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小小小小小的代价 | 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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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会觉得，2020年是妈妈，2021年轮到爸爸被封一个夏天，今年又是我，真是一网打尽啊。似乎到了现在，已经没有谁可以凭运气幸存。我们迟早要接受一些突如其来的命运，被裹挟进一些宏大的叙事里，成为背景板上一例小小的代价。”

文  **孔苏    **

2020

2020年初新冠突然炸开的时候，我在香港。在此之前的每年春节，由于父母离异的原因，为了让事情变得简单，我会选择一个人在外地过年。那时我还没想到，2020之后，我就再也不用有这些顾虑了。

我在油麻地找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民宿住着，比我早两天到的朋友，武汉人小赵就住在不远处，我们一起去坐渡轮，一起去序言书店看书，他请我喝五块钱一杯的咖啡。那时候气氛已经开始有些紧张，我们想买些口罩、消毒水，但是看见价格望而却步。接下来的每一天，防护用品的价格都在翻倍，而且越来越难买，很多药店门口贴着已卖空的纸条。

但同时，路上的人并没有都戴口罩，甚至在苏豪区附近，人们似乎完全没有受到影响，还拥挤在酒吧里，气氛欢乐。现实多多少少和它自己本身形成了一些矛盾，让我们很难认清。

大年夜，我和几个朋友打算一起去一家茶餐厅吃顿简单的年夜饭。我们之中没有香港人，倒有一位中文不错的亚美尼亚朋友，所以大家普通话和英文夹杂着边走边聊；突然，走在我们前面不远处的一位年轻男性转过头来，又是恐惧又是愤怒，用一种不标准的普通话对我们大声说：“你们不要跟着我走！你们不要命我还要呢！”我愣住了，小赵则试图跟他解释我们并没有跟着他，但是对方只是反复重复这两句话。

这件事把我从同温层的迷梦里拉出来，不得不直面现实中的瘟疫，还有裂痕。那天晚上，虽然我们吃到了一餐实惠的点心，夜晚维港的风也很温柔，但是我和小赵已经开始担心：难道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只要买张机票就可以飞回去吗？

1月29日，我按照约定计划飞回上海。飞机上，我一直担心自己会体温突然升高，导致出关时被扣下。那个时候，核酸检测、抗原自测尚未被发明出来，也还没有红黄绿码及一系列隔离政策，所能依凭的只是体温。我怀揣着惴惴不安，就这样一路顺利地回到了上海的出租屋，甚至还搭乘了地铁。

这一切在此刻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   

回到上海，一人一猫地住着，每日的当务之急就是抢菜。和现在不同，那时候线上抢菜是一种主动选择，是因为担心自己去菜场会被感染；和现在也不同的是，那时候我每次准点抢菜都能买到东西，有一次甚至抢到了共计三百上下的食物。吃，是不愁的。

除了抢菜，就是24小时地刷手机，不断地接收新闻的冲击。我能做的，除了参与策划这一系列的推文，就只剩下去给因为长途车停摆等种种原因滞留在父母家的朋友们喂猫。那时候天气还很冷，我骑一辆共享单车，四下里都没有人，城市空旷得像《红楼梦》的结尾。全家便利店仍然开着，我进去买了些零食，店员小哥很闲适的样子。

大家就在这种自觉闭门不出的情绪里，渐渐过渡到公司要求每天有一个人去值班，帮助大家发快递，再到把人分成一半一半隔周通勤，再到恢复“正常”。只是楼下增设了查体温和绿码的保安，每周三的零食福利也取消了。我曾问HR什么时候恢复，HR说：等上地铁不用戴口罩的时候。

二月中旬，我接到母亲学院领导的电话，要我赶紧回一趟家，说她病得很严重。那时候，上海到家里的高铁尚未开通，每一次我都先坐到隔壁城市，再搭城际大巴回家。但城际大巴仍未恢复。好在，爸爸找了他的朋友开车去接我，我们提心吊胆，生怕我这个从上海过去的人被拦住。

总有地方会被拦住。同事们本来想把母亲送去市里唯一一家三甲医院，但我妈妈有发热的症状，医院不接收。那时候，发热病人无法自证“清白”。而当我想要进母亲居住的房子寻找病历等物品时，也差点因为没有“出入证”而被限制。满大街的餐饮店，被要求只能做外卖不能堂食，我再三央求下店主在门口露天支起一张小桌子，我得以在冷风中吃完了一碗烫烫的焗饭。

一夜陪护之后，母亲还是去世了。打电话叫来殡仪馆的人，对方反复确认死亡原因不是肺炎。这让我想起我在赶去火车站的的士上曾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本以为医生要通知我病情进展，没想到一接通，听筒传来的对方的质问：“是不是有湖北来的人之前去看过你妈妈？”

没有核酸检测的时候，发烧就是证明，跟湖北扯上关系更是铁证。妈妈被医院拒收，和她身份证号中代表湖北的那几个数字也颇有关联，即使所有的随行同事都向医院证明，她已经离开湖北超过三十年。

   .   

办后事，并不比生前事容易。葬礼不允许有任何仪式，墓园本来可以存放骨灰，但是如今已满员，我只能临时买下一块墓地。更不必提整个过程中，随处都要求扫码、登记，种种盘问，几番质询。

葬礼后，我在男友的陪伴下跑遍全城的银行，给母亲生前的卡办销户。由于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我只能一张一张卡地试，一个密码一个密码地猜，而柜台需要本人到场，否则需要一些关系证明。我一向害怕这些，证明们相互套娃，一环扣着一环，连缀起来就建成了卡夫卡的城堡。

在其中一家银行里，我填好几个表格、扫好几个码后终于可以进去排队，等到轮到我，递上身份证时，柜员端详几秒突然对我说：“我认识她，她经常来办业务呢！”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了，眼泪流进口罩里，只是嗫嚅地谢谢她。

母亲是佛教徒，她曾帮多个朋友的父母筹划过去世后的仪式，会有居士们整夜守在床边诵念经文。但我连这一点也为她做不了。遗体从医院就须直接运往殡仪馆，朋友们只能在各自的家里为她念经。下葬的时候，我甚至来不及准备任何东西放进去陪她，封水泥的大叔说要放硬币我也没有。好在他对我解释说，放硬币是让亡者保佑后代的意思。那么，我也不必了。

下葬后一个月，清明节将至，我四处打电话，查询各种官方网站，想找出我可以回家扫墓的铁证。可到处都是语焉不详。那时候，好像各地政府都渐渐不再是被动地陷在新冠的影响里，而是开始主动出击，制定各种限制性的政策，从常规生活中拿下一块块“非必须”的拼图。

2022

这两年里面，拼图被拿掉得越来越多，这一点我平时在上海感受还不强烈，但是只要一回家看望爸爸，感觉就无比清晰。

爸爸教了一辈子书，平生最爱的事情就是讲课，和学生面对面的那种。如今一有风吹草动，学校便改成线上课，缺乏互动和反馈，他讲得感到很别扭。家里的台式机太老，变得不好用了，可是学校几天就发一次“是否打疫苗”的表格来让他填写，他有严重的慢性病不能打，一次一次地反复填“否”。去年夏天，他所在的城市封锁了一个多月，他无法去医院取药，面临着断药的风险，而我在上海无能为力，只能在豆瓣发帖。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愤怒不解，又投诉无门。我想，大约是小城市的弊病吧。

毕竟，当我从上海回去，总要先做好核酸、拿到结果才能被允许进入城市，上了出租车也被要求扫当地一种健康码，如果是过年期间，还会有网格员联系你——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过“网格员”这个词。我还因为核酸时间不够切近被拒绝过进入餐馆和公园，听闻许多被强迫打疫苗的故事，以及因为家里的车是湖北牌照而被邻居举报的事情。而当我回到上海，走出上海火车站或虹桥火车站的那一刻，我甚至不需要出示健康码。这给了我极大安全感。

在上海，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强迫过我打疫苗，平日里我和朋友满街乱逛，进出地铁也不需要绿码。北京朋友来出差约我们喝酒，恨恨地点着我和另一个朋友小万的头：“你们这种人，也就只有在上海才能兴风作浪了！”

在上海，兴风作浪。

这种安全感到达顶点的时刻，应该是上海奶茶店成为最小封控区，而小万去采写了这件事。透过她的采访，我觉得自己理解了“精准防疫”的具体操作形式，并且发现它真的在尽量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这一切跟我的体验也吻合。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就被封在了家里，足不出户。

   .   

3月13日，妇女节没过去几天，我所在的小区因为出现一例阳性被封。小区离后来被证明是“扩散关键”的华亭宾馆距离不远，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修建的老小区（我所住的楼栋是九十年代修建），如今住在里面的有很多都是老人，甚至独居老人。平日里，我和他们并没有交集，但是去年我加入了一个附近居民的买菜团购群，群里有不少“双胞胎奶奶”“妮妮外婆”之类的名字，还有一些戴着太阳镜系着橙丝巾的头像，一看就是老年人。

这个群是楼下一家商店在运营的。每一天，群里会贴出第二天到货的商品，大家自行在群里接龙，第二天排队在店里领取，收款也是在线下。老人家如果搬不动米，多买一些，店员就可以给送到家。我第一次感觉到“社区联结”，就是前一天在店里团购了蚕豆，第二天在邻居门口，看见和我手中一模一样的一袋蚕豆壳湿垃圾。

群里的阿姨爷叔讲话总是很客气，有旧日风范，一点小事都要解释得清清楚楚。虽然或许是用笔画输入法打的字，有时夹杂着错字，前一个人还是“日本豆腐一份”，下一个就成了“曰木豆腐一份”。小区封控前几天，有一位叫“一江东去浪淘尽”、没有头像的群友跟店长解释要退订鸽蛋，理由是本来要拿去送的朋友小区被封，“朋友也劝我别去来日方长”。

封控开始后，这家店自然也不能运营了，店长在群里告诉大家这个消息。有人开始议论到底是出现了密接还是阳性，店长赶紧@对方说：“以政府公布消息为准，本群不再讨论这个事情。”因为不能买东西了，群里沉寂了一阵子。

然而，封控的时间超过了一开始所说的4月5日，大家手里的粮草也都在告急，也许是病笃乱投医，这个不运营已久的群突然开始有了生机。一位阿姨邀请了朋友进群，并向店主打招呼：“老板我介绍胡晓云，郁培珍入群，请予以方便。”宛若旧时代的介绍信。只是，老板仍然不能开门，“予以方便”有什么用呢？

一天深夜，我依然焦虑得睡不着，忽然看见群里有人发了一个二维码，是我们小区的团购群！在那之前，我已经看其他小区的朋友成功地团购到了食品，可是我们小区还是毫无动静。我想，可能是老人太多的缘故吧。我立刻激动地扫码入群，下单了一份288元的菜肉包，包括七种蔬菜和五斤肉。那天白天，到处都在传说团购要被管制，我的几个朋友下单的食品也确实收到了退款通知，于是，本来第二天才送的菜肉包，老板决定今夜无论如何也送过来。

菜肉包解了燃眉之急，在此之前全城封控的九天当中，街道只发过一次菜，根本不够两个人吃几天的。菜肉包里的肉是一大块，我称了称实际只有4.4斤，还包括很大一块骨头，但是已经觉得满足。午夜两点，我打开B站搜了一个解猪视频学了许久，最后还是胡乱切了用锡纸包成九份。

原来的买菜群的老板显然也在筹备团购。由于群里有周围各个小区的居民，老板一鼓作气给每个小区都建了一个单独的群，一时之间，原群里二维码纷飞。大家纷纷应声加入，不一会儿新群里就超过了200人，于是到处是“XXXX小区拉我一下”的声音。

热热闹闹张罗了两天，还没有买成一单东西，老板突然在原群里宣布：团了的几百单全取消，所有新群就地解散。老板说：“我们也是被管控，实属无奈，抱歉。”立刻有阿姨在群里回复“理解”，但也有人抱怨：“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没办法我今天白订了。”还有一个阿姨发了两条语音，迷惑不解地问：“你们还帮助我们吗？”

老板说，店门还是可以开的，只是没有店员可以给大家送，请大家自行叫跑腿。另外，他本人也被封控在家里，无法出门，仅能通过店内监控了解有些什么东西，连关于价码的问题也回答不了，说着发来几张监控截图。熟悉的店面颜色灰暗，从一个陌生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展示着。

别说群里的老人了，可能谁都一时理解不了这样的变故，无怪乎爷叔阿姨们还在那边碎碎地问：“鸭蛋有吗？若是9元以下一斤，可买两斤，麻烦你送到小区门卫。若现在鸭蛋涨价那就不麻烦了，谢谢！”“绿豆有吗？我特别想买绿豆”“你可以帮我们送到大门口吗？我多买点”，我忽然想起从前买两袋米就可以送上楼的日子，有点想哭。

普通人永远搞不清，为什么有的渠道就能顺利买到东西，有的就不行，昨天还能买到的为什么今天就不行了，只能一切都去试试看。进行第一次团购的当天我还付款了一箱燕麦奶，但我没指望能团成功，毕竟小区老人比较多，他们未必接受这种植物奶。几天过去，因为每天接触大量信息，我已经完全把这件事抛在脑后，直到“团长”打电话告诉我，我的一箱奶她放在楼下了。

好像从上个冬天的衣服口袋里翻出了钱，我把正在洗澡的室友从浴室抓出来，兴奋地告诉他这个消息，他二话不说往楼下跑，过了许久才上楼，满脸失落地告诉我楼下什么也没有。没拿到奶，还损失了一个口罩，给室友消毒的时候我甚至都不舍得多喷消毒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像是莫名其妙被打了两个耳光。

没过多久，楼栋群里一位老人发现燕麦奶多了一箱，问是谁的。自从他测出阳性以来，一直是同楼层的大哥帮他把东西拿到门口，所以出现了不小心拿错的情况。既然进了阳性邻居的门，我们也不好把东西拿回来了，老人住在别处的女儿一定要把钱退给我们，怎么推辞也没有用。大哥也特别来给我们道歉，室友劝了好一会儿才让他相信这不是他的责任。

“团长”也来关怀我，为了我重开一个团购，但是因为之前小区已经团过两轮，她需要我自己去发发链接凑凑人头，我学习菜肉包的“团长”，把链接发进了楼下商店的群。不一会儿，我发现自己被群主踢出了群。

我一时感觉到无法呼吸，只觉得胸口被打了一闷拳，整个人想往下缩。我疯狂地添加老板微信，在验证信息里长长地写自己的故事：在他们家买了多少东西、是效仿之前的“团长”才发了链接、奶被陌生邻居错拿的事情、我帮陌生老人想办法买药的事情……写到最后，已经和我被踢的事情似乎没什么关联，也没什么理性。写到最后，我都不知道自己诉说的对象究竟是谁。

店长稍加解释几句，把我重新拉了回去。

   .   

今天是我连续被封控的第22天，累积被封控的第29天。

这些天，我经历了从坚持做菜拍照、每天锻炼，到每天只是看着网上的信息骂街、豆瓣被禁言两次，再到楼道里传染愈演愈烈、掰指头计算哪一天轮到自己，再到现在蹲坐囚牢中接收求救信息、为老人和病人提供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是在我的窗外，荒唐的事情仍然每一刻都在发生，有人被迫家门、衣柜大敞地离开自己的家，有人在街头试图保卫自己的家园被压制。在我的手机里，几个精神类药物互助群里，有人说实在撑不下去了，想自杀。

病毒在我们小区传播得很快。在长达22天的封控时间里，绝大多数人除了做核酸连家门都不出、楼都不下，但是阳性病例却一直越来越多，直到大家再也不敢下去做核酸。室友加入了信息志愿者，好几个加完了班的深夜还在埋头做表，然而表格提供到居委那里，他们仍然分不清封控楼和全员阴性的楼栋，混在一起一股脑儿叫下去做核酸。今天早上，我们也是被“现在可以下来做核酸了”的大喇叭声吵醒的。“可以”——听起来像是一项权利，类似“购买新品可以享受第二杯半价”。“第二杯半价”，商业社会创造的词汇，如今听起来已是多么遥远。

三月末刚开始封禁的时候，由于浦西还有很多小区不在封控范围内，叮咚还偶尔能叫到，我买了一束桃花枝。养在清水中，每两天换一次水，早上有阳光的短暂时间里，争取让小猫和它都能晒到太阳。或许是因为密不透风的原因——我不敢开窗，楼道病毒浓度太高了——它至今没开出一朵花，只有两根枝条长了些叶子，我想它跟这个春天一样，莫名其妙地就被错过了。

有时候我会觉得，2020年是妈妈，2021年轮到爸爸被封一个夏天，今年又是我，真是一网打尽啊。似乎到了现在，已经没有谁可以凭运气幸存。我们迟早要接受一些突如其来的命运，被裹挟进一些宏大的胜利的叙事里，成为背景板上一例小小的代价。

昨天，爸爸发给我一首他写的短诗，近三十年来我都没见他再写过诗了。那首诗是这样说的：

在那里

一个弗拉基米尔去了另一个弗拉基米尔的家

自驾，坦克

——哭声骤起

在这里

无数楼房的大门外

上了，铁锁

——锁住哭声

这是2022年

这是春天

我说，我把这首诗发上我的个人公号吧，你希望用一张什么样的头图。他说，就是一把锁吧，也可以就用真实的上海门洞上锁的照片，将锁放大。那是4月11日，领导来我们附近视察时，每一栋楼，每一个居民，所得到的唯一的礼物。

责任编辑  谢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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