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刘兵、田松的反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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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刘兵、田松的反转论

作者：黄未原

我在《评郑风田的辩论方式和态度》一文中，把郑老师所代表的那类反转基因派归为对新科技知识不求甚解的直觉怀疑派。这次凤凰网邀请的持反转基因立场的嘉宾中还有两位是哲学专家，他们的立场及其理由很独特，和其他学者都不相同。本文主要针对清华大学刘兵老师的观点做些评论，附带也对北京师范大学田松的发言表达一些看法。

一

刘兵老师在辩论会中表达的观点大致如下：

1．科学家的职责是研究自然规律，他们对科学的东西有发言权。科学史专家的职责之一是研究科学家及其行为规律的，所以科学史专家对科学家的行为有发言权。　　2．科学家是个利益群体，科学家的研究结论受到利益控制，因此是不客观不可靠的，值得怀疑。科学结论从来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正确，从这点来说，科学结论也应该被怀疑。　　3．科学家有个倾向，有意无意地要剥夺别人对科学结论的怀疑权力，这是不可接受的。　　4．虽然科学家的结论值得怀疑，但刘老师认为科学成果还可以被应用。关键是要看怎么用。　　5．按照刘老师的观点，科学家的成果首先只能应用于局部范围，限制全局的风险。比如飞机失事只影响局部，所以是可以用的。　　6．其次，要有知情权，要有选择权。比如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还是可以选择吸或不吸。　　7．再者，可以为了科技领先为了国家安全考虑而进行研究，但不一定要在实践中使用。比如原子弹。

具体到转基因，刘兵老师的意见是：　　1．没有一个明确的反对态度，但是也不敢说它没有风险。根据刘老师目前得到的信息，他表示转基因是有风险的，认为有很多旁证。　　2．刘老师认为转基因的影响是全局的，是不可逆转的，这是它的特殊性，所以不应该在实践中推广。　　3．转基因食品如果一定要上市，必须标示，让消费者有选择权。

二

我在《评郑》一文中曾经归纳过转基因争论的五个基本问题，前三个涉及转基因食品“是或不是”有毒的问题，它们是后两个涉及“应该或不应该”应用推广的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一般的逻辑是，只有对“是或不是”有了清楚的理解，才能理性地思考“应该或不应该”的问题。

如果不追究事实，只从逻辑上说，我觉得刘老师的观点没什么不对。是的，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有风险，任何解决问题的行动计划也都会有替代方案。但是，和郑老师一样，刘老师并没有针对转基因食品到底是否有毒这个基本事实给出自己确切的回答。或者说，刘老师的反转基因立场，和郑老师一样也不是建立在对转基因食品到底是否有毒这个基本问题的清楚认识之上的。他只是含含糊糊说：不敢说它没有风险，根据目前的信息，会说它是有风险的。

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百分之百没有风险的？转基因的风险到底有多大？为什么认定转基因的风险是全局的？和其他杂交育种的作物比较，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到底比它们大多少？风险范围又比它们更广了多少？

我把郑老师不深究这些（应该是属于科学领域的）具体事实问题的解释，归于他对待科学技术知识有点懒惰的、不求甚解的态度。但是，以刘老师的发言来判断，他并不是不知道科学界对这些问题已经有结论，只是他不相信科学家的结论。为什么呢？刘老师表示，他对今天的科学，对今天的科学家们，都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确实我觉得这个场合我们不是在讨论转基因的科学知识普及这样一个科学界的争议的一个合适场合，这个应该由科学家内部去说，如果科学家讨论转基因研究有没有争议或者什么的，我们现在是在讨论科学家这个争议我们能不能相信。”

“科学，今天不再是像过去人们理想中的那样一个纯粹中性的，它是和利益和各方面因素，联系在一起，由于这样一个背景，由于这样我们看到的证据，所以我持一个怀疑态度。”

这样，在哲学专家刘兵老师面前，人们不必在科学的层次上讨论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就算科学家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他也不相信，不接受。

意见分歧的双方要有效地讨论问题，首先要有共同语言，要知道彼此的共同立场。从那个共同立场出发，才能找到相互之间真正的分歧所在，然后再针对分歧上的关键点，以事实为准寻求达成共识。通常认为，转基因食品到底有没有毒这样的问题（有别于转基因技术应不应该推广的问题）首先是个科学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双方都把尊重科学作为讨论的共同出发点，才能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沟通。但是，尊重科学这个共同基础，在刘老师这里不存在了。

于是我就在考虑，什么是我们可以和刘兵老师这样的哲学专家继续沟通的途径？在转基因问题上，什么是我们和哲学专家之间可能有的共同语言？

我想，无论是街坊大妈还是学者君子，只要是个正常的人大概都会同意，“摆事实，讲道理”是发表意见讨论问题的基本原则。尽管刘老师说科学家的科学结论不可信，并认为转基因问题首先不是科学问题，但他也把“据我得到的信息，应该说有风险”，“风险是全局的，不可逆”等这些他含含糊糊地坚持着的“事实”，作为他反对推广转基因技术的直接理由。因此，我假定刘老师也是同意“摆事实，讲道理”这个原则的。

那么，就让我们暂时把科学放一边，就在这个“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继续谈下去吧。

三

现在的问题是，“摆事实”的事实在哪里？事实是什么？

有些事实，比如转基因大米无论是有毒还是无毒，它看起来是一种谷物，这样的事实也许不需要科学家做实验来证明，只通过肉眼辨别基本就能确定了。但是，转基因大米里面到底有什么生物化学成分？哪些成分是有营养的？哪些成分是可能有毒的？这些基本的事实，谁来告诉我们？难道不是只有科学家才能告诉我们任何食品的生物化学成分吗？而且，刘老师提到的“转基因是有风险的”、“转基因的风险是全局的、不可逆转的”这些他认同的“事实”来自哪里？难道不是从他信任的某些科学家那里来的吗？离开了科学家的工作，哲学家能够给我们这些必要的基本事实吗？

再说“讲道理”。在转基因的问题上，我们在讲什么道理？我们应该讲什么道理？

好吧，让我们继续把科学道理放一边，先来讲讲刘老师强调的利益关系这个非科学领域的道理。是的，科学家也是人，首先是利益人，科学家群体首先是个利益群体。人们完全有理由去怀疑科学家的工作。但是，刘老师生病了是否还找医生？医生分析疾病性质的工作，就是在医学科学原则的指导下做的。为什么刘老师还会相信医生这个利益个体的诊断呢？

刘老师可能会说，小病找个医生随便看看无所谓，关键的大病诊断不会相信一个医生的意见，而是会找几个不同的医生，最后听取意见相同的几个医生的意见。

对了。不轻信一个或少数科学家的意见，而是接受经过绝大多数科学家严格审查重复试验都得到相同结果的意见，这就是“科学共识”，这就是科学界监督科学家工作的通常方法。只有由广大科学家们根据科学方法得出的科学共识，才能够告诉我们关于客观物质世界真实情况的基本事实。你可以也应该怀疑科学家的工作，你（如果有能力）也可以并应该去检验科学家的工作，但是，你的怀疑和检验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那就是科学方法。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第二条途径可以获得比科学共识更接近真实的“事实”。

所以，如果我们同意在转基因问题的争论中要尊重“摆事实，讲道理”这个通俗原则，我们仍然只有依靠科学方法才能澄清在转基因问题相关基本事实上的疑问，只有尊重科学方法才能在讨论中有道理可讲。

四

现在来看看，科学家们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事实”。然后本着科学家也是个利益群体的观点，以怀疑的眼光看看哪些科学家提供的“事实”可能是经得起检验的真正事实，哪些是伪事实。至于那些出自各种各样的记者或节目主持人的调查报告，在没有经过科学家的检验之前，我们不必把它们包括在这里讨论。

据澳大利亚的《COSMOS》科学期刊报道，墨尔本大学的几位科学家去年专门为有关转基因植物的研究论文建立了一个数据库，收集了大约1200多篇论文，覆盖的研究课题包括转基因植物的生产率和相应的食品安全等各个方面。他们随机选取并审议了其中400篇论文，其中197篇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论文中有172篇的结论是说：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至少和传统食品是一样的，甚至更好。而且，和人们通常以为研究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论文一般都是行业内自行开展的印象相反，这个数据库的资料显示，大约有一半的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论文，完全是由独立基金支持并经过同行审议的科研论文。

参加这次凤凰网转基因辩论会的胡瑞法老师也开展了这样的调查工作，而且规模更大。他领导的研究组追踪了SCI（著名的科学论文检索系统）收录的自1980年以来的多达9千多篇和转基因有关的论文，其中有数据的并经过安全论证的论文总共有274篇。这274篇论文中，得出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结论的有242篇，说它不安全的只有32篇。

在几百上千篇研究论文中，出现几篇结论不一致的，这现象并不奇怪。论文结论反映的是科学家对自己实验结果的理解。对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问题上，有百分之几的理解不一致，并不等于说转基因食品的不安全比率就有百分之几。这个逻辑一定要说清楚。好比法庭辩论一个人是否有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陪审团员认为无罪，但有百分之几的陪审员认为他有罪，法庭不能据此得出这个嫌疑人就有百分之几的罪的结论。和法庭的判决只取大多数陪审员的意见一样，在科学问题上，理智的旁观者在不可能自己亲自去鉴别科学论文的情况下，当然是放弃那极少数而接受这几百上千篇研究论文中的绝大多数科学家的结论。

其实，拿法院陪审员的工作比较科学家的工作，有不恰当的地方。其不同在于，陪审员是被事先选定的有限的几个人，他们对相关事实真相的了解也只能依靠法庭上双方出示的证据和辩论。但在发现和检验科学事实上，只要具备科研知识和条件，人人都可以成为科学家，人人都可以亲自去检验其他科学家的意见。科学结论永远开放给公众检验。

尽管科学方法应该是所有科学家遵守的原则，具体到某个科学家的实验和其对结果的理解，却可能因各种原因受到非科学因素的干扰。甚至如刘老师所怀疑，有些科学家可能受名利的影响而故意误导其试验结果。

任何人都可以怀疑科学家的工作。你可以怀疑绝大多数科学家的共同结论，但怀疑要有正确的方法，不能信口开河无端猜测。你也可以选择不马上放弃那少数几个科学家的不同结论，但不能仅仅因为他们的结论恰好符合你的直觉而盲目接受他们。最好的做法，是自己用科学方法去重复他们的试验。如果条件不许可自己做实验，但又坚持你的怀疑，那么至少也要以科学的态度去审查理解那些论文。因此，刘兵老师所说的“科学家值得怀疑”，这话表面上没错，错的是泛泛地从利益关系的角度怀疑整个科学界，乃至怀疑科学界得出的科学共识，而不是以科学的方法去怀疑并验证具体科学家的具体工作。

以科学的态度去怀疑科学家的工作，首先就应该去审查他们发表的科研论文，分析他们所实行的试验方法及其结论。这需要自己首先具备一些基本科研方法的常识。比如样本选择、双盲设计、概率和误差分析等等。通过这些表面的审查，可以知道论文依据的实验是否符合科研原则。有些论文作者甚至可能会修改数据伪造实验报告，那就不仅是表面审查，而且需要重复其实验才能发现的。

胡瑞法老师的小组深入审查了在这274篇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论文中这32篇得出不安全结论的少数意见的论文，结果发现这些论文都应该被归为不符合科学研究程序的不合格论文。这就不但在研究论文的数量上，而且在论文质量上都明确了，“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正是科学界的共识。

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际食品安全机构的科学家们共同建立了一套对食品安全的科学检验方法，所有目前获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都已经通过这些检验。正是基于这些坚实的科学证据，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官方网页上明确地公告：　　GM foods currently available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have passed safety assessments and are not likely to present risks for human health. In addition, no effects on human health have been shown as a result of the consumption of such foods by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the countries where they have been approved. 　　“目前国际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都是通过安全评审的，不太可能出现对人体健康的风险。而且，在那些转基因食品获准上市的国家，社会大众使用这些食品至今的结果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对人体健康的实际影响。”

五

在转基因食品到底是否有毒这种属于科学领域的问题上，在一切关于物质世界客观事实的问题上，“摆事实”就要摆科学所揭示的事实，讲道理就要讲科学方法这个道理。抛弃科学，无视科学的检验方法，就无从判别类似“不明病原体” 是否真正存在，无从判别“肿瘤老鼠、没屁眼的猪胚胎”之类的东西是否真正和转基因食品有关，就无法让自己彻底摆脱谣言的控制，就无法让自己摆脱愚昧而进入理性的境地。

科学是人类认识物质世界的唯一正确方法。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当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那一刻，人们就认识到它从来就不是和其他学科平起平坐的一个哲学分支。尊重科学方法，尊重科学事实，已经是有效地讨论一切其他问题的基础。

哈佛大学教授Steven Pinker在一篇科普文章中曾经说：理性和启蒙时代的伟大思想家，都同时也是科学家（见《New Republic》, August 6, 2013）。我觉得这话应该给某些哲学专家一点启示：哲学家也得学习科学，了解科学新发展。为什么？因为拒绝科学，不把自己的思想建立在科学所揭示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一切所谓的思想都终究是空谈，终将烟消云散。是的，在关于物质世界客观事实的方面，科学家的职责就是要发现并确认事实，从这一点上理解也可以说，科学家的职责就是要“剥夺其他人对客观事实的怀疑权力”。科学时代的哲学家，如果要摆脱空谈，要真正为人类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就离不开科学所揭示的关于物质世界的事实，就离不开用科学方法来判断复杂的客观世界的事实真相，就必须尊重科学，学习新的科学知识，在科学揭示的客观事实基础之上进行思想。

科学家也许是要被警惕的，但科学是要被尊重的。科学方法是警惕科学家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但当你那样做的时候，当你以科学的方法去检验另一些科学家的工作的时候，自己也就成了科学家队伍中的一员。

说到这里，我顺便谈一下对田松在辩论会上的发言的看法。

我不知道田松平时所表达的观点是怎样的，但他在辩论会上的发言逻辑混乱，很难系统归纳。和刘兵老师至少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的发言方式不同，田松一会儿说科学家不可信，一会儿说蒋高明这样的科学家是真正懂生态学的；一会儿说科学家你们有发言权，一会儿说他要教大家怎么剥夺科学家的发言权；一会儿说我不谈科学，一会而又用“转基因”这种科学概念来定义他创造的“非大米”概念……。总之，要理解田松的逻辑比较困难。

但是田松在会上表达的基本观点却是很明确的：　　“我是一个坚定的反转分子”。　　“我不认为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了进步。而且我现在有一个很强悍的观点，我认为，科学与科学共同体，已经内在地具有伤害社会的力量，所以我们要提防，警惕。”　　“我要教大家一个办法，怎么样剥夺科学家的话语权。”　　“什么叫愚昧，由谁来判断，由你科学家来判断我是否愚昧？我就是烧香拜佛，我有这个权利啊，我就是对转基因无名恐慌，不管你多少数据，你生产出多少知识，我就是无名恐慌。我就不喜欢……。”

和其他反转基因者仅仅怀疑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层次不同，也和刘兵老师怀疑科学家的结论是否可信的讨论层次不同，田松不讨论这些问题。他不只是坚定地反对转基因，而且彻头彻尾地否定（中世纪以来的）科学，反对整个科学进步！这就是这位哲学高人提供给大家的意见或观点。

认真地评论田松反科学狂言，和认真地评论顾秀林散布那些被一再批驳的谣言一样，既无必要，也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我只想说，如果想让自己的言论惊世骇俗，叫嚣反科学不如叫嚣反文明来得更彻底。当然，反文明行为也已经没有创意，两千年前的一些哲学家们就身体力行过了。据说他们反对文明人的生活，执意要仿效狗的生活行为。他们千世留名，是否就因为曾经仿效狗的生活？我不得而知。但他们言行一致，这是令人敬佩的。两千年后的哲学高人，如果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反科学，难道不觉得愧对老师？语不惊人誓不休。为了超越老师，得高呼“反进化”。直立行走，不如四肢着地跑得快；智力发育，也只是带给我们更多情感上的痛苦。狗太聪敏，不如仿效猪那样的生活。那样，言论既惊人，行为也一致。虽不敢保证流芳千世，百世留名是有机会的。

哲学家并不都是那么狂妄的。英国《观察家报》曾经刊登了两位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一场辩论。那位坚持科学不可能提供关于道德价值等问题的解释的哲学家，开场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没有一个哪怕只是了解一点点科学所揭示的关于宇宙的东西的人，不对宇宙和科学产生敬畏之心。”（参见我的译文《哲学和科学：谁能回答生活的大问题？》，新语丝，2012年9月18日）

这个哲学家说错了。在我们这个辩论会上，就有这种不但对科学没有任何敬畏之心，相反对科学极端藐视的反科学狂人。中国之大，无奇不有。这大概是他没有想到的。

来源：基因农业网

(XYS2015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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