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女性主义：最新哲学进展 /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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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跨性别运动中常使用的旗帜，由跨性别女性 Monica Helms 于 1999 年设计，其中粉蓝和粉红色是传统象征男婴和女婴的颜色，白色则在此处被用于象征正在经历性别过渡 (transition) 或是认为自己是性别中立 (gender-neutral) 或具有未定义性别的人士。

**作者 ****/ **Talia Mae Bettcher

**译者 **/ Aphra（基于 CC-BY 协议）

**排版 ****/ **亦源, PZH

摘要：本文介绍了作为对性别歧视与恐跨症进行交叉性分析的跨性别女性主义，以及女性主者与跨性别者对是否容纳跨性别女性至今为止所进行的争论。本文前半部分审视了最近的女性主义哲学分析「女性」这一概念并在其中试图容纳跨性别女性的尝试，后半段则审视最近的对排跨性别激进女性主义立场的回应。本文的总结则为对跨性别女性主义哲学现状的评估，以及对未来挑战的勾勒。

引言

「跨性别女性主义」(transfeminism) 一词是由美国活动家小山惠美 (Emi Koyama) 与戴安娜·库兰特 (Diana Courant) 大约在1992年创造的（见 Stryker 与 Bettcher)，现在在英语里也可写作 “trans feminism” 或 “trans / feminism"1。虽然这一概念可追溯到很久以前，但一般人们则将小山的《跨性别女性主义宣言》(Transfeminist Manifesto,2003 [2001]) 视作其奠基性的阐述，小山将其视为**「一场主要由跨性别女性发起并服务于跨性别女性的运动，这些跨性别女性视她们自己的解放内在地系于所有女性乃至更大范围群体的解放」****并「挺身而出同样支持非跨性别与跨性别女性，并呼吁非跨性别的女性相应地支持跨性别女性」**(2003, 244)。这一概念后来则通过朱莉娅·塞拉诺 （Julia Serano）的作品《鞭挞女孩》(Whipping Girl, 2007)得到广泛传播。这个词在全球范围内也有不同的使用方式，例如 “transfeminismo"2一词可被用于替换「酷儿」(queer)。特别地，它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对第一波属于盎格鲁白人的酷儿理论过度理论化的反击性回应，这些酷儿理论中的后结构主义不仅推进了一种关于政治主体的抽象概念，还在事实上将英语作为一种帝国主义的语言加诸于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地区(见 Espineira 与 Bourcier, 90)。

1. 跨性别（trans，或译作跨儿），是一个涵括性的名词，广义上可用于涵盖所有挑战/跨越性与性别疆界的人群（包括性别酷儿和变装者等），跨性别女性指出生时被指派为男性而自我认同为女性者。本篇译文的初稿曾由译者本人在知乎上发布过，这次校对订正了大量的错误并增补了注释。——本文注释若无标注均为译者注

2. transfeminismo 一词为西班牙语形式。

不幸的是，哲学这一学科在跨性别女性主义的方向上进展非常缓慢。即使在女性主义哲学内部，其发展与过去20年间对其它跨学科的跨性别研究的井喷式发展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然而需要肯定的是，女性主义哲学中的确有着相关研究，如今则在涌现相关的文献。本文的目标即是描绘女性主义哲学对跨性别议题的一些最新讨论。特别地，我将专注于如今美英盛行的分析的女性主义哲学3，且主要集中讨论他们对「性别」(gender)4 概念的分析。

3. 关于不属于分析哲学背景下的女性主义哲学家对跨性别议题的讨论，可参见 Bettcher,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rans Issues”,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pring 2014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这一斯坦福哲学百科词条介绍的不但有 Donna Haraway 和 Judith Butler 等人的相关工作，还包括了 Gayle Salamon 值得注意的现象学进路研究。这一词条有中译，发布于酷儿论坛公众号，明月翻译、小林校对 (2019)。

4. 此处与下文中提到「性别」一词若无特别指明均指社会意义上的性别，即 gender。

本文作者 Talia Mae Bettcher。Bettcher 是加州州立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同时也是一位积极参与洛杉矶本地跨性别社群组织的跨性别女性，她的哲学工作一部分即是对女性主义与跨性别议题的讨论，这方面的相关文章可见本文的参考文献部分。此外，她的研究方向还包括英国现代早期经验主义和 George Berkeley 哲学等。

虽然女性主义者对跨性别议题的讨论远不止于此（见 Bettcher 2014），但这一话题因为如下几个原因值得关注：首先，由于到目前为止这一领域的书写还少之又少，指出最近所产生的那些相当显著的发展则尤为必要；其次，跨性别者身份 / 认同 (identity) 的不被认可是跨性别政治面临的中心问题，而女性主义哲学家的分析性工作或许能够对其进行有价值的阐释；最后，由于这些对「性别」概念和涵义的研究似乎理所当然地使用英语作为语言，我们值得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考察以了解它的局限性，我邀请读者参与思考这一事实可能有怎样的后果。而在继续之前,我将概述跨性别女性主义的基本概念和相关议题。

预备

正如小山 (2003) 所概述的那样，跨性别女性主义将由金伯莱·克伦肖 (Kimberlé Crenshaw) 所最初提出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 概念作为中心，其思想是：

1. 存在着多种形式的压迫，它们往往是不可分的。

2. 一旦我们关注特权与压迫，我们就可以看到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的相互交织，甚至在它们看似根本没有交集的地方也是如此。例如，虽然种族主义与白人女性所受的性别歧视无关，但种族主义在与她们所拥有的种族特权方面是高度相关的。

哈利·波特丛书作者 J. K. 罗琳 (J. K. Rowling)，最近就因自身发表的关于跨性别女性的一系列言论引发了大量争议；批评者称她为 TERF (Trans-exclusive radical feminist)。

跨性别女性主义明显地始于对性别歧视与恐跨症（transphobia)5这两者交叉性压迫的辨识。跨性别女性主义看似是以跨性别女性为中心的，但由于跨性别男性也一样容易受到性别歧视、恐跨症及其混合的侵害，因此将他们排除在其范围之外将是不明智的。此外，仅将注意力集中在性别歧视和恐跨症上，也有着边缘化对其它形式的压迫 / 特权的关注的风险（例如种族主义以及阶级相关的压迫和特权）。

5. 恐跨症或跨性别恐惧症，指公众对跨性别者的恐惧或憎恨。与厌女症（misogyny）、恐同症（homophobia）等概念用法类似，虽然它带有「-phobia / 恐惧症」这一病理性的词缀，但不应按字面理解为是一种病症。

不幸的是，从真正的交叉性框架开始的努力一直面临着障碍。至少在美国，跨性别研究和跨性别政治的出现即是对明显反对跨性别者（尤其是跨性别女性）的女性主义形式的回应，珍妮丝·雷蒙德 (Janice Raymond) 的《变性帝国》(Transsexual Empire，1979) 则是类似形式中最具影响力的例子之一。而最近，在美国和英国，跨性别与非跨性别的女性主义者对是否该允许将跨性别女性纳入女性空间的冲突也在升级。所谓的「排跨性别激进女性主义者」（Trans Exclusive Radical Feminist，缩写为TERF / 排跨激女6）或「性别批判女性主义者」(Gender Critical Feminist) 一直坚持将跨性别女性排除在女性空间之外，并同时否认这种排斥属于恐跨症。甚至说冲突已经激化都已过于轻描淡写，如洛里·沃森 (Lori Watson) 指出：

一些自我认同为女性主义者的人士与跨性别者——尤其是跨性别女性，以及支持跨性别的女性主义者之间的争端已经爆发成了一场全面的意识形态战争。即使未被言明，处在两方的冲突中间的人已陷入「要么是我们的朋友，要么就是敌人」的境地，且面临着真实的人身威胁——面对两方来说都是如此。

其结果是，除了交叉性的跨性别女性主义进路以外，如今又有了一种互动性（interactive）的进路，它试图探问在历史与政治上看似迥然不同的女性主义理论、政治与跨性别理论、政治之间的关系。虽然也有探索交叉性的讨论（见Bettcher 2007; McKinnon 2014），最新的跨性别女性主义的哲学讨论大多数则都在沿着第二条进路前行。

珍妮丝·雷蒙德《变性帝国》一书封面。在本书中，雷蒙德认为跨性别者（书中实际使用的是“transsexual”一词，译作变性者或跨性态者）是在通过欺骗性的身体挪用而对女性进行“强奸”（104）；女性成员资格取决于个体的染色体和被分配的生理性别角色（4,18,114），因而跨性别女性事实上则仍是男性；性别压迫仅是基于生理性别角色的（xviii, 16），因而不存在专门针对跨性别者的压迫；旨在帮助跨性别者的外科手术医疗干预，则是在将无法适应生理性别角色的男性和女性变为“女性”和“男性”，从而加强基于生理性别角色的性别歧视，而这种性别歧视才是产生跨性别者的主要原因（16）。这些论点毫无疑问遭到了其她女性主义者和跨性别者的强烈批评和抗议，这些批评部分可参见Bettcher,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rans Issues”,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pring 2014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跨性别女性问题：

女性主义哲学的「女性」阐释

在女性主义哲学中，探明「什么是女性」这一问题被视为至关重要，因为它将划定进一步讨论的范围——既然女性主义关切于对女性的压迫，沿着这一想法，我们便应该有能力判定何者正在承受这些压迫7。**让我们使用「范围概念」(purview concept) 一词来把握这一想法。**斯蒂芬妮·卡普斯塔（Stephanie Kapusta）最近则反对关于范围概念的女性主义哲学解释有任何可接受的标准。具体来说，她认为这一概念若在社会层面上广泛实行，将导致跨性别者面临「性别错称」（misgendering），而这从跨性别政治的角度来看则是不可接受的。卡普斯塔认为，性别错称包括使用排斥或边缘化跨性别者的性别用语，以及用那样的描述来阐释性别用语的意义。而性别错称会对跨性别者造成心理、道德以及政治性的伤害，且将永远遭到跨性别者在道德与政治上的抗议。

7.「女性即是受到压迫者」这一想法可被视为来自于 Marilyn Frye 的 “Oppression”（1983），可参见公众号 Her 小号所刊《女性主义哲学入门》一文，Ding 著（2019）。

有鉴于此，卡普斯塔批评了两种关于范围概念的女性主义哲学阐述：琳达·马丁·阿尔科夫（Linda Martín Alcoff）的阐述将与生物繁殖的可能性的关系作为中心，这将大多数跨性别女性（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排除在外；家庭相似（family-resemblance）分析8 则试图指明女性所具有显著特征的集合簇，即使它避免了讨论女性身份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但它即使在最佳情况下仍然会将跨性别女性边缘化（因为她们将缺乏许多集合簇中的特征），而更坏条件下则是直截了当地否认她们的女性身份。

8. 在女性主义哲学文献里，有许多不同的家族相似阐述版本，对一部分版本的罗列可参见Kapusta (2016)。

然而需要肯定，也有许多对女性概念的分析明显出发于这样的前理论承诺，即认为跨性别女性事实上是女性，且出于女性主义的目的也最好将她们视为女性（这类分析常常诉诸家族相似）。在这一思想脉络下，最近还出现了另外两种新的进路：一种是最早源于萨利·哈斯兰格（Sally Haslanger）的改善性（ameliorative）的进路9，它询问为了终结性别压迫这一目的，女性主义者应该向人们推广什么样的「女性」概念（这被称为「目标概念」）；而语义的语境主义（semantic contextualism）进路，则力图考察「女性」这一概念的日常用法。

9. 对 Haslanger 的改善性分析更详细的介绍，同样可参见 Ding《女性主义哲学入门》一文。

改善性分析

凯瑟琳·詹金斯（Katharine Jenkins）批评了萨莉·哈斯兰格的改善性分析，并为她自己的版本辩护。虽然哈斯兰格意识到了性别用语有多种不同用法，但她还是选择了「焦点分析法（focal analysis）」并挑出「等级社会阶层」（hierarchical social classes）作为其分析的主要对象。粗略来说，哈斯兰格认为某人在某一环境中职能为（functions as）女性，当且仅当她被假定为是生理雌性（female sex，即在繁衍中担任雌性的生理角色），从而在那一环境中处于从属地位(Haslanger 235)。而某人是女性，则当且仅当她典型地（typically，即「经常性地、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职能为女性 (234)。这一主张也是修正性的，因为这一主张下一个并非那样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将不再被算作女性。

詹金斯认为，哈斯兰格的主张将导致部分跨性别女性被排除在女性范畴之外，只有被通常假定为生理雌性且因而处于从属地位的跨性别女性才能被算在内——她们要么被视作了非跨性别女性，要么则已对自己身体关于生理性别的部分进行了改变。而被假定为具有生理雄性性别的跨性别女性仍将被排除在女性之外——要么她们未在公共场合展现为女性，要么她们的展现被视为伪装，即使基于性别身份/认同而不是被假定的生理性别而已经被视为女性的跨性别女性也仍是如此。

尽管如此，詹金斯仍然支持这一改善性的计划：如果跨性别者包含在「我们」这些她称之为「改善性的行为主体」（ameliorative agents）中，尊重跨性别女性的性别身份/认同就将成为这一群体所采纳目标的一部分（15）。她认为，哈斯兰格主张的问题在于其本质上是只关注一个焦点（focal）。因此，詹金斯辩护了一种带有多分枝目标概念的改善性主张，其概念同时包含「作为阶层的性别」（gender-as-class）和「作为身份/认同的性别」（gender-as-identity），她认为这两者在提供女性主义对压迫的阐释中同等重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詹金斯所诉诸的「作为阶层的性别」并不足以把握性别错称现象，因为它仍将从属和特权关系建立在被假定具有的生理角色的基础之上。尽管跨性别女性通常基于其被假定的生理性别而被视为事实上是男性，但她们通常并没有在这种基础上获得许多特权。这意味着，性别错称并不应通过诉诸于「作为阶层的性别」这一改善性的概念得到解释，而更应该描述性地分析性别概念如何在人们的日常互动中被使用。因此，詹金斯的阐释并不足以囊括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所有压迫形式。而这又反过来引发了关于范围概念相关工作的更一般的问题：除了勾勒一种符合女性主义观点的「女性」范围外，还有哪些其它工作应该完成？这可能仍然悬而未决。

语义的语境主义

而第二种进路则隐含了对改善性分析的修正，如詹妮弗·索尔（Jennifer Saul）所指出，「女性主义者不仅需要与彼此之间，还要与（目前还）不是女性主义者的人成功顺畅交流，因此应当尽可能避免大规模的误会。（197）」10 鉴于此，索尔转向分析性别用语在日常实践中的实际含义。

10. 关于这一论点的完整阐述，见 Mikkola（2009）。——原注

她认为，一个人的语言哲学可能会受到其政治直觉的影响。特别地，公正对待跨性别女性的这一承诺，可能会影响一个人对「女性」一词涵义的分析，即使她承认这一结果从主流语言哲学视角来看令人惊讶。她反对将「女性」基于生理性别进行定义的主张，理由是它不能公正地对待跨性别女性的自我认同，尤其是那些未进行手术的跨性别女性。

因此，索尔提出了语义的语境主义分析作为可能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案下，多种不同的语境下会有多种不同的确认女性成员资格的特征：在一些语境中，「女性」一词的正确使用是指「真诚地自我认同为女性的人」（201），而其它一些语境中则指「具有XX染色体的人」（203）。因此，一位跨性别女性是否算作女性，就应取决于特定语境下的相应标准。然而，对这种主张索尔本人也提出了疑问：一个担忧点是，这种方案对公正对待跨性别女性来说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在某些语境下声称「跨性别女性不是女性」的这种说法也是正确的。事实上，对于围绕跨性别女性使用女性公共厕所的相关问题，索尔认为则必须通过语义范畴之外的道德和政治考量来裁定。

爱莎·迪亚兹·莱昂（Esa Diaz-Leon）最近则重塑了索尔的语境主义主张来解决相应问题。她区分了「归因者语境主义」（attributor-contextualism）与「主体语境主义」（subject-contextualism）：前一语境主义主张认为，决定语境的因素原则上取决于提出某一断言的人，并包含其本人对相关标准的信念；而在后者中，相关因素则主要是某一断言所处语境中的「客观」特征。迪亚兹·莱昂本人支持后一种语境主义，她认为「关乎实践目的的才是在语境中与标准相关的，而实践目的则广泛地包括理论性的、明辨性的、道德性的、政治性乃至审美价值的。」因此，被索尔认为是语义范畴之外的道德和政治因素，同样也应该包含在对随语境转换的「女性」一词的分析内。而对于公共厕所使用这一议题，迪亚兹·莱昂则认为跨性别女性应当算作女性，因为对这些实践目的来说，是性别认同而非生理性别更为相关。而「跨性别女性不是女性」这一反跨性别的断言将始终是不正确的，因为反跨人士们本人的信念无关于对这一断言的评定。

尽管对这一视角的完整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仍需提及一些相关问题。首先，如果这一主张允许在一些语境下不将跨性别女性算作女性，那么它仍将容易遭到卡普斯塔对女性主义主张引向性别错称这一观点的批评。迪亚兹·莱昂提出了如下语境作为例子 (p. 247)，在对阴道疾病进行的医学筛查中，正是生理性别决定女性成员的身份资格。而这，恰是卡普斯塔认为将会被抗议的典型 (p. 508–9)。可以肯定的是，迪亚兹·莱昂同样认识到，在相关的政治和道德语境下的考量，会使得跨性别女性甚至在这一医疗语境中仍可能被算作女性。但是，鉴于卡普斯塔的关切，似乎任何语境下性别错称都将是难以接受的。这要求所有语境中，「真诚的自我认同」都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然而这却将削弱这种主张的语境主义性质。而且，这种分析作为一种对「女性」一词在日常主流语境中的实际语用的阐释，其可信度也同样遭到损害。相反，它看起来更像是改善性的分析而非语境主义。

其次，虽然生理性别在使用厕所这一例子下可能实际并不相关，但仍然在有些重要的例子里它却似乎是密切相关的，比如：性关系。更不幸的是，这恰好是对跨性别女性产生最多暴力的例子，暴力形式除了性别错称外还有对跨性别者「欺骗他人」的指控11。许多带有「姬姬」（“penis”）12 的跨性别女性将自己视为与男性建立异性恋关系的女性，然而，在那些她们似乎会被基于生理性别而被视为男性或至少是非女性的环境下，她们的这一信念将面临困难的挑战。

11. 国外的实际案例显示，这一指控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造成对跨性别者（基本是跨性别女性）的谋杀，且往往是属于有色人种、贫穷或从事性工作的跨性别女性更容易成为被害者，参见 Bettcher（2014）。

12. 原文 penis 一词带有引号，旨在质询这一男性生理性别相关的词语是否适用于跨性别女性，译文作相应处理。

对跨性别者的压迫以及多重涵义

之前的讨论表明了，我们必须更加关注特定的恐跨性质的话语实践及其内在语义的压迫性力量。我本人提出的「多重涵义」（multiple meanings）阐释就是其中一种考量了这种压迫性力量的策略 (2013, 2014)。我认识到，「女性」一词既可以用于明显地排斥或是边缘化跨性别女性（在主流社会中尤为典型），但也可以在对跨性别友好的文化环境里用于将跨性别女性中心化并将她们视作女性典范。因此我认为，「女性」一词有着多重不同且彼此在政治上相互竞争的含义。借鉴玛丽亚·卢戈涅斯（María Lugones）的作品，我将这些多重涵义以及其潜在的社会性实践联系于多个但彼此交叠的「意义域界」（worlds of sense）。

如同语境的阐释，这种阐释也允许在某些解读下跨性别女性最终不被算作女性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被算作。但是，区别在于，这种阐释将那些排斥或边缘化跨性别女性的解读视为内在压迫性的，而将容纳跨性别女性的解读视为抵抗性的。这种阐释也比语境主义的阐释更为激进，因为它声称在决定词语的不同外延时，语境的变化并不相关，真正相关的是那些具有不同「女性」一词涵义及其话语实践的「意义域界」：在对跨性别者态度积极的那些域界里，跨性别女性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都被视为女性；而在那些压迫跨性别者的域界中，在任何给定的语境下，跨性别女性都最多只能被视为边缘性的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多重涵义阐释的优点之一是，它允许英语词汇拥有「第二阶」（second order）非英语涵义的可能性，从而允许其它语言与英语巩固的地位进行竞争（见 Bettcher, 2014）。也就是说，诸如「跨性别女性」这样的词汇也可以被使用者用于辨识那些进行强行翻译的工作，并辨认其英语与非英语含义间的不一致性13。通过这种方式，某些话语实践（即使是那些抵抗对跨性别者的压迫的）也同样可能被显示为是压迫性的，因为它们默认使用英语，从而预先排除了使用非英语的抵抗性涵义。与多重涵义阐释相比，很难看到其它阐释如何处理这种现象14。

13. 这一论点可结合许多非盎格鲁白人文化、语言背景下存在已久的非顺性别男、女性别身份/认同类型来理解，比如北美原住民中的 two spirits、印度的 hijras 等等。即使这些身份/认同类型与跨性别的范畴有一定重合，但若将 TA 们直接约化为跨性别者或其它英语内的身份 / 认同概念很可能是成问题的，至少这会丢失一部分具有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厚实内涵，并可能是一种语言 / 文化霸权的行为。

14. 作者 Bettcher 还认为 (2014)，在跨性别群体内部也可能有多个不同的意义域界，这对应了跨性别者不同的自我看待方式：一种自我看待方式认为跨性别者是“困在错误身体里”（trapped in the wrong body）的女性/男性，因而仍然处于二元性别之内；另一种则认为跨性别是超越二元性别（beyond the binary）的，应属于独立的性别范畴，并且对性别更加持一种建构主义的立场。Bettcher 认为这两者即对应了不同的意义域界，在反对恐跨性质的主流话语实践的意义上这两者都是抵抗性的，但若允许某一种意见完全作为主导则会有着边缘化另一部分跨性别者的风险因而具有一定的压迫性（Bettcher 认为两种各自都有着相应的问题），并且同样预先排除了采取多重抵抗性涵义的可能。

无论如何，对于之前提到的两种进路来说，辨别压迫性（恐跨症、性别与种族歧视、语言霸权主义）的话语实践以及那些与之竞争的话语实践的存在会带来许多显著的结论。首先，任何范围概念在其偏离主流压迫性话语实践的程度上都是改善性的。任何希冀改变现存话语实践的未来计划（这若只由学者们进行将极其困难！），都将需要对那些已有的修正性的实践保持敏感，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它们的指导；其次，对日常话语实践的任何分析都需要理清它们是来自抵抗性的还是压迫性的话语实践。仅仅以那些抵抗性的实践为依据是不够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上，都需要去理解那些压迫性的话语实践以便与之抗衡。我认为，为了理解这些实践，我们需要更广泛的交叉性的分析。

跨性别女性问题：

作为抵抗性用语的「女性」

如第一部分所述，英美的女性主义者有着长期敌视跨性别者且尤其是跨性别女性的历史，而对这一立场有两种回应方案：一种方案是简单地拒绝对话，并认为从跨性别者的视角来看，允许质问「跨性别女性是否是女性」都已在政治上是过于巨大的让步，因为只有跨性别者的身份 / 认同能允许不被承认，而其它类型的身份/认同则并不如此。但这一出发点将无法被跨性别女性主义的理论化所接受，因为对于排斥跨性别的女性主义者所提出的论证，只有亲自下场才能痛斥其非——而这，就是第二种方案。这两种方案同样明显地有着政治性的价值，而应采用哪种则可能取决于当时的特定目标。

恐跨的女性主义及其政治鼓吹 (propaganda)

雷切尔·麦金农（Rachel McKinnon）最近通过借助杰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关于一般性的政治鼓吹所做的研究，来审视她称之为「排跨激女的政治鼓吹」（TERF propaganda）并应对排斥跨性别的女性主义者们。在这一过程中，她采取了上文提到的第一种方案（或者说她将第二种方案视为已经被完成的）。她写到：「我认为跨性别女性是女性这一事实已是确凿不移，因此这种宣传的核心‘跨性别女性实际是男性’即是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

麦金农认为，「排跨激女的政治鼓吹」，在其是一种错误的、且旨在正当化某些群体的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方面符合斯坦利的说法，但它也同样对斯坦利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斯坦利认为，政治鼓吹可以用来说服被压迫群体，使她们相信她们的被压迫状态是必须的。然而借助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观点，麦金农正确地指出，跨性别女性这一被压迫的群体并不太可能成为这种鼓吹的猎物，因为「她们居于并发展了她们自己的替代性意识形态」。她认为，更可能是其他人会相信「排跨激女」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缺乏对替代性意识形态的认知渠道，并由于他们处在相对具有更多权力的立场上，他们也更可能做出最终危害被压迫者的决定。

麦金农提供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一些恐跨的女性主义者声称跨性别女性是性侵者，她们企图进入女性专属的公共厕所或音乐节这样的女性空间来进行强奸。****但这一声称很容易凭经验证伪，事实上，跨性别女性进入女性公共厕所并不是为了偷窥或威胁其她女性，她们只是为了在安全的环境里如厕。**当然，跨性别女性通常并不会被骗为相信她们自己具有性侵的动机，但正如麦金农正确指出的那样，不知情的公众会将这样的鼓吹视为真相，并努力立法禁止跨性别女性进入女性公共厕所，这值得我们担忧。

而更具争议的例子是，反跨的女性主义者声称「排跨激女」这一名称是跨性别女性对她们的蔑称。麦金农正确地指出该词并非源于跨性别女性，因此那样的声称俱伪。然而，一部分疑问是，排跨激女」这一表述到底是仅仅作为「排跨性别激进女性主义」这一立场的普通缩写——如这一表述被创造时那样，还是的确已经获得贬义性的用法。这一问题十分棘手，考虑一下「毛左」或「公知」这样的表述15，尽管这些用语一开始仅是对政治立场的描述，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也明显地被用作贬义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该词不同用法各自被使用的频率究竟如何，无论它是否现在已经正式地构成污蔑，这一问题都仍为切近。

15. 原文举的例子是「共和党人」与「自由派人士」，译文替换为更符合中文语境的例子。

对排跨性别激进女性主义者的抗议，然而 “TERF” 这一缩写是否适合使用则是值得讨论的。

无论如何，如果要按照第二种方案进行两方对话，「排跨激女」这一表述都不适宜使用，对此，沃森写道：「我避免使用这一用语，因为我想与那些意见不同的人对话并希望他们也能坦诚、开放地倾听我的意见，然而贴标签的行为会阻塞这样的交流 (p. 252)。」很明显，「排跨激女」这一表述至少对那些被此指称的人造成了冒犯，而这些使用的语境则产生了相应的问题。例如，考虑「变性儿」（tranny）一词，如同如今的「酷儿」，最初也曾是对跨性别女性肯定性、赋权性的用语，起码在一些某些跨性别社群中如此。**尽管如此，这一用语如今对许多跨性别人士来说已是高度冒犯性的。即使一些跨性别者仍将其用作肯定，也不能否认它对另一些跨性别者是冒犯性的事实。**有鉴于此，最好不应在混合性的人群中使用它。那么对于「排跨激女」一词，起码在想要与广泛的不同性质人群进行交流时也应谨慎采用。更由于跨性别政治本身即坚定地支持自我命名的重要性并尊重自我认同，这点显得尤为重要。

女性主义与「女性」一词的抵抗性使用

我和洛里·沃森最近都采取了第二种方案，并试图回应那些试图将跨性别女性排除在「女性」范畴之外的论证。与本文第一部分论证的高度理论化不同，沃森的论证的一部分却是经验性的：她本人是非跨性别的女性，却通常由于外表被视为男性，因此熟稔跨性别者在使用公共卫生间时会遭遇的双重困窘以及骚扰。她怀疑那些反跨性别者的女性主义者会期望她将自己的身份 / 认同或生理性别改变为男——即符合外界认知的那样。她认为，这种期望恰是他们加诸于跨性别者之上的，即「去过被社会所承认的男性生活，并使你的身体与性别一致 (250–1)」。

更重要的情形是，沃森面临着这样一个论点，即跨性别女性没有一出生就经历作为女性 / 女孩的社会化过程，因此她们不符合算作女性的必要条件。这一论点最好联系女性主义者对「女性」一词的抵抗性使用来理解，基于她们对性别歧视以及所谓「女性气质」（womanhood）的压迫性观念的经历，她们试图以政治上抵抗性的方式重写这一词语。的确在某些情况下，诸如 “womyn"16 这样的替代性词语被引入以标志这样的抵抗性偏离。

16. Womyn，女性主义者造词，以避免 “women” 一词里男性中心的词缀 “-men”。

依我之见 (2016) ，该论点背后的基本思想是，将一个词语用于自我认同来抵抗压迫，其用法在政治和语义上是受限的。然而考虑一个并未遭受过种族歧视的白人女性，若她自我认同为「有色人种女性」，这未必是不合适的。而且，如果抵抗性用语仅限施用于那些遭受过相对应的压迫的人，我们甚至将无法弄清就自我认同来说还能剩下些什么内容。相似地，据这一论证，「女性」这一抵抗性的身份/认同同样可以由那些未遭受过性别压迫的跨性别女性者持有。

一部分关切是， 跨性别女性早年接受了作为男性的社会化过程，因此她们被担忧为具有所谓的「男性特权」(male privilege)，而应被排除在「女性」一词的抵抗性用法之外。（不过「男性特权」一词已被视为是成问题的，因而最好还是简单地询问跨性别女性是否因其作为跨性别者而享有某些特权。）沃森正确地辩称，跨性别女性一旦开始性别过渡 (transition) 17，就几乎没有再被赋予任何特权：那些成功地被视为 (pass as) 非跨性别女性的跨性别女性，她们最多是男性特权的承受者，而非施为者；至于那些未被如此看待的跨性别女性，即使她们被视为「事实上是男性」，也难以找到她们获得任何男性特权的证据。那么，问题将在于，早年的男性社会化过程是否会导致她们被取消女性资格。一种为沃森所考量的担忧是，接受男性社会化的过程会造成一种男性中心的心理，即认为男性特权是理所应当的。然而她正确地辩称，这一主张未经经验证实，她说：「我们在处理的可能是一个仓促的泛化描述，并且是建立在确认偏误 (confirmation biases) 18的基础之上。不过毫无疑问，许多人就会做混账行为，成为跨性别者也不会对此免疫，毕竟作为凡人我们都会犯混个一次两次。(253)」

17. 性别过渡，指跨性别者通过激素替代疗法和 / 或性别肯定手术等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外表、身体性征等以符合其自身性别认同的过程，且往往伴随着对周围人的出柜，一部分跨性别者的目标则是能完全被视作非跨性别且符合自己认同的性别身份，即所谓的 passing。一般认为，在合适医疗支持下的性别过渡有利于跨性别者的身心健康（通过缓解性别不安 gender dysphoria，即部分跨性别者会由于身体性征与性别认同不符而感到的焦虑、抑郁等），但鼓励追求 “passing” 对跨性别运动来说是否是积极正面的则存在争议。

18. 确认偏误，指只采纳肯确性而忽略否定性的证据，从而支持自己的成见、猜想的倾向，有许多心理学研究证实这种心理倾向的存在。

然而，问题在于，这些跨性别女性早年的男性社会化经历是否会使「女性」一词的抵抗性用法去合法性。沃森正确地指出，许多跨性别女性面对这些社会化过程本身是极为不适的，她们将始终拒绝这样的经历。因此，诉诸于所谓的男性社会化过程是成问题的。**然而，男性特权的一部分在于免遭女性社会化过程中的不愉快特征，比如对少女的性化（sexualization）**19。**但即便规避这些是种特权，这些不愉快特征却是跨性别女性（或其她理性的人）不该遗憾她们自己未曾经历的。**20

19. 性化，指使某物具有与性相关的特征或品质，或者使其产生性相关的意识。据美国心理学会， 当个体被视为性对象，并根据其身体特征和性吸引力来评价时，就会发生性化。这一过程往往发生在女性身上，且通过广告等媒介的方式。

20. 本句原文 “while avoiding this is a privilege, it’s also something that no trans women (or any other rational person) should regret not having experienced.” 而在知乎所发本译文初稿中，由于我漏译了一个 “No” 而错误地处理了这句话，本次校对进行了更正。

那么，若将那些没有在少女时代遭受性别歧视经历的跨性别女性也算作女性，到底是否会使「女性」一词丧失其抵抗性的意义？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沃森首先指向了女性社会化经历的多样性——尤其是在截然不同形式的交叉性压迫的影响下，而跨性别女性的社会化经历可能恰为其中一种。这一论点可以继续展开，正如小山所指出，「所有女性经历都是同质的」这一假设内在地是种族主义的，因为它无视了交叉性压迫使女性经历多样化这一影响21。

21. 除了种族歧视的作用外，也不该忽视阶级差异造成的影响。小山还正确地指出了，只承认经历了性别肯定手术的跨性别女性才是女性这一政策是阶级歧视性的，因为目前许多环境下仅有具有较多经济资源的跨性别女性才能负担得起相应手术的费用。

其次，沃森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跨性别女性与其她女性间的关系，而在于她们「与男性以及男性权力间的关系，这种权力正是基于生理性别的基础而使女性屈从」。正是由于她们的生理性别，跨性别女性才遭受着多种恐跨性质的压迫。沃森认为，「既然基于生理性别的屈从正是女性社会及政治涵义的核心，而事实上女性也正是如此屈于从属，那么跨性别女性也恰处于那样的境地，这又有何可辩驳？(252)」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呼应哈斯兰格的立场，并且将引向「跨性别女性（在一种政治的意义上）是女性」这一结论，因为她们同样基于生理性别而处于屈从地位22。然而我认为，沃森还指出了，共享性别压迫的历史，这许可了人们以多样且复杂的方式使用相应的抵抗性用语。她主张上述的反跨论证并不成立，理由是跨性别女性确实具有性别化（gendered）的屈从经历，而这恰准予她们使用「女性」这一自称。

22. 感谢 Ann Garry 指出这点。——原注

如上的论证是有力的，但一个问题是，将不同的基于性别的压迫形式置为一谈，可能会掩盖不同压迫形式间的区别。的确，若不慎重对待，此举将导致对跨性别者的压迫被完全还原为一般性的对女性的压迫，而这将预先排除研究不同形式的性别压迫是如何相互交织的可能性。但这一问题的压力，又导致了重新激起这一论点的风险，**即认为跨性别女性既然以男性身份经历社会化，并且避免了经历少女时代的许多可能创伤，**那是否她们仍然该被排除在女性这一范畴之外，因为她们并没有奋其毕生抵抗性别歧视的经历？

而我本人则曾论证了，像「女性」这样的词汇可以被施用于抵抗不同形式的压迫 (2014, 2016)。例如，假设在某一情境之下「女性」一词已被高度种族化地使用，它要么是将有色人种女性排斥在其中心典范之外，要么则以别的方式边缘化她们。在这种情况下，抵抗性地声称女性身份 / 认同将更是抵抗种族歧视而非性别歧视，或是同时抵抗这两种。类似地，我主张「女性」一词也可被用于抵抗对跨性别者的压迫，这种压迫则来源于虐待性的主流性别实践。

我对跨性别者所遭受压迫的阐述，则主要集中在 TA 们的身份 / 认同会因外观或所谓现实不符的原因而不被承认，例如被认为「明明是男性，却伪装成女性」或「明明是女性，却伪装成男性」，以及被视为要么是在欺骗、要么就仅仅是在伪装这样的双重束缚（2014, 2016）。我认为，跨性别者的不被认可是来自源主流社会中有组织的性别实践，尤其是那些与性别化的亲密关系和人际距离相关的构建、商谈。

跨性别女性在性别过渡中常使用的激素类药物。进行激素替代疗法（HRT）能给跨性别者带来许多益处，但也会造成经济负担和身体上的副作用（若没有合适医疗支持的话）。在跨性别尚未实现去病理化的许多地方，跨性别者若想从正规渠道获得激素类药物和用药指导必须获得相应的医疗诊断（进行性别肯定手术同理），但能提供医疗诊断却是一项稀缺的资源。雪上加霜的是，许多具有诊断资格的医师却未必足够尊重跨性别者的体验与自我认同，曾不止一位朋友向译者抱怨，国内有某知名医师将求诊跨性别者家长态度是否赞成作为是否给诊断的重要标准。

我认为，**跨性别者自称为女性或男性仍是抵抗性的，只要 TA 们与这些虐待性的实践相脱节。**跨性别者挣扎着想要他人认可自己的身份 / 认同，甚至需要挣扎着才能拥抱自己的身份 / 认同，这些挣扎正往往是通过着外观、现实不符以及被视为欺骗或伪装这一双重束缚而得到呈现：跨性别者在其整个性别过渡的过程中都浸受着压迫23，甚至包括对自己「出柜」——对自己承认自己是跨性别者（见Bettcher，2017）。因此，在我看来，性别过渡这一历程必然是抵抗性的，而这，恰提供了她们能自称为女性的可能性。

23. 一项对跨性别者的调查统计显示，百分之九十的受访者有过在工作场所中被歧视的经历，而百分之七十一的受访者曾为了避免歧视而掩盖过 TA 们所在进行的性别过渡，参见 Bettcher (2014)。

然而更重要的是，我还论证了这些不认可跨性别者身份/认同的实践本身就同时交织着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2007, 2014），而针对间性（intersex）状态个体的手术医疗暴力也同样如此（2016）。换言之，跨性别者重写「女性」这一特定实践提供了复杂的抵抗性形式，使我们能应对许多高度局域性的、交叉性的压迫。而这强烈地暗示，有必要认识到，跨性别者对「女性」一词的抵抗性重写很少是单向的，而是多重的。

24. 间性，指出生性征、染色体等不符合常规意义下男、女二元生理性别分类的人群，医疗上有时称为性别异常（但这种称呼是歧视性的），间性别者（及其家庭）往往出于社会压力原因而选择进行医疗干预，使间性别者的性征等符合传统的二元性别分类，然而这一过程却未必尊重其本人的性别认同。

结论

跨性别女性主义哲学中的许多新兴文献，尤其是那些由非跨性别的女性主义者完成的，往往都围绕着所谓的「跨性别女性问题」进行讨论，即跨性别女性是否是女性，如果是，又在何种意义上是。**这项工作固然重要，但一项面临的风险是，**对一种容纳跨性别者的语义学或是概念分析的过分关注，将掩盖跨性别者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实际侵害，尤其是如同本文第二部分所讨论的那些。例如，请考虑一下，假如因为詹金斯的改善性进路或迪亚兹·莱昂的语境主义进路已做了如此多的工作以将跨性别女性纳入「女性」的范围概念内，以至于很大程度上，她们将无法把握盛行着的排斥跨性别者的主流话语实践的恐跨本质。那么人们将好奇，一旦我们找到了将跨性别女性纳入「女性」范围概念的正确方法，那我们是已经「揭晓了谜底」因而完成了所有工作，还是仍有更多工作尚待完成？如果是，那么是什么样的工作，又是谁去完成这些工作？取决于这些疑问如何被作答，跨性别女性将有着沦为在一场纯粹的理论性事业中仅仅被作为反例推敲的风险，而这项事业本身与理解、打击恐跨压迫完全无涉。

这里的主要张力即涉及跨性别女性对女性主义理论化提出的不同问题。一方面，首要的问题可能是跨性别女性的存在对女性主义理论造成了哪些影响，尤其是关于范围概念的那些理论。若一个人已被关于范围概念的问题所充斥，且之前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均发生在跨性别者进入视阈之前，那么从这种视角来看，这项工作尤为有意义；另一方面，卡普斯塔、麦金农以及我本人的工作则侧重于强调另一个问题，即**我们该如何理解并应对恐跨症，以及这需要我们怎样对女性主义进行反思。这一问题则常常由那些经历过与恐跨症交涉，并奋力试图应对它的人所激起。**在这方面，沃森的进路是值得注意的，尽管她也从事「跨性别女性问题」，但她是从一种同义性的身份 / 认同不被认可的亲身经历出发，且她旨在通过争论性的形式对抗对跨性别女性的排斥。那即是说，她的目标主要是政治性的（即打击对跨性别者的排斥），而非概念性的。

在未来，女性主义哲学研究将由何种动机指导？女性主义哲学会变成真正的跨性别女性主义哲学吗？如果是，它将如何与那些恐跨性质的女性主义版本对话，还是干脆不进行对话？对于包括种族、阶级和语言霸权这些多重压迫的交织，跨性别女性主义者又将会在何种程度上将其视为中心？以及，她们对自己在全球环境下定位的自我意识又将发展到何种程度？目前来看，这许多问题都仍待定夺，而有些则看似远在天边。然而，鉴于女性主义哲学中所萌发的对跨性别议题的讨论，显而易见地，答案已在开始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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