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自愿限制自己权力的当权者

by 尼尔·阿彻森, at 31 August 2022, tags : 戈尔巴乔夫苏联陶布曼叶利钦他们 点击纠错 点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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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尼尔·阿彻森

翻译：陶小路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那是1990年的春天，从华沙到维尔纽斯的列车越过了边界。列车从欧洲的铁轨抬升到俄罗斯的宽轨铁道，窗外是鲜绿色的森林，那是当时仍然属于苏联的立陶宛。我有几年没有来苏联了，自戈尔巴乔夫上台、改革开始进行以后就没有来过。当时的波兰弥漫着强烈的自由感，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很严重，回维尔纽斯的头等车厢的票价比假日酒店的一杯双份浓缩咖啡还要便宜。

车厢走廊尽头的铁炉旁围了一群人。十几名乘客拥挤在一位穿着制服的年轻女乘务员身边，她的工作之一是给乘客倒茶。但这些乘客拥挤在那里不是为了炉子或茶。她的广播开得很大声，所有人都在听一个声音讲话。

这个声音洪亮且自信：“哪些人赞成？”他点完人数，报出一个数字。然后问：“哪些人反对？”又报一个数字。然后说：“议案通过”或“议案被驳回”。苏联的新议会，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开会，我们听到当选的代表正无拘无束、毫无畏惧地投票，也没人知道他们会怎么投票。那个嗓音铿锵又有活力的人正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我记得我当时靠着车窗，突然感觉到心中一阵悸动。所以这是真的。这个帝国的核心真的实行了民主制度，整个星球，在停滞了几代人的时间之后，再次开始旋转。

现在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实际上发生的是炉子爆裂了，走廊上到处是开水和冒着烟的煤渣。就在乘务员姑娘跪在地上拿毛巾擦的时候，一个穿着俗丽制服的年长女性冲进来，对着姑娘大骂，姑娘哭了。通过羞辱人来维持秩序这个俄罗斯传统依然没有改变。

戈尔巴乔夫在这样一些带有苏联特色的传统中长大，也被这些传统所塑造。慢慢的，他开始厌恶这些传统：人们一面欺辱、一面谄媚；人们不仅要击败自己的对手，而且要摧毁他们，直到其陷入悲惨绝望之境，恳求赦免。他厌恶这些做法，但这却是苏共的做派和本能（他对这个党的爱从未中止），有时他自己也会这么去做。更多的时候，他会克制住自己，只打击敌人，而不去摧毁他们。惊讶过后，他的敌人从不会原谅他表现出的这种“软弱”。他的朋友也不能原谅他的做法。

威廉·陶布曼（William Taubman）差不多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才完成他赫赫有名的作品《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这本戈尔巴乔夫传记（Gorbachev: His Life and Times）他只用了十一年。但从某些方面来看，这是一本更重量级的作品。陶布曼的研究很广泛，在追踪已发表和未发表的信源上陶布曼也孜孜不倦。靠着自己的机智和耐心，陶布曼成功地让多数时候不情愿开口的人（戈尔巴乔夫的家人、老部下以及早期那些几乎被遗忘的同志）对自己诉说往事。陶布曼特别提到，他成功地让许多人开口乃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最忠诚也最重要的助手之一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Anatoly Chernyaev）为这本传记运用了自己全部的影响力和人脉关系——切尔尼亚耶夫在自己的日记里写到自己的领导时经常透露出鲍斯威尔式的尖锐（指名著《约翰逊传》的作者詹姆斯·鲍斯威尔——译者注）。切尔尼亚耶夫对这本传记的影响大到，如果俄罗斯的新斯大林主义者称整本书充斥着“切尔尼亚耶夫对改革岁月的偏见”，我也不会惊讶。这么说可能没有完全错。但是，如果说到偏见，很难想象谁的偏见能比切尔尼亚耶夫的更生动、更聪明。

我们的大人物自己也帮了忙。 “戈尔巴乔夫很难理解，”在传记的开篇，戈尔巴乔夫这样对塔布曼说。对这句话我们需要反思两件事。一个是给一个还活着的人写“权威”传记会不会有问题。但是，正如陶布曼一再承认的那样，正因为戈尔巴乔夫的一些决定非常“难以理解”，如此一来，传记作者便不需要对传主的一生做出任何最终的，同时也是不恭的裁决。另一个要考虑的是，戈尔巴乔夫成了那一类令人担忧的人：用第三人称谈论自己的公众人物。（当我的英雄开始说“吉米·里德不会同意这个或那个”，我会变得非常忧虑；另外，为什么这样表达的都是男人，女性里几乎没有谁这样说过？）戈尔巴乔夫对被举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的自己的照片特别钟爱，或者曾经很钟爱。

没有多少人改变世界。那些改变了世界还获得人们的感谢的人就更少了。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改变了世界，他下令入侵苏联，带来了“希特勒的欧洲”，自那以后我们一直生活在这个四分五裂的大陆上，直到1989年。我们不会对他表示感激。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改变了世界，几百万人崇仰他，因为人们看到，他终结了核战争的威胁，欧洲那些“受奴役的国家”也因为他获得解放。当时的他就像是《圣经》里的参孙，已经被敌人戳瞎双眼，还是在自己倒下之前把苏联这个巨大的神殿拆毁。随着苏联的崩溃，戈尔巴乔夫的权力也随之不复存在。（参孙是《圣经》中的人物，他是一个英雄，命定去攻击辖制以色列的外族非利士人，一生杀敌无数，他在被非利士人抓住后拆毁了他们的神殿，与敌人共亡——译者注）

1931年，戈尔巴乔夫出生在Privolnoe村，那里离俄罗斯南部城市斯塔夫罗波尔不远。他的父母是农民。少年时代的戈尔巴乔夫赤脚在田野里辛勤工作，和他父亲谢尔盖一起驾驶联合收割机，得过劳动红旗奖，练出一身腱子肉，他未来的妻子赖莎很是欣赏他健硕的身材。许多和他同代的苏联领导人都和他有相似的成长背景：都是一些知道饥饿和贫困滋味的乡村少年，都看到过自己的父母如何靠喝伏特加来忘记饥饿和贫穷。与老布尔什维克的精英阶层不同——他们中许多人是成长在城市的知识分子，戈尔巴乔夫这一代是“斯大林的孩子”：苏联教育让他们摆脱蒙昧（戈尔巴乔夫的母亲不识字），教导他们忠于“建设社会主义”，让他们有了自己的事业。

从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戈尔巴乔夫的家庭是幸运的。他的两个叔叔和一个婶婶在他出生前后死于饥荒。20世纪30年代末的“大清洗”期间，他的祖父母都被逮捕，然后关到古拉格，但是最后都被放出来了。德国军队占领了他们的村庄，但是几个月后就撤退了。饥荒又一次发生的时候，他的母亲把他父亲的西装和两双靴子包起来，走到库班地区，换了一袋玉米回来。他心爱的父亲奇迹般地从前线负伤归来，给他的儿子说：“我们一直战斗到了最后胜利时刻。你也要这样去生活。”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14岁上学，这个聪明的男孩很快就表现出表演天赋，而且喜欢指挥人。他开始读书，普希金、别林斯基、果戈理，尤其是莱蒙托夫的作品深深地震撼了这个少年，同时他也获得了共青团的青睐。他的一个女朋友回忆当时的他“非常有活力，非常严肃，而且特别有条理”。 “红旗奖”对他的升学、进步很有帮助，另外，因为是联合拖拉机手，他和他父亲在地方拖拉机站被划分为“工人阶级”。19岁就已经是苏联共产党预备党员的戈尔巴乔夫被莫斯科大学录取，这个来自没有电、无线电或电话的乡村青年就这样第一次来到了大城市。

他还遇到了像他一样健谈并且在政治上积极的年轻人。在这些人中间，他的两名同学改变了他的生活。一位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兹德涅克·姆林纳日（Zdeněk Mlynář），当时的姆林纳日还是个忠诚、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然而苏联生活的虚伪现实越来越让他感到震惊。另一个人便是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蒂塔连科（Raisa Maksimovna Titarenko）。这个哲学专业的学生比戈尔巴乔夫高一年级，她也来自一个贫穷且伤痕累累的家庭：她的富农祖父被关进古拉格以后便再无音讯；她的童年在棚车和临时棚屋里度过，她的父亲是一名铁道工人，一家人跟着他在苏联各地来回奔波。

戈尔巴乔夫对赖莎的求爱漫长而又极为热切。赖莎是“受人尊敬之人”，用姆林纳日的话来说：“对她来说，每一个字都需要被最完美地表达出来”。赖莎一直被认为是两人中更笃定的那一个，无论对于什么事情，她都坚持以一种近乎学究的准确性去给出自己的意见（三十年以后，南希·里根非常受不了赖莎对自己的不断纠正）。陶布曼清楚地在书中表明，她的直言不讳和不可动摇的忠诚让戈尔巴乔夫撑过了那段可怕的岁月，如果没有赖莎，戈尔巴乔夫可能会向自己的敌人屈服。因为这个原因，戈尔巴乔夫对妻子出了名得好——这种名声在俄国无异于一种臭名。他的岳父母甚至会想他可能不是俄罗斯人，而是犹太人，要不然怎么会对自己妻子那么好。

赖莎，1949年

里根夫妇和戈尔巴乔夫夫妇

1953年9月，他们终于结婚了。斯大林同年三月去世，人们已经对更开放的未来怀有希望。人们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姆林纳日身边那些平日沉默寡言的学生突然开始讲述他们关于大清洗、饥荒、大量富农被屠杀的记忆。戈尔巴乔夫的文章《斯大林是我们战时的荣耀，斯大林让我们的青春飞翔》被大学树立为典型，他还去看了这位独裁者经过防腐处理的遗体。 “我想从他的脸上找到一点伟大的迹象，但是，有些东西让我不安起来，一时间许多复杂的感受在心中涌动。”

大学毕业后，已经是苏共党员的戈尔巴乔夫回到斯塔夫罗波尔，在当地的共青团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接受过高等教育这一点令斯塔夫罗波尔的党政官员感到不快，赖莎的智识水平也让他们放心不下（她最终在斯塔夫罗波尔农业研究所的哲学系找到了工作）。在斯塔夫罗波尔的近二十年时间里，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外省生活那一幕幕节奏缓慢的荒诞剧的观众，同时也是演员：腐败，因嫉妒而生的阴谋，村庄破败不堪，地方政府官员大肆吃喝享乐。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谴责了斯大林罪行，正式开始了一系列“去斯大林化”举措。他的讲话令世人为之兴奋，但在像斯塔夫罗波尔这样的地方却不受欢迎。地方党政机关接受了新的路线，不过只是因为他们必须接受，这些人无法理解新路线。一位地区干事告诉戈尔巴乔夫：“我和你直说吧……人民就不会接受对个人崇拜的谴责。”谴责地方上发生的大清洗让许多农民感到不快，因为在他们看来，大清洗“清理”的是没收他们土地的集体农庄的头头。当有人要拆除斯塔夫罗波尔的斯大林雕像时，一群人出来阻止。

彼时的戈尔巴乔夫致力于开展“改革”，他在当地设立独立的讨论小组。随着他在党内的职位缓慢上升，他把自己的主要任务定为找到新的地方领导人，让现有制度运转起来。斯塔夫罗波尔的第一书记费拉多·库拉科夫对赖莎献殷勤没有成功，但是他对戈尔巴乔夫的干劲很是欣赏，一点点把他提拔了上来。

1964年，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去斯大林化进程被中断，而且开始了重新斯大林化。但是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正在酝酿着大胆的实验，1967年，戈尔巴乔夫夫妇的老友姆林纳日来到斯塔夫罗波尔看望两人。在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的领导下，当时的姆林纳日已经成为后来被称为“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他之前一直在莫斯科请求苏联人理解捷克斯洛伐克即将到来的变化，戈尔巴乔夫听着姆林纳日的讲述，姆林纳日的民主化计划令他感到着迷。但是他对姆林纳日说：“在你们国家，这些事情也许是可能的，但是在我们国家，这些根本不可能做到。”正如陶布曼所说，“他后来对此改变了看法”。但是，勃列日涅夫1968年8月命令华约组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由戈尔巴乔夫主持的一场会议“完全支持这些果断并且及时的措施”。早些时候，他也在一份苏共的呼吁书上签了名，恳请苏联“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他对此感到不安。他陷入了衰落的极权主义国家中的人们面临的典型道德困境：如果他在这个时候采取对抗行动，那么他将不会再有领导改革相关工作的权力。他没有公开表达自己的激进观点，1970年，他出任斯塔夫罗波尔第一书记，并因此成为中央委员会成员。

戈尔巴乔夫的观点在停滞的勃列日涅夫年代进一步发展。他之前认为苏联的问题在于“党政干部存在缺陷”：党和国家官僚机构落后、无能。如今他开始意识到，问题比这个要大得多：根源在于决策过度集中，连最细小的事情也不例外——布拉格之春时期的民主化和市场改革正式要根治这个问题。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年多后，戈尔巴乔夫作为代表团中的一员前往捷克斯洛伐克。他不被允许见当时已经失势的姆林纳日，但是他看到，每当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认出包括自己在内的同行者来自苏联，他们脸上都会露出憎恨的表情。

当时的他仍然不会公开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在自己领导的地区一遍遍重复对勃列日涅夫的溢美之词；默许了对一位当地作家的镇压，只因为他表达了很多和他自己差别不大的观点；他还因为在“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做的工作获得了嘉奖。私底下，他在读异端马克思主义者罗杰·加罗迪（Roger Garaudy）和葛兰西等人的作品。他在公开场合“嘴上会说党的路线如何如何，但是内心基本不认同”。

他职业生涯的决定性转折发生在70年代末，他得到了克格勃的首领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的提携。安德罗波夫清楚地知道，苏联的体制已经失灵了，他和戈尔巴乔夫就此问题上可以达成一致。但是安德罗波夫受困于一种“匈牙利情结”（Hungarian complex），即认为自下而上的改革将不可避免地失去控制；在他看来，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情便是如此。安德罗波夫曾以某种方式说服了勃列日涅夫签署赫尔辛基协议（Helsinki Accords），戈尔巴乔夫问安德罗波夫怎么看赫尔辛基协议中界定的人权，他答道，“15到20年之后，我们也会有西方国家现在有的这些：表达观点和信息流通的自由，社会和艺术的多样性。但这只能在15到20年后才能实现，我们需要先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陶布曼的叙述时不时会停下来，提出一堆咄咄逼人的尖锐问题。多数问题切中要害。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一个不同的决定可能就能避免失败或者使事情进展加快？但是安德罗波夫提出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之一，戈尔巴乔夫执政六年的所有思虑无不笼罩在此问题的阴影之下。中国的邓小平和安德罗波夫计划优先做的事情大体上一样：我们先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经济体制，富国富民，然后再开始政治转型（“有一天会转型的，只要我们觉得安全”）。那么，为什么戈尔巴乔夫1985年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却做了相反的事情？他认为自由且不受审查的讨论是打破对经济改革巨大阻力的前提，而非其结果，因此，不实施“公开性”政策就无法进行改革。另外，中国不是俄国，中共可以号召人民回归传统，顺从权威、遵守纪律；然而在苏联，自从斯大林死后，人们就开始反抗权威与纪律。

勃列日涅夫1982年去世，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分别于1984、1985年去世。三人接连去世，苏共中央政治局年迈的委员们感到焦虑不安，于是选择了戈尔巴乔夫出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俄罗斯人最初对这个新人感到高兴：他只有五十多岁，且精力充沛，有幽默感，很合群。赖莎和他开始全世界四处跑：他们先是到意大利，然后到伦敦，他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很聊得来（“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事情”），这点备受关注。但是，在国内的戈尔巴乔夫只是缓慢而不确定地开始了他的变革。

陶布曼又一次提出一系列问题：为什么他没有启动消费品应急方案？为什么他不直接开始经济改革？为什么不把农业私有化？不，他没有这么去做，戈尔巴乔夫又拿起列宁的书来读，试图从中找到苏联制度的问题出在哪里（整个欧洲的修正主义共产主义者都在这样做），并且还颁布了一个禁酒令，最终以惨痛失败告终。他的“加速发展”工业的宏伟计划实施过程中没有引入市场力量，慢慢地在各种物资的短缺和官方的谎言中破产。戈尔巴乔夫对这片土地上的守旧实力发起攻击，敦促各级管理者调整自己的想法。“你们难道看不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陷入危机了吗？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反应堆爆炸。毒云在欧洲大陆蔓延，谎言和遁词充斥着苏联官僚机构，“无能之辈极其之多，各级忙于掩饰自己的无能，上层保守秘密到了自我毁灭的地步”。戈尔巴乔夫连续几星期没有公开发言，最后他对中央政治局发表讲话：整个核工业“完全由奴颜婢膝、溜须拍马、党同伐异者占据，想法和多数人不同者便会遭到迫害”。他后来表示，切尔诺贝利“让他真正地睁开眼睛看到现实”。从那时起，他和自己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无论讨论怎样的改革方案，都不会被认为过于激进或者狂野了。

但是，说是一回事，做起事情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切尔尼亚耶夫指出：“戈尔巴乔夫在措辞和评估形势上格外大胆，但行事很谨慎”。那一年晚些时候，戈尔巴乔夫的顾问雅科夫列夫写了一个备忘录，其中的内容很让人震惊，他提出苏共应当放弃神圣的“领导位置”，并且分成“社会主义”和“民族—民主主义”两个相互竞争的力量。雅科夫列夫还建议将工业交由工人控制，建立真正独立的司法机构。如果是斯大林看完这番建议，会直接把他枪毙掉。而戈尔巴乔夫只是评论道：“现在为时过早，过早！”

他成为苏共总书记后的几个月内便开始与美国人就裁军问题举行会谈。这一系列首脑会议的第一场会议地点选在了日内瓦，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几乎没有在那次会议上取得什么成果，但两人发现和对方合作很愉快。这一系列会议之后分别在雷克雅维克（在此次会议上差点达成全面放弃核武器共识）、华盛顿、莫斯科、纽约举行，1991年7月又来到莫斯科，双方在此次莫斯科会议上签署了《美苏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on the Reduction and Limitation of Strategic Offensive Arms）。此次会议数周之后就发生了“8·19事件”，这次政变发生后，戈尔巴乔夫实质上已经失势。塔布曼详细记录了这些会议的许多细节，双方在会议之间的时间里所做的精细的准备工作也被他写在书中。有时候他会事无巨细地记录。比如，他在写1987年12月的华盛顿会议时，用了好几页篇幅列举了会议期间每场社交活动里的宾客名单以及人们穿的衣服，佩戴了什么珠宝。

戈尔巴乔夫和里根

但是陶布曼问的问题依然很好。从苏联国内因素来看，戈尔巴乔夫决定开启和美国就双边裁军问题进行谈判的原因很明显：他想把军队占用的资源转移到民用部门。早在1986年，他就告诉苏联外交官，美国人试图阻止这种资源上的转移，迫使苏联继续保持高昂的国防开支。但是，为什么里根和布什又会选择和苏联就裁军问题谈判呢？塔布曼的回答是，美国同时有多种动机。虽然里根和布什在裁军问题上的确有兴趣（布什的兴趣稍微小一些），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想帮助戈尔巴乔夫继续执政，但是华盛顿的鹰派仍然希望看到巨大的军费开支致使苏联破产，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将会给苏联共产主义带来新的生机。鹰派的观点没有说服两位美国总统，但他们似乎在之后的神话成了赢家。很显然的是，大多数美国人到现在还认为，苏联之所以崩溃，乃是因为它的经济实力无法支持其与西方国家在战争技术上的竞争：读了陶布曼这本书便会知道这是无稽之谈。

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他被国内强硬派指责对美国人让步太多，出卖了苏联的安全保障。到了1987年初，他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一面要与根基稳固的“保守主义者”斗争，一面也要压制不耐烦的激进分子。在党纪要求下，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许多“领导同志”虽然会在公开场合支持他的提议，但是“都不动声色地拆他的台”。从斯弗罗夫斯克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叶利钦也开始对他发起一系列猛烈攻击。

陶布曼描述起这些公开场合引人注目的争吵让人又着迷又震惊。叶利钦曾多次打断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抱怨改革进展缓慢，认为俄罗斯人民没有从改革里获得任何好处；他指责戈尔巴乔夫搞“个人崇拜”。戈尔巴乔夫两次允许了“忠实与会代表”的恶行：他们以叶利钦对党的路线不忠诚为理由轮流对叶利钦发起恶毒的攻击——这些表现仍然是他们本能反应。他们重新变成了斯大林主义打手，而叶利钦则变成了卑躬屈节的斯大林主义受害者，向众人承认自己的罪过并且乞求得到原谅。而戈尔巴乔夫呢？他当然不想回到以往的任何做法上。他无视那些认为叶利钦会被流放的人，并且一再寻求与叶利钦重新建立某种关系。然而，他处理此次和其他挑战的方式表明，他最终还是党的人。他能去考虑改造苏共，废除其“领导位置”，实行党内民主，乃至开放多党竞争。但从思想上来说，戈尔巴乔夫最终没有能够像叶利钦那样跳出苏共这个套子。

致命的一点在于，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意识到或者对自己承认，这个党无法成为其进行变革的工具。到了八十年代再进行改革已经太迟了。这个巨大的组织已经变得腐败不堪、士气低落，试图引入民主制度只能加速它的死亡。而戈尔巴乔夫也找不到其他工具。正如陶布曼所说：“他在摧毁苏共的执政能力的同时也在从根本上削弱自己手中的权力。”

陶布曼对戈尔巴乔夫政治生涯的描述还揭示了另一个会让欧洲人难以消化的事实。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人们高呼他为“戈比！戈比！”）被认为解放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受奴役的民族”。这话没有错，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积极地去推进这个“解放事业”。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并不太在乎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发生什么，只要这些事情不会影响到美苏关系以及不会影响到他在国内进行的改革。他与撒切尔争论，和萨哈罗夫或者意大利异端共产主义者交换意见——这些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本身就是有意思的事情。在像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这种愚蠢、守旧的老家伙或者齐奥塞斯库这种恶人面前，戈尔巴乔夫则是不得不保持耐心。戈尔巴乔夫似乎认为，总的来说，这些“兄弟执政党”拖累了苏联的现代化进程。

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如果某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处于危险之时，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进行干预——早在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领导人之前便被抛弃。1980年至1981年的政治局会议记录显示，1981年末，当时团结工会和波兰政府的冲突达到最严重时刻，苏联告诉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1981年至1989年间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85年至1990年担任波兰国家元首——译者注），苏联决不会派军队进入波兰，如果雅鲁泽尔斯基颁布戒严法的计划出了问题，苏联不会派兵救援。（顺便说一句，一种为雅鲁泽尔斯基辩护的说法是：他宣布戒严仅仅是为了避免苏联的武装干涉，但这种说法没有说服力。）

中东欧国家的普通人看到苏联实施的改革和公开性政策，心中涌动着愈发强烈的兴奋之情。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党内的许多年轻积极分子也有相同感受。更为惊人的是，戈尔巴乔夫从未认真地试图说服他们的领导人去模仿自己在苏联进行的实验。当人群高呼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只是告诉这些国家的统治者：“这是你们的事情。”陶布曼试图猜测彼时他心中的想法：“即便他既未预见也不希望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他指望东欧国家能够不在他直接干预下取得改革的胜利，从而避免共产主义制度在东欧崩溃，也只是空想。”

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12月联合国大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宣布对苏联驻欧洲常规部队数量单方面大规模削减，并表示每一个国家的“选择自由”都应该没有例外地得到尊重。一些聪明的东欧国家领导人慢慢意识到，苏联可能不再会挡在自己和愤怒的人民中间：其他如东德等国的领导人仍然认为这是不可想象的。异议者和普通人当时推测，如果他们决定起来当家做主，苏联派坦克入侵的可能性不会太大。其结果便是1989年一国接着一国的解放。

戈尔巴乔夫显然希望，共产主义崩溃之后，会有某种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但是，当这种可能性看起来越来越小的时候，他也并不感到惊慌。他根本不太在乎东欧。他最好的遗产之一就是他没有给中、东欧带来革命。他站在一旁什么也没有做，一代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和德国人得以创造了一个对他们大有裨益的神话：他们的自由是靠自己在街头展现的勇气获得的。11月的一个早晨，戈尔巴乔夫被叫醒，人们告诉他东德凿开了柏林墙，他只是说：“他们做了正确的事情。”

国内的动荡局面占据了他的主要精力。苏联正处于崩溃之中。乌克兰人要求独立；波罗的海三国，特别是立陶宛，公开反抗苏联中央的管控；1989年4月，特别部队在第比利斯杀了20名格鲁吉亚示威者。最糟糕的是，1990年6月，俄罗斯共和国在叶利钦的怂恿下要求并且成功地成立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各家媒体运用“公开性”政策赋予它们的自由攻击戈尔巴乔夫：有的媒体批判戈尔巴乔夫抛弃了苏联人民通过牺牲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另外一些媒体指责他迟迟不彻底终结苏联制度。对于苏共各级领导机关里虽沉默，但心中愈发被仇恨所充斥的多数人来说，那个他们熟悉的世界正在消亡。尤其是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混乱的局面和各种物品的短缺开始成为他们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理由。在1990年一年中，戈尔巴乔夫的声望急剧下降。

由于无法在党内得到可靠的支持，戈尔巴乔夫缩小了苏共的权责范围，把自己的权力基础转移到新的最高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任命他为总统。但是此举却让他在政治上愈加孤立。1990年的五一游行在他眼皮底下演变成一场喧闹的抗议活动。与此同时，叶利钦的声望飙升。同年7月，叶利钦退出苏联共产党，宣称从此以后他只听从俄罗斯人民的号令。戈尔巴乔夫最优秀的顾问团队曾经制定了一项旨在将苏联转向市场经济的“500天”计划，最后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叶利钦认为，戈尔巴乔夫此举让他错过了“运用文明手段转向新秩序的最后机会”。

这点叶利钦说得没错。莫斯科空气中有一股火药味。1990年12月，曾经是格鲁吉亚领导人、后来担任苏联外交部长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突然辞职。他宣称，“独裁即将到来。我可以对我说的这话负全部责任。没人知道这会是怎样的一种独裁。”戈尔巴乔夫事先不知道谢瓦尔德纳泽会发表这番言论，不过还是冷静对待了。让他的民主派支持者感到恐惧的是，他现在刻意将政策和任命机会向党内的强硬派倾斜。这是他的“曲线策略”中的一部分，目的是安抚相互敌对的两个阵营，但是实际上谁也没有被安抚，两边的对抗进一步加剧。戈尔巴乔夫让根纳季·亚纳耶夫（Gennady Yanayev）担任副总统，让弗里德米尔·克里奇科夫（Kladmir Kriuchkov）负责克格勃。而几个月后的1991年8月，两人成了那场失败的政变的带头者。

因为戈尔巴乔夫同时在苏联、东欧和全球和平三个舞台活动，“同时”这个词在本书中出现的频率颇多。陶布曼不得不中断一个叙事，回到另一个叙事，从之前中断的地方继续写。这样一来，事件的时间顺序可能会乱掉。1990年，戈尔巴乔夫在建立总统制、采取措施防范叶利钦的同时，他也在处理有关德国未来这个巨大的新问题。包括德国总理科尔在内的西方国家领导人都认为他会反对德国统一，但是他接受了。然后他们猜想他可能不会同意统一的德国留在北约，另外肯定不会允许北约东扩到曾经属于东德的领土。但是等戈尔巴乔夫5月到了华盛顿以后，突然对布什的意见表示同意，“统一以后的德国……应当自行决定她成为哪一个联盟的成员”，美国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戈尔巴乔夫的随行人员也大感震惊。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没有就德国问题提出苛刻的条件，他当时显然有机会这么做？提出这个问题的不止陶布曼一个人。那是一个非常戏剧性，也非常危急的时刻，如果戈尔巴乔夫要求德国保持中立作为苏联承认德国统一的条件，西方可能会同意，至少是有这个可能的。可是现在他表示，出于对民主的尊重，他选择让德国人民来做这个决定。陶布曼的推测是（他没有提供太多证据），戈尔巴乔夫可能和英、法两国有着一样的对德国的忧惧，即认为：这个庞大国家如果不受任何公约成员国身份的约束，它会对邻国施压，然后要挟欧洲其他国家。

无论他的动机如何，戈尔巴乔夫不愿就德国问题与西方国家讨价还价都会产生巨大的后果。在国内的后果是：苏联在德国的立足点是靠许多苏联红军流血牺牲换来的，戈尔巴乔夫就这样放弃了，这是不是背叛了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取得的成就呢？正如诸多辱骂他的信中的一封所写：“总书记先生：祝贺你获得帝国主义者颁给你的奖杯，因为你一手摧毁了苏联和红军，出卖了东欧，把我们所有的资源拱手让给美国，把大众媒体交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手中。”

其他的后果到现在还影响着我们。虽然陶布曼并没有这样写，但是西方国家把戈尔巴乔夫的合作看成是软弱的表现。他希望他的让步可以换来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回报，然而他的希望落空了。至关重要的是，1990年2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和德国总理科尔向戈尔巴乔夫保证，北约不会向东扩张，尤其不会扩张到苏联边界。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能让这些承诺变成白纸黑字，布什后来也告诉科尔和贝克，他们给了戈尔巴乔夫不必要的承诺。“去他的！胜利的是我们，不是他们。我们不能让苏联人从败局里还捞到好处。”若干年之后，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在内的所有前华沙条约国家都成为了北约成员国。与戈尔巴乔夫谈判获得的成功让西方国家领导人以为，他们可以不用为自己的出尔反尔承担后果。但是，直到今天，普京制定的欧洲政策仍然潜藏着一种对西方国家“违反承诺”的怨恨。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不管他们对普京的专制有怎样的看法，都把北约扩张至俄国边界看作是破坏国际协议的举动。

1991年8月18日，政变爆发。戈尔巴乔夫，赖莎和一家人在他们位于克里米亚的别墅被武装人员包围。政变者宣布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停止履行总统职务，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务；同时，由代总统、总理、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等8人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的全部权力。通过陶布曼奇妙的电影般的叙事，我们知道了当时发生的事情以及戈尔巴乔夫一家人如何反应的每一个细节：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大怒，对这些武装人员不屑一顾，毫不屈服；受到惊吓的赖莎轻微中风。突然之间，他们又回到了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俄罗斯历史阶段。他们如何确定，这些武装人员不会强行闯入，像对待73年前的尼古拉斯二世和他的孩子们那样对待他们？

为什么政变失败了？陶布曼的叙述证实了这些政变者拙劣得惊人，他们几乎从一开始就被自己的胆大妄为吓坏了。但是他们当时是有机会成功的。我当时在现场，我看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普通人和当地政府官员立即接受了这个现实：改革时代如同一个假期那样结束了；审查制度又要回来，令人厌倦的后斯大林主义“常态”复归，人们要重新陷入沉默。我的一个朋友后来说：“少数善良、勇敢的人们救了俄罗斯”，我希望相信她是对的。这些政变者犯的最糟糕，同时也是致命的错误是没有逮捕叶利钦。但是，在叶利钦抵达议会大厦，跳到坦克上发表他那著名的演讲之前，“善良、勇敢的人们”已经在议会大厦周围设置了路障。一些女性手牵手在加里宁桥上站成一排，喊着：“我们是你们的母亲！”，阻止塔曼摩步师的坦克通过。

叶利钦在坦克上发表演讲

列宁格勒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Anatoly Sobchak）也和叶利钦做了同样的事情。但是在他们二人掌握局面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也许有36小时，政变者控制着军队和凶残的“特殊部队”，他们可以在反对力量发展壮大之前血腥镇压反对者。就在他们举棋不定之时，“一小撮”反对者变成了庞大的反对者群体，然后他们的政变也就随之溃败。政变者中的一些人飞到克里米亚，向戈尔巴乔夫哀求，希望得到他的赦免，但是叶利钦的人很快飞到克里米亚解救戈尔巴乔夫，并且逮捕了他们。

从政变失败的那一刻起，叶利钦和他的人马不仅实质上掌管了俄罗斯，也获得了对苏联的实际控制权。戈尔巴乔夫很久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陶布曼写到这里，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不在下了飞机之后直接赶到议会大厦，去那里迎接等待他的欣喜若狂的人群，恢复他的权威呢？答案似乎很简单：他担心赖莎的健康，想及早带她回家。但是无论他去不去议会大厦，他的时代都业已结束。他后来解除了政变者的职务，其中三人因为耻辱而自杀。但就在他回来两天之后，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最高法院的演讲时便遭人嘲笑。当他声称苏联内阁抵制了这场政变时，叶利钦递给他一份文件，上面显示，几乎所有部长都顺从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忙于和苏联的15个共和国就新的“联盟条约”进行谈判，根据这个新条约，这些加盟共和国将获得更大的自治权。但是乌克兰拒绝参加，开始了争取完全独立的努力；11月时，叶利钦突然禁止俄罗斯签署该条约。几个星期后，他背着戈尔巴乔夫，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在位于白俄罗斯的一个森林中举行了秘密会议，建立了独联体。苏联寿终正寝。戈尔巴乔夫的权力也不复存在。1991年12月25日，他在克里姆林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正式辞职。叶利钦看到一半就关了电视，派出两名上校将“核按钮手提箱”带到自己的办公室。

辞职讲话

陶布曼有时引用了太多内容上重复的史料（他的《赫鲁晓夫传》反倒因史料相对稀缺受益），不过，叙述戈尔巴乔夫失掉权力以后的几十年（1991年到2016年）的最后一章写得高明且清晰。书中还记录了1999年赖莎患白血病直到去世这段时光，在这最艰难时刻，赖莎的勇气，戈尔巴乔夫性格的坚韧和对妻子的体贴都得到了展现；这部分内容大多取材于戈尔巴乔夫措辞严厉的回忆录。他下台后设立了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专心致力于评论国际政治，并且逐渐提高了批评叶利钦的调门。在国外，他还是英雄，几乎是救世主般的人物。他很难接受自己在俄罗斯变得如此不受欢迎，继而无足轻重。陶布曼写道：“他对自己和自己的事业抱有过度自信，因而才会有勇气追求非常高的目标，最后贪功致败……当现实与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理想化的自我形象相冲突时，他经常会选择否认现实。”1996年，他参与竞选总统，但只得到0.5％的选票，票数位居第七。

他的梦想没有太多得到实现。他曾经希望俄罗斯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成为“欧洲大家庭”中的一员。据他的一位朋友说，如今戈尔巴乔夫承认，俄罗斯可能需要一百年时间才能实现民主。但是他还是为自己是这个漫长的历程的开启者而感到自豪。伟大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德米特里·弗曼（Dmitry Furman）称他为“俄罗斯历史上唯一一个虽然手握大权，但会出于道义的考量，自愿选择限制自己的权力，甚至甘冒失去权力的危险的当权者”。

尼尔·阿彻森（Neal Ascherson）, 苏格兰记者、作家，常年为《伦敦书评》、《纽约书评》撰稿。

本文选自《伦敦书评》2017年12月14日刊，《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