政治和经济都仅仅是可鄙的妥协，只有在这个名为“文化”的精神王国中，德国人早已得到桂冠，落成帝国。通过“文化”，人们获得了俗世的绝对自由。德文词Bildung（教养）便是这种文化的典型反映。席勒就认为与宗教相对，Bilding（教养）为人们指出了通过文化获得世俗救赎的道路，通过教养，人们变得渊博、自主、自由。

创立柏林大学的洪堡也认可教养对人的“内心自由”的作用，通过“无目的性”、“内在性”和“学术性”的塑造，个人可以在文化世界中完善自身，逼近完美。这便是在个人主义背景之下形成的一种“文化现代神话”。

而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读着歌德，听着巴赫的德国人一头扎进军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的狂潮，德军飞行员以施特劳斯舞曲作为线索判断着轰炸的地点。而希特勒本人，以及戈培尔等一众纳粹高层温文尔雅，品味不凡，推进着最残酷的计划。

文化促进了战争，教养加速着毁灭，诗歌败坏了政治，精神豢养了暴力。这不是德意志的诅咒，这是文化的诅咒。这当然不仅可以发生在德国。

PART TWO一种向内探索的终极

文化是一个暧昧的词汇，其意义复杂多变，不过在一些具体语用中，我们一样可以发现文化的意涵。

在日常对话中，我们说一个人群“没文化”或“文化水平不高”，在这里，“文化”基本可以等于一种“学历”的想象，高学历基本等于“文化水平”较高。那么这里为何要说“文化水平”而不直接使用“学历水平”呢？这两个词汇之间意谓的差异还是明显的，“学历水平”是一个外在的社会标准，而“文化水平”是一种“内在”改变，是教育和学历带来的“结果”。

在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经常听到一种整体的概括性表述，例如“川渝文化”或者“嘻哈文化”，在这里，如果问什么是“川渝文化”，也许人们会倾向于回答一些具体的存在物，例如方言、饮食、生活习惯等。而说到“嘻哈文化”，人们也会提到俱乐部和夜店，着装等内容。在这里“文化”是外在性的，是一种“生活形式”载体的概括。同样的使用也在“酒桌文化”中，例如座次的排布，行酒的规则，劝酒的度量等一系列做事规范。在这个使用中，我们额外强调这种整体性的载体。

但是在“企业文化”这个词汇中，我们就可以发现“文化”在此运作的一种模式，企业文化的一边是“企业做事的方式”、“仪式”或“符号”等外在承载，另一边是“价值观”或“信念”等纯粹内在的“结果”。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文化”一词的使用逻辑。一个工厂实行计件工资制度，做多少，拿多少钱，我们一般不称这个为一种“文化”；或者违反交规的惩罚，我们也不称之为一种“文化”；但是另一方面，以上两个例子确实可以被归纳提炼为“建立一种奖惩分明的文化”。一个企业进行管理制度的调整，例如部门合并，薪资改变，一般不被称为“文化改变”，但是却可以总结为“建立现代企业管理文化”。

在这里，事情变得明显，“文化”其实是一种“内在因”的总结，如果我们在一种明确的奖惩体系，或理性流程中，我们不依靠“文化”行事，推动我们做事的原因是一些明明白白的外在要素。而“文化”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原因”，一切不能由明显的制度、利益概括的行为，其背后的原因就是“文化”。

语言发明出一种根植于人群中“自决”的内在动因。因此“消费文化”一词的意谓，即是虽然消费中有理性的算计和利益的交换，但对于这种整体的“生活形式”，即“消费换取价值”，人们拥有某种价值观的认同和信念。

文化即自由，是一个语法问题，而非一个实然问题。这也解释了“文化”一词无疑提供了一种修辞操弄的空间。例如一个企业，明明靠奋斗者协议的制度化方式逼迫工作，却在语法上将其说成一种“奋斗者文化”，制度变成了自决。

在这里“文化”与“精神”这样的高级追求产生了连接，在一种低级的动机下，人们为了利益而工作，在一种高级的动机下，人们为了文化的认同而工作。在一种低级的需求下，人们为了生计维持的需求消费，在一种高级的需求下，人为了满足精神而消费，唤作“文化消费”。

另一种神话的空间在这里产生，为了高级的文化认同，人们放弃了自己的利益和现实考量，为了某种事业牺牲与奋斗。我们也听说有人节衣缩食，就为了购买更多书籍或音乐，放弃舒适的物质生活，追求某种文化的自由。

至此，我们在语言中发明出这么一块神奇的领域，内在、根本、反思。通过这块文化的幻境，我们将克服现实的阻碍，直接满足我们最深的需要。

PART THREE作为捷径的文化

我不是否定一切内在价值的存在，或是否定有什么东西可以克服物质现实，“有情饮水饱”，在一种紧密的人际依赖中，这当然是可能的。圣特雷莎和修女们生活简朴，依然过着充实富足的生活。曼德拉可以置身狱中遭受迫害，依然宽厚远见。沙漠中植树的人，偏远乡村的教师，都依靠某种内在价值支撑着。

奇怪吧，以上例子，我们很难称呼其中的任何一个是为了某种“文化”，那是因为世界除了每个个体自身生存的“物质现实”，还存在很多别的确凿的对象，例如其他人，例如自然。文化在这里明显是指一些别的东西。

例如“文化入侵”，有人似乎相信，只要过着西方的节日，使用西方的语言，学习西方的理论，观看西方的文化作品。这些“文化载体”将塑造一种“文化”的内在，而这种内在，将会令人超出他的族群、利益、生活现实，而盲目地支持一个敌对的侵略者。对于侵略者而言，这当然是一种捷径，可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过指出和发明一条“文化入侵”的路径，其实是为了发明另一种自我的实践，即沿着这条路径的“文化对抗”，因为当我们抵抗住了此种“文化入侵”，甚至完成了我们的文化入侵后，我们也就因此快速的获胜了。因此人们对“掌握舆论”如此着迷，这是“文化捷径”的直接土壤。

这样的“文化崇拜”信念变成了“文化安全”或文化Confidence等概念，当然也是一种反向的捷径。就像我们一直津津乐道的，似乎“中华文化”一直有这样一种捷径的能力，不靠制度，不靠经济，而是因为“文化”，不管是被我们征服的，还是征服我们的，都简单地被我们同化。这样我们即便被征服，在这种“文化”的修辞下，我们也在更深的层次上，彻底地赢了。

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方便法门，不靠制度，不靠利益，不靠确凿的人际关系，而依靠修辞、仪式、理论、作品，人就获得了根本的改变。我想这就是很多企业家醉心于“企业文化建设”的原因，这蕴含着一条可以直达人心，从而改变与控制人的捷径。

18世纪的德国人也渴望着一场“速胜”，为何文化的崇拜没有发生在英国与法国，他们同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却不具备旺盛的“文化旨趣”，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一些确凿的东西，《大宪章》或是大革命，英国人精通于实质领域的“妥协”而法国人保持着一种革命的张力和热情。这里的关键在于，18世纪的英国与法国已然具有共同的国家基础，而依然没有统一的德国，缺乏政治或经济的实际手段，便急迫地希望依靠文化建立一种德国的特殊性。

因此捷径不仅是捷径，也是一种绝路。农民不那么愿意谈文化，他还有土地需要照顾；金融圈不好谈文化，他们正迫切追逐数字；一个良好运行的车间不需要文化，那里靠技术和制度维持。但如果那里技术落后，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开展奖励，又要参与竞争，马上文化就成为了必要。

个人亦是如此，一无所有的城市人最需要文化，在经济权利上他相信阶层固化与内卷，在政治上无所可求，这时文化可以让他迎来一场速胜。偶像、球队、乐队、电影，他就可以设想一种内在精神的生理，绝对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巴赫与《乘风破浪的姐姐》并无太大区别，这都不过一场文化的速胜。

PART FOUR姿势，捷径的路标

文化的修辞构成有他自己的语法。“自由”与“特殊”都是他的亲缘词汇。既然文化已经是一个摆脱了政治与经济的纯粹内在领域，那文化也就几乎摆脱了所有客观性，纯粹进入了语言。

试着在搜索引擎搜索一下“无法被定义”这样的词汇，你会看到：

• 李宇春红毯独家直击：无法被定义，却给你不经意的一击
• Roy Wang 王源，该如何讲述你，无法被定义的少年
• 《芳华》：一部无法被定义却又绵里藏刀的作品
• 北野武，一个无法被定义的男人

我们可以看出，语义上的“无法被定义”几乎成了一种最俗气的定义方式，就像在拒绝被“贴标签”的时代，“不被贴标签”也是一种俗气的“自由”。

你当然那可以想象这种俗气“自由”的辩证，如果一个艺人表示自己接受自己作为艺人的身份，随便由大家贴标签，又会被当作一种新的洒脱和自由。

这就像五条人之极端即兴，那么重塑雕像的权力在访谈中又极端地反对即兴，这都可以被看作一种“自由”的姿势。

丝毫不怀疑今天的人们塑造某种“人设”的能力，更有甚者，“人设”已经不是一种中心化的塑造，在这样一个文化崇拜的环境中，人设在文化人，希望写出抓人文章的自媒体，一心造神的受众的共同冲动下，成为一种众包。

就像最近的一篇关于五条人的火爆文章，即《京圈摇滚，与被流俗理解的五条人》，从标题上就赤裸裸地诉求着一种“阐释”的特别，即五条人不可以被放置进入艺术与商业，自由与规范的辩证。他们是一个超出这些二元对立更自由的存在，而今天看理想的文章《再谈五条人：县城没有美学，只有生活》，再一次希望跳出“艺术”，诉求一种“阐释的特殊性”。

在今天，文化取得“语义自由”在修辞上已经拥有无限的可能，连偷盗电动车的小偷，声称自己“不可能打工”的周立齐，或是三和人才市场的日结工，都能够被塑造成一种对资本主义具有能动反抗的文化符号。

文化的另一面——“特殊”就几乎具有任意性了，小众几乎成为特殊最简单的语法。除此之外，任何对主流的语义反抗和姿势，都能够为特殊提供无限的可能性。

姿势的强大来源于阐释的随意性，阐释的随意性又来源于姿势本身的无根性，对于任何一个表意和对生活结合更强的作品和文化内容，像是明确表示其创作目的，甚至功能性的艺术表达，就丧失了这样一种随意进行特殊性编排的空间。

因此今日的文化保持着这样一种怪异的姿势，如重塑雕像的权力在接受采访时，对于创作歌曲是否要“贴合时代”的发问，回答为“我觉得不需要想那么多，顺着自己想要去写的就好。”这样的陈词滥调。

当然今天的文章同样可以塑造一种文化崇拜，也进入一种纯粹的修辞辩证中，即使用言辞对一切当前的文化姿势进行一种纯粹批判，拒绝加入，冷言旁观。那么不过是沿着这样的文化修辞链，摆出了其下一个姿势而已。

当然也很快会被另一个姿势替代，例如轻松地指出对文化也不过是游戏消遣而已，我们并没有那么认真，取得一个不胜之胜。

PART FIVE乌托邦之危险

文化就是这样一种诱惑，连带着对它的批判本身，都可以是一件立等可取的游戏，坐在家中，品味咂摸，一种满足感就这样无成本的，自动的发生出来。

德国人就在这样的乐土中接受了一切，当他们需要憎恨旁人，需要撒谎，需要冷漠，需要见钱眼开，需要放弃尊严，需要开动大屠杀的机器时，他们冷眼隔绝政治，不真诚地参与。热忱投身文化的游戏，在那里，至少还有巴赫、歌德与瓦格纳。

我们可以发明文化的战场，就像1914年10月4日，九十三位来自德意志的知名知识分子发表的“致文明世界”宣言，一篇道德檄文，也是将自己彻底放逐的文件，将一种文明的斗争，转化为一种文化的对抗。

德意志本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是战争欺骗了它。德国没有侵犯中立国比利时，相反，德国军队的目的是保护比利时不受英法军队的侵犯。德国没有打破国际条约，相反，德国承受了来自东西方敌国的许多暴行。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份宣言声称，对抗德国的战争根本不像外国媒体所宣传的，是对抗德国军国主义的战争。从根本上说，这是对抗德国文化的战争——英国的自由政府却荒谬地宣称这是为文明而战。

这样的文化对抗在100年后再次借壳还魂，每个个人主义者如何在文化的乌托邦中寄托者他自己的精神，并将自己放逐在世俗之外。这个民族就如何在文化的乌托邦中寄托者他自己用修辞发明的精神，并将自己放逐在文明之外。

逃避现实的乌托邦，在文化中自足的自我证明，并不能真正从世界中飞升。对文化特殊性的执念只能让它变得怪异而自以为是，一次次粉饰自己的冷漠，粉饰自己的残酷，粉饰自己的虚无主义，那一个个美妙的姿势。

一个个文化崇拜的个人，变成一个文化崇拜的民族，再变成一个文化崇拜的国度。

终局已经被尼采语言，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尼采写道：

“当文化讲授者和文化倡导者意欲借助武力保护文化时，会最终毁了自己。就像期望通过参加军队，通过紧密防范、夜间巡逻和恐怖噩梦来改变居所周围的安静氛围，最终却只能导致安静氛围被离奇地破坏。”

尼采敏锐地洞察出这种文化游戏的根本矛盾，在世文化乌托邦将失去一切妥协与革命之机会，将自己推向最极端的冲突之中。而修辞的任意性也将让这些文化的自我证明如同在修罗界一般永无宁日，持续如此地争斗辩证下去。

这实在不是个好游戏。

END给予直率和响亮的回应

绝不存在这样一种自我完成的文化场域，透过对某种作品的评头论足，直达一种充实的生活的捷径。对这种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同样在其中，只是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而已。

脱去趣味，揭露文化的欺骗，包括对文化欺骗性批判的欺骗性。这个文化的修辞主题已经在我们面前重复了千百次，在电影、音乐、游戏等各个领域，我们早应该对这种东西失去任何新奇紧张，如同齐克果所言，“那令人感兴趣的”力量必须快速耗尽。

我们好开始面对文化中严肃的政治性，接受这种无聊和乏味，日复一日，面向问题，令人心碎和无力的细节。尤其是其中的贫瘠，在失去文化编织的华丽神话后余下的赤裸和贫瘠。

给予直率和响亮的回应，里面好的和坏的，对的和错误的。是的，最终的答案没有复杂的战略与眼花缭乱的策略性。

面向问题给予直率和响亮的评价和回应，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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