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优先”的回旋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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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平海镇上林村，欧某中的简陋房屋

10月10日，莆田平海镇上林村发生一起重大暴力事件，55岁的村民欧某中在造成邻居一家2死3伤后潜逃，而起因，据说只是因小事引发的口角：台风过境，铁皮被风吹到被害人家的菜地，他跑过去捡，却被邻居诬指是有意用铁皮压坏菜地。

为什么这样微不足道的口角竟造成如此严重的恶性事件？案发后，当地的村民矛盾才终于揭开一角：嫌疑人在过去长达五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到处呼告喊冤，因为他家的老屋拆除后，受邻居阻挠，迟迟未能原地建房，他和89岁的老母、30岁的儿子这一家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就只能挤在一个简易棚子里。

值得注意的是，这还不仅是“下雨天漏风又淋雨”的居住条件问题，在农村，这样的破屋意味着他已成年的儿子将很难娶到老婆——谁愿意嫁到这里来？

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他四处求救，他在烟盒上记满了各种电话，直到最后一刻都选择相信这些官方渠道，但却从未得到理睬。他甚至花600元买了个手机，上微博发声（为此还花了20元开通会员），也曾衷心祝福祖国、河南加油，但直到他出事，他那条求告的微博才突然被万众瞩目。

看得出来，他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不仅有错别字，甚至连自己名字也前后不一

老屋危房400平米拆掉后，邻居连150平米也不让他建，一家人只能在那样的环境底下栖身，可以想见他这么多年来受到了多少有形无形的阻挠。相比起来，旁边的邻居一家四层、一家六层半，肯定都超标违章了，却都没事。

不仅如此，据说他平日为人向来善良老实，还曾下海救过一个6岁的孩子。这两日来，他的处境在网上受到广泛的同情（这正是他以前想要而一直未能得到的），被普遍视为“老实人被活活逼疯”的例子，是“被欺负到活不下去”以至于忍无可忍才爆发出来。

一时之间，无数人都在问同样的问题：是什么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人逼成了杀人犯？——实际上，这个问题或许应当反过来理解：很可能正因为他一贯“善良老实”，才被人欺成这样。

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些未经证实的消息都不足为凭，在他归案、查明真相之前，不该对他寄予太多同情。也许过不多久，“等反转”之类的声音就会涌起，进而指责对杀人者的同情是在纵容犯罪。

事实上，这样的论调已经出现了，微博大V“燕子sxsxsx”说：

再强调一句：嫌疑人在逃！在逃！在逃！

嫌疑人一天不归案，就存在他扩大报复对象，从报复邻居演变为报复社会的可能！

你们一个个圣母心泛滥不关我事，能等嫌疑人先归案了再说么？

水军太多，再加一句：所有报复社会的行为，都是绑架整个社会为人质，以获取社会关注和媒体报道，唯一解决办法就是禁止公开报道其背后故事，把他们的发声渠道给堵死。

到目前为止，在这条微博底下仍是一边倒的反对，最高赞的一条留言反问：“让一个一辈子都在农村家里生活、工作、交际的人，在五六十岁的时候因村霸欺凌就背井离乡去城市买房就是出路吗？”

显而易见，当下的公众情绪都认为这是“受欺压的好人寻求正义而无法实现，被逼无奈才最终选择暴力”，也是在这个逻辑之下，很多人认为问题的根源是在于基层政府的不作为，没能为他主持正义。

实际上，胡锡进的评论虽然反对同情他，认为杀人须无条件谴责，“在道德层面也不应为他提供任何开脱”，但也强调基层官员是否有不作为应严查。换句话说，如果有“好官”为他“做主”，那么这一悲剧本来不该发生。

这样，舆论的焦点就都放在了对当事人的道德审判和“清官”期望上，但问题的根源真的是这样吗？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地方上不作为的问题，但更进一层看，此事还有更复杂的面向。

根据莆田市政府2020年8月25日发布的农村宅基地和建房管理文件，“农村村民提出宅基地用地建房书面申请后，村委会须审查有无影响相邻权利人利益”——简言之，你能不能在自家地上盖楼，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还得有邻居点头同意。

当然，文件虽然是去年才出，但相关的精神，各地在六七年前就已落实了。之所以要出台这样的新规，本意正是因为考虑到各地农村在建房过程中，最容易出现各种邻里纠纷，影响社会的安定和谐。在“调解优先”的方针主导下，充分照顾邻里的权利和感受，似乎就成了息讼止争的一剂良方。

确实，在国外也有类似的操作：老宅翻建时，需要向当地政府提交四邻同意书。只不过，欧美各国的产权都相当清晰，买房时就能清楚地得知能否翻建、翻建到什么程度（连高度、立面、绿化都有具体规定），只要在规定允许的范围内，邻居确实没有什么理由阻拦。就算有纠纷，法庭上把规则拿出来一对照，责任在哪边就一清二楚。

然而，这种“看上去很美”的理念，落到国内权责不明晰的环境中，顿时就成了一锅粥。本来很多地方的宅基地规范就不明确，房子都是歪七竖八密密麻麻，唯一能被各方接受的就是历史现状。

麻烦的是，新建楼房必然会打破原本被默认的微妙平衡，因为这等于是改变现状，需要在调适中重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此时，几乎无论在哪里，都是邻里纠纷最容易集中爆发的时期，因为国内并无明确的、由法律界定并得到保护的权利边界，甚至就算你完全符合政策法规，邻居仍会以各种理由来闹，说你影响到了他们。

这样，到头来就出现了一个讽刺性的结果：本来照顾相邻权是为了减少纠纷，但在现实中，由于个体的权利并未得到明确的界定和保障，相邻权反而变成强势的邻居利用来阻挠、打压弱势个体实现自己权利的工具，而地方治理又秉持息事宁人调处的和稀泥态度，任由你们“自行协商解决”，最终是弱势者的权利遭严重侵害，反而导致矛盾激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莆田的这一事件中，虽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宗族欺压”（欧姓是当地小姓），但现实是：像这样的悲剧，其实是宗法社会崩坏的过程中出现的。因为原先的宗族秩序要安稳，势必也有一套维持公义的机制，有说话能算数的调解人，但到如今，这些都缺失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弱势者唯一还能寄望的就是更高的公共机构主持正义，然而近些年来却又偏偏以“调解”为主，试图让社会的基层单元自行解决矛盾冲突，以减轻治理负担，试图避免各方在对立的权利诉求下走向矛盾激化。这里的盲点在于：“调解”的出发点是乡村“小共同体”仍能有效地维持自身的和谐，但这个基础本身其实已经崩坏。

必须说明的是，这绝不仅仅是发生在福建乡村的悲剧，因为这样权责不明引发的纠纷，即便在大城市里也并不鲜见。在北京，近年来装修都要取得“四邻同意书”，而在上海，甚至还有“连开五年的震楼器”这种奇闻。

由此引发的纠纷都隐约可见我们的生活现实：社会治理中注重维持基层单元的“和谐”多过保护个体权利，但由于权利边界模糊，强者得寸进尺，这种表面的和谐却是以个体的屈辱忍让才勉强保持着。

原先，中国人的生活哲学是讲究彼此顾及忍让，顾及对方感受和利益的，但这其实有一个隐性的前提，那就是“忍”和“让”能换来道德资本，是获得共同体肯定的行为，所以才有“吃亏是福”的说法。然而如今，当小共同体瓦解，忍让就无法换来任何东西，吃亏就真的是“纯吃亏”。正因此，弱者到头来发现“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越来越亏”，即便要维护自己应得的权利，都得诉求权力博弈的激烈手段。

这远不只是“农村宗族恶势力”和“地方上不作为”而已，而涉及到国内社会现实中的痼疾：原本能调解人群关系的传统机制已告失灵，如果不去清晰界定人们的权利边界，一味息事宁人，到头来反而可能走向反面。也正是这样的极端个案提醒我们：仅靠一个“好官”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此时我们唯有向前走，坚定在法律框架下维护个体权利，才有可能以此为基础，重塑新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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