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三角大山里的修路人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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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几杆枪的中间了，声嘶力竭地劝男生们要冷静，“杀人不是那么好玩的，法律就是要保证我们做能做的事，阻止我们做不能做的事。”

他们听不懂我说的话，举枪跺脚挑衅，“谁还没开过枪一样，你打爆我的心脏，我轰烂你的头。”我分明听见拉枪栓的声音……

配图 | 作者供图

前    言

2013年11月，我决定去泰北山区支教。支教的机会是朋友推荐的，通过志愿者机构的面试后，我开启了3个月的“金三角”生活。

等到了那里我才知道，面对愚昧与罪恶，40年前就有人单枪匹马地改变了一些事——从前这里只有毒品和杀戮，没有脚下的路，更没有孩子的出路——那人凭一己之力，修了路，重建了一个又一个村庄。

当我看着孩子们的眼睛，我知道，这条路，早已修到了孩子们的心里。

从清迈转车过清莱，再北上到美赞（MeaChan），学校主任专门来接我上山。主任30岁左右，祖籍云南景洪，长得有点像英拉，漂亮又健谈，“我们家是从爷爷辈开始迁过来的，好像打过仗，具体我了解的不多，老人家不在了，以前也很少跟我们说起。”

车行半路，公路两侧有人卖菠萝，15泰铢一个，主任继续对我说：“如果你喜欢吃水果，山上有的是，我们这里很多人都种，是最便宜的东西……以前这里到处都是卖毒品的，真是要人命了，多亏了二公主（诗琳通公主，现任泰王拉玛十世的二妹妹），她亲自来我们这里帮助村民推行农业计划。”

来之前，机构里的负责人跟我们讲过金三角的情况，我自己多少也有点耳闻，但始终也不甚了解。等到置身其中，才隐约有一种恐惧感，“毒品”、“枪支”、“艾滋”这些词不断出现，在他们口中仿佛是再正常不过的东西。

泰北地区丛林茂密，山路盘旋，没多久，我们就遇到了关卡，有扛着枪的军人向我们走来。主任让我不要害怕，是缉毒检查站的例行检查，又转身用泰语对过来的军人说了几句话，他们便没有继续查看我的护照。车子继续往前开，主任说：“我告诉他们，你是我们山上的老师，从中国来的。他们说不用查了，可以直接走。平时他们可凶了，有时甚至需要塞钱……有一位王老师，他是最早来到这个村子帮忙的。”主任继续自言自语，“不过他现在也很少再来村子了，基本上是一个月一次吧，有时几个月都不来。”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王老师的名字。

车子还在道路上行驶，过了一会，主任说“进村了。”我四处张望，仍旧只见一条延绵的公路，便问她村子在哪里。主任指着公路两旁的低矮房子，“这就是我们村，沿着公路建的，这条路对我们很有意义的，其他的村子都是建在两边山坡上，我们这里比一般的村落要方便。”

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村里的路上只有老弱妇孺，青壮男子几乎一个都没有。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多数都被关在监狱里，很多都是毒贩。听其他老师说，主任的老公也在坐牢，不过是因为偷运炮弹被抓的。

过了大约40分钟，我们终于抵达建在山腰上的学校：一座只有一层的土砖房。学校有200多个学生，大多都是女生。加上校长，总共只有7个老师。校长是一名没有身份证的老难民，70岁了，其中有2位老师是从缅甸偷渡过来的，也六十好几了，其他4位是女老师。由于经费不足，老师们的工资还不到2000泰铢（合人民币450元），所以师资一直很短缺。

学校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当初三的班主任兼两个班的数学老师。初次见面，学生们在操场上排列整齐、唱歌鼓掌欢迎我们的到来，看着十分天真可爱。

当我独自走到教室门口时，一个男生忽然跑来对我说：“你信不信，我家里有枪，长的短的都有，我们家的枪没有全部上缴，你跑的有兔子快吗？”

说话间，旁边的女生把我拉到一旁，小声说：“我们这里很多人的家里真的有枪，他们不爱学习就算了，你不要去得罪。不是我们班的，你看见了也不要去多问。”

那位男生似乎不依不饶，又用手指着我，做出一个开枪的手势，“砰砰！”之后就笑着跑开了，女生追了上去，扯着他的衣服打，“你怎么敢对老师这样……”男生嬉笑着求饶，过来跟我敬礼，喊“老师好”。

我小时候也被同学戏弄过，但看着那位男生冷峻的眼神，我知道他并没有和我开玩笑。

| 几个未到上学年龄的孩子在操场上玩耍（作者供图）

没想到作为数学老师的我，第一节课，就被学生拉住谈起了法律。

孩子们向我提问，“听说您是学法律的，想问问您，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身份证，您知道有什么法律能帮助我们吗？”我没法回答。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远征军的后代。父辈们为了保家卫国走出国门，一直没能再回去，分散在缅甸、泰国等地，成为当局眼里的乌合之众。后代侥幸在此地繁衍，却无论如何也要不来一个身份。

看着大家殷切的眼神，我却只能说，你们还有学校可以接纳，能在教室里读书，总会有改变的。

就有学生接话道：“教堂的王老师也是这么说的，既然你们都这样说，我们就不用怕了，先读书，总会变好的。”

再一次听人说起王老师，我忍不住好奇，这么受人爱戴的一个老师，究竟是个什么人？为何几个月才过来一次？而且，泰国人普遍都信佛，到处都是寺庙和佛像，唯独这个村子的人信奉基督教。做礼拜时，不管有多忙，他们都会放下手中的活，即便是雇佣工，都会走进教堂，待一个上午。

礼拜日那天，几乎所有学生都要请假去教堂，不批假也要去。我也和他们一道来了教堂——那是村里最漂亮的建筑，平顶加盖琉璃瓦，绿色的外墙看着充满了生命的气息，大门上面分别用中文和泰文写着“约书亚大楼”，能容纳上百人，单是坐在里面，就让人感觉安详。只是，王老师仍旧没有回来。

往后的课程进展一直不太顺利。我先是数次面带愧色地告诉学生，自己学的是中国的法律，能为他们做的不多。很快，又有女生说：“老师，学数学不好，容易老。”我却没法说出，学好数学到底有何用。

不过，我终于渐渐熟悉了环境，敢四处逛逛了。

在这里，每个学生见到老师，都一定会先敬礼，再喊“老师好”。我很享受这份小小的愉悦，便每天早晨起来站在离宿舍不远的马路边，看着每一个学生向我敬礼，然后我再向他们挥手。

| 我在晨光里，等学生走过（作者供图）

可没过几天，就有女生在敬完礼后对我说：“老师你不要经常站那里啦，我每次看你那得意的样子，都像坤沙，听说他就喜欢被人崇拜，祸害四方。”

听到有人说坤沙，另一个男生便跳着跑了过来，拍着胸膛说：“他叫张奇夫，是我偶像，不过他不懂享受，自己不吸，我就不敢说了，很快活的。”说着，他又耸了耸鼻子。

坤沙是这里的“大名人”——著名毒枭，军阀。1989年金三角毒品贸易达到最高峰时，坤沙控制了整个金三角地区80％的毒品贸易。他在泰缅边境地区建立了一支数千人的贩毒武装，在泰北美赞至少控制了10个村庄，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王国”。

男生的话又一次让我有些发愣。环顾四周，我的宿舍前面是一个小花园，蜜蜂飞来飞去，一只小猫在玩自己的尾巴，旁边两棵树上挂满了木瓜，水田里开了漂亮的红莲，头顶上的天空湛蓝。到处都是一幅恬淡美好的景色，可从前这里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我忍不住想。

| 我宿舍前面的小院（作者供图）

慢慢地，我偶尔也能看到一些过去的痕迹。

有次我正在教课，窗外有3个男生忽然在地上打起滚来，他们流着鼻涕口水，双脚乱蹬，手里还拿着刀。我准备出去帮忙，班里学生阻止我，说他们是毒瘾犯了，让我不要出去。

我拿着水杯还是走了出去，一个男生把刀扎到泥地里，“老师你赶快走，我很快就控制不住了，等下要不就是我爬远一点，要么你躺在这里，如果你身上没有药。”

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几个女生跑出来把我拉回教室，心中百感交集。其实这里多数学生的日子过得还不错，骑摩托车上学，隔壁大概800米处是一所泰文学校，也不用交学费，学校每学期发4套校服，包一顿午餐，条件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可贩毒、吸毒的孩子还是随处可见。

来这里一个月了，我不论教些什么，孩子们的生活看似也没有任何变化。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也轮不到我想太多，几天后的晚上，我就站在几杆枪的中间了。

两个男生因一件小事发生冲突，不一会就来了两拨人互殴，我过去拉架却被挤到路边。其中有一个男生身上被割了一刀，发出了惨叫声，一路哭着跑回家，抱着一杆步枪就冲了过来。另一边毫不示弱，“我们藏在草里的枪威力更大。”

互殴很快就发展成了火拼，我赶紧让人去叫村长，自己站在旁边声嘶力竭地劝他们冷静，“杀人不是那么好玩的，法律就是要保证我们做能做的事，阻止我们做不能做的事。”

他们听不懂我说的话，举枪跺脚挑衅，“谁还没开过枪一样，你打爆我的心脏，我轰烂你的头。”我分明听见拉枪栓的声音，朝他们喊：“你们是要连老师也干掉吗？我是最怕死的一个人，如果你们现在停手，上帝会赦免你们的罪，我也能活。”

终究，那两个孩子没有开枪，我被吓出了一身冷汗，村长很快过来把他们带走了——那里的人都知道，村长是真玩过枪的，他什么都敢干。第二天我就病了，躺在床上下不来，全身打摆子。去医院后，我才知道泰国的医疗也是免费的。

我是真的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

我抱病在床的这几天，王老师突然回来了，还有几位美籍华人和他一起。

王老师大约70来岁，有点秃顶，爱开玩笑，他问我泰语学得怎样，能不能和隔壁学校那些温柔漂亮的女老师好好交流。一旁的王师母留着短发，衣着朴素却气质过人。

一位华人大叔告诉我，王老师是上海人，1949年王老师的父亲动用专机将妻儿接到了台北，“王老师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是马英九的学长，做过一段时间的律师，如果继续做下去，至少能成为一个立法委员，骂骂陈水扁呀。”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问大叔，“那王老师现在是……？”大叔还没回答，王老师就走了过来，自己接了话，“就这样一个秃了顶的糟老头。”大家都笑了，临走，王老师还邀请我下午去教堂坐坐。

台上的王老师声音洪亮，满含着激情，一直在问大家问题。

“大头，你现在一定还去大其力吧？不过次数少了也好，不管有几次，一下是戒不了的。”台下正襟危坐回答问题的，是一位50多岁的瘦小老头，听说他过去常开车去大其力赌博，车里满是现金，如今却只有一个树枝作拐杖。“你留着一条命，就是为了回头望、向前看的。”

之后，还有一位吸毒多年的老人上台做了分享，“我戒毒好些年了，但是瘾一直没消。我骗谁也不能骗王老师，当年我是瞧着你晒屁股把这个村建起来的。你过来我安心……”

从大家的只言片语中，我对王老师的经历越发好奇了。聚会结束，我与王老师一起聚餐聊天，忍不住问起他当年被专机接到台北的事。他否认了，说飞机是坐了的，“不可能是专机，家父没那么大能耐，可能是以前有人为了保护我，把我的家世传得神乎其神，好像随时能调过来几个师一样。”

上世纪80年代，王老师和王师母听说这里居然还有战争发生，便过来看看，“我也是在主的引导下做事情的……当时由不得我，看到那番景象，我不得不做。”

当年这里盘踞着多方势力，到处都是关卡，日夜搜查路人有没有携带鸦片，守卫们看谁不顺眼就直接开枪，倒在路上的尸体也没人敢收。

王老师刚来的时候一样被搜身，被搜走了部分美元。有个领队认识他父亲，见他是个读书人，便没多为难他，只是踢了他一脚。王师母没被搜——扛枪的那些人有自己的原则，杀人可以，奸淫同胞妇女却是重罪——这是那个领队心里唯一的法律。至于坤沙那边的人以及其他对手，他们不敢保证，只能建议王老师早点回去。

王老师没有走，和妻子住在以前传教士搭的一个草棚里，“一个法律人最悲哀的，就是来到一个没有法律的地方，那这样我就该回去吗？”

那时，山里还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王老师决定留下来，用锄头凿出一条宽敞的路，“我暂时做不了大事，这里只有盲肠小道，太闭塞，就算要起飞，还得需要一段宽阔的跑道助跑。”

脱掉西装，借来农具，从第二天开始，一点一点砍树挖地，王师母就跟着用箩筐一点一点地运土。一开始，村里人都笑他们，“这读书人拿锄头的样子总是不对劲，一锄头下去只能钩那么一点土上来。还有他婆娘，箩筐里的那点土换成米还不够煮一餐饭的，这是在做什么啦？跟土地公公这么过不去。”

一个星期过去了，周边扛枪的人也好奇起来，问他们要干啥。

王老师的想法很简单，“有了大路，看着就繁华了，这里就能聚拢人气。”

扛枪的人大笑不止，折一根树枝，指着整座大山问：“这里没得吃的，只有尸体，还有那碰不得也得碰的鸦片，我们活一天赚一天。你跟我说繁华？”

王老师不争辩，好在也没有人真正反对他修路，大家都这么看着，像看戏一样，却不靠近。一个月后，出现了第一个追随者，是个7岁的小孩，说自己喜欢捧着沙土玩，他要盖新城堡。

3个月过去了，路越来越像样子了，虽然一天只能铺不到1米，但日子久了，路就长了。

然而，就算平时相安无事，都会有人过来挑起事端。

绝望的气息让人太压抑了，那些留下来的老兵被当地政府拉去和人打仗，回来还是一无所有，就有很多人把打架和吸毒看成是日常。王老师说，自己曾亲眼目睹了一场火拼，大概有几十个人随便找个掩体就进行对射，他们都曾身经百战。

王老师扛起锄头就往安全的地方跑。有人看见他跑，劝他说：“跑没有出息，我们几经辗转，还是要靠枪杆子活命，给你一把枪，你看谁对你不利，你就开枪，你不杀他，他就杀你。在这里，只要有枪，杀人全凭自己的喜好。”

王老师把枪推开了，“我不是不会开枪，就算别人拿枪打我，我也不会开枪杀人。我是一个法律人，生命不能随意践踏。”

火拼还没完，零零星星的枪声还在响，王老师看着横七竖八的尸体，又跑了回去。有人问他拖尸体干什么。他又回答，“得让他们入土为安，我无法阻止他们选择怎样一个活法，但不能让他们曝尸荒野。”周围人佩服他的勇气，“王先生是真不怕死，尽管他的命看着最金贵。”

尸体被掩埋以后，路还得照样修，王老师回头看，跟他一起挖地的人又多了三两个，半年后，差不多有一个排，以前做过工兵的人也来了。

“王先生是这里唯一没有摸过枪的人，连小孩子都玩枪，他没有。他才是真正不惧生死的人，这里最凶狠的人都怕死，枕头底下一定放着手枪，只要稍有声响，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拔枪，这就是恐惧。”

两年后，这条路就修好了。王老师最初的想法是，他或许要耗上大半辈子才能修好这条路。

多年后，我站在这条马路边，上面铺了柏油，旷阔悠长，能过两辆大货车，学生在朝阳里飞快地往前跑，他们气喘吁吁地向我敬礼，偶有抱怨，却不再恐惧。

路修好以后，王老师开始找木工盖房子，工钱他付。

王老师原本想盖一间教堂，却发现另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村子里面，大点的孩子在玩枪，小点的就在没来得及掩埋的尸体旁边玩，“小孩没人管，迟早会对生死麻木，他们必须接受教育，才会尊重生命，敬畏死亡，才能踏着这条路出去。”

为了给村子盖间学校，王老师特意飞回家拿钱，这次终于没有人抢他了。他对房子的质量要求高，专门从台湾找工程师，“学校必须得坚固，哪怕在这里刚打完一场仗，它得在。”

如此又折腾了一两年，学校盖好了，却没有学生来。王老师进草棚劝家长，都被婉拒，“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我们不拿枪，是活不了多久的，认的字再多，防不住子弹。”王老师说，自己当时说话时，清楚地看见有家长握紧了手中的枪，“他可能受了刺激，想一枪崩了我吧。正因为他们在意别人说他们是毒贩，说他们的孩子也会变成毒贩，才有这么大反应，他们应该还没完全麻木。”

开学那天，台下只有一个“女学生”——这个和王老师一样毕业于台湾大学的“女学生”，认真地听着王老师讲课，从学国文，算术，到音乐。后来村里人说，王老师真是个公鸭嗓，远没有台下这个跟唱的“女学生”好听，“小孩没事过来学学唱歌倒是可以的。”

就这样，当了几天“女学生”的王师母成了学校的第二位老师，两个老师教一个小孩，孩子是来学唱歌的，既然来了，学点别的也没关系。那个小孩很快能在路上用树枝写字了，唱的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后来，孩子们终于多了起来。王老师宣布，现在送小孩进学校，得谈条件，还是不收钱，但大人必须开荒种地，种茶叶咖啡都可以，他从台湾带种子过来，种好了以后，他负责拿去卖给山下的泰国人。王老师自己也开荒，“穷苦人家的孩子流落在外，就算给人贩毒运毒，也不过只是能填饱肚子，自己种水果茶叶去卖，不用卖命，能赚一样的钱。”

直到后来，泰国政府在此地进行替代种植业计划时，小村子早已不再以种罂粟为主了，地里瓜果飘香，教室里书声琅琅。尽管还是有学生去贩毒，“但不是所有人都去，有些人懂得选择了，在罂粟和茶叶之间，只要有人选择茶叶，我就知足。”

我特意问过现在的校长，我最喜欢的村里的两棵木瓜树下，以前种的是什么。其实不用问我也知道，之所以几次追着他问，是想多听他讲几句王老师以前的事。

| 过去，这里种的是连片的罂粟（作者供图）

村里的孩子们渐渐长大了。在山上种茶叶、咖啡虽能解决温饱，但生活依然清苦，开始有人觉得贩毒越来越赚钱，有钱了就有身份。

“这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最好的选择就是他们有更多的选择。”王老师不想让小孩长大后只能在种植和贩毒中选择，他希望这些孩子能接受泰国的教育，但泰国政府拒绝了。而难民这边，始终认为泰国是异族。

王老师带我去过那些难民的墓地，所有墓碑都朝着北方，“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回到中国，那才真正叫落叶归根。他们不是移民出来的，想回去。”

王老师曾苦口婆心地劝他们，“你们暂时回不去自己的土地，就在这里先扎下根。这么些年过去了，你们之所以还有很多人不爱惜自己的命，就是没有归属感。”

“现在的孩子如果不接受泰国的教育，那他们就会被孤立。泰国有很多移民过来的中国人，他们懂泰语，赚了钱，早融入其中了，有些还到了政府部门。这里的孩子也应该这样，否则连自己家乡的模样都看不到，还谈什么近乡情怯。”

90年代初，王老师将自己亲手建起的学校“奉送”给泰国政府，学生由他们安排，课程由他们定，“只要你们肯派泰文老师过来，给他们身份，与泰国的学生一样接受正规的教育。绝不强制你们教中文，我们自己会想办法教。”

泰文老师过来的那天，王老师很激动，将自己的东西一件不留地搬了出来。“有谁敢拿枪对着这所学校，也就一定会有人拿枪对着他们，得为子孙后代打算。”

如今，这里所有的学生各个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泰语，而他们的父辈只能勉强听懂几个词。有次上课，我提到了我们中国人一直对故土有很深的感情，有学生说：“我们泰国人也是。”

刚好路过窗口的校长听见了这句话，有点不高兴，“你们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便有学生回答：“我们没忘，我们流着中国人的血，但我们现在生活在泰国。”

之前的中文学校被泰国政府接手以后，王老师又到处联系各大商会，重新建立了一所中文学校。泰国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提供支持，但也不干涉。学校自负盈亏，从来没有找政府索要经费，“接下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

后来，王老师又去了别的地方，那里还是什么都没有，只有满地的罂粟花，他像过去一样，重新拿起了锄头，“最艰难的事，我这里都做了，接下来就容易多了。”

那一次，他开车带我转了3个村子，我们也聊到了自己的专业，“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法律人，我做这些事，都是基于法律秩序，现在这里好多了，剩下的得由你们年轻人去办了。”

尾声

支教的那段时间，我把村民的家挨个儿跑了个遍，也问了大头叔，为什么王老师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这个村的男人还是被关进了监狱。

大头叔有他的看法，“欲望一直都在，王老师只是让有些人有了精神信仰。在毒品横行的小环境下，肯定有也有不信他的人，不论在哪里，总是有人难挡金钱的诱惑。”

老人拿出一个水烟筒，先是放到鼻子边闻了闻，然后又放下，“王老师能改变一小部分人已经很不错了，我看着他从一个帅小伙奔波成了糟老头，学校里不是还有那么多读书的娃娃嘛？有人跟着王老师走，就有人一直按照原来的方式搞钱。”老人说自己戒毒并没有捆绳索，“他从来不拿枪，也不捆人，我就在他面前戒了毒。”

再次回到讲台上，我顿然踏实了很多。我问学生们以后想干嘛，只有一个人告诉我，想学财务去银行上班。其他人都说，读完这一年，随便做点什么都好。

上课的时候，还是有学生对我说，学数学没什么用，你不用这么认真地教我们。但我还是拿着三角板认真地画图，一遍又一遍地给他们讲解公式；一个女生的妈妈得了艾滋病，没有人敢进她的家门，我作为老师，当然要去看看。

学生们也说我越来越像教堂的老师了，像传教一样，一直不停地唠叨，要读书，要一直读下去，外面是一个有希望的世界，他们在这里待了这么久，该出去透透气了。

如今再回首那段时间，我其实已经不太记得自己是否称职了，只知道要走的前几天，有学生哭了。随着时间推移，很多人的名字我都不记得了。

2018年底，我坐在办公桌前打盹，突然收到一张合照，是一位泰文学校的老师发给我的，我看里面的人有点面熟，却又想不起来。过了一会，手机上传来视频通话，是那些学生们。她们告诉我，我带过的那个班，后来所有人都上了大学。学生们一个个冒出来问我，她们是谁，我结结巴巴地喊不出名字来，却一下想起了王老师。

我很庆幸自己走了一段他修的路，这条路越来越宽阔、悠长。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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