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部分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前吃不上饭，之后就吃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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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司马懿​ 发表

看了

@chenqin

@Richard Xu

和

@暗香疏影月黄昏

的讨论，我感觉讨论的方向被

@暗香疏影月黄昏

带偏了，一直在纠结一公斤化肥到底能增产多少公斤粮食。而这完全不是孙圣民的文章应该回答和能够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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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插播一个技巧，大家别滥用：我当年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大牛教授开课，谈到 “如果你听了一个实证的 seminar，发现基本听不懂或者走神了，怎么才能迅速问出问题，还能让对方难堪一下” 的时候，就说：

“直接问他，‘您能谈一谈某个效应的大小嘛？’ 对方十之八九就会变的严肃、迟疑然后顾左右而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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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主要牵扯到对经济学里面回归系数的理解。

经济学里面的回归的系数，一主要看是不是 “显著”，也就是 P 值是不是足够小，不显著万事皆休，说明无法拒绝“该系数为 0” 的假设，也就是说这个变量可能和因变量没有关系；二主要看系数的符号是正是负，也就表明这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至于系数的具体大小，也就是“效应的大小”, 只能作为一个辅助理解，一般不具有精确的度量意义，除非 R 方非常非常之大。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1. 真实世界的关联基本是非线性的，我们用线性回归去模拟，最后得到的只是在某一点的边际值的数值解，不具有一般意义。比如施肥，如果一块地从来不施肥，现在增加一公斤化肥带来的收益和一块地本来已经充分施肥之后增加一公斤化肥所带来的收益就会有显著差异。

2. 关于取 ln 这个事情，在 structual model 里面确实是用来表示弹性的，但是在 reduce form 下有时候就是一个正常的单调变换，意义在于在不改变数据单调性的前提下，把数据变的更加的 “正态分布” 一些，并且让数据的范围缩小一些，减少极端值的影响。

3. 也是最关键的，在 R 方不是特别大的时候，残差里面蕴含的东西可能会给系数带来很大的变化。我举个例子, 在孙圣民的回归中，控制了劳动力和化肥，然后化肥的系数是 0.147。如果现在我们加入一个新的交叉变量 ln(labor) *ln(fert) 然后再回归——理由很简单也很合理，劳动力的多少可能会改变施肥和产出之前联系的强度。比如说如果我投入的劳动力多，我可能施肥不施肥都能达到较高的产出，而如果我投入的劳动力不足，那么施肥不施肥就很重要了；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也可能是，如果我投入劳动力多，施肥不施肥会很重要，投入劳动力少，那么施肥不施肥都产出很低。总之我的这个假设似乎也不算强词夺理——但是一旦把这个变量加到回归方程里面，可能 R 方会上升一点，然后如果这个新变量的参数为正且显著，那么几乎肯定 ln(fert) 的这个 0.147 会减少；反之则 ln(fert) 的参数会增加。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没有加入这个新的交叉变量之前，这个交叉项的作用一部分被 ln(fert) 和 ln(labor) 瓜分了，另外一部分被藏到了残差里；而加进来这个变量之后，把这个效应分离出来了，自然 ln(labor) 和 ln(fert) 的系数也变小了。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0.147， 里面可能蕴含着很多和化肥有着直接和间接相关的，隐藏在残差里面的变量的影响。所以揪住这个 0.147 说事有什么意义呢？

总结一下, 孙圣民的文章用了一个挺好的工具变量，做出来了 HRS 显著且为正的结果，这就表明了联产承包制确实对产出有正向显著效应了。有什么好争的呢？如果有人认为这个结论不合理，那欢迎通过调研，通过深入挖掘过去的档案找出新的变量，或者用更严谨的计量方法来检验 HRS 的效果。如果能做出来不显著甚至负显著，再来说服人岂不是更好？

知乎用户 Richard Xu​ 发表

关于

@chenqin

的回答和

@暗香疏影月黄昏

的批评，写个回答：

我觉得首先要指出，

@暗香疏影月黄昏

所指出的一些计量中没有考虑到的农业实践问题是正确的，比如同样重量不同种类化肥的效率，比如良种、分田造成的影响等等，这是在建立模型时应该考虑的问题。（不过这里还有后话……）

但是，也正如

@chenqin

后来在分享中所指出的，

@暗香疏影月黄昏

对于计量经济学的一些知识缺乏正确的认识，导致其答案出现了许多错误或疏漏。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错误，就是将 “回归方程” 理解为“拟合”、“解方程”。工科做实验也会用回归拟合，但是往往他们追求的是拟合的准确性——比如 R^2=0.999999……——然而回归方程追求的是对系数的“估计”，所以经常会发现在经济学期刊中 R^2=0.2 左右的结果也可以发表。统计学告诉我们，对于单个自变量系数的“估计”，在某些正则条件下，和使用的其它自变量、甚至未使用的自变量无关，和 R^2 也就是对数据方差的解释力也无关；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用 “拟合” 的观点来看待计量经济学，相当于事先带上了有色眼镜来看待计量经济学的结果。

2）然后就是 chenqin 所指出的关于 ln 对 ln 的解释，和所谓的 “边际效应”、“平均效应”。

当自变量和因变量都带有 ln 时，系数表示的是弹性增量，这一点 chenqin 已经说过了，从暗同学的回答的计算中可以看出他已经理解这一点了，但是他并没有理解回归系数是 “平均边际效应的估计值” 的含义。（我在这里想问一下暗同学，“Cobb-Douglas 方程”这个说法，是因为你看到了 ln 吗……？但是也有没有 ln 的项啊…… 你是想说这是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吗？）

这里面有几层含义：

I. 首先，边际效应并不代表数据的变化是边际的，只代表效应是边际的，所以以下这段话

我们知道，边际效益是控制其他变量不变，只有某一个变量在小范围内变化。而孙圣民的文章中给的历史数据，横跨十几年，大量数据百分之几十变动，所有参数在各个年度内都不断变化——根本不满足边际效益的运用条件好么。

完全错误。

II. 平均边际效应，顾名思义指的是 “边际效应的平均值”，比如说，我有十几年的农业数据，控制其它自变量不变的条件下，1974 年的化肥用量增加 1%（准确地说，ε%，ε充分小），可以让当年的农产品产量增加 a%（准确地说，aε%）；1975 年的化肥用量增加 1%（同理ε%），可以让当年的农产品产量增加 b%（同理 bε%），依次类推，1984 年的化肥用量增加 1%，可以让当年的农产品产量增加 k%，那么回归系数估计的其实是 a、b……、k 的平均值。这里之所以要让ε充分小，表达的是这是 “边际效应”，而回归系数估计的其实是这些边际效应的平均值。所以我们立即可以看出，当暗同学说

这时候我们选取祖国大地上某一亩全国平均水平的耕地，进行测算。

的时候已经完全误解了回归系数的含义，那么其计算结果自然就不值一驳了。

III. 还有一点就是 “估计值”。暗同学显然完全忽略了回归系数报告下面的标准差，在 0.225 下面还有一个用括号括起来的数字——0.112，这是因为我们只能用样本进行估计，由于随机误差的存在，最后所得到的系数同样也是有误差的。不严谨地说，这意味着我们所希望估计的准确值的可能分布大概是 N(0.225,0.112^2)，而我们知道，正态分布中，落在一个标准差范围内的概率是约 68%，落在两个标准差范围内的概率是约 95%，也就是说，真正的弹性增量完全有可能是 0.225+0.112=0.337，用这个数来算的话，化肥增量与粮食增量的数据是不是就显得“好看” 了许多？

IV. 暗同学有一点质疑是正确的，那就是为什么孙圣民的文章中，直接说如果将 HRS 从 0 提高到 1 就能提高 23% 呢？不是说好的边际效应吗？进一步地，孙的文章还打算分析为什么得出的结果（0.225）比林毅夫 OLS 的结果（0.15）高，但是如果考虑到置信区间的话，0.225-0.112*1.96<0.15，这根本不能叫 “高” 啊…… 我觉得这是经济学家自身的一个弊病，可能在争辩的时候很容易记得“这是边际效应”，但是一旦给 conclusion，就很容易随手当作准确值来用；更准确地做法我认为应该是报告置信区间，或者索性只报告是否显著，别太把估计值当回事儿。

3）最后完成一下前面留下的 “后话”：

暗同学指出的农业实践问题确实很重要，但是——

其一，暗同学似乎也没有注意到，在 “表 2” 中有一行叫“年度虚拟变量”，也就是给每个年度都加了一个 dummy variable（准确地说，有一个年度是没有的，避免共线性）。

一些农业实践问题，如果是和地区无关而只和年份有关的，而且造成的变化只影响常数项，那么这部分的效应已经被年度虚拟变量所控制住了（即便我们不清楚年度虚拟变量到底控制住了哪些东西）。

其二，化肥、种子等的效率的提高，分田造成的土地、灌溉等额外的损耗，只说明线性效应变了，不代表弹性变了；如果弹性不变，那么回归结果并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估计的就是弹性啊！的确，就化肥而言，尿素大概确实比碳酸氢铵效率要高得多，但是使用尿素时的粮食总产量也比使用碳酸氢铵时要高得多。增量虽然更大，基数也更大了，如果相互抵销，百分比是不变的。这一点暗同学考虑到了吗？

知乎用户 嘲拉误国 发表

这个问题下面所有的高赞回答，基本都没下过地。

而且，也不知道是不是题主把题目改了，好多人文不对题。

这个问题，从提问到回答，全是槽点。数据帝，忆苦思甜帝，反攻清算帝，生产力飞跃帝，撕成一团，真是热闹啊。

题目问的是部分人改革开放前吃不上饭，改革开放完了之后就吃上了，姑且认为是说的农民。从这 40 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确实农民从吃不饱到随便吃，有了极大的跨越，这部分人以前吃不上，现在吃上了。

原因呢，原因复杂，众多高赞答主说的都有道理，但都片面而且带着私货。但这个问题不存在标准答案，撕逼是没有价值的。从生产力到政策，从积极性到土地流转，都跟这个问题息息相关，你非得捧一个踩一个，避重就轻，断章取义，不是蠢就是坏。该评价同样适用于教科书。

在此之前，作为一个六岁就下地被棒子叶剌的满脸血的社会主义青年，请大家注意，吃不上饭跟产多少粮并不是划等号的。

之前亩产三百斤的时候，最大的矛盾不是够不够吃，而是粮食压根不属于农民。小岗村那句 “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今天看来这句三分之二都是在控诉国家税负的话，怎么就让当时的农民激动的不能自已？因为之前统购统销政策的存在，农民手里根本就存不下粮，连“剩下都是自己的” 都做不到。地里打下来的不是粮，吃到肚子里才叫粮。粮食去哪了，反正总不能凭空消失了。细粮从农民手里被征集到粮站，由粮站供应到城市，或者出口。工农业剪刀差从来都是血淋淋的，原始积累靠的不是敲键盘。现在有人想否认这个当年九亿农民受过的苦难，你想干什么？

题干里的改革开放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是农业政策的变更让农民有了饭吃，这是原因之一。

其二，农民的积极性确实被调动起来了。以山东半岛为例，在今天，青苗地上每年花费的人工并不多，播种收割灌溉已经机械化，一家人哼哧哼哧干五天的，半个小时就结束了。化肥的使用让大家不用再全家出动去拾粪，不用去沤肥，不用去为了两泡牛屎跟人打的头破血流。除草两遍除草剂，不用天天顶着大太阳锄地。但是这些放在 40 年前，都是需要人干的。集体所有的地块都需要大量的人工来完成种植，没有积极性，土地积肥、除草就不可能做到所需的程度；抢种抢收自然也抢不动，内耗自然发生，一遇灾年这个问题更会被无限放大。山东半岛的地还算是可以的，产量不错。承包前好地的水准是亩产 350 斤麦子，因为缺肥，根据我爷爷的说法，“麦子长得跟韭菜那么高”，包产到户后，普遍亩产过了 500 斤。积极性的作用是存在的，但是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其作用正在不断弱化，但是你不能否认在 80 年代包产到户的价值。

其三，种子的改良。山东半岛不种水稻，一季冬小麦一季秋玉米。我们不关心袁隆平，只认二李——李振声、李登海。这两年小麦的单产在正常年景稳定在 1200 斤，玉米的单产基本也是这个数，遇上旱涝是另一回事。没有种子的改良，上再多的肥，也不可能有这种产量增长。

其四，化肥的使用。我认为在进入 90 年代之后，粮食单产的增长，化肥的作用占了很大的比重。这得益于化工技术的发展，没有化工的飞跃，这会儿没准我还在家拾粪。化肥跟农药、机械都还有第二个好处，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不用让农民天天捆在地上。农民工进城之后，得到的远比在土里刨出来的多。

其五，灌溉设备的普及。我不说水利，因为山东半岛不是特别缺水，沟沟坎坎里存水的地方也多，不用开闸放水，也能就地取水。也是因为这个原因，60 年代举三县之力修建的灌溉沟渠网，基本上被慢慢废弃了。但是小型水泵的普及，让灌溉更加方便，直接促进了粮食增产。

忙着回复审稿人，就不写了。

时代在变化，生产力在进步。但是把目光聚集到八九十年代，这五点的作用都是不能忽略的。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人的因素正在逐步减少，小农经济的优势也一天天的被消磨掉。希望诸君不要开上帝视角，不要乱带节奏，不要关公战秦琼，这个世界本就不存在标准答案。

知乎用户 我佛山人 发表

笔者于 1968 年 12 月作为知识青年到四川盆地西部边沿彭县楠木人民公社接受再教育。楠木人民公社有 15 个生产大队，其中 13 个大队在川西盆地边沿平原上，2 个大队为山地村庄。1973 年，笔者开始在楠木人民公社任干部。那时，不管任何职务的公社干部都必须长期住在一个生产队 “蹲点”。笔者与一个土改时期的老资格公社干部阳运昭（阳在成为公社干部前是第二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人皆称他阳书记）奉命到第 4 生产大队蹲点，住在该大队第 4 生产队，且一住 5 年。经过 5 年的亲身经历和观察，笔者看到，生产队作为经济核算单位，集体财产状况尽管十分透明，但对于农民家庭而言，生产队的利益仍然属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透明” 的利益也难于使农民产生关爱集体的动因。三级所有制下的农民确乎依然不可动摇地保持着梁漱溟所谓一心只为 “身家打算” 的传统观念。国家欲以生产队为基础建设现代乡村社会的理念与农民之间仍然存在无法消除的冲突。第 4 生产大队第 4 生产队有 276 亩水稻田，156 口人。社员 80% 为杨氏家族成员，队长是 50 岁出头的下中农杨桂聪。他少年时上过新式小学，能阅读党的文件，也具有计算生产队收支的能力，是杨氏家族中辈份最高的男子之一，几乎全队的人都称他杨二爸，其威望在生产队无人可与比肩。但是，有崇高家族威望的杨对生产队的领导却颇为失败。该队土地少，产量低，每年秋收后，缴完国家公粮后口粮所剩无几，到春节前大多家庭已断粮，杨每年冬季都得想尽办法为社员寻找过冬的粮食。笔者和阳书记住到该队的第一年冬天就花了很大力气帮他们在有山地的第 14、15 大队借粮（24）。

1974 年春耕即将开始时，笔者和阳书记请杨队长召集队干部讨论生产队提高产量解决缺粮问题。楠木人民公社处在成都平原水稻主产区，影响产量的最关键环节是每年的双抢，即五月份油菜籽和小麦抢收与水稻抢种。只要能在夏至节之前插完水稻秧苗，并且底肥较充足，每亩田至少增产 200 多斤稻谷。第 4 生产队长期缺粮的症结就在于始终做不到夏至节前完成双抢。其实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当时全彭县，乃至全省每年都开展 “大战红五月” 运动（25）。党政领导之所以风急火燎地强调农村大战红五月，不仅全力以赴加以督促，还组织机关干部和工商学界人力支农，正好映证了适时完成双抢至少在整个四川都非易事。第 4 生产队每年不能在夏至前种完水稻的根本原因在于到双抢时不能全员投入生产，常有近三分之一的社员找各种借口逃工。且社员总是偷偷将家藏的肥料全施到自留地里肥小麦，造成过度施肥易于倒覆而无收成。笔者和阳书记决定要改变这种状况。此际，我们发现每家自留地的麦苗已显示出施肥过度，杨队长的自留地也不例外。阳书记要杨队长召集全体社员开会，要笔者好好讲一讲人人必须为生产队出全力的道理。我仔细为大家算了笔账：全队 276 亩稻田，只要社员在红五月出全力，完全可以在夏至前插完秧苗。再加上各家都把肥料集中用到集体土地上，每亩至少可增产 200 斤粮。按 156 人计算，每人就会增加 350 斤以上口粮。如一心只顾每家不到三分的自留地（都非水稻田），就算亩产 800 斤小麦，全家最多也只能增加 200 多斤粮。因此，只要每个家庭都把力气用到生产队的土地上，无粮过春节的问题就可解决。笔者自以为讲得头头是道，社员们亦似乎有赞同之色。

但是，到大战红五月之际，每天出工社员仍然仅达到 2/3 左右，原因不一而足，夏至节前种完水稻的计划照例成为泡影。当年冬天我们仍然陪杨队长去 14、15 大队借粮过春节。

1976 底，公社党委会重新调配了驻队干部，阳书记被调走，另派土改时期的老干部、公社党委副书记张应聪，退伍军人、公社武装部长老彭与我同驻第 4 生产队。张书记性格平和，但做事干练：武装部长老彭说话做事都斩钉切铁。他们两人了解情况后，决定 1977 年非解决缺粮问题不可。张书记命笔者负责说服教育，并与老彭负责找关系去四川化工厂弄肥料。春节过后，我与老彭找到关系，到化工厂运回 4 车氨水（当时氨水是紧缺化肥），备足了水稻底肥。红五月到后，我们便各自大张旗鼓地动员社员出工双抢。当时，队里有个青年女社员杨春莲，因丈夫是成都大工厂工人，从不干农活，但穿着与大城市富裕家庭的女青年一样，全队人无不万分羡慕。我决定动员她出工，以带动全队男女。经我一番劝说后，她答应次日下田插秧。结果自然有效，当天许多不出工的女社员都下了田。但杨春莲干一天就觉得实在受不了干农活的苦，坚决不干了，出工率随即大幅下降。张书记和老彭只好决定采取非常手段解决问题。次日晨，我们把杨队长的一个已逃工两天的远房侄子杨四娃叫到一避静处，老彭往他腿上踹了两足，吓得四娃连说再也不敢偷懒。这一杀鸡给猴看的招数着实管用，当天下午全队出工率就上升到 98% 以上，而且持续下去了。当年，全部秧苗在夏至节前 5 天左右插完，且底肥充足。当年秋收后，第 4 生产队增收粮食 7 万多斤，社员们过了一个多年未有过的喜庆春节。

1978 春，笔者上了大学。是年冬，杨二爸来省城办事，顺便到学校看看。他告知：笔者走后，公社党委会认为第 4 队的问题已经解决，把张书记和老彭也调走了。该年双抢又未赶上季节，产量又下降了。好在次年即开始实行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第 4 生产队与成千上万的生产队一样，从此不用任何人督促，农民自己便永远解决了双抢赶季节等一切难题。

上述个案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制持续实施数年效果的真实写照。

知乎用户 webmate 发表

我是 60 年代出生的，挨饿的感觉刻骨铭心，现在想来也超越所有的体验。对我来说数据和模型都是远离实际的，那时挨饿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瞎搞的。

我出生在东北，并且我们县一度是中国第一产粮大县，在这个地方都能挨饿，能想象得到吗！所以，挨饿基本与自己生产队的粮食产量没有关系，与施肥量、农药使用量、种植类型、上工时间也没有什么关系。首先瞎搞的基层领导者，比如，学文件不学精神、只学做法，甚至还要不折不扣的照搬照做，愚蠢至极，那时候要农业学大寨，我们公社书记从大寨学习回来后，就非要学习大寨造梯田，好端端的东北平原黑土地，挑灯夜战地挖大坑，深层黄土盖在肥沃的黑土上，看着就揪心，好端端的大田给毁了，我哥哥那时刚上初一（相当于现在的六年级），就被学校带着晚上去挑土冲锋了，我妈妈不放心，晚上带着我到工地上去找哥哥，结果哥哥很生气；其次瞎搞的是公粮政策，自己种的粮食首先不能满足自己食用，要先交公粮，然后生产队再分配，即使丰收了有余粮也不多分，余粮也交给国家（所以也不能说是公粮政策瞎搞，是生产队不会变通，那时的人真愚、真忠啊）。每个人按照自己家挣的工分分粮食，标准是 520 斤（260kg 玉米），老弱病残多的家庭就工分少、分的少，但每张嘴不会因为工分少就不进食啊，进食量是差不多的，那些家庭就挨饿，所以家里小孩多的话，就早早的下地干活挣工分去吧，那才是王道，怎么可能去读书！

农村改革开放最直接的一点是把农民的生产和对生产成果的享有挂起钩来，那是积极性迸发的源泉，还记得包产到户的第一年秋收后，我回家看到屋里堆着满袋的粮食，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问了我妈妈好几次：这都是我们家的粮食吗？那种喜悦和激动，现在也清晰地记得。包产到户后，农民反倒变得清闲了、“偷懒” 了，因为种什么、何时种、怎么种都是自己说了算，何时出工、出多少工完全有自己决定了，那种自由的感觉真好！另外，还要反对一下现在的一种所谓 “共识”，就是吃大锅饭时大家都偷懒，出工不出力、磨洋工，我觉得这是对当时生产队许许多多正直善良、有满腔革命精神的人的侮辱！当时的人和现在的人不完全一样，他们集体主义精神和献身精神高昂，他们许多许多人真的肯干、不磨洋工，请大家不要侮辱他们。

写的有点像小说了，也很微观，不如数据模型看着有科学性，但这是事实，是我的亲身经历。

知乎用户 chenqin​ 发表

谈到改革开放、去集体化对农业生产的作用，我们首先可能会想到林毅夫 1992 年发表的论文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这篇论文用一个简单的投入产出模型来研究包产到户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很简单，方程的左边是农作物产出的话，右边就是土地、劳动力、资本（固定资产、农机具）、化肥。除此之外，在右边放上该省当年的包产到户率。结果发现，包产到户率的变化能够解释 40% 左右的农作物产出增长。这也是长久以来一直被接受的研究结果。

看到了吗？化肥使用量已经放在里面了，在这里包产到户率带来的作物产出增长，是已经排除了化肥的影响的。

当然，这个话题不是一篇文章就可以结束的。沿着这个话题往下读，我们必然会碰到 Chris Bramall 的一系列研究。Chris Bramall 是伦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也是一个很有战斗力的左派学者。他在 1995 年的论文《Origins of the Agricultural “Miracle”: Some Evidence from Sichuan》研究了四川省的县志，他发现，包产到户早的县和包产到户晚的县，在粮食增长率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Bramall 在 2000 年出版的《Sources of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1978-1996》和 2008 年出版的《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中继续质疑林毅夫的文章，认为这篇文章没有考虑灌溉水平、天气的影响。尤其是忽略了集体时代建立的灌溉工程的滞后效应。

这些都是比较间接的挑战。接下来，我们又会看到 Xu Zhun 在 2012 年的博士论文《“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chang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 by Zhun Xu》以及他为此另外写的一篇总结《The Chinese Agriculture Miracle Revisited》。他将 Bramall 所提到的质疑纳入模型之后，重新审视了林毅夫的文章，得到了下表：

最左边两列是他对林毅夫研究模型的复制，可以看到，控制了土地、畜力、农机具、劳动力、化肥、复种指数、非谷物占比之后，HRS 的效应（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即家庭联产承包）都是非常显著的，即包产到户显著提升了产出。

接下来，Xu Zhun 根据 Bramall 等研究的建议，加入了各省的天气状况这一变量，用受灾和成灾面积的线性组合来度量。同时，他将包产到户比率滞后一期进入模型中。这个改动也来自 Xu Zhun 对林毅夫的另一个批评。林毅夫的论文中，被解释变量是当年农作物产量，可解释变量是截止至年底的包产到户比率，因此包产到户可能出现在农业增长之后。因此，用上一年的包产到户比率来解释下一年的农作物产出可能才是正确的方法。

上表的中间两列（Adjusted Models）则是他修改模型之后的研究。结果显示，包产到户的效应立刻变得不显著了。

到这儿就结束了吗？没有。山东大学的孙圣民和陈强教授即将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中国农业增长的再考察：来自面板工具变量法的证据》**给出了新的结果。

回想一下之前的研究，以及我们常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小岗村第一个包产到户，为什么现在还是那么穷？（为什么小岗村首先采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至今仍然十分贫困？ - 商业 - 知乎）其实道理很简单，穷则思变，最穷的地方最思变，但真正细究你穷的原因，却不一定是因为 “不变”，因此变了还是很穷。

小岗村的例子实际上在提示我们一个之前研究没有考虑到的内容，那就是转向包产到户，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的选择。哪些村庄最容易选择包产到户呢？贫瘠的地区、没有公共基础设施的地区。此外，在公共水利较好的地区，如果碰上了比较差的天气，由于抵御风险的需求，也会倾向于继续保存集体化体制。

而小岗村那样的，则有可能会选择向包产到户转变——反正也没有东西可分，那就变一变看吧？

这在某种程度上就解释了 Xu Zhun 的结果以及 Bramall 在 1995 年用四川县志的研究。因为最先包产到户的往往是贫穷地区，而这些地区即使包产到户了也不一定有很大收益，也更容易受到坏天气的影响。因此此时整体上计算，包产到户的效应就很低。

解决这种自选择效应的办法是使用工具变量（工具变量 (Instrumental variables) 的作用到底是什么？）。简单说，选择一个和包产到户比例相关，但和当年产量无关的变量，来间接计算包产到户对产量的影响，这样就排除了自选择造成的误差。而 1978 年前的当地农村固定资产，和生产前一年的天气状况，就是满足这样条件的工具变量。

文章同样画出了这样的表格

第二列的表格基本上复制了 Xu Zhun 的研究，即控制了天气之后，包产到户的影响不显著。而第三列表示在使用工具变量控制了包产到户的自选择效应后，再进行二阶段估计，包产到户的效应变为显著大于零的 0.225，这意味着在其他状况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省将其所有生产队从集体化外生变为包产到户，农作物产出可提高 22.5%。

孙圣民和陈强的这篇研究和 Xu Zhun 一样，用一个类似的表格给出了研究的改进。这篇文章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是不是能成为最终结果，还要再继续观察。

最后给出这列表格，这篇论文所使用的数据。

列出这张表格是想表达一个意思——对于这类有大量学者研究的问题，化肥、水利、畜力之类你能想到的变量，早就被其他人想到了。如果你不是专职研究人员，是不可能想到新鲜玩意儿的。因此，如果你做不了 Bramall 和 Xu Zhun 这样实实在在的研究，也不要整天重复一些 “包产到户已经实验几千年了” 或者 “化肥厂投产了”、“水利建成了” 之类的口号。这和你不断地重复「抗战中，国军 206 位将领殉国，而共军只失去了两位将军」并想要以此证明什么一样，看起来都很蠢。

知乎用户 执伞者孙羽 发表

好吧我是专程来怼人的

@野风

这位的数据不可谓不翔实，可惜的是需要换一副眼镜——两个关键数据都看错了，得出来的结论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5.5% 的死亡率是什么概念？人均寿命不到 20 岁！天哪！怎么能这么可怕！然鹅——

朋友，这里的数据都是千分号好不好！就算你不知道千分号是啥，你都知道了你们县人口有 70w 拿脚趾头想都知道 70w 的五分之一是 14w 啊。

再有一点就是用粮食总产量减去征收部分得出来全县口粮数量，先不说有多少征收的口粮有多少变为了本县非农业户口的口粮，您得先把本县粮食产量搞清楚吧？我仔细一看，您的图里就有粮食产量

再往下一看，现成的数据不用，非要自己算，结果算出来的粮食产量直接减半

朋友，发表意见之前求你配一副好点的眼镜

帽子 + 1

其实吧，你说县志是自己编的自然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是肯定的。这玩意别人又没有数据自然是随便搞了。可是也不带只有粮食总产量改了吧？你说 1957 年粮食总产量不对，然后用 1949 年粮食种植面积和 1957 年亩产做计算，凭什么啊？你怎么知道哪个数据改了哪个没改？总得给个理由吧！

知乎用户 「已注销」 发表

既然同志们都讲了这么多，我就不作报告了，我就讲几句。

我历来讲，要 “打开门、走出去”，要打开的门，不仅是 “国门”，还是我们大家的 “心门”。要打开心门，就必须解放思想，心门打不开，国门就打不开。

现在我们有一些人说，打开门，新鲜空气进来了，病菌也进来了。这就是封闭僵化，还是务虚理想主义、完美主义那一套，当今世界，全球化、商业化、通俗化是大趋势，商业就是交易，交易就要讲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就要打开门，不打开门，就是和世界大趋势南辕北辙，就要被世界潮流抛弃，就要再度落后于人，再度挨打！

我们已经和全世界脱过一次轨了，这个教训很深哪，同志们！

当今世界，已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那些旧的思想，旧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看二十四史治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今世界的格局，已经和以往的人类时代有根本性的不同，一切都是全新的，未知的，我们要深刻搞清楚这一点，所以要解放思想，用新的思想，新的模式来参与新时代的竞争。

不要搞完美主义那一套，我们不仅要让病菌进来，还要走出去，走向病菌的根据地，带着新鲜空气和病菌搏斗！现在，我们这一代老人还站得起来，还能带领大家打出去！我们要主动打出去，等到我们站不起来了，等到病菌打进来了，那就为时已晚了！

我们的心门不自己打开，敌人就用屈辱给你打开！我们的国门不自己打开，敌人就用大炮给你轰开！我们这一代老人还在，还能震慑他们，这就是机会，我们还有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来练拳头，等到三十年、四十年以后，谁主沉浮，还不一定呢！

打开门，走出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不要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要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要自卑，同志们，我们中国的希望，还大得很！

知乎用户 我村 发表

都没答到点子上，国营农场长大的不请自来。
我就拿我家举例子吧，当然那时候我还没出生都是爷爷辈父辈口传，信不信在自己
第一点，粮食为什么不够吃？
那时候粮食产量低，但是这个是跟生产力有关系的，就算那时候包产到户产量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那为什么吃不上饭呢？思考一个问题粮食都去哪了？
作为伟大的国营农场，我家交粮食交到了 97 年左右，大概 2000 年后此农场才没有继续找农奴们要粮食，可以自由分配了。细说一下这个交粮食政策，我印象中几十亩田交完后剩下自己吃的，能卖的也就两千斤左右 (一个手扶拖拉机能拉完，所以印象深刻)，一个四口之家一家人一年最多也就吃两千斤，平均每家三十亩田，也就是说每亩田剩下 60 斤是自己的，其他的无偿上交给农场。以小麦为例，就算每亩 400 斤产量，就是交了 340 斤上去。
为什么说是无偿的呢，因为承包田地的费用每年是照交不误的，一分也不能少，这个钱一直收到现在还在收 (并且随着经济发展不断上涨)
这还是在改革开放后，改革开放前大锅饭你觉得能留多少口粮给你吃？
第二点，生产力到底是阻碍还是释放？其实都一样，能干的多干，不能干的少干。比如我村老头 A 年轻时一干活就腰酸背痛，队长没办法你去食堂烧锅吧，反正也是一天工分，老头 B 也是偷奸耍滑，队长说你去种菜园子吧，也是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嘛！重点也是有工分的哦！
对于农场来说无所谓嘛，该干的活都有人干。对个人来说，只能说有的人吃亏有的人嗨皮咯！分单干之后呢，还是那些活，只不过能干的能得到更多价值回报，偷奸耍滑的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嗨皮了。
所以我是农场书记，我不在乎是否有人吃亏有人占便宜，活都有人干就行了。我是一个能干的农民，我当然希望我的回报比那些偷懒的得到更多。我是一个偷奸耍滑的小滑头，还是大集体好啊！
第三点，补充说明。
此农场的每一寸地，每一寸河都是我爷爷那一辈的人用铁锹一锹一锹挖出来的，农忙时在田里干活，农闲时就去挖河。连我爸都去挖过，我小时候一放寒假我爸就去挖河了，一直挖到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样子，那时正好 97 年，所以有印象。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工分了，也没有工钱，无偿的谢谢！当然这都是为了让田更好，问题是田租一分也不能少谢谢！
2000 年之前，此农场所有农药化肥都是由农场强制提供，不要违法要少了也违法。所有农产品必须强制卖给农场，它定什么价你就卖什么价，不卖违法！你的田种什么也有农场决定，乱种违法！
第四，结果是什么呢？
此农场很有钱，挥金如土，在本省很有名气。此农场的农奴很惨，比周边镇上的农民穷很多很多。放大来看是不是很像国家与国家的区别？
这里并不是诉苦也不是要怎么样，毕竟我家现在过得很好，过去的就过去了。
我只想说明，不要怀念毛时代，不要对它的那些想法做法有任何幻想。毛都死了几十年了，改革开放都 20 年了，此农场还敢这么玩，想想都可怕谢谢！

补充说明此农场有钱到什么地步了:
90 年左右农场党委书记座驾奔驰，配专职司机，2000 年左右，所有村长的座驾都是奥迪 A6，配专职司机。
某一年水灾，财政拨救济款，此农场代表农奴们表示我们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这钱，把这钱给别的地方吧！最后财政拨款没要，农场并没有拿一分钱出来补贴农奴们，好像只是免了当年的地租。
某年说我们的农奴都生活水平很高，强迫每家每户盖楼房，不盖可以户主去学习班学习，学习到愿意盖为止。不准家人探视不给吃饱限制人生自由。当时是冬天快过年了。(当年我家隔壁的隔壁的隔壁的妇女说年三十给他家男人送饺子去，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没钱可以借给你，有利息比银行贷款利息高一点，以后直接拿你的农产品抵债。不管你家的房子新还是旧，必须拆了盖楼房！(当时我家的新房子住了十个月拆了)
2000 年村村要通水泥路，每家交钱修，交不交随你，反正从你第二年的农产品里扣。农场每年都会拿一部分钱捐给党委书记老家南阳某村修路。我们是农奴嘛不配！
2004 年左右，某村几户人家觉得种农场规定的作物不挣钱，私自种了油菜，在快收割时，农场搞了几个推土机给人家平了地！当时在田头喝药自杀的就有三起！也就是那时候开始农场才随意农奴们种什么！

知乎用户 蚍蜉王子 发表

学 R 脑子太累了，怼一下人换个脑子。

@野风

拉黑了我，那不客气咯。

首先人家在县志里看了一眼 1957 年的人口。

然后再来看人均耕地，嗯？1952 年的人均耕地？这是为了什么？

哦，原来是要利用亩产 * 人口 * 耕地面积 = 总量粮食产量啊。

然后此公得出一个惊悚的结论，人平粮食 314 斤 / 年。

从而为了得出一个结论：

然后有人发现了这个问题，粮食产量对不上啊，此公的解释是：

因为共匪造假了，土地明明只有这么多嘛！

其实呢：

**1957 年人家县志明明白白写的是，粮食作物面积 276 万亩，**你这里就变成据 “第二张图统计，水田为 14 万亩，旱田为 122 万亩。”，第二张图用的是 1952 年的数据，5 年间开荒的面积就不算了？真棒。似乎为什么一定要用 1952 年的数据就迎刃而解了。

而稍有农村社会学或农业经济史常识的人都知道，1949 到 1958 年期间，共产党在中国基层农村掀起了怎样的狂潮，集中所有可能的人力物力兴建各类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大小水利事业，从而大大开拓了粮食种植面积。而治水、治黄、安农、保粮一直都是从中古中国到现代中国集权式政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中国当代有哪些足以彪炳史册、让后人叹为观止的伟大发明或工程？

还好意思说出这样的话：

也充分说明，此公对于县志的编纂过程没有一点点的基本认识。

通常来说，在我不怀疑他有意操纵数据的情况下，一个人用正确的数据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要么蠢，要么瞎。

此公，我从最友善的、绝不质疑他有意操作数据的角度来揣度他的意图，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这些数据我自己随便算一下都可以发现——他既蠢，又瞎。

知乎用户 委鬼日京禾火 发表

10 月 12 日，感谢赞和评论。昨天被举报要求修改。

部分人在改革开放前吃不上饭？确实是这样的。

但即便是在当下，中国也有 “部分人吃不上饭”。

略……

略……

略……

相对于 “粮食总产量” 和“人均粮食量”而言，“分配制度是否合理”，才是 “人民吃不吃的上饭、富不富的起来” 的关键。

关于政治方面就不说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_百度百科

首长负责制_百度百科

有兴趣的也可以看看 1977 年的纪录片《铁证如山》

知乎用户 春过雪消 发表

近期进入农忙，无暇多写，简单综合一下以前的文章。

首先，我的观点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个人认为，自 1949 年至今平均亩产增加的 300 公斤中，单纯化肥因素约占 30%（±10%），单纯良种因素约占 20%（±10%），单纯水利因素约占 10%（±5%），单纯其它因素（包括高厢垄作免耕轮作预留行间套作肥水管理在内的耕作制度改革，和农药、农膜、农机等）10%（±5%），多因素综合作用（包括化肥、良种、水利、农膜、农机、农药、肥水管理耕作制度改革等）因素约占 30%（±10%）。

1、农业发展的 4 个基础：基本完善的重工业体系、完善的农科技术研究推广体系、完善的农田水利体系、集约化和适度规模化经营，最终都只能依靠工业化来实现。如果没有工业化因素，谁能为我解释，数千年 “包 产到户” 粮食平均单产也不曾高于 100 公斤，1984 年怎么就上了 240 公斤？是菩萨供的高还是风神龙王入了党？
工业化之前的全国平均粮食亩产最高不可能超过 100 公斤，详见; 工业化之前的全国平均粮食亩产最高能有多少？ - 历史

2、自解放后，除几个特殊年份，全国平均粮食单产一直在持续增长。
a、“包 产到户” 政策是 1982 年 1 月 1 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确定的，而 1959~1961 整个国家都在不正常的狂热和严重的错误之中挣扎，不能看作常态。所以人民公 社正常运作时期为 1962~1980 年。
b、1949~1958 年的粮食单产年均增长率为 4.73%，但这个高增长率有军队复员后农村青壮劳动力比例大幅增加及和平后农业生产秩序的恢复等不可持续的恢复性增长因素。关键词：恢复性增长；不可持续
c、在正常运作的人民公 社时期（1962~1980）19 年中，在 “盘剥” 之下，粮食单产年均增长速度为 4.91%，并不亚于 1949~958 年的 4.73%，更远高于 “包产到户” 后的 1981~2012（2.15%）。
即使是以 1959~1980 年计算，人民公 社时期粮食单产年均增长速度（2.90%）仍高于 “包产到户” 后的 1981~2012（2.15%）。
d、事实上直到 1984 年及至整个 80 年代，农业的增长因素依然主要是杂交水稻、“43 方案”等系列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化成果——化肥厂、农药厂、农膜厂等的陆续投产。至于 “包产到户”，起初农民确实积极性很高，但对具有公益性质的农机、水利等设施的破坏积极性同样也很高，维护保养要求较高的大型拖拉机、提灌站、机井系统等在数年内就拆解、锈蚀、损毁殆尽，以至抗灾、增产能力锐减。等到人们想起不是什么都可以分家，放缓（不是停止）对农田水利体系的破坏后已经迟了，1985 至确定“以工补农” 政策的 2003 年间，19 年粮食单产年均增长速度仅为 1.09%。
3、具体分析增产因素，农业主要增产因素有工业化、农技推广、农田水利三项。
a、工业化是农业增产的基础，其作用体现在提供化肥、农药、农机、及为育种等农科研究提供条件，等等。
b、农技推广是农业增产的前提，只有以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为媒介，传播良法良种（如矮杆和杂交稻），传授化肥农药农机的正确使用，尽快把工业化成果转化为农业生产力，才能实现农业增产。但是，农技推广系统在小农经济下根本不可能发挥大作用，土地的分割细碎，小农的保守，生产单位的小、散、多，对失败承受能力极弱等情况，加上四级农科网的瓦解，造成虽然现在农民文化素质远高于 60、70 年代，农技推广难度却百倍于当年。
“土地分割细碎”直接导致的后果有：(a)、杂交水稻和玉米的推广成为农技推广体系在惯性驱动下最后的辉煌，而县、公 社、大队、生产队的四级农科网瓦解后，残缺不全的县、乡农技推广体系现在也已全面崩溃，乡镇农服中心的人唯一干的和农业有关的事就是（私人）卖种子农药了，而有些新人是连 “小春” 是什么都不知道。“新品种”、“新技术”成了诈骗手段。(b)、平原地区已初具规模的机械化农业重新清零，被拆解成为废铁，年销售 2.6 万台大拖的洛阳 “一拖”2、3 年内就骤然滞销至 1 台也卖不了，到 2000 年以后才恢复到这个产量。(c)、植保上一直在提的“农业综合防治” 因天生与小农经济犯冲再无可操作性，调节作物的播、植期，放养金小蜂、诱蛾灯、黄板、统一科学用药等措施全都被滥用农药取代。(d)、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变得极为困难，尤其是 “生态农业”、“规模农业”、“品牌农业”、“制种产业” 等对规模性、一致性要求较高的农业模式，一颗耗子屎打烂一锅汤成为常事。(e)、……
c、农田水利工程最大的作用在于 “抗灾减灾稳产”，拖平因旱涝灾害造成的产量下滑曲线，把劣地改为良田，在全国长期产量曲线中也可看作增产因素。1980 年之前兴建了现有农田水利工程 80% 以上的工程，而 1980 年之后，农村的农田水利工程就总体而言是逐步失效破败的 30 年，成系统的机井提灌站所剩无几，农田水利体系陷入“偏瘫” 之中。而且现在 “包产到户” 后农户分散经营与水利设施的不可分散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尖锐矛盾，农户土地细碎 “无法协调利益得失” 造成的 “最后一公里” 难题，不是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就能解决的。
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成灾面积 / 受灾面积的平均比值 1950 年~ 1966 年 17 年为 46.13%，1966 年~ 1969 年数据欠缺，1970 年~ 1986 年 17 年为 38.99%，1987 年~ 2003 年 17 年为 52.67%。
4、工业化是农业持续大幅度增产的基础
而具体而言，工业化对农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化肥、农药（含杀虫、杀菌、除草、植物生长调节剂等）、良种、农业机械等。
化肥
2012 年中国生产氮肥 4947 万吨（折纯），磷肥 1956 万吨（折纯），钾肥 530 万吨（折纯），共生产 7432 万吨（折纯）化肥，出口 1758 万吨（折纯，来源：http://www.china-fertinfo.com.cn/viewxx.aspx?id=21293&amp;amp;tb=jrgz），同时又进口磷钾肥 766 万吨，其中主要是高端钾肥 634 万吨，折纯后约为 350 万吨（来源：http://www.sxcoal.com/hf/3033308/print.html），合计国内消费 6000 万吨以上（国家统计数据国内消费 5838.85 万吨）。
以技术含量最低的过磷酸钙，每生产一吨需发烟硫酸一吨，而这东西 1949 年美国产量 1037 万吨，连 “几乎夷为平地” 的日本也有 161 万吨，中国仅 4 万吨。
钾肥的生产流程也很简单，但也还要脂肪胺浮选，分离钠钙镁，提纯，而且变成化肥后没有青藏铁路（一期）也运不出来。硫酸、脂肪胺等化工原料、青藏铁路，如果没有工业化，这些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
在 70 年代 “四三方案” 整厂引进合成氨工艺以前，国产氮肥确实质量差成本高，但也达到了年产千万吨（折纯）。关键是如果没有前期的技术积累和特种钢工艺的突破，“四三方案”不能自建配套设备的话，至少要多花 50 亿美元，也更谈不上 80 年代因合成氨工艺的仿制、扩散成功，氮肥和粮食产量连年增长的大好形势了。《尿素合成塔制造工艺 》（来源：http://www.docin.com/p-383296716.html）第二页就谈到 “我国从一九六五年开始制造尿素合成塔，起初为双套筒的结构，一九六八年开始制造Φ800mm 内衬 Cr-Mn-Ni（A4）双相不锈钢小型尿素合成塔，生产能力为 80 吨 / 天。一九七０后全国建有 33 个这样的尿素厂，全部由国内自行设计和制造。一九七五年以后，从国外开始引进 13 套年产 48~52 万吨的大型尿素生产装置，尿素合成塔的内径为Φ2100mm~Φ2800mm 不等，从一九八三年开始，我国也开始自行设计和制造大型尿素合成塔，并对原有的中小型尿素合成塔进行改造……” 此外，氮肥生产也要海量的石油、天然气、HCl、H2SO4、HNO3、NaOH、Na2CO3 等基础化工原料，如果没有工业化，这些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
农药
2012 年中国累计生产农药原药 354.9 万吨（来源：http://www.cacs.gov.cn/cacs/newcommon/details.aspx?articleid=120639），出口 159.9 万吨，进口 5.4 万吨（原药，来源：http://www.nzlm.cn/bencandy.php?fid=484&amp;amp;id=361380），合计国内消费 200.0 万吨。
技术含量最低的农药是乐果，分子式：C5H12NO3PS2，不包括检测试剂、催化剂等，仅其生产所需大量原料就有 P2S5、CH3OH、一甲胺、HCl、Na2CO3、苯、氯乙酸甲酯等十余种。而菊酯类、杂环类农药等工艺就更复杂了，基础原料甚至多达四、五十种。生产农药原药 354.9 万吨至少需要数百种化工原料 3000 万吨以上。
80 年代，中国农药和化肥产量就均已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现在，均占世界总产 4 成。如果没有工业化，这些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
良种
良种同样是工业化的成果，不提科研过程中所需的工业支持，仅是成果的推广就离不开工业化。杂交一代的父本和母本是自交系，因多代提纯自交，生活力极弱，70 年代刚开始制种时，在充分保障化肥、农药供应下繁殖和制种产量也每亩仅几十斤，如果没有化肥、农药根本不可能大规模推广杂交水稻和玉米。此外要调节杂交水稻、玉米、小麦的父本和母本花期相遇和制种成功，920、2,4-D、杀雄剂等药剂也必不可少。如果没有工业化，这些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
农业机械
仅依靠拖拉机等栽插、收获机械确实不能提高单产，但提高工效争抢农时也是有用的。但喷雾器等各种植保机械、农用排灌柴油机等各种灌溉机械却是必不可少，农膜的使用也极大地提高了单产和复种指数。工程机械虽不是农业机械，也是大型水利工程不可或缺的。1980 年全国已拥有 258.3 万台农用排灌电动机 289.9 万台农用排灌柴油机。如果没有工业化，这些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
所以，工业化是农业持续大幅度增产的基础。
5、为什么之前吃不上饭而之后就吃上了，除了粮食单产的持续大幅增长外，还有一重要原因。
人民公 社最大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强行 “剥夺” 农村来建设工业，同时极度压制消费解决中国极度缺乏工业化资金的问题； 同时，辅以供销社，引入和规模化种植 “土特产”，以调配、统购统销、工农剪刀差等手段“剥夺” 农村的同时，破坏原有的封闭落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把整个农村纳入了全国社会化、工业化生产的链条，解决工业化所必须解决的市场问题。
王丹莉《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村税费制度演进》中引用历年《中国财政年鉴》、历年《中国农业年鉴》数据并分析后认为，1949 年以来农民税费负担的变化可以粗略地被划分为几个时段：1957 年以前税费负担与农民所得之比大致维持在 10%—20% 之间。1958 年成为建国后农民税费负担的第一个拐点，税费负担 / 农民所得在这一年突然上升至 37.29%，1960 年出现大幅度回落后，直到 1979 年税费负担与农民所得之比基本维持在 20%—30% 之间。1980 年以后，农民的税费负担一直呈下降趋势，直到 1984 年。从 1985 到 1989 年，税费负担 / 农民所得大概在 10% 左右。而从 1990 年开始，农民的税费负担又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自 2000 年起，各种提留统筹费的下降则表现得更为明显。
需要指出的是，1、由于各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上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农民税费负担并不一样，此外还有农产品统购统销等隐性税收和水利交通等基建的无偿劳动，而这部分往往是随机和缺乏统一的统计数据的。此文采用数据主要是官方公布的历年农村经济收益分配表中的提留统筹费，目的是为口径统一便于前后的对比。因此，部分地方 “人民公 社税收（含提留）远超 1/3 以上” 也是有可能的。2、虽然在税费负担结构中农业税收通常仅占 1/3，但考虑到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镇居民无偿或低价享用的国家兴建的教育、医疗、供水、电力、文化、道路等社会服务，农村却必须以 “提留” 自行购买（兴建、兴办），所以把 “提留” 等同于 “税收”，等同于“剥夺” 农村并不为过。
根据文中统计数据，单纯就农业税（不含农产品统购统销等隐性税收）而言，人民公 社时期农业各税 / 农民所得比例实际在逐年下降，在正常运作时期最高为 1964 年的 9.61%，最低为 1980 年的 4.05%，平均为 6.83%，23 年合计 657.17 亿元。但与此同时，为维持赤脚医生、民办中小学、农田水利、四级农科网等的运转，集体提留却有了大幅增长，人民公 社时期集体提留 / 农民所得平均为 16.87%，在 66~69 年四年数据欠缺的情况下达到了 1293.3 亿元。这使得税费总和与同期农民所得之比达到 25.84%，远高于公 社之前的 13.93% 和之后 1981~2000 年的 8.01%（农税 1.94% 提留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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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之前吃不上饭而之后就吃上了的原因，一是工业化下粮食单产的持续大幅增长，二是国家强行 “剥夺” 农村来建设工业的政策调整了。

春过雪消：工业化之前的全国平均粮食亩产最高能有多少？

春过雪消：地主阶级是怎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春过雪消：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是否已到最后的末路？

春过雪消：我国农业改革的逻辑以及进一步改革的思路？

春过雪消：1949 年，中国（大陆）的工业水平和规模在世界上能排到什么等级？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建国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体系？（近现代史之核心：国家工业化——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

春过雪消：如何看待印度 GDP 在 2016 年首超英国？

春过雪消：为何印度耕地面积世界第一而粮食年产不足中国一半？

春过雪消：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讨厌日本？单纯因为历史？

春过雪消：为什么一些人觉得美国是中国的敌人而不是朋友？

春过雪消：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国家一个政策或者法律，你会改变什么？

春过雪消：有哪些农业上的事实，没有一定农学知识的人不会相信？

知乎用户 远古善良自由党 发表

有些左派分子拿着一些数据在那说的天花乱坠的。不过，这个饭也分是什么饭嘛。

按我爸我妈的回忆，改开之前，那也能混个肚子饱。但问题是，当时吃的可不是白米饭。都是要往里面加红薯或者菜的。

这个口感可就远不如白米饭了。当然你要是仅看数据指标，会觉得这不都是粮食，差不多啊。但个人感受却差远了。

反正我爸我妈他们，回忆起联产承包，从来都是赞不绝口的。他们说，一承包之后，很快就吃上白米饭了。

左派人士，总是喜欢简单的拿个粮食数据来对比。

其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毕竟，粮食再怎么增长，数量是有限的。没有联产承包，在计划经济下，慢慢的其实也有一些发展。

联产承包真正的意义在于，不光在于让居民吃了好了一点。而是给了居民自由经营的权利。让他们除了能够吃的好之外，还能够买到各种自己想要的东西。

还以我家为例。在八十年代，我爸就个体经营，干上了木匠。他和我妈就买了以前的所谓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后来还买了电视机。还早早的就修了楼房。

甚至就是在吃的上，起码不是过年才能吃上一点肉了，起码养个猪，能搞点腊肉、腊肠什么。

而在公社时代，二十多年时间，大家都住在那些土屋里面，也就只有平房。连新房都少。一年年的一成不变。

你就是养猪，要是猪的重量不达标，说不定到头来，一点猪肉指标都分不到。

我就更不说很多进城打工的人了。这在公社时代是不可能的事情。在 78 年之前的 20 年里，中国的城市化几乎完全停滞。一直是百分之 17 左右。到 89 年，则已经接近 27%，这还不算那么多的所谓盲流。

公社体制的崩溃给了中国无数的农民们发家致富的机会。

如果不是公社解体的话，这些都不可能发生。

我承认，即使公社继续存在，说不定慢慢的也会吃上白米饭。可是光吃上白米粉就够了？

左派分子把农民想象成只要有粮食吃就好，就可以大书特书，当成自己天大的功劳了。不客气的说，就是完全不把农民当人看。

知乎用户 黑岛人 发表

这个问题下回答和混战太多了，我来当回文抄公，综合一下。

首先是强迫症，长期吃不上饭是要饿死人的，但改开前夕并没有出现大量的 “部分中国人” 饿死的情况吧，“吃上饭”应该改为 “吃饱或吃好” 更恰当一些。

然后，凭常识我们知道，人们吃饱或吃好，最可能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占有了更多农产品。所以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相当一部分从 “吃不饱” 转变为“吃饱或吃好”，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无非有二，一是人均农产品占有量提高，二是分配更公平，原来部分被浪费、少数人过度消费 / 储存、出口的农产品被分配给原来供应不足的人群。

而在改开初期，中国还是一个相当平均主义的国家，第二条因素的影响可以暂时忽略（但实际上，以公粮和提留形式出现的农业税费负担的变化，对于农产品在城镇和农村这两大块人口之间的分配，是有相当影响的）。又由于 1984 年前，中国基本是一个净农产品出口国，国内农业产量基本决定了人均农产品占有量的多少（当然实际中，其实还有名义人均占有量和实际人均占有量的区别，后者还要考虑收储运售中的损耗率是否有重大的变化）。最后，依改开初期的现实状况，问题甚至可以简化为分析影响同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的变量因素。

当然，以上是大家都知道的废话。

其实，由于发生了包括著名的数据帝

@chenqin

在内，主要还有

@Richard Xu

@暗香疏影月黄昏

@司马懿

参加的混战，现在几个顶在上列的回答，多半都偏题了。我个人认为，对原题回答更（最）切题、最恰当的一些回答反而被或多或少掩盖了，所以我向所有更关心问题本身的网友大力推荐，将以下几位知友的回答综合起来，恐怕就差不多摸到大象的全身（大至相当于，可以确保画出的大象有长鼻大耳四条腿，但并不能保证各部位间的比例关系不象毕加索的作品）：

@春过雪消

（很全面，但推荐特色重点是指出八十年代初农民税费负担下降的影响）;

@maomaobear

（他回答的重点观察点是，在将分析时期拉长到三十年以上，以十年为一跨度对比后，观察人口增长率对于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影响）;

@季退思

（很少有人象他一样，注意并重点提及了同期非粮食作物，尤其是油料作物大幅增产的影响）;

@洛克马戏

（回答的亮点不是历年数据表，而是在回答最后注意到，必须考虑农作物收储运中的损耗率的变化——虽然没有一并提供相关数据——在农业发达国家之外，这个因素看似不直接影响人均农业产量，但对实际食品供应的影响不可忽略，苏联糟糕的农业和食品供应，很大程度上就是倒在这上面）;

@清徽

(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的各自优劣点相当有启发性）;

@我佛山人

（一个绝佳的实际案例总是很有意义的）;

把这几个回答集合在一起，互相对照，印证，去误，应该可以看出，改开后 “吃上饭” 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总体而言， 即使倾向于认为土地经营制度变革提高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改开初农业增产极为重要的分析，一般也认为贡献率在 40-50% 左右，由此可推论工业化对农业的支持作用至少要更重要一些。

我个人认为，事情可能还要更加复杂，控制其它变量求一个变量的贡献率的思路，在农业上有时也许是根本不可行的。

以

@我佛山人

讲述的四川彭县楠木公社第 4 大队第 4 生产队的 1974-1977 年的生产情况为实例，劳动积极性和肥料对于增产的关系，似乎就并非可以切分。

我们假设在这个例子中其它因素都不变，只有劳动积极性提高和施用肥料，各贡献了 77 年增产的 50%。然而其它年份的实践却显示，有劳动积极性，缺乏肥料；或有肥料但缺乏劳动积极性，出现这两种状况，农业产量不是 “只上升”（“只下跌”）50%，而是增产率会被打回 0。这种状况下，“控制某它变量” 后再考察唯一可变量对总体结果的影响系数，难道不失真吗？

——————以下是其实跑题的乱斗————————

不能遏制冲动的，还是要卷入 @chenqin @Richard Xu @暗香疏影月黄昏 @司马懿等的混战，

@醉袒貂裘

，感谢你的刺激。

首先为了避免误解或有意的误解，先说明一下，我赞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 1978-1984 年期间的农业增长有正贡献，也赞同在当时的条件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原来的 “三级所有，生产队为主” 的大集体土地经营制度，更能促进中国农业增长，理由上我比较原教旨主义的跟随林毅夫的理论解释（但不代表我接受林的具体量化结论）。

其实作为争论中一方单独的主力，@暗香疏影月黄昏，事实上他一样承认改开初土地经营制度大变革（为方便以下一律简称为 HRS），对于农业增产有正作用。包括后来纠缠最深的化肥与粮食增产的比例关系，争论的实质其实是围绕着 HRS 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到底有多大而展开的。这一点我希望有些人不要再恶意的故意给别人编造观点当自己的靶子。

在使用工具变量控制了包产到户的自选择效应后，再进行二阶段估计，包产到户的效应变为显著大于 0 的 0.225，这意味着在其它状况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省将其所有生产队从集体化外生变为包产到户，农作物产出可提高 22.5%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中国农业增长的再考察: 来自面板工具变量法的证据》 孙圣民 陈强 经济学 2017 年第 2 期，摘抄于 @chenqin 的回答

很惭愧，我现在也还没找到那期《经济学》，但我找到了孙圣民教授在另一篇论文有过以下的阐述：

中国农村 1978 年发生的土地产权制度变革，实现了从生产队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有效制度变迁， 成为制度变迁效率假说 (Davis and North，1 97 1；Northand Thomas，1973) 的有力佐证。林毅夫 (1994a) 的实证研究表明，1978—1984 年间农作物的产量增加了 42．23％，其中大约有一半来自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本文的提出源于以下问题：既然存在如此巨大的潜在制度变迁收益……
——《游说、权力分配与制度变迁——以 1978 年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为例》引言 孙圣民 南开经济研究 2007 年第 6 期

对比之下可以看出，在 1978 年开始到 1984 年基本结束的 HRS，对于同时期中国农业增长的贡献率的这个问题上，孙教授的相关观点和结论是长期一贯的，即相对比例上，提供了同时期总增长的大约一半左右，绝对比例上，促进中国农作增产了大约 22%。

对以上认定，是否有认为犯了理解或分析错误？如果没有，那就可以继续。

摘抄一下 @洛克马戏 辛苦输入的中国历年粮食产量、人口和人均粮食量总览（1949～2016 年）里的相关数据

年 度　 粮产量 (万吨) 增率　 人口 (亿) 增率　 人均粮 (公斤)
1970 年 23996 12.08% 8.2992 2.80% 289.1
1971 年 25014 4.07% 8.5229 2.62% 293.5
1972 年 24048 -4.02% 8.7177 2.23% 275.9
1973 年 26494 9.23% 8.9211 2.28% 297.0
1974 年 27527 3.75% 9.0859 1.81% 303.0
1975 年 28452 3.25% 9.2420 1.69% 307.9
1976 年 28631 0.63% 9.3717 1.38% 305.5
1977 年 28273 -1.27% 9.4974 1.32% 297.7
1978 年　 30477 7.23% 9.6259 1.33% 316.6
1979 年 33212 8.23% 9.7542 1.32% 340.5
1980 年　 32056 -3.61% 9.8705 1.18% 324.8
1981 年　 32502 1.37% 10.0072 1.37% 324.8
1982 年　 35450 8.32% 10.1654 1.56% 348.7
1983 年 38728 8.46% 10.3008 1.31% 376.0
1984 年 40731 4.92% 10.4357 1.29% 390.3
1985 年 37911 -7.44% 10.5851 1.41% 358.2
1986 年　 39151 3.17% 10.7507 1.54% 364.2
1987 年 40473 3.27% 10.9300 1.64% 370.3
作者：洛克马戏
链接：洛克马戏：为什么说部分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前吃不上饭，之后就吃上了？

84 年比 78 年增产 10254 万吨，根据孙圣民陈强的论文模型和结论，在这一时期整个农作产值增长（42。23%）里（与粮食增产幅度略有差异），HRS 占了一半左右（22。5%），这总体增长里其实还包括了气候适宜的影响，1985 年就出现了大减产。由此大致可以计算出，孙圣民陈强模型给 HRS 对增产贡献的绝对量大约是 5000 万吨。而连其它因素留下的也差不多是 5000 万吨左右。

1984 年是八十年代少有一个，全国总体上气候相当适宜农业生产的年份，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天气因素至少对当年的农作产量没有负相关作用？

而中国化肥的部分产能宏观数据如下

1970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23996.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 351.2 万吨　
1975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28452.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 536.9 万吨　　
1976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28631.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 582.8 万吨　　
1977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28273.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 648.0 万吨　　
1978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30477.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 884.0 万吨　　
1979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33212.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1086.3 万吨　　
1980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32056.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1269.4 万吨　　
1981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32502.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1334.9 万吨　　
1982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35450.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1513.4 万吨　　
1983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38728.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1659.8 万吨　　
1984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40731.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1739.8 万吨　　
1985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37911.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1775.8 万吨　　
1986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39151.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1930.6 万吨　　
1987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40473.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1999.3 万吨
作者：neo anderson
链接：neo anderson：为什么说部分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前吃不上饭，之后就吃上了？

84 年比 78 年增产 855。8 万吨，即使不考虑新投产出品的化肥，肥力效果远超过大部分旧化肥品种，并将其它全部增产效果归功于增施化肥，5000/855.8=5.84，是不是交换比仍然偏低呢？

最后，实际上，把分析的年限放长后，对农业增长是工业化重要还是 HRS 重要，几乎是一目了然的。

1984 年是 HRS 在全国基本完成的年份，也是它最风光的年头，然后 1985 年就出现粮食总产下跌（并不代表农业总产一定也下跌），产量在 4 亿吨上下一直徘徊，年纪大些的人应该还记得，八十年代后期全国上下对于粮食可能自给不足的忧虑，一胎化政策的强化与此就关系很大。

在 1990 年才重新向上突破——总不会是 90 年又来了一波土地经营制度根本改革？——96 年站上 5 亿吨关口，进入新世纪后又一度暴跌，04 年开始反弹，07 年重回 5 亿吨级别，13 年突破 6 亿吨至今。78 年到今天，粮产翻了正好几乎一番（其实如果计农作总产更不止），HRS 只有与前期约一亿吨的增产有比较明显的关联，后 2 亿吨增产显然几乎全是由科技进步和基础设施投资贡献的。

显然，从长期看，工业化对农业增长才是最具有决定性影响。

知乎用户 huang liu 发表

这么多人没有人提出统购统销吗？

工业化在五十年代高速进行，很多人从农村到城市，人力投入减少，城市人口增加导致对粮食需求大增，国家为了控制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所有粮食由生产队交给国家然后国家分配给个人

生产队粮食一半都被国家收走，大跃进期间放卫星，绝大部分粮食被收走，后来备战备荒，大量粮食也被收走。很多农民只有红薯可以吃，就是因为红薯不征收，细粮都交给国家

70 年代一方面因为化肥产量增加 另外品种改良，还有一个不需要备战备荒了，国家不强制收粮食，农民可以自己卖，国家也提高了收购价。粮食增加，征收减少，大家自然就好了。而这一切基础就是工业体系完善，石油涨价了，有外汇了，另外那几年进口粮食也大幅增加。

搞乱了几年，到了 84 年，石油价格下来了，大家加了工资财政入不敷出，国家顶不住了，不再高价收购那么多粮食，然后就卖粮难了。不过这个一包就灵的点子到处流传下来了，然后就是包厂，私有化，乱挖煤，祸害一直到今天

任何生产都不能脱离实际，一包就灵宣传就是错的

知乎用户 「已注销」 发表

大家都在极力装瞎，二逼我来当吧。
至于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后就吃饱饭了，解释再多也是多余，因为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都是假装不知道。
个中原因，看看朝鲜和韩国就明白了。成为韩国还是朝鲜，不在于努力，而在于选择。

…………………………

一觉醒来破一赞了，作为一个知乎小透明第一次拿到这么多赞，谢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下面啊，我再简单地说两句哈。

大家完全没必要在化肥和粮食产量问题上纠缠不休，没意义的，因为中国的粮食一直够吃，跟产量关系不大。就跟朝鲜的粮食产量其实也够吃一样。

知乎用户 贩坷垃的王大锤 发表

我不想提什么毛左特色粉之类的词，扣帽子或者先给自己站立场再说话都不是好事。
就事论事，能不能吃饱饭不是粮食总产量决定的，而是和人均粮有关。当然粮食产量也是和人口有关，这点整个中国古代历史都是证据，我也不须说太多，生产力没有提升的情况下，战乱导致人口减少，无论粮食产量还是 gdp 都下降；太平盛世人口增长，粮食产量和 gdp 都上升。
粮食产量提高和人口增长两者是互相影响的，中国人口中农村人口占据了极高的比例，单方面的把人口增长看作负担或者新增劳动力都是不合适的。
改革开放前并不是一直都吃不饱的，虽然达不到现在这种生活水平，但至少从人均粮的数据上看，在 55～58 年以及 70 年代后都比较稳定。
当然改革开放前的人均粮峰值都比不过 78 年的数字也是事实。但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个。
通常所说的吃不起饭，确切指的应该是三年困难时期及其之后一段时间，从 58-61 年，人均粮数字分别为 299.5、252.5、217.3、207.3 公斤，对应的人口增长率为 2.03%、1.80%、-1.51%、-0.53%。
至少我们能看出那几年是真吃不饱。
改革开放后，78 年人均粮 316.6 公斤、79 年为 340.5 公斤，但 80 年和 81 年又跌到 324.8 公斤，90 年增长到了 390.3 公斤，之后基本在 350～400 波动，至 11 年又有明显上升。
有趣的地方是这几个：
75 年人均粮为 307.9 公斤、改革开放后最低的 2003 年为 333.3 公斤。
2000 年粮食产量增长 - 10.00%，仅次于 59 和 60 年的 - 16.48% 和 - 17.96%，有些说建国以来增长平稳的，无论在改革开放前还是后都有增长和下落的时期存在。

78 年前后：77-80 粮食产量增长率为 - 1.27%、7.23%、8.23%、-3.61%；人口增长率为 1.32%、1.33%、1.32%、1.18%，我不知道如果工业带来了 78、79 的高峰，应该如何解释 80 年的回落？
以上不足的地方：历年粮食进出口量没有考虑到。
私货：
从祖父一辈农村长辈那里获得的两个比较反感的时间阶段，一叫 “吃食堂饭那几年”，我问过他们那会儿是不是有人饿的啃树皮，他们告诉我炼钢时山都砍秃了，没有树皮。
另一个叫 “长者玩农业税那几年”，据说有人全年农业收入不足以缴税。
那一辈人我所见的典型特征：农民喜欢邓，机关及农村干部喜欢毛。不过都讨厌长者。。。
以上

知乎用户 麦瓜 发表

嘿嘿，所有答案里恐怕没有提到改革开放后粮食进口比改开前增加了 50%。(三巨头陨落的第二年粮食进口直接翻三倍，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 50%)

为什么农民没有余粮啊？因为城里人要吃饭啊。

为什么农民又有余粮了？因为城里人靠进口粮食喂饱了不少啊。

另外战备粮在改开后放出了相当多 (具体数据不记得了，也查不到了)

自然外汇储备也降到了冰点。否则为嘛儿当时美援那么重要？

要不如何显示改开前后两重天啊？

什么政策和技术能见效那么快啊？

-—

1970-1979 年中国粮食国际贸易情况 单位：万吨

年份

出口

进口

净进出口

合计

其中小麦

1970

211.91

535.96

530.21

-324.05

1971

261.75

317.32

302.20

-55.57

1972

292.56

475.62

433.36

-183.06

1973

389.31

812.79

629.85

-423.48

1974

364.39

812.13

538.34

-447.74

1975

280.61

373.50

349.12

-92.89

1976

176.47

236.65

202.19

-87.18

1977

165.70

734.48

687.58

-568.78

1978

187.72

883.25

766.73

-693.53

1979

165.08

1235.53

870.98

-1070.45

合计

2495.5

6444.23

5310.56

-3946.73

资料来源：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1984》。

知乎用户 SkodaAuto 发表

三农问题一窍不通，个人理解：

改开以前，统购统销，优先供应城市，农村当然容易饿死人

改开以后，允许余粮，允许自留地，当然马上就能吃上饭了。

对于极度贫困的农村而言，给点吃的，马上就会不饿死人了，残酷的事就这么简单啊。

知乎用户 「已注销」 发表

积极性并没有这么大用。

不信的，可以自己去种地。

不用化肥，良种，水利灌溉，农药，机械。

你就是 24 小时，干死在地里，亩产也不过二三百斤。

通俗说，积极性就是软件，最终能发挥出多大功能的上限取决于硬件。

一味强调包产到户、积极性增产的，和亩产万斤放卫星的都是一个思路。

当然还有更无语的，强调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的话，我建议这些人先去把老板们的工厂店铺分了，来个分厂分店单干，充分调动下 “积极性” 嘛。

对于分厂分店单干，大部分员工甚至全部普通员工都是喜闻乐见的，这跟分了公社的兴高采烈是一回事。

而对分国企，管理干部们更是积极。

拿了分的这点资产或者当个小生产者，开个小企业美滋滋。

但不加限制的话，资本逐利，市场规则会让这些资产重新集中起来成企业，吞并小生产，个体户，甚至成为大企业，垄断企业。

如果不是农村不允许土地集中，不敢走市场经济。

早出现大地主、大农场，让这些积极分人民公社的 “员工” 重新去打工或者当佃户去了。感受一把分田单干的“积极性”。

知乎用户 「已注销」 发表

因为以前那时候，

是一对父母带一大堆孩子。

劳动力严重不足，

又碰上自然灾害。

后来搞计划生育了，

当年的孩子长大成为劳动力，孩子又只有一个。

全社会劳动力几何上涨，幼龄儿童又少，

能吃不上饭吗？

知乎用户 季退思 发表

我对化肥论之类是嗤之以鼻。

泸天化始建于 1959 年 11 月，位于中国西部地区的重要城市四川泸州，拥有便利的黄金水道、高速公路、航空、铁路等交通运输条件。1966 年泸天化建成年产 10 万吨合成氨、16 万吨尿素装置 (简称中化肥)，是中国第一个成套引进西方技术生产尿素的大化肥企业。1976 年泸天化又建成投产引进的年产 30 万吨合成氨、48 万吨尿素装置 (简称大化肥)。——所以呢，尿素化肥提供的增产明明是 1980 年之前就已经起效效果过了，不会再 1980 年之后再重复起效的好不。

有人硬说建成之后还有试产到达产呢。然而以对方资料所述

5、沧州化肥厂 1973 年 7 月开工，1977 年 12 月建成，投资 24312 万元；

举反例来说顾尔昌：我与祖国的 “大化肥”_资讯_凤凰网这里沧州化肥厂，赫然有着图片注释：沧州化肥厂试车成功 送别美方工地代表 1976 年秋，的字眼。

因此硬拗建成 1973 年 7 月开工，1977 年 12 月建成，这个建成时间是试车都没有，要达到计划产能不知道多远呢，这种说法明显是不成立的。

试车成功是 1976 年秋，上报建成是一年多后的 1977 年 12 月，这个建成，合理理解为达到正常产能范围才符合逻辑。（毕竟沧州化肥厂这里就有：建成并一次投产成功。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全面达标，之类的字眼。）

我们还知道

1976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28631.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 582.8 万吨

+3425 万吨 ；+687 万吨

1980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32056.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1269.4 万吨

+8675 万吨 ；+470 万吨

1984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40731.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1739.8 万吨

众所周知一个基本常识：一亩地撒化肥增产效果。必然是 0 到撒 100 增产最大，撒 100 增到撒 200 的增用产生的增产，又大于 200 增到 300 的增用产生的增产，之后越增加化肥，增产的比例越少。但现实是反过来的，这说明了有化肥之外的因素嘛。（请考虑开头说的 65 年就有从欧洲引进的尿素中化肥装置投产的因素。）

对了，特别补充，某些人一方面把增产归结于机械化，特别是拖拉机的普及，另一方面又大谈取消公社破坏农业机械化，甚至以偏概全的已某些个别地方把拖拉机卖掉拆掉分掉。但事实如何呢？

农用大中型拖拉机 1978 年为 55.7 万台，而 1990 年为 81．42 万台。

农用小型及手扶拖拉机 1978 年为 137.3 万台，而 1990 年为 697．99 万台。

在国家允许农民个人购买拖拉机之后，82-83 的这三年是拖拉机保有量增长创新高的时期，因此农业产量增长中的机械化因素，本身就是包产到户的制度改革的成果之一。

7.26 补充：

只讲粮食产量，其实已经够优待毛左了。咱们说说核心问题。为什么能 “吃饱”

没有油糖菜，光吃饭，要多吃很多饭才能饱。

改革开放之后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破除片面、错误的 “以粮为纲”，大力发展油糖菜和家庭副业。和 70 年代后半比，粮食种植面积是缩减的，但粮食产量增长的更快！

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前吃不饱，其实给一个数据就很明白了。

全国油料产量，1965 年，362.62 万吨；1976 年，400.86 万吨。

总量上微弱增长，而按人均计算，每个中国人可以分到的油还减少了。只讲粮票，不讲油票，这算什么实事求是？！

而包干之后呢，全国油料产量，**1985 年，1587.42 万吨。**即便人口增长，按照人均计算，人均油料占有是 76 年的三倍！净增长还要多于三倍。

此外，同期 肉类、禽蛋、牛奶，乃至棉花的人均占有量等大量指标，均达到翻倍水平。正是因为营养结构的全面改善，所以粮食产量本身反而不需要增长太大就能吃饱了，而实际上粮食产量本身增长也很大，大到 1984 年 / 1985 年出现了中国建国以来首次粮食多的卖不完，扭转了历年来总是 “粮食不够吃，到处想办法挤压” 的状况。

大谈人民公社是的集体优势的时候。是不是忘了还有个概念叫 “规模不经济”？！

你是否忘了，南街村是大队，不是公社，他是临颍城关人民公社的一部分。但是最后只是这个生产大队重新集体化了，其他生产大队生产队呢？

你是否忘了，华西村也是大队，不是公社，他是江阴华士人民公社的一部分。但是最后只是这个生产大队重新集体化了，其他生产大队生产队呢？

可见即便是有超群的支书领导人，也依然只能玩得转生产大队级的集体规模，对巨大的人民公社也还是玩不转的。其他没有超群的支书领导人，连生产队都玩不转不是很正常吗？制度本身无法提供和维系运转，纸面上先进字面上符合主义有什么用？

（亲大家参考 作者：我佛山人 的亲历

链接：我佛山人：为什么说部分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前吃不上饭，之后就吃上了？）

人民公社始终无法解决公社 - 大队 - 生产队各自之间的职权责任和指令分派的问题，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臃肿的扯皮官僚结构。典型的规模不经济，大量效率损失在内部。

集体公社的优势在于在经济困难时期能发挥集体的作用——真有这种东西存在的话，包干的突破口 “借地度荒”（即公社把地借给农民包干，来渡过灾荒）就不会出现了。不是因为公社制度僵化到了连应付灾荒都无能的地步，何至于此啊。我当年读到相关经过的文档，那真是字字血泪，是一条条人命啊。从此反转立场。

1978 年安徽省委推行以 “借地度荒” 包干。之后开启了安徽省为期三年的以省委和农民们为包干一方，而各地地委县委为反包干一方，在 78-80 年持续了三年的拉锯战，农民要求包干的呼声反而越来越大，只有有了正确的感性的认识，才能知道是为人民服务还是替人民做主。

然后你再看看某些人为什么要硬拗。说到底，主义的教条触手支配着某些人的结论先行。

不仅仅经济学要结合实际，不是事实服务于数学，而是数学服务于事实。主义要服务人民，而不是人民服务于主义的教条。特别是凭什么一个主义的每一条教条都得全盘接受呢？设想必然存在有对、也有错、也有适用面窄，一概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否则就是现实错了，那可太不唯物辩证法了。

PS 某些左派一听小岗村搞得不好那个激动啊。可挂人之前是不是先解释下，把沈浩累死的那个小岗村为什么居然有 3814 的人口，1978 年小岗村可只有 120 的人口诶！

上世纪 80 年代，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不交罚款就把你们家门给扒了，罚你多少钱就从你家粮仓扒多少粮食。小岗村村民要是抗拒，就被抓到派出所。有干部搞了菜油坊，就让农民必须种油菜。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这事情因为严俊昌向上面反映，温家宝还专门到凤阳小溪河镇找严俊昌了解情况。

1993 年小岗村成立 “小岗村农业实业总公司”，严宏昌任法人代表、总经理，相继引进了不少资金和项目，建了瓶盖厂、电子仪表厂、面粉厂、铜线厂、食用油厂等等。但是，当工厂办起来了，有收益了，小溪河镇就把这些工厂的管理权强行收走。而且还不让在小岗村办，而是要到镇上去办，“镇上都没有工业企业，你村里办什么厂啊”？那些企业里面，瓶盖厂给人炸了，面粉厂至今在小溪河镇上。

严宏昌说，有一次等他把厂子办好，上面就另外任命负责人，只给他个名义董事长，他不干，产权纠纷后来闹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上，但最终也不了了之。严宏昌记忆深刻的另一件事是他曾经着手引进江苏三泰集团建汽车配件厂，有两项专利，市场前景非常好，投资额近亿，厂房办公室才开始修建，就有人来收税，不给就要抓人，经过这件事情后，投资方也跑掉了。

————对比一下华西村那个 2003 年就被认定为落后产能需要强制关停淘，但 2016 年仍在生产的违规小钢炉。到底谁是被扶持，谁是被打压的，还不够一目了然吗？

那么巨大的政治正确都保不住小岗村不被打击报复。

顺便再解释下：南街村从办村集体砖厂起家重新 “集体” 化（其实分明是工业合股化，甚至可以说是内部联合共同剥削外村农民工的法西斯经济化）；小岗村也是从办村集体砖厂起家，正准备重新 “集体” 化，突然砖厂给县里没收了，这是扶持还是打压啊。解释下吧。

补充：华国锋时代至少给社会主义留了点面子，76-80 年，绝大多数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上升超过三分之一，终于出现了建国以来新高。比起 70 年代中期据中央自己估计的 70% 农民实际生活水平低于 50 年代初土改结束时，那种餐具状况是好太多太多了。但是历史的车轮一旦碾过来，是不将任何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事物碾碎殆尽不罢休的，无论这个东西是否盖有社会主义的印戳，都必须经过必然规律的检测。

但最终，在农民不再束缚在土地上的生产力发展的新基础上，将会诞生新的集体化，名同实异的新结构，并不会佐证旧事物的正当性，而只会凸显刻舟求剑者的滑稽。

愿农民不再苦，农村不再被当作内部殖民地，一有危机就想着把危机转嫁给农村。手动滑稽！

知乎用户 清平安乐公 发表

大学时候上经济课，老师给我们讲计划经济。

说道当时，全国上下搞的是国企加生产队的经济体系。城市就是大工业厂矿，乡下就是农业生产队，美其名曰，工农结合，连军队也是很多相关产业，比如农场什么的。工厂是国家命脉，我就不谈了。说生产队。

乡下以自然村为单位，成立生产队，村书记就是负责人。当地村民和分配来的知情就是队员。每天有上工的任务，完成任务量就获得工分，工分是结算当月收入的重要凭证，根据工分业绩获得工资和粮油布票。听起来和现在网游一个感觉。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联产承包，大家就在本队工作范围干活，由于地有肥有瘦，有干有涝，就会出现一种情况，那就是本村工作闲死，隔壁村工作忙死。但是无论忙闲，都是缺吃少穿。不许有私人产业，你想保证自己吃饱，多养鸡养猪，不行，没有指标名额，你不可以养，养了就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割你资本主义的尾巴，简单说就是把你私养的东西充公，大家分。

于是，很多人就不愿意也不敢再多干点活来提高生活质量，物资就继续匮乏。吃不饱的人还是吃不饱，粮食固定供应，一家人按人口算粮食供给，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家里孩子又多，能干活的大人只能勒紧裤腰带干活。遇上个基建项目，比如修水库，生产任务不能放下的前提，还要去修工程。

实际上大家每天工作都是很忙，但是因为这种方法不够正确，没有整体的规划和有效的保障，产量总也提不上去。一旦说到比产量，大多都是弄虚作假，放卫星，亩产万斤什么的，实际上还是老样子，吹得厉害的地方，产量甚至不如以前。

有人说，联产承包是调动了积极性，我认为不仅仅是动机上的积极性，还有思想上的。改革开放后，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劳动。我天生就不是个种地的人，我也进不了军队和工厂，但是我有商业头脑，我可以把东边的货，倒卖给西边，赚差价我也够吃够喝了。通过改革，一些行业得到了交流，比如农业，过去就是埋头耕种，以前种啥现在就种啥，也不管这东西有没有人吃，现在好了，没有强制任务，我过去种的大米，现在我种番茄辣椒了，因为四里八乡没人种，我的农作物摘下来就卖光了，收入比种大米强多了。再比如工业，原来炼钢的可以开始搞模具，做纺织的可以搞成衣。这叫资源配置革新。还有的就是人员流动带来的红利。经济特区建设需要人，大家在家种地种烦了，现在可以出来搞建筑，搞小商品批发了，大山里的人现在也可以到广东看海了，人员流动起来，就拉动了经济，还兴起了旅游业，间接促进了交通业，所有行业随着人流动了起来。可谓百废待兴。不少原来没有的或者被废弃的产业，都被发掘出来。

改革开放，我们说的是，搞活经济。计划经济时代，所有东西都是规定好来，人的思想受到了约束，这对于某些严格遵守纪律的民族来说是适合，但是中华民族自古名堂多，约束思想，等于就是约束了生产力，世界著名的经商民族不仅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中国人可是老商人了。

这里也再次感谢越南朋友在当时送来的一场机遇。我们老师当时不负责任的说（请不要上纲上线，当笑话听就好）：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外贸、内需、战争。在当时来说，搞外贸，自己国家东西都不够用，还要给苏联上贡，拿什么搞？拉动内需的话，内需是很足，但是人民穷，没有购买力啊。所以就剩下最后一条，战争。所谓炮声一响，黄金万两，正值改革开放，我国南部边疆就打了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战斗持续打了好几年，或大或小，直到 85 年，经济特区接近成型。之后的中国经济马车就开始跑得飞起。

P.S：题主提到农民的积极性有多大，说实话，不大，也没什么用。即使到了今天，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也没多大。当时属于种地看天，你就算积极性再大，你东北单位面积产的量，也没法和海南比啊，一季熟怎么和三季熟比？一个人就能种那么点大的地，再努力，天天下地，产量也不可能突然增加。而且，大锅饭，你就那么点粮票，你种再多的粮食，那是生产队的公共财产，就算放你家粮仓，也是国家的，你敢动？偷偷去野地开垦？被发现了就说你搞资本主义，要割你资本主义尾巴。所以你再辛苦，没用，不是你的。就算饿死了，也没办法，也不是你一个人挨饿，全生产队都没饭吃呢。

改革开放是允许私人生产，按劳分配。

假设过去，我力拔山兮气盖世，一天能扛 1000 袋水泥，我拿 5 个公分，同事力气一般，扛 100 袋水泥，他完成了工作量，拿 5 个公分。当月结算，我和他工资一样，粮油布票也一样，我们能买的粮食和物资也一样，那么我第二个月我还有必要多扛那 900 袋水泥吗？我扛 100 袋水泥太轻松了，一个来回就完成了，领了公分我闲得慌，我就给隔壁村花赛母猪家修房顶，可是人家赛母猪看不上我，嫌弃我又穷又土，五大三粗的她喜欢那个连 100 袋水泥都扛不起的知青，还要跟人家滚草垛。我寻思着，我养俩鸡吧，还能下点蛋，养了一对芦花鸡，下了一窝的小鸡仔，每天还有一两个蛋，我觉得我的生活比以前好了，当我拿着鸡蛋去找赛母猪调情的时候，被她村书记的爹看到了，抓着我在生产队公开批评，要割我资本主义的尾巴，不仅没收了我家的鸡，连鸡窝都拆了，当晚我趴在墙头，看着那个小知青津津有味的吃着赛母猪亲手给他做的鸡汤。而我因为走资本主义，当月公分扣光了，还是同事给了我一个窝头，我才活下去。可是现在改革开放了，我扛 1000 袋水泥的收入是同事 100 袋水泥的 10 倍了，我一个月工资比他多 9 倍，我能买 10 倍于他的物资，我吃得饱穿得好，我还能盖上新房，十里八村的老大娘都想当我丈母娘，我就愿意多扛那 900 袋的水泥了。我还利用业余时间办了养殖场，不仅养鸡还养牛，后来还开了肉联厂。不仅村支书天天来拍我马屁，连县长都经常来视察视察。后来我娶了知青的姐姐，那个留过洋的中科院院士大美女，她在我企业做科研攻关，我们双剑合并给国家研发出了很多肉多又抗病的鸡和牛。隔壁的赛母猪成了我的弟妹，天天被我嫌弃。

这就是激发出来的积极性。

知乎用户 忘营 发表

这个问题真的很复杂，因为中国的地域区隔太大了，根本不能一概而论。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八十年代之前并不是所有的农村都吃不上饭，比如长江三角洲的一些农村，粮食产量高，社员分的口粮也多，不说生活水平多高，但填饱肚子还是问题不大的。这些农村为什么粮食产量高呢，是因为它们在六七十年代就完成了现在农业革命，通过集体积累和国家贷款，搞农业机械化，兴修水利工程，大量使用化肥等等。黄宗智在他的《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一书中研究发现，松江一些农村在八十年代的粮食产量并不比七十年代高，张乐天和李怀印的研究中也反映了类似的现象。

那为什么八十年代中国粮食出现了大规模的增长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于农业革命在其他地区的推进。种子、化肥、农业机械这些都是影响粮食产量的重要因素。这实际上也要归功于广大农民二十多年来被剥削的利益供养起的现代工业体系，但过度抽取农业剩余发展工业这种害农做法是不值得赞许的。此外，农业集体化时代在全国范围内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也在八十年代粮食增产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很多那时代搞的水利工程在今天的农村还在发挥作用，这也是三十年集体制为数不多的成绩之一。

那么农民的积极性到底有没有发挥作用呢？答主认为是有的，但并不像官方宣传的那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诚然，像小岗村那样集体农业搞的那么糟糕，社员都要饿死了的生产队确实可以归因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懈怠，它们也成了八十年代宣扬承包制的典型。但是有更多的生产队集体农业搞得谈不上多好，到也说不上多差。你设想一下，一个生产队百十来口人，谁不知道多收点粮食大家日子会好过点，又有谁不知道都不干活大家全要饿死？所以，集体农业最根本的弊端不在农民积极性，而在于国家的低价征购，粮食交易市场的管制。

至于那个时代为什么普遍贫穷，有时间再写。

知乎用户 六一明 发表

这个问题要弄清楚，需要查找很多的历史资料，而且涉及的面很广，真要搞出来，就是一个大部头了。

改革开放前吃不上饭，之后吃上了，这似乎是一个正确的论断。或者说，这是一个公论，大家都承认这一点。所以我暂且就认为这是一个准确的论断。

曾经有朋友感慨说，现在东西多的都吃不了，想不通当初怎么会有饥荒吃不上饭。

这个问题下回复的人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当时这么回答的，如果交通断绝，这个城市撑不过一个月就有饥荒了。

小时候家里有米缸，家里储藏了很多的米。现在家里只有一袋米，没米了到超市再买一袋就行了。

我不知道知乎众里面，你们家里一般平均有多少米？

我家里一般只有一袋米，蔬菜和肉食基本是每天都去菜场买。

可以这么说，我家面临饥荒的可能性不超过一个星期。

粮食是实打实的东西，不会无中生有，而且产量是有上限的，储存也有时间限制，很容易腐败变质。今年生产的粮食，你不可能 10 年后还能吃。

所以，粮食很重要，重要到无法替代。钱再多，没有粮食也买不到。

粮食时效性强，腐败变质了就没用了。

一个农业化的社会，10 个人里面，可能 6 个人就是种粮的，6 个人种的粮食，至少需要维持 10 个人的需求。

但是到了工业化的社会，可能 1 个人是种粮的，1 个人的产量至少需要维持 10 个人的需求。

按照我们普遍的感观，改革开放之后，从事农业的人所占的比率是多了还是少了？

我觉得从事农业的人口占比是少了。

从事农业的人口少了，粮食反而不缺了。这是一个矛盾。

这个矛盾的解释有很多，每个都能独立成篇。

改革开放之后，突然就能大吃大喝浪费了，天知道这些粮食是从天下掉下来的还是地里长出来的。

知乎用户 invalid s​ 发表

事情要分三个阶段来说。

第一阶段是集体化，然后上面好大喜功，诱导出了 “浮夸风”；然后既然“浮夸” 成风，干部要么跟风要么被批倒批臭。

你要知道，农业集体化实质上是工厂 / 企业化运营农业生产。产出是要上交国家的。

现在你吹你辖下企业产能翻了十倍百倍甚至千倍——请问，你打算交多少产品上去？

哪怕你说 “亩产万斤” 的只是一块地，可交上去的产出不翻上一番，乌纱帽你还要不要？脑袋你还要不要？

后果嘛，自己搜信阳事件。

简单说，就是牛吹大了上面要粮下面交不上，交不上不说是自己吹牛，说是农民思想落后，瞒产，私存了余粮。然后就是轰轰烈烈的反瞒产反余粮运动。野蛮的逼问手段导致大量农民被打死。

农民口粮被榨干，用来弥补吹牛吹出来的亏空，之后自然就开始饿死人。三年 “自然” 灾害到来。

现在知乎上经常有人问某某著名科学家论证 “亩产万斤” 的黑历史，就是因为亩产万斤带来的灾难太过沉重。

第二阶段，因为浮夸风造成大饥荒，农村干部终于无师自通，学会了 “国企生存经”。

——“如果今年你增产了 5%，那么明年就制定个计划让你增产 10%；达到了是应该，达不到就是工作没做到位。“

如果你见过国营企业基层干部，以私人身份和他聊聊类似话题：他们十个有十个都会直言不讳的说出这句话。

换言之，这压根不是农村集体化经营特有的问题，它是国企通病。

对这些底层干部来说，产量提高并不能助他升官发财；反而带来一系列的麻烦。

对农民来说，增产要多投入劳力，过后自己又不能多得（那时一直狠斗私字一闪念呢，多分你点让你有了私产，那就不止是 “一闪念” 的问题了）、反倒可能形成惯例，导致日后吃苦头；所以肯定不乐意增产。

那时一到收粮时候，上面就开始做队长的工作，要求他们多报产量；队长就各种推诿，最擅长推诿的最受村民爱戴（有一个村子就是以村长 N 年拒不增产著名，上头撤他几次职，过后谁都不干，只好还让他上。这个村子基本没挨过饿）；然后上面就吓唬，硬性摊派，反正你们今年非增产多少多少不可（有很多指标，比如每年开多少荒地、荒地开出来几年转为熟地等等）。我们村那时的队长积极，上面一吓唬他就软，越软以后就越在他身上找粮食。这就害的大家经常饿肚子，越饿肚子的地方反而越要出力（因为给你的指标高），现在都还有人念叨他。

真正收成多少，上面当然也不会随便队长编个数就算，而是经常下来查。如果真丰产又碰上工作队了，是瞒不住的。

有个村子某年丰收了，带人挖红薯就乱挖，满地白花花的都是挖坏的红薯。工作队来检查，就把挖出来完整的交上去；夜里村民自己跑地里把挖烂的捡回去吃，这年就能少挨点饿。结果有人打小报告上去，导致队长被狠批一顿，还被加了定量。队长气坏了，放话说 “以后实打实分，活该你们饿死”。就因为这个小报告，那年很多人差点饿死。

所以，农村基层，从队长到普通农民，是没人愿意真下力气提高产量的——这除了让别的村子认为你这个村比较冤大头、白白给你多加很多任务外，没有任何好处。

知乎用户：如何评价知乎用户「砍掉重练」的这一言论？

然后是第三阶段，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说白了，就是肯定你的个人努力，允许你 “勤劳致富”——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勤劳了不骂你傻逼，但拿你当傻逼捉弄。

——与其说是包产到户提高了 “生产积极性”，不如说包产到户取缔了“权力面前，谁不把心思完全放在权利争夺上谁就活该被坑死” 这种丑恶状况。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于治人者治人，劳心于他者治于人。

政治挂帅的年代里，做实事的人把柄最多。所谓 “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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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饿死人；第二阶段虽然饿，但还能吊住命；等到分地前，已经不是太饿了，但主要靠红薯 / 玉米填肚子；小麦产量太低，能吃点白面比现在吃大餐都稀奇，那是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稀罕物。等包产到户后，才天天有白面吃。地里农作物构成也从红薯玉米小麦逐渐向经济作物转化。

——这里有个误区，就是以为 “粮食总产量” 代表了“土地能提供的最大产量”；实际上，就好像工厂生产商品分高中低档一样，生产远超需要的“低档货”，收益是很小的；一旦满足市场基本需要，工厂必然转产产量更低但价格更高的中高端货。

在这个因素制约下，粮食产量及其构成是和市场容量挂钩的，和土地出产能力关系并不大。

比如，第三阶段之前，以产量更高但难吃的粗粮为主，小麦等细粮算 “经济作物”；第三阶段之后够吃了，这才以好吃且贵的小麦为主，红薯 / 玉米基本是当饲料用的（那时靠自家喂猪，粗粮种的不多）——打个比方的话，看起来都是“吃饭”，但吃糠咽菜和吃满汉全席，“吃” 的内涵是绝不相同的。

再往后，烟叶、果蔬（乃至大棚果蔬）、香料等高投入高产出的经济作物才开始大量推广种植、养殖场大行其道（过去只有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才能凭票买肉买蛋，人称 “肉蛋干部”；现在几顿没肉没蛋有几个人受得了？），这些都进一步挤占了主粮种植面积——这已经是第四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

换句话说，够吃之后，是先转换结构提升质量、然后再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增加产量；农业种植结构一直在调整，从高产粗粮为主转换到较低产的细粮为主，然后再逐渐缩减种植容易但价格过低的主粮的种植面积，代之以其它经济作物——笼而统之的拿个 “全国总产量” 当作“粮食生产能力”，谬之大矣。

知乎用户 何晔 发表

修改一下答案
我看这么多答案众说纷纭
但是就是没人提到饿
我说你们也不要废话了
饿你们两天你们就老实了
意见就统一了
那时候你们也不想这个思想，那个主义
想的是大米饭，白馒头，醋溜鱼片，油焖茄子

其实吃饱饭没有肉不是很难，但是以前公有制太僵化，私有以后好很多，要吃肉还是要工业。
但公有加工业不行的，因为无论任何机器都需要人操作，而公有制下人是没有积极性的

知乎用户 老杨叔聊志愿填报 发表

改革开放前农民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一点生产资料都没有的无产阶级，连口铁锅都得被征用大炼钢铁。所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属于集体这个虚无的名字，其实就是属于国家，其本质地位和旧社会贫雇农差不多。

集体还不允许自己开伙，食堂制只是过上了几天好日子就开始入不敷出了，早上稀饭的米粒是个位数中午吃点一大半是菜叶子的 “馒头”，到晚上依然饭特稀。

生产力底下，亩产一二百斤很常见，遇到天灾粮食产量还不如种子多。

但人祸大于天灾，乱放卫星积极攀比，亩产一百斤粮食敢报一千斤，好吧，交百分之十不多吧，一颗粮食都没了，怎么办，瓜菜代，树皮，最后观音土。

改革开放包产到户，虽然土地所有权仍属于集体（国家）但使用权以宪法（法律?）、基本国策的形式确立下来了，并且有了明确的期限，一般三十年左右吧（具体忘了），生产资料也分给了每家每户，粮食都是自己的了还不玩命干？

化肥农药种子种植技术生产工具当然作用非常大，但根本原因还是制度的变化。但制度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捉襟见肘，比如现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就面临巨大挑战，虽然公平但效率非常低，但却没有更好的办法。

知乎用户 张学而 发表

看了这么多理论分析，作为一个 70 年代农村出身人，说一下经验吧

首先说明一句，中国的特点是每个地方具体情况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土改如是，文革如是，改开也如是。我说的大部分是普适的，但是很多细节，和北方、或者贫困山区是不一样的

先说结论：农村吃饱了饭，主要原因是粮食和副食增产带来的收入分配改变，和工业化反馈。

1 吃饱饭，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不是粮食增产，而是农村减税（当然这也是因为增产后粮食够吃了）等分配制度。比如说，分田到户后粮食增产了 20%，但是一家人饿了多吃 20% 会感觉饱吗？怎么可能，至少多吃了 30%。作为家庭劳动主力的父母饭量根本没变化（不然哪有力气干活），老人小孩吃的改变才大。

具体来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光是分田到户，还有配合的一系列措施，这些配合措施都是在分田到户的前提下才能实施，但是其重要性比 “分田” 这个简单动作更重要。过去粮食收购是超过口粮的部分全部上交，你粮食增产了，多出来的部分都上交了，换成钱，你没有粮票，买点工业品，还是饿肚子。现在改为自留地和承包地，自留地交少量定额（农村还是有孤寡等吃福利的，和医生技术员等同时种地和工作的），承包地定额内统一价格，超过定额的自由销售。

请注意，自由销售，这个才是关键。喊吃不饱饭的，固然有农民，但是会跑到知乎上面喊的，大多是脱产知青，这帮子人手上有钱但是没有粮票，才是吃不饱出来喊的主力。说句实在话，农民自己真的如何，知乎上这帮子小资…… 呵呵，真的关心么？

举个例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造成取消农业税的江西农民杀死官员事件——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即使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但是由于长期农村的高额税费和摊派（这个是大头），很多地方吃饱饭是落后于粮食增产十多年的。越是落后的地方，这种事情越多。只谈生产，不谈分配，那就是城里人的狗屁一响。

季退思有的地方很狗屁（比如化肥的部分），但是谈到运输能力导致的粮食分配问题，和副食，倒是说的不错。大家可能不知道，中国上交国家的粮食产量，很大一部分是 “生产建设兵团” 提供的，东三省，内蒙新疆等都有。内地则很多是“国营垦殖农场”，比如我家，我老家 90% 的土地是围湖造田出来的（当然更大的原因是为了灭绝血吸虫，我家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因此壮年去世）。没这些，产粮大户也大多是河南等城市人口不多的地区。大部分地方亩产五百斤，自留就有三四百，一个县上交的不一定有我们一个农场多。粮食生产和消费是严重不均衡的。

粮食生产也有类似二八定律，全国估计八成的粮食生产来自四分之一的省份，上缴国家的粮食（余粮）西部和山区就更少了，估计九成五的上交粮食来自 5% 的市级单位。实际上粮食分配基本都在产量地区和城市之间分配，农村之间近似可以看作是不互相跨县流通的。

所以，用粮食总产量来讨论化肥作用，等于只讨论这一些产粮大区，剩下大部分地区的情况完全被代表了，根本没有实际讨论意义。好比我们小区 90% 的财富被一家人占有，他和我们的互动很少，讨论小区总的资产增长，其实和我们普通人生活根本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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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化肥的部分，80 年代大部分农村才开始普及化肥，传说的村干部穿着尿素袋子，上面还有日本两个字——你想想 75 年可能就跑到山村么？别说什么边际效应，80 年代大多数地方才开始大量施用化肥，原因非常简单，化肥是要钱买的！没有县城五小工业，穷地方用的起么？还有化肥农民自己掏钱从供销社买，然后一袋袋扛回家么？先想想农民自由支配的钱从哪里来，路从哪里来？你们讨论半天就没想到这事么？读书都读坏脑子了？

化肥早期的大幅度提高，其实仅仅和大型国有农场有关，和大部分农民的关系很小。虽然确实大幅度提高了产量，但是因为运输和分配问题，这和 90% 的人吃否吃饱饭根本没关系。所以根本不存在化肥用量到了边际效应生效的问题

一直到九十年代末，很多农民都为了少花钱不是买农药除草，而是手工除草（当然也和当时的除草剂太差有关），你们真的都是不把钱当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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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吃饱饭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副食和劳动量减少。主粮增加的产量虽然多（一倍不到），但是和副食的相比（大多增加几十到几百倍，如果不是几千倍的话）简直是天差地别。只吃白饭配咸菜，和白饭配油炒蔬菜再加点肉蛋，吃饱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文革时期以粮为纲的原因，很大部分是因为粮食起着 “货币信用” 的关系。国家不能大力发钞，替代方案就是用粮票代替钱来控制资源。改开后大力发钞，理论上是可行的（工业化，外来资本可计入信用），但是结果也是——大家记得八十年代末乎？

有的同学可能会反驳说，副食比如猪肉也是吃粮食的啊。这个，在八十年代初，猪都是吃猪草和糠的，出栏那个月才喂点粗粮…… 油料作物不用讲了，实际上很多副食，一个靠品种改良（比粮食的产量增加高得多，往往能达到两倍以上），一个靠工业化种植 / 养殖。实际上占用的粮食和粮食用地并不多（农村边角地，山地，果园复用，湿地湖泊等）。用粮食喂猪喂鱼都是千年后的事情了。另外大家可能不知道的，现在猪肉每斤肉吃的食料，大概只有八十年代三分之一……

蔬菜的工业化生产大家可能没印象，好像马前卒讲过温室和蔬菜普及的关系吧，城市吃蔬菜量如今是增加了几十倍吧…… 肉蛋鱼的生产主力其实都是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增加倍数就不提了。就算蔬菜也是十亩起步（当然每个家庭可能只有几亩，但是销售肯定是集体行动的）。特别是鱼虾，我们老家就是基地。

劳动量减少这个不用提了，一个是机械化，一个是除草剂等。说道机械化，我们南方水田和北方不一样，80 年代初因为北方机械化不错于是到我们这里推广，结果发现——拖拉机不能下水田！/doge 后来发明了机耕船，就是一种铁壳船有两个螺旋桨样子的轮子的东西（超级柴油朋克），可以在水田跑，然后发现——油钱太贵！/doge

实际上机械化主要作用是用在道路建设，水利和运输上面。别的不说，我们这里水利每年每个壮劳力要出工一个星期。这还是水利道路已经建好只要维护，当年可是每年至少一个月——累死的人也不知多少，我爷爷更惨，本来都没他事（完成了定额回家），因为有人被蛇咬了去给人治病的路上涉水，感染急性血吸虫死的。水利出工实际上工作量比种田还多……

工作量少了，吃的不变甚至少了当然也没事，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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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划生育造成的粮食产量增长终于超过人口数量增长，我想很明显，也不用提了吧。分田到户造成的提高是一次性的，而科技发展和工业化造成的都是不断增加的，后者明显比前者更重要，也不用提了吧。

5 很多人吃饱饭的印象来自两千年后，这个时候大家吃得多，很大因素是粮食进口。有人可能拿着进出口统计资料说我们进口小麦什么的并不多啊…… 其实中国进口的主力是油料（著名的进口金额仅次于芯片超过石油的大豆，大豆榨油的残渣同时也是饲料原料）和饲料（骨粉鱼粉，玉米和玉米加工品为主，最后变成我们吃的肉蛋奶鱼），有人估计能占中国食物等价原始消费（按一斤肉 = 10 斤谷物）的 30% 左右。

总之，分田到户的作用，造成的生产积极性影响，当然有，但是不是最重要，只占一个小部分。真正重要的是一系列配套措施，和由此带来的工业化反馈的间接影响。

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靠调动积极性就能成事的话，那就轮不到改开上场了啊！”

物质比精神重要得多！

知乎用户 黑金刚 发表

作为一个拥有贫下中农光荣身份的七零后抠脚大叔，我领过生产队的米粮，喝过大锅饭的艾草汤，戴过领袖的纪念章，进过沿海地区第一批工厂，用 64K 的猫上过网…… 回首往事，历历在目。再看看那些 “高级知识分子” 用一串串统计数据洋洋洒洒阐述改革开放前后人们的吃饭问题，个个一幅当代孔乙已的光辉形象，我不禁哑然失笑。

为什么说部分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前吃不上饭，之后就吃上了？

别扯那么多没用的，无非就是 “毛邓” 论罢了！

知乎用户 Elon 发表

双剪刀差。

苏联 X 我国（改革开放后，我们也是这么干的）
城市 X 农村（学斯大林的）

把所有的社会问题当经济问题，会清晰。
把所有经济问题当政治问题，会透彻。

改革开放的本质：是换大哥
跟这 SU 换成跟 US，
这能一样吗？
一个再苦不苦阿尔巴尼亚，
一个过来就给你糖。

以上。

知乎用户 唐贯 发表

这个问题我有发言权，几句话说清楚：

1. 家在皖西南，农村 80 后。

2. 栽双季水稻，有个名词叫双抢，指早晚稻之间的抢收抢种，先抢收早稻，再抢栽晚稻。

3. 为什么要抢？抢季节和气候，晚稻喜高温。

4. 大集体时，即人民公社，双抢结束也就是晚稻秧苗全栽好要到立秋后。

5. 承包到户后，基本到大暑节气就搞完双抢了。

6. 大暑是 7 月 22 日，这几天南方温度多高想必清楚。立秋是 8 月 7 日。双抢周期缩短了一半，从一个月到两周。晚稻收成也更好。

7. 怎么做到的？我家是这样：当时我和弟弟年幼需要照顾，家里劳力就我父母，肯定干不完的。于是他们熬夜干活，我家姑姑姑父家里活干完夜里过来帮着拔秧。

8. 为什么这么卖命？毛左们不傻的话应该清楚。

9. 大集体时怎么干活的？早上开工集合，队长花半个小时分工派活，晚上收工又要花时间评工记工。有种东西叫工分。

10. 再跟毛左说一句：解放前包括抗日，我们那没饿死人，但在解放后那所谓自然灾害时期，可是饿死不少，包括我爷爷。那时大食堂，人民公社是三面红旗吧？

11. 结论：现在的毛左，真的不是坏，而是真的蠢。

7.30 更新分割线 ————————————————

评论出乎意料的多。想不到上文第 10 条让那么多人看着不舒服。

我所指的仅仅是我们那里，范围最大不超过县域。我们那解放前包括抗日，没有饿死人，是事实，没有必要更正。就毛左一些断章取义、偷换概念的辩解，我统一解释一下：

1、我之所以要说这一点（以前没饿死，三年特殊时期饿死），主要是为了说明科技进步（化肥、种子，机械化）的影响，在那段时期不是最至关紧要的。因为在本题别的回答里，一直围绕这个在争论。我的意思很明确，就我们那个小地方而言，解放前科技生产力非常不发达，抗日、内战的局势动荡时也没有饿死人，解放后居然饿死人了，问题在哪里？肯定不在科技，科技进步了，而是在政策与生产组织方式，这算是对其它答案的呼应。

2、我没有说国民政府和常凯申先生多好，不是果粉也没有洗地的诉求。只是就事论事，国民党流氓，我党高出不少，但如果有的地方出现了严重问题，因为国民党的衬托我就不能批评我党啦？不能说实话啦？饿死人，可不是小事。刘少奇同志都跟毛泽东同志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他们都知道甩不掉锅，毛左就别白费心啦。

3、饿死人是饿死人，战乱死人是战乱死人。这个题目下只讨论同范畴的问题，不要把战乱的冤魂拉过来吓我，这个可以吓吓林副统帅，毕竟他最后摔死了。按照中国古代不成熟的观念，这也是天道循环、报应不爽，白起、韩信，对吧？长春城，惨不惨？林副统帅该不该摔？毛左眼中，难道这些死的人都是枯燥但是可以用来作为论战资料的数据? 想过没有, 万一你自己、你的亲人，是这个数据中的一个呢？愿你能心平气和跟我来说发展的大局。

4、谈谈在人民公社时我党的组织能力。那个时候我党组织能力非常强，管理能力也很强，基层干部的党性观念（服从、落实）也很强，但却弄出了大的漏子。改革开放之后，同样是在我党摸着石头过河的领导下，经济和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我党组织能力、思想状态肯定不及三十年前。那么同样的政党，组织能力还弱于之前，为什么有这个结果的差异？欢迎毛左提供标准答案。

5、回答题目中那位王伟同学：从你充满情绪提出的对比例子（国家和资本家分别组织农民种地的例子，我把你放到精选回答里了），“偷懒的就是饿死的” 这个判断看，你人性和智力上都有亏欠。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国家组织农民，农民偷奸耍滑；资本家组织，农民被耍心甘情愿？因为国家那个时候比地主、资本家都要黑，不清楚去看看别的答案里说的工农剪刀差、统购统销吧。如果农民活该牺牲、奉献，活该饿死也不能叫唤，那当我没说。

6、目前，我们那里农田机械化已经基本完成了，耕地也基本集中在少数承包大户的手上耕种（土地使用权还是在各户）。而且，现在也不栽双季水稻了，都种单季（种单季也没有人饿肚子，那么科技提升的影响又没有贸易、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明显了）。很好玩的是，五六十年前举国倾力推进的大集体模式，土地集中耕作，在半个世纪后毫不费力实现了。这其实正说明了科技和生产力因素的作用。

7、我的结论：改革前吃不饱，主要是政策和组织方式的原因；改革后吃饱了，主要也是政策和组织方式改变了。

我的观点有个漏洞，就是没有考虑建国后人口增长的情况，只是静态对比。这个是量化研究的问题，专家已经做了，见本题其它答案。至少没有明显打我的脸。

最后，我跟毛左某些方面相似，我能理解毛左的痛苦。但是，走老路是不行的，那个时候真不是人间天堂。

知乎用户 灵剑​ 发表

不应该说是积极性的问题，而应该说是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生产积极性只是其中一部分，也就是有充足劳动力却没有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去，积极性只是个主观原因。此外还包括了本来不擅长种地、不喜欢种地的人也投入到种地里去，而擅长农作的农民没有足够多的地来种，或者种了收益也到不了自己头上，这就是人和地资源配置的问题。

化肥用量增加难道就不是资源配置改善导致的结果吗？以前没有足够的人去生产化肥，分配也可能有问题，导致需要化肥的用不上，不需要那么多的滥用（反正不用也是便宜别人），否则为什么以前不提高化肥用量？育种、水利乃至改进耕种技术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些该做的工作以前没有人去做，现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更多的人去做了，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改进。

其他也是一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谷物不挣钱了就去生产蔬菜水果农副产品，搞养殖，让擅长种植谷物的种植谷物，擅长养殖的搞养殖，大家都提高了生产效率；到后来，城市里劳动力缺乏了，进城打工更加挣钱了，就开始城市化。根本来说其中效率的提升都在于将合适的资源配置到合适的位置上。劳动积极性只是一个比较表面的现象。

另外我想补充的是，我强调了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的原因在于资源配置不合理，让资源配置合理化，市场化是一个简单低廉的解决方案，但并不是唯一的方案，提高管理水平也可以，假设在今天某个农村采用企业化的方式管理农业，聘请职业经理人进行管理，聘请农业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引进先进农业技术，雇佣农民作为工人，使用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进行绩效考核，使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收集数据，生产效率恐怕不会比联产承包责任制低，但是这个管理水平在当时平均教育水平低下、缺乏法律制约、缺乏交通和通信手段的条件下是无法做到的。更不要说如果要考虑外部的资源配置，比如种子、化肥、水利、科研、教育这些配套的情况了。

知乎用户 桥丘海 发表

我看到大部分回答都各种经济学数据，各种代数分析，各种社会理论，用得着吗？你们回家问问你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知道为什么了，能偷懒就偷懒，踏马集体的时候 10 个人干活不如一个人，亩产能上去才怪

知乎用户 红烧大排 发表

作为一个出生于 90 年代初的普通川中乡镇青年，不知道你们为啥改革开放后就马上能吃饱饭，我上初中之前一直没吃好过，大概每两周才能不清真一回。饮食逐渐改善，大概还是中国加入 WTO 之后的事情，中国企业赚取了一堆堆外汇，可以大量进口国外的粮食果蔬和肉类。

改革开放后立马能吃饱，仅限于大城市。整个中国能吃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由于话语权掌握在大城市，所以舆论才普遍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人马上能吃饱饭了。

当然啦，现在你国全民炒房，制造业塌陷，资本跑路，外汇揭不开锅，未来能否继续吃饱饭存疑，会不会重回大锅饭时代也存疑。作为地主阶级的后代，这次要是你们吃不上饭可怨不得俺们啦。嘻嘻嘻

知乎用户 neo anderson 发表

以我自己种过玉米的经验来说，同样的种植条件，不用化肥，使用农家肥，玉米轴长度 15 公分是常见的水平，18 公分就是大的，21 公分以上没见过。用化肥，30 公分是常见水平。产量相差多少，可以自己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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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劳动力密集型农业转型成石油农业了。一方面是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农业机械、机灌，一方面是大量劳动力从农业解放出来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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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16392.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　 7.8 万吨

　　1957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19505.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　37.3 万吨

　　1962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16000.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　63.0 万吨

　　1965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19453.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 194.2 万吨

　　1970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23996.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 351.2 万吨

　　1975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28452.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 536.9 万吨

　　1976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28631.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 582.8 万吨

　　1977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28273.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 648.0 万吨

　　1978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30477.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 884.0 万吨

　　1979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33212.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1086.3 万吨

　　1980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32056.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1269.4 万吨

　　1981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32502.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1334.9 万吨

　　1982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35450.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1513.4 万吨

　　1983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38728.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1659.8 万吨

　　1984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40731.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1739.8 万吨

　　1985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37911.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1775.8 万吨

　　1986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39151.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1930.6 万吨

　　1987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40473.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1999.3 万吨

　　1988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39408.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2141.5 万吨

　　1989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40755.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2357.1 万吨

　　1990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44624.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2590.3 万吨

　　1991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43529.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2805.1 万吨

　　1992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44266.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2930.2 万吨

　　1993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45649.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3151.9 万吨

　　1994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44450.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3314.0 万吨

　　1995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46661.8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3593.7 万吨

　　1996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50453.5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3827.9 万吨

　　1997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49417.1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3980.7 万吨

　　1998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51229.5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4083.7 万吨

　　1999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50838.6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4124.3 万吨

　　2000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46217.5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4146.4 万吨

　　2001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45263.7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4253.8 万吨

　　2002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45705.8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4339.4 万吨

　　2003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43069.5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4411.6 万吨

　　2004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46946.9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4636.6 万吨

　　2005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48402.2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4766.2 万吨

　　2006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49804.2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4927.7 万吨

　　2007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50160.3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5107.8 万吨

　　2008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52870.9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5239.0 万吨

　　2009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53082.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5404.4 万吨

　　2010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54641.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5460.0 万吨

　　2011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57121.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6027.0 万吨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局的 “统计数据” 和“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缺乏化肥生产能力，不是中国不对外开放，而是美国一直封锁中国。1970 年代初，中国有了两弹一星，8 亿（？）人口，三线工程，有巨大的战争潜能。美国在东亚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帮手，对抗红色帝国，于是基辛格就来了。中国的要价就是 43 方案，其中就包括大化肥的项目。

——投资、建成、试生产、投产、达产、二期、三期，这些词对应不同的产能。从中国使用化肥总量来看，这些化肥厂的产能是不断攀升的。

70 年代 43 计划引进的 13 套大型化肥装置一览表

1、齐鲁第二化肥厂 1974 年 4 月开工，1976 年 7 月建成，投资 26303 万元；

2、四川化工厂 1974 年 5 月开工，1976 年 12 月建成，投资 16012 万元；

3、 泸州天然气化工厂 1974 年 4 月开工，1977 年 3 月建成，投资 20642 万元；

4、大庆化肥厂 1974 年 5 月开工，1977 年 6 月建成，投资 267447 万元；

5、沧州化肥厂 1973 年 7 月开工，1977 年 12 月建成，投资 24312 万元；

6、辽河化肥厂 1974 年 6 月开工，1977 年 12 月建成，投资 34342 万元；

7、云南天然气化工厂 1975 年 1 月开工，1977 年 12 月建成，投资 18759 万元。

8、栖霞山化肥厂 1974 年 9 月开工，1978 年 10 月建成，投资 32128 万元；

9、安庆化肥厂 1974 年 3 月开工，1978 年 12 月建成，投资 40526 万元；

10、赤水河天然气化肥厂 1976 年 1 月开工，1978 年 12 月建成，投资 17185 万元；

11、洞庭氮肥厂 1974 年 4 月开工，1979 年 7 月建成，投资 31329 万元；

12、湖北化肥厂 1974 年 10 月开工，1979 年 8 月建成，投资 29875 万元；

13、广州化肥厂 1974 年 12 月开工，1982 年 10 月建成，投资 50739 万元；

以上 13 套装置中，除洞氮、安庆、枝江三套装置以石脑油为原料外，其余均以天然气为原料。

这些项目，70 年代后期建成，投产日期没说，达产时期没说，肯定更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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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人口红利没说。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口高速增长。

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战备是其中之一。

苏联当年打光了一代壮丁。

1945 年战争结束出现婴儿潮，1960 年以前，需要中国在东北亚分担军事压力，所以才有中苏蜜月。

改革开放以后，实行计划生育。

人口增长速率下降，单位人均粮食自然增长了。

当然，后果现在也看到了。

知乎用户 Evan172 发表

一个简单的问题能引来一堆经济学家大段大段的论证，至于吗？很简单，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现实版呗。

还以某个村子或一个小组为例，前后几年时间，还是那些人，生产力水平也没多大变化，农药化肥农具啥的差不多，好多地方主要还是有机肥（就是人畜粪便呗），就一下子相差那么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呗，一个自种自收，以家庭为单位，干得好半年后立马见成效，谁偷懒家里大人一顿骂，立马乖乖的了；一个所谓集体制，干好干坏一个样，大家都想着法子偷懒，谁想多干家里人或别人都笑话他傻，时间长了有激情的人也会随大流了，集体越大越明显。

集体不是不能干事，比如做疏通河道、挖堤等集体活动中效率还蛮高的，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热闹非凡的景象，一堆绳子与小旗分隔出一小块块的区域，就是某家某户的任务，挖完检查后就行了。到现在农村河流到处都是淤塞，上面有指示要防洪等政策就请挖泥的机器翻一下呗，几年不做一次，且只是把主河道清一下。

但是在很多领域并不能仔细划分出任务并及时给出绩效考评的，如翻地、锄草、耕种、打农药等活，我随便干、一般干、认真干、很认真干你并不能分出来，你毕竟不能一直盯着我干活吧，就算你盯着，别人在玩我也玩，你能把我怎么滴？

知乎用户 者也 发表

先看中国历年人均粮食产量

数据来源中国历年粮食产量、人口和人均粮食量总览（1949～2016 年）

改革开放后，1982 年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 1990 年人均粮食产量也就提高了大概 40 公斤。从人均粮食产量来看，提高的幅度约 10%。

那么为什么说改革开放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之前吃不上饭，之后就吃上了。

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好解答，就是做蛋糕与分配蛋糕的问题。

只有到自己手里的粮食才能吃到嘴里。

先看改革开放前，农村的蛋糕是怎么分配的。

改革开放前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农民是集体出工，就跟现在工人上班一样。

每出一天工，记一天的工分，男人和女人，不同体力的人，工分是不一样的。年底按工分结合人口分配粮食。

重点来了，那么当时的农民大概能分到多少粮食，数据显示农民能分到的粮食约占产量的 50%。（论农村人民公社的粮食分配制度）

改革开放后，农村的蛋糕是怎么分配的？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民种的粮食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这里需要注意这句话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关键的问题就是剩下的粮食是农民真正到手的粮食，这部分粮食占产量的比例有多少？

比例估计至少 60%。

也就是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民实际到手的粮食是增多了。

粮食产量提高，到手比例再增多，自然真实能够吃到肚子里的粮食就多了。

家庭联产承包制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原因正是农民到手粮食比例增加。

这就是做大蛋糕与分蛋糕的问题。蛋糕大了，分的也多了，自然就比以前好。

所以，分析改革开放前吃不上饭，之后就吃上了这个问题需也要考虑分配，不能单看粮食产量。

可以说，中国发展工业的过程是对农业剥削的过程。

好在中国工业发展起来了，开始反哺农业。

2004 年，我国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种的粮食都是自己的了。

知乎用户 maomaobear 发表

这类问题不是月经，也是年经了

每次都有人贴林毅夫的论文，然后每次都有人打脸。

简单说，你把中国建国后历年粮食产量列上来，看增长率就明白了

很多论文研究就是捧脚的，先射箭再花靶子。

简单说，除了折腾的年份，改革前后中国粮食产量增长都不算慢。

1973 年以前，大部分年份，人口都是 2% 的速度以上在增长。

以后都是 1% 点多。

人均数字就上来了。

以前，粮食生产的其实也不少。1957 年人均就过了 300 公斤，足以吃饱了，但是积累，备战，没吃到肚子里面。

1974 年再回到 300 公斤是人口增长率开始进入 1% 点多了。

1974 年以后，常年人均增长 1.x%，然后是 0.x%，粮食增长率不变。人均就越来越多了。

1998 年人均破 400 公斤的时候，正好是人口增长破 1%，到 0.91% 的时候。

此外，工业化以后能出口工业品换粮食了，人均粮食消费不限于产量了，虽然国家控制进口，保证自给率，但是进口也越来越多。

从产量看，所谓承包提升 40%，20% 多都是扯淡。

那是刻意选数据做出来的，全中国总体的数据不支持。

人口增长率下降对于提升人均粮食占有量还是立竿见影的。

列几个数字吧

1968 年，20906 万吨，人口 7.85 亿

1978 年，30447 万吨，人口 9.62 亿

1988 年，39404 万吨，人口 11.10 亿

1968-1978 粮食增长 45.63%，人口增长 22.54%

这是包产到户来了

1978-1988 粮食增长 29.4%，人口增长 15.38%

1978 年人均粮食产量 316.6KG

1988 年人均粮食产量 354.9KG

确实多了。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人口也增长 22.54%，那就没什么增长了。

如果 1968 年就搞计划生育呢，把人口增长减低到 15.38% 呢？

那么 1978 年是 9.05 亿人，人均粮食产量是 336KG。

知乎用户 喻世 Sy 发表

吃上饭吃饱饭是一个从 1949-1995 的事情。
并不会因为某个天神下凡 Duang 一下大家都吃饱了。

它是一个生产力逐渐进步的过程。
生产端的问题大于分配端，重要的是扩大生产（质量和数量），最终实现吃饱。
生产端的问题决定了你再怎么分配都吃不饱，统购统销只是生产能力不足的政策映射。它不是根本原因，把现象当原因是不对的。

主粮由一亿吨到六亿吨生产增长是均衡的，没有突然跃升的情况，第一阶段的全面的水利建设铺陈到主要区域（50 年代和 21 世纪），第二阶段是化肥工业的进步与全面铺陈（73 后的一段和 21 世纪），这两个建设都有小高峰，总体平稳进步。

大部分中国人能吃饱都在 90 年代后期了，我们这边稍微吃的好一点点的是在 2003 年以后，到今天还有用亿人来做单位来描述达不到稍微吃的好一点点的群体。

最后一句话:

不管啥世道，农民都是最可怜的（最下贱最被人看不起）
需要回报给中国农民的还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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