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村庄的冬日感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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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罗晓兰 何香奕

**编辑 **| 毛翊君 陶若谷

养老院里又吵架了，“你们把那个病带进来了，把我们感染了”。之前他们也常吵，甚至动手。封闭管理了三年，大门一直上着锁，老人情绪都不好。

放开后，老人吵得更凶，觉得“外面的人哪里都可以去”，他们也想出去。护理员向秀梅只能一遍遍重复，“莫出来，外面有那个病。”老人们仍旧闹，说不舒服，“我们又不是坐牢”。里面最年轻的两个人——低智的小伙子和一个50多岁的女人，趁向秀梅不在，各自翻墙出去了。

养老院挨着村子，里面的人陆续去世，只剩14人。平日里冷清，老人就下下棋，看看电视，晒晒太阳。到了冬天，日子短了，每天只吃两顿饭，剩下的时间围一起烤火，聊天。翻墙出走的两个人也不知道去哪里，就四处转转，找人说说话。

小伙子的妈妈在他出生时去世，父亲快60岁，说年纪大了，没法照顾他，把他送到了这里，是这里唯一的年轻人。翻出去的时间向秀梅不太清楚，但她知道出去过不只一次，病毒大概率他们带回来的，因为别人都出不去。

12月25日左右，这两个人开始发烧，另外两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有症状了。院里没有卫生室和医生，向秀梅买不到药，也没人问她院里的情况。另一个护理员躲在家里，再也不接触老人。向秀梅一个人做饭，搞卫生，给他们煮金银花茶，熬中药和红糖生姜茶，靠这个抵抗。

翻墙的两个人在屋里睡了两天，吃不下饭，她又给他们熬粥。感染后，有的老人没有直系亲属，也没人来探望。这几天向秀梅也开始咳嗽，但没替班的，唯一让她省心的是，老人们再也不闹着要出去了。“外面有那个病，有点怕。”两个被传染的老人也没那么严重，低烧不到38℃，跟其它人坐一圈，在院子里安安静静地烤火，都戴着口罩。

90后宋义下了高铁，租车回村。司机说自己的爷爷刚感染去世，血氧低，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宋义更加害怕，他朋友的姥爷也感染了，拉血，无法进食。前一晚视频时，爷爷奶奶说“感冒了”，喉咙痛，发烧38.5℃。他买了第二天一早的机票，从天津到西安，再倒车回家。他爷爷82岁，前列腺肿大，奶奶79岁，做过宫颈癌化疗。

12月22日傍晚，宋义进了村，发现路上都没人了。三天前，村里办了场婚宴，来了近百人。第二天，吃过席的村民陆续开始发烧，包括宋义的爷爷奶奶。虽然刚放开时他就买了药寄回家，但他觉得村医不是正儿八经的医生，之前也是农民，老人想做基础病的治疗，村医只会推荐去大医院。他不敢大意。

进了家，他发现爷爷奶奶情况还好，就是浑身疼，没胃口，平时吃的药伤了胃，喝不了梨汤。但当晚，朋友的姥爷去世了。他还是担心，和老人睡在一个炕上，寸步不离守着。爷爷奶奶有时疼得叫唤，他赶紧起来看，不时摸摸，测体温。老人白天嗜睡，晚上失眠，他陪着熬夜，找话题聊天。

●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

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姐弟三人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几乎每晚都在家族群里视频。老人住不惯城市的楼房，要在村里落叶归根，他们就在院子里装了监控。宋义60岁的二叔独居，发烧没药，他的儿子外出躲债，多年没回家了。村里另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腿脚不便，闭门了两天，住在镇上的儿子来看了下，又走了。

感染潮爆发时，村医在微信群里问，有没有老人是抗原或核酸阳性，没有一个人回复。几天后，村民陆续走出家门，隔着五六十米就喊，这几天有没有感冒？好了没？确认对方是病友，不会相互感染，才走近。大家聚在一起吐槽，村医平时就知道催交新农合费，“他就不是个医生”。

还有人每天去镇上的私人诊所输液。村子离镇上5公里，多数老人没车，靠走路，单程要30分钟，天寒地冻的，更不舒服了。宋义说，老人们也不去镇卫生院，说一去就要抽血，流程多，刷走社保卡里的钱。私人诊所第一次排起了队，退烧药没了，只有些感冒药。

但老人们仍然去吃席。放开后，婚礼密集举办，宋义的爷爷奶奶还没恢复，就要去参加镇上另一场婚宴。他劝阻，老人说不去不行，“别人会骂的”。都是有往来的亲戚，以后家里也会有事。年轻人拗不过，代表他们去了。席上一片咳嗽声，来的大多是老人，一见面就问：“阳了吗？”

同一个镇，已经有老人在感染后去世。宋义的爷爷奶奶在一周内基本恢复，他们觉得是安宫牛黄丸“救了命”。离开的前一天，宋义闲逛到那次婚宴的主家门口，村民围上来聊天，“身体很难受”“那就是（阳）了”，都笑嘻嘻的，刻意回避被谁感染的问题。

村南头的小广场空了，在王明乐家的院子里，原本每天聚集的一两百号跳舞的老人，现在都躺在了家里。

大概从12月20日开始，病毒从10公里外的县城蔓延过来，村子安静下来。门户紧闭，熟人间即使是感冒，看见了也绕路走。王明乐发现，很快，全村很多人都感染了，60岁以上老人约占1/4，大多是独居的留守老人。有四五个老人感染后去世了，葬礼从简，邻居们也不敢去参加。

王明乐在乡镇和县城都买不到药，看到朋友圈有人卖退烧药“安乃近”，涨价好几倍，他花八九百元买了1000片，挨家挨户给老人送。两年来，这些老人几乎每天在一起跳舞，蹦野迪。

28岁的王明乐是组织者，也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年轻人。他一打开音响，穿着花衬衫的老人身体就开始随着晃动，爬满褶皱的双手跟着摇摆。不跳舞时，也会涌到王明乐家里聚聚，如果有事，还会交请假条。

●之前聚在王明乐院子里的老人们。吕萌摄

生病后，看见王明乐进来送药，老人们没法起身。他们半倚在床上，额头上敷着毛巾，有人特别冷，盖了两层被子，对王明乐说，“可难受了，可别染上这个病。”家人在外赶不回照顾，老人浑身酸痛，有的烧到39℃，没胃口，大多数靠扛，“在床上躺十来天才好”。

王明乐看见村医在卫生室给人吊水，不上门服务，他过去也没找到药。他想给他们煮梨汤喝，发现集市上梨都被抢光了。作为村里没阳的人，他也不敢乱跑，一个人躲在家里，还有自己的事要愁。

他初中辍学后四处打工，后来回老家开代驾公司，也卖酒。今年以来疫情严重，没生意，公司从五六十人降到十来人，前段时间倒闭了。现在，他在朋友圈卖口罩、酒精消毒液，也上集市卖烟花，赚点生活费。母亲车祸离世，父亲几个月前娶了继母，最近查出乳腺癌晚期，要切掉一个乳房，需要五六万的手术费。父亲干了一辈子煤矿工人，没攒下钱，只能靠他。

王明乐感到后悔，之前带着老人去KTV蹦迪，买日用品，花了几十万，太大手大脚了。他现在有些抑郁，甚至有“了却一生”的想法。他开始羡慕老人，“除了有些孤独，无忧无虑的。”

12月底，老人陆续恢复，回到广场晒太阳，有十几个老人出现在王明乐家的院子里。他们面色憔悴，偶尔聊到去世的同龄人，很快就跳过了这个话题。“谁都逃不掉，这次感染上了，以后就没事了。”老人不了解新冠病毒，觉得比起城里老人，农村人常干活，体质比较好，所以不严重。

大家有一个月没跳舞了，王明乐也不确定以后是否会继续，一会儿觉得自身难保，一会儿又想应该跳下去。

刘宁是广东江门L村唯一的医生。三年前为了生计，他辞掉这份干了20多年的工作。那时因为疫情，他所在的乡村卫生站不能接诊发热病人，每个月还有人上门检查。乡里也有别的村医抱怨，由于防疫措施不达标，时不时被罚钱，他觉得压力太大，去了外地打工。

这次开始感染后，村民只能去其他村或者卫生院看病。刘宁听说情况，赶了回来。才到三天，药已经所剩无几，也打不通医药公司电话，直接跑去市里的药店，“买到了一些，（比平时）贵了五分之一。”

刘宁还没有感染，总让病人在门外通风的地方等着，他戴着口罩，边问诊边观察风向，风往他的方向吹，就转一个方位，怕自己传染上。有次遇上一个男人说起87岁的父亲感染，可能快不行了，刘宁问要不要过去看一下，但对方说“这么大年纪，算了”。

在西安郊区的桂北村，46岁的村医黄大举也是第一次无药可发。他的卫生室每隔几分钟就有人敲门，很多人挨家沿着诊所和药店找来，甚至到过市里，都一无所获。幸运的是，有天他翻出积压的一瓶“安乃近”，赶紧把这原本不值钱的1000片退烧药分成100份小袋，又在社交平台上发消息，让有需求的人免费来取。

据公开资料，“安乃近”一般不作首选用药，仅在急性高热、病情急重，又无其他有效解热药可用的情况下用于紧急退热。且在2021年底，国家药监局决定注销“安乃近片”的注册证书，因收集到多例关于它的不良反应。但在这次感染潮中，一些村庄还是用了这个“药”。

不少人从网上看到消息赶来找黄大举。“他们说家里有老人，就是没发烧也得给。”仅仅一天，他就发完了药。有位父亲从铜川开了100多公里车专程过来，哽咽着说孩子烧了好几天，黄大举最后把原本给自家老人备的药送给了他。

为了不感染家人，黄大举一直住在卫生室，但父母、丈母娘、老丈人还是相继发烧，他也只能开头疼粉。一位在药企工作的朋友看到了黄大举发药的消息，主动联系说刚到一批货，但价格比平时贵了一半，黄大举觉得这波情况很快会过去，先订购了一箱。结果到了之后，8分钟发完了这120盒，还是有人继续上门。

●徐强的求药证明。讲述者供图

过去的半个多月里，不停寻药的还有26岁的徐强。他在贵州铜仁市下辖的核桃湾村，辗转借到表弟家的一点药，又发朋友圈求助，收到陌生人支援的一点剩余药品。但对于已经断药两周的村庄，这已经是难得的好消息。村医挨个联系症状比较严重的病人，每个人只发三天的量。

核桃湾村一直没什么人戴口罩，12月初生活基本无异，徐强看到一线城市抢药的新闻，也没想着囤药。直到一周前，奶奶突然说有些腰疼，第二天就起不了床了，他才感觉有些不对，赶去村卫生室时，已经挤满了人，村医只能开一些中药或者输液。村长跟他说，80%的人都感染了。没有抗原，两三个有症状的老人家属都以为是普通感冒，用枇杷花煮水喝。

73岁的李康仁说一句话，叹一次气。作为村里唯一的护理员，他也阳了，两天起不来床。感染的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有个90多岁的，各个都耳聋眼朦。只有两个义工，每天煲滚水，煮金银花。

村内没什么药了，之前的流行感冒消耗了太多，感染者能吃上几粒布洛芬，但没有感冒药。李康仁在购药平台上申请，也没了。市区离这里近百公里，没医生过来，来的两个护士只说重病的可以去医院。

但老人好些残疾，没人看护去不了医院。十几个人装了假肢，双腿截肢的坐轮椅，或20公分高的助行小车。护理员李康仁还有双腿，但脚溃疡，常常发炎流水，走路要慢行。还有老人瘫痪，义工得给他们擦身，喂饭，换纸尿裤——他们身体很差，曾送到医院救治，从鬼门关拉回来。

按照广东省汉达康福协会（服务于麻风病人的民间组织，以下简称“汉达”）的统计，截至12月30日，有13个麻风村至少60人感染。这只是一部分，广东麻风病发病人数全国第一，全省目前有63个麻风村。

汉达最近调研了近700名麻风病治愈存活者，近半是超过80岁的老人。社工冯洁珍在10天前接到第一个村的感染消息，陆续有村长打电话求助，说缺药。茂名有麻风村感染人数过半，其中一个肺癌患者在医院去世了。

●麻风病康复者。讲述者供图

“大难临头啊”，突然的大面积感染，73岁的李康仁不清楚村里谁是零号病人。12月26日，他也开始头晕，发烧，没心思统计人数。他耳背，土白话说得有气无力，“死了就乜事都冇（什么事都没了）。”11岁得麻风病后，他到这里隔离了大半辈子。父母在他年轻时去世，唯一的哥哥也走了，他没有伴侣，不怕感染后去世，反复说了几次“死”。

同村的病友每年死十个八个，从最多时的500多人，减少到现在的58人。村里有个98岁的女人，已经不认人了，每天要哭几个钟。“这些并不是行政村，而是卫生系统里的一个单位。”冯洁珍介绍，它们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麻风病无法治疗，病人全被送来集中隔离。

不知是否会遗传，男女被分开住，即使有的村子允许村内结婚，也要结扎，不能生育。后来有了特效药，但社会歧视、残疾带来的无法自力更生，又将大多数人推回这里。

大半个世纪过去，多数老人举目无亲。疫情期间，有老人重病住院，因为医院封闭管理，又没有直系亲属，社工进不去，到去世都没有一个人探望。在那之前，冯洁珍曾陪他回老家寻亲，被弟媳关在门外，弟弟蹲在地上抽烟，始终不看他一眼，不说一句话。后来找到老人的哥哥，对方已经瘫痪了，说不了话，分别30年的兄弟俩抱头痛哭。但很快，哥哥和弟弟都先他去世了。

冯洁珍说，很多老人宁愿感染也要放开，封闭了3年，没了外界探访，老人精神状态受到影响，比之前还要苦，“疫情后老人的死亡速度增长，有花都的村子一年内少了一半人。”

李康仁所在的松树港位于粤西，比较偏远，志愿者少，医生一年就进去一两次，比如春节时慰问一下，仿佛是座孤岛。他记得，去年就汉达一家协会到访过。原本有五六个义工，两三年前调走了大半，“组织安排，点知啊（怎么知道啊）。”

感染后，老人都在低烧，咳嗽，头闷痛，不怎么吃饭，“各个都说很难受”。同屋的老人相继去世，一人一间屋子，大多数自己护理自己，在床上躺躺，在门口坐坐，靠熬。仅有的一点退烧药要没了，治疗其它症状的感冒药还没买到，“希望有这些减轻点痛苦”。

●汉达在给麻风村分发退烧药。讲述者供图

汉达在网上筹药，几位艺术家发起“为农村老人排队领退烧药”的话题，给他们捐了退烧药，快递还没寄到松树港，得继续筹感冒药、止咳药、嗓咽喉药和血氧仪。

2022年最后一天，阳了近一周的李康仁还没康复，头天夜里又低烧。他和四五个邻居打了摩的，走20分钟到镇上打针。两天内，村里感染的人增加了近10个。即使天冷，他们也不舍得开空调——每人每月的补助不等，李康仁的是620元，要省点电费。

从12月15日开始，44岁的村医陈峰闲了下来，每天只有两三个发热病人来卫生室接诊。和其他地方不同，村里的高峰期在12月初之前就结束了。

11月中旬，邢台当地卫生院开会要求村医可以接待发热患者，必须备好退烧、清热解毒的药，不能上门输液，还发放了2000多个抗原。转变很突然，但被要求不能公开宣传。那时，河北省内已有石家庄“放开”的消息——在11月14日取消了常态化核酸点，地铁和公交也将不再查验核酸有效期。

一个多星期后，临近的保定也多区结束“居民健康管理”，恢复自由流动。就在那段时间，陈峰的村里开始从十多人出现抗原阳性，一下变成每天都不断接到问诊电话。他告诉患者不要出门，如果家里没药，他开车去送。

他发现，最早一波感染的是返乡大学生。村里刚有病例时，村民还有些害怕，陈峰告诉村民“吃几天药就好了”，大家才敢出门。然后感染病例迅速增多，从早到晚，他跑几十甚至上百个地方送药，放到门口就离开。其中有两位八九十岁的老人感染，症状较轻，输液后平稳下来。

这次治过第一批后，他才开始大量进药，认为“属于伤寒类疾病范畴”。但许多公司停止了业务，还有些业务员阳了，没人送货，他直接开车去把药拉回来。

●陈峰剩下的药。讲述者供图

直到半个月全国开放以后，药价蹭蹭上涨。他不敢多进药，只能以两天的量分袋开药，“怕突然间降价，或者说我干预价格。”因为断货，陈峰不断更换替代药，最早用感冒清热冲剂，又换成感冒疏风丸，后来只能买到感冒疏风片。

这个时候，村里的感染高峰期已经过去，卫生室也重归平静。现在卫生室的药品还有一些库存，他打算年前再进一批药，“希望那时候价格可以恢复正常。”

在重庆市江津区A村和河北邯郸市鸡泽县B村，感染高峰期也已经过了，村医从12月初到中旬从早忙到晚，现在很少再有人上门。有医生十多天前抢的药才刚刚到货；以前十元一盒的布洛芬，涨到了三十块，五毛一针的安痛定注射液，现在进价两块，医生就尽量开相对便宜的VC银翘片、清热解毒口服液。

（文中所述“感染率”均为讲述者根据症状判断，由于没有抗原，无法统计阳性感染者的准确数据。向秀梅、宋义、刘宁、徐强、陈峰为化名。作者吕萌、魏荣欢对本文亦有贡献，版式设计由作者解亦鸿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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