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国”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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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常看到有人把中国戏称为“你国”,起初颇感不惯,很多人更是反感、抵触,但我现在倒渐渐觉得,这或许是一种新的国家意识。

毫无疑问,“你国”一词是对戏仿自历来惯称的“我国”。自****近代以来,中国各政治组织的动员机制,多诉诸一种“我们感”(we feeling),即强调国民人人有责、且责无旁贷,务必为集体无私献身,以救亡图存、共克时艰。所谓“主人翁精神”、“人民当家做主”云云,固有一定的权利赋予,但究其实仍是动员手段。

在这样的集体主义氛围下,每个人都被假定应当无条件地奉献自己的力量,必须深明大义地“舍小家,为大家”。甚至统治精英与人民之间,也须一再强调彼此一家,“军民鱼水情”、“人民子弟兵”等等,在在强化这种人我不分的意识。既然彼此一家,无私奉公,那么个体利益也无正当性可言,故此须“狠斗私字一闪念”。

由此可以理解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既要你发挥主动性,却又“严禁突出个人”,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做才对?答案是:这里的“我”,不是作为私人的自我(ego),而是“作为集体一份子的我”,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换言之,这需要人们将社会的角色规范完全内化,自觉自愿地完成被赋予的使命。

回想下《大话西游》就能明白这一点:孙悟空本来一直抗拒去西天取经,对师父唐三藏更是难以忍受,然而他最终开悟,戴上金箍,决意不顾艰险,承担起取经的重任。在儒家传统中,这被视为“成人”的必由之路:个体放下无约束的自我意识,主动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不只是头衔而已,而是一种角色规范,用俗话说便是“做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做儿子也要有儿子的样子”。

“我国”的意味,由此也就意味着“我主动认同为其中一份子的那个国”,还隐含着“做一个合格国民”这层意思。不仅如此,就像吴飞在《浮生取义》中所说到的中国家庭政治中一样,每个人都要积累“道德资本”,也就是“一个家庭中被公认为对全家有益的言行或地位”。也就是说,个人的“自我”要立足,必须使自己的所作所为看上去是有益于集体的,而不能“自私自利”

(昨天地图有残缺,谢谢许多人善意提醒,特此致谢@树栽人,还帮我P好发来)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我们感”的唤起,本身需要激发人们认同奋斗目标,自视为其中一分子,国族自豪感、集体主义视角(“国家也不容易”之类)都由此而生。这被激发之后,的确强大无匹,但如今个体主义兴起、阶层分化、上层又未能及时响应权利意识,越来越多人遂察觉到这种“我们感”其实是极具欺骗性的——“你”和“我”并非不分彼此,甚至口口声声说“一心为公”的,其实也都难免带有主观倾向和自身利益

于是,人们开始对这些话语产生动摇、怀疑,进而免疫,或觉所谓“我们”,其实和“我”无关;你说的“我们”,常常也并不是“我”自己的意思。“你国”、“被代表”等嘲讽性的话,无不隐含这层自我意识。在一个主体性觉醒了的自我个体面前,要想再去诉诸这种“我们感”,变得比以前困难多了。

所谓“你国”,意味着这个“国”不再像家庭那样是原基性的了,而是像公司那样一个自己可以选择的组织:如果它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和利益,那“我”很难对它产生认同感,那是你们的国,不是我的。在这里,已经不是“无论父母对你做什么,总归你是父母”那样无条件的认同,而变成了有条件的忠诚。

这种疏离感和主动认同的意识,对中国而言是非常现代的,因而毫不奇怪,直到甲午战争后的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身上才开始萌生。康梁虽然主张变法,但康有为的学生何树龄就曾将“大清”改称为“大浊国”,这可谓是这种用戏仿来表示自己在国家认同上的疏离感的先声。

但更为普遍的,则是一种特殊的自我意识,那就是“我爱祖国,祖国却不爱我”。1979年,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轰动一时,后来据此改编的电影却遭禁演,就是因为它直白地表明了这一痛苦。杨奎松曾说,这段话“不仅混淆了‘祖国’与‘国’的区别,而且头一个‘祖国’与后一个‘祖国’也远非同一个意思。”但这毕竟是意识分化的第一步。

这种“爱”,既可能是原基性的自发纽带(就像我们本能地“爱父母”),也可以说是一种主动认同。对于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人来说,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归属于某处和‘参与’有实质的关系”——如果你在某一社群中没有参与的权利,那就很难有归属感,不会觉得这是“我的”,因为这牵涉到一个平凡世界的每日生活中与他人共在。

海外移民会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他/她是刚从外面到达本地社群的人,原本没有资格进入,是否觉得自己属于其中的一份子,事关一个人的理性选择和复杂互动。一个人在海外仍保持“我的中国心”,虽然广受赞扬,但其实和“祖国的陌生人”一样,都是对自己日常所生活的社群缺乏归属感。正如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所言:“民族乃是全体公民的集称,他们拥有的权力使他们与国家利害相关,因此,公民才会真心觉得国家是‘我们自己’的。”

常常为人所忽视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即便是“我国”,其内在的意味也变了:它已经未必仅仅是个人无条件认同为其一份子的那个集体,而在不知不觉中被替换为新的内涵,体现出一种新的权利意识——“既然是我们的国家,那就应当响应我们的权利诉求”。

在当下撕裂的社会舆论场中,这一点可能很难被接受,遑论得到理解。很多人只是将集体倾向的年轻人简单地贴上“小粉红”的标签了事,但却未能解释这样一种似乎矛盾的现象:为何一方面是年轻人中个人主义兴起、权利意识高涨,但另一方面却又更“粉红”了?即便仅仅看看周围,都能看到这两者在很多人身上交叠出现。

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社会心理变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这正指示着中国政治构造的重要调整,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进入到了深水区,正面临着从原先那种传统的模式向更具弹性的模式转变的关口。

在此不妨对比一下近代英美的情形。历史学家Maya Jasanoff在《自由的流亡者》一书中指出:美国独立战争时,站在英帝国一边的效忠派虽然选择了对国王效忠、对帝国尽责,但他们构成复杂多样,作出效忠的逻辑也大不相同,他们“显然并非无条件地拥护英国统治者”,相反,他们在流亡英属北美等地时,对当地总督们提出了各种政治代表权要求,“其诡异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他们的爱国者同胞们提出的要求”。1800年弗里敦殖民地的叛乱表明,这些效忠派甚至和之前的美国爱国者一样,与帝国官方彻底决裂。

英国是世界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因而它的遭遇或许可以说正是后发国家也要经历的困境: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大众的权利意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其中难免有些人激进,有些人保守,但即便是保守的那些人,也不是说没有自己的权利诉求,他们只是觉得只有在原有的框架下才能更好地满足这些诉求。他们的差别只是寻求在体制外还是体制内来达成。

问题是,如果这个框架真的毫无变动的话,其实是无法响应其权利诉求的。也就是说,现代化进程的结果,势必要求更新原有的框架,更好地满足其支持者。事实上,**忠诚者所带来的挑战也许更严重,也更有可能实现:它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诉求,那就是从内部变革制度框架,来响应自己的诉求。**这将是真正的“老革命遇上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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