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纳：从潘恩的思想理解美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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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埃里克·方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

全文共9040字，阅读大约需要25分钟

潘恩消解了君主制和世袭特权的传统正当性。他也明确阐明了美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将这个新的国家称为“人类的避难所”，在这个充满压迫的世界充当自由的灯塔。

托马斯·潘恩。（来自网络）

《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首次出版于1976年，与其他任何一本历史著作一样，是写作时所处时代的产物。这个新版本既是为了使作者个人满意，也是对时光流逝令人不安的提醒。它为思考该书如何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政治和史学潮流提供了契机，也为思考关于潘恩及其时代的研究在过去30年中如何演变提供了机会。

《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探究了潘恩个人及其所处世界的历史局势，以及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和社会运动。我完成研究的方式反映了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受的教育，20世纪60年代动荡不安的政治氛围，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对我这代美国史家的影响，以及本国“新劳工史”的影响。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教育，有幸师从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他是那代人中最出色的历史学家，其著作引导我走向了贯穿我大部分研究生涯的课题——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以及社会发展和政治文化之间的关联。我的博士论文《自由土地、自由劳动和自由人》完成于1969年，并于次年出版，考察了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它在许多方面都为之后被称为“哥伦比亚学派”（Columbia School）的政治史和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范例，该学派致力于对政治观念、符号和制度进行细致分析。

《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

作者：（美）埃里克·方纳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9月

我在学生时代深受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影响，所以决定自己的下一部著作将研究美国激进主义的历史。我部分仿照霍夫斯塔特的经典著作《美国的政治传统》，把章节分配给废奴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激进共和党人、爱尔兰裔土地改革者、社会主义者，以及新旧左派的领导人。托马斯·潘恩是书中第一章的主角。我的目标是阐明组成美国激进传统的不同面相，为当今的社会活动家提供一个“可用的过去”。

在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资助下，我得以在1972—1973学年去英国访学，并在那里完成了关于潘恩和爱尔兰裔美国人等章节的研究。随后我首次接触了英国社会史和劳工史领域的研究，这是我研究生教育阶段所缺失的。我也开始结识一些该领域的顶尖学者——比如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乔治·鲁德（George Rudé），他们慷慨地向我分享了自己对于潘恩及其时代的观点。我清楚地记得参加霍布斯鲍姆每月在伦敦历史研究所（London’s 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Research）举办的具有探索性质的劳工史研讨课，并且用一整天的时间与汤普森待在他邻近伍斯特（Worcester）的家中，他时常打断我们关于潘恩的谈话，然后冲进隔壁房间，观看电视直播的英国和新西兰队的“国际板球锦标赛”。在回到美国之后，我任教于纽约城市学院（New York’s City College），该校的赫伯特·G.古特曼（Herbert G. Gutman）致力于复原从矿工到奴隶这样被遗忘的美国人的经历，这位坚持不懈的鼓吹者在此已经集结了一批年轻的社会史和劳工史学者。

今天，当我们认为历史理应包括那些之前被忽略的群体（少数族裔、妇女、劳工和其他边缘群体）的经历时，很难体会那种首次接触“自下而上看历史”时的智识上的兴奋感。在英国学习，以及与纽约城市学院的同事并肩工作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我伏案书写潘恩章节时的研究方法。与我的处女作一样，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对政治观念的研究，但是这次我试图从社会史和潘恩所处不同环境的政治运动（尤其是伦敦和费城的下层民众）的角度来审视他的著作。当我写完这一章时，已经超过了100页。我应当如何精简内容？随后沃伦·苏斯曼（Warren Susman）同意阅读我的初稿并提供建议，这位杰出的历史学者敦促我将这篇冗长的文章扩充成一部关于潘恩与革命的著作。他认为我的这种分析无法压缩成一个章节，并且明智地指出美国独立二百周年即将到来，一部关于潘恩的书将吸引大量读者。谢尔顿·迈耶（Sheldon Meyer）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他欣然同意为一部关于激进主义的书做这样的调整。《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出版于1976年1月，大概是在潘恩那部伟大的小册子《常识》在费城首次出版二百周年的纪念日。

《潘恩选集》

作者：潘恩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1981-05-01

《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的导论指出，它“并不是又一部潘恩传记”。这部书并没有细致地讲述潘恩的一生，因为其生平已经广为人知。它主要探究潘恩思想在18世纪英国的源头，潘恩的观念在美国得到的阐发，以及他与美国革命时发生的具体事件（独立的决定，政治民主的扩大，控制价格与自由放任之争，以及围绕北美银行的争论）之间的关系。尾声一章描绘了潘恩1787 年回到欧洲后的生涯，包括他在18 世纪90 年代创作那些伟大的小册子——《人的权利》《理性时代》和《土地正义论》。这部书虽然聚焦于潘恩生涯的美国阶段，但也体现了我在英国的研究成果，即探讨了潘恩对英国18 世纪90年代激进运动的影响，以及那些运动对他观点演变的影响方式。书的结尾简要回顾了潘恩的思想遗产在他去世后如何由自由思想者、劳工运动者和激进主义者发扬光大。

这部书认为，潘恩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是创造一种新的政治语言和政治话语风格的先驱。潘恩在扩展后来学者们所谓的“公共领域”——政府直接控制之外的政治争论场所——方面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为了使语言能够吸引广大的普通读者，潘恩消解了君主制和世袭特权的传统正当性。他也明确阐明了美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将这个新的国家称为“人类的避难所”，在这个充满压迫的世界充当自由的灯塔。

《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是一部观念的社会史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它代表了一种克服被批评者称为“碎片化”的早期努力，“碎片化”使美国的过去被划分成政治史、社会史和思想史等独立的子领域。这部书将潘恩的思想观念与政治语言，尤其是将他对社会平等主义和改善经济的激情，与他前半生在英国生活的经历，以及为美国独立进行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最后，这部书强调了潘恩的“现代性”。许多潘恩的同时代人对一种想象的“古老宪法”或原始的农业社会充满怀旧情绪。身处这样的时代，潘恩的观点富有远见，将自然权利、政治民主和同情穷人与通过商业发展而获得经济进步的信念联系在一起。

直到1976年美国独立二百周年纪念活动结束时，潘恩研究的复兴都没有减弱，我的书是这股热潮的组成部分。确实，到20世纪末，潘恩获得了被一位学者称为“近乎名人”（near celebrity）的地位。（理查德·艾登堡[Richard Attenborough]导演现在甚至声称计划拍摄一部关于潘恩生平的好莱坞电影。）由于潘恩的观点并不完全适合当代的政治分野，所以他已经成为抱有不同政治目的的个人与运动的鼻祖。他的民主和平等观点，与他对既存权威的蔑视，使他成为左派的英雄；他对政府是恶的来源的认同，他对自由放任经济日益增长的支持，以及他主张低税收，对当代的右派很有吸引力。

在20世纪80、90年代，许多保守派确实言必称潘恩。从1980年接受共和党提名的演讲开始，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经常引用潘恩关于人类事务激进变革的可能性的话语：“我们有权让世界重新开始。”尽管基督教福音派由于潘恩在《理性时代》一书中攻击启示宗教而长期反感他，但是国会中一些最保守的议员却带头倡议为潘恩在首都立像。在72名支持法案的参议员中包括北卡罗来纳州的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和爱达荷州的史蒂夫·西姆斯（Steve Symms）这样的极端保守派。（1992 年，国会批准修建潘恩纪念碑。但是为了符合时代精神，它将完全由私人出资修建，“不花纳税人的钱”。直到本文写作时，私人资金并未到位，华盛顿仍然没有一个潘恩的纪念碑。）

另一方面，潘恩继续得到既定权威批评者的引用。乔恩·卡茨（Jon Katz）称赞万维网（World Wide Web）是一种革命性的公共论坛，思想观念在那里自由流动，不受政府的干预和公司的控制。他称潘恩是“互联网的守护神”。“他使我们的行为变得可能。我们需要让他复活，并再次聆听他的教诲，”卡茨声称，“托马斯·潘恩应当成为我们的英雄。”当自由派对现存公共政策的变化进行批评时，他们创办了一个线上“公共利益杂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称其为TomPaine.com。

《常识-经典全译版》

作者：潘恩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10-01

学者们也继续关注潘恩。虽然有关潘恩的著作还没有像有关其他建国之父的著作那样达到畅销书的地位，但是过去30 年见证了潘恩新传记的不断涌现，更为细致的潘恩研究，以及潘恩著述的结集出版。这些著作为本书只是有所触及的主题提供了许多洞见，尤其是潘恩在英国和法国的生涯，但是我认为它们并没有根本改变我在书中所描绘的潘恩形象。

也许最新的潘恩传记是由英国政治学者约翰·基恩（John Keane）所写，他查阅了潘恩在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的大量新材料。基恩将潘恩视为现代民主的先驱，并且是“现代为公民权利而斗争，反抗战时国家、专制政府、社会不公和思想偏执”的先驱。格雷戈里·克莱斯（Gregory Claeys）对潘恩思想的细致研究也聚焦于他的欧洲经历。这本书很少提及美国革命，但在呈现潘恩如何通过调和商业社会与坚持自然权利、追求公共利益，来影响英国的大众激进主义方面，比我的研究更加深入。潘恩思想的一种不同要素出现在小杰克·弗鲁克特曼（Jack Fruchtman，Jr.）的两部著作中，重点解释了潘恩对自然的宗教理解（虽然是非教条的）（if non-doctrinal）和对人类完美的信念。一些学术文章阐述潘恩破坏了笃信世袭继承的政治思想，塑造了一批新的美国读者，概括了“理想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形塑了建国之父们的外交观点，从而在美国政治意识的“现代化”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说历史学者描绘的潘恩形象在过去30年里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么关于潘恩所处的思想和政治环境的史学著作则大大增加。本书试图沟通政治思想史和社会史，这两个子领域在1976年之后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从而使重新理解潘恩及其时代成为可能。

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思想史开始受到“语言学转向”的支配。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思想史家惧怕被社会史家“征服和殖民”，越来越聚焦语言本身，将其作为史学研究的主题，同时拒绝将语言降低为只是表达反映政治与社会现实的观念的透明模式。语言学转向的极端实践者认为“意义之外空无一物”，抑或认为历史学中的阶级、政治和意识形态等范畴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得到理解，并且必须主要通过语言学分析来实现。一般而言，研究观念的学者认为政治语言有其自洽性，至少能够相对独立于社会因素。思想史家的任务不是将观念放在具体的历史时刻，而是文本写作的重构概念框架、内在逻辑和语境。一些有关潘恩的新著作采用了这种视角，试图依据他所利用的意识形态来源和既存政治语言，以及他的小册子如何用于政治辩论，来理解其著述。

相比于美国思想史，语言学转向在欧洲思想史领域更为明显。在英国，这使得新社会史和新劳工史领域的许多观点遭到了普遍质疑，包括“政治力量是社会力量的简单派生”，以及扩展工人阶级意识的潜在历史轨迹。（这部分反映了一种意识，即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后阻止了曾经看来不可逆转的劳工的“前进”。）在美国，学者没有停止寻找观念的根源，但是他们越来越想寻找文本的意义，要么在“话语”的自我模式内（文本自身表达的假设和模式），要么在文化背景中，而不是在社会史中。因此，历史学者开始越来越依赖艺术史、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来解释政治观念，而不是社会史和劳工史的方法。社会现实如何体现在文化中，而不是语言如何反映潜在的阶级利益，成为思想史的主导模式。

语言学转向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大量的“话语”能够在任何历史时刻，甚至是一个文本中共存。在《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写作的时代，美国革命的观念史学者局限在革命者应当被描述为“共和派”还是“自由派”的争论之中。共和主义歌颂道德高尚、经济独立的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并将其作为政治的最高目标和政治自由的本质。追根溯源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古典世界，共和主义认为，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能够搁置自我利益，追求公共利益，从而获得最大的成就感。自由主义强调，自由需要限制政府权力，从而使个人能够实现各种各样的私人目标，不受外界的干预。共和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深表怀疑，因为它损害了热心公益的美德；自由主义将公共利益与个人品格分开，不怕自私的个体追求个人利益。

在20 世纪40 年代末和50 年代，像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和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这样的学者将自由主义描述为从殖民地时期至今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当一些学者称赞这种公认的自由主义共识时，哈茨和霍夫斯塔特对这种社会的产物表示哀叹，它看起来既无法产生原创性观念，也无法理解现代世界的社会现实。然而，当我开始写作《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时，伯纳德·贝林、戈登·伍德（Gordon Wood）和J. G. A. 波考克（J. G. A. Pocock）已经依次将共和主义的变种作为革命时期的主流话语。虽然我的著作强调潘恩支持经济进步和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而且他在《常识》中对社会和政府做了明确区分（典型的“自由主义”观点），但是仍然试图将其纳入共和传统之中。因此，这本书成为之后将共和主义的变种与美国历史上的社会冲突联系起来的大批著作的一部分。

《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将潘恩的共和主义标签与大西洋两岸激进工匠的社会政治史联系在一起。在这本书出版数年之后，肖恩·威伦茨（Sean Wilentz）将“工匠共和主义”（artisan republicanism）的概念扩展为描述19世纪初纽约市劳工运动的意识形态。其他劳工和社会史学者发现了共和主义存在于像民粹主义这样的社会运动中的证据。共和主义一度成为任何拒斥19和20世纪美国市场资本主义的政治运动或意识形态的简称。与此同时，政治理论家对政治自由主义过度强调个人主义，以及缺少公德心而深表不满，重新发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共和主义能够推动对普遍公共目标的一种更加值得称赞的追求。

《人的权利》

作者：(美)托马斯·潘恩 著，乐国斌 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1-01

部分由于这种过度延伸，部分由于共和主义—自由主义争论越来越明显的图解性质，共和主义解释的潮流最终消退。一些学者过于强调作为革命时期思想重要成分的自由主义根源，尤其是强调个人权利和抵抗暴政的权力。其他学者强调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内部的共同趋向，或者重新界定这些观点，使自由主义变得既支持个人利益，又关心公共利益，而共和主义现在则包括鼓励商业和物质进步。革命一代美国人明显不认为自己遇到了两种相互冲突或排斥的意识形态，也不相信所有政治辩论都能被解释为共和主义的延伸或对共和主义的反对。此外，两种政治意识形态都激发了对宪政、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限制专制权力的承诺。

到20 世纪80 年代末，思想史家之前激烈的辩论已经结束，参与者都开始认同他们先前对手的观点。今天，革命一代已被广泛视为兼具自由派和共和派色彩。（一位学者称建国者为“自由的共和派”。）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学者已经更加意识到其他政治“语言”的存在独立于二者。政治学者艾萨克·克拉姆尼克（Issac Kramnick）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指出，至少6种话语共同塑造了革命时期的思想史——除了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他还列举了新教、功利主义、苏格兰道德哲学和启蒙理性主义。这种对革命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复杂性及其来源多样化的新认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潘恩，他采用了所有克拉姆尼克列出的政治语言的成分。

尽管这篇观念史论文很有价值，但是修辞意义与社会经验的关系看起来仍然难以解释。许多书只是简单地依赖革命时期主要政治人物的著述，奇怪地脱离了过去30年史学领域第二重要的发展，即美国革命社会史的繁荣。对革命“自下而上”的研究现在已经蓬勃发展，而我写作《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这些研究确认了本书将革命时期的图景描绘成社会冲突和政治民主化是合理的，但将描述的历史人物扩展到我重点研究的殖民地时期的城市和工匠阶层之外。

在20世纪60年代，像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这样的学者已经将工匠视为前工业化时期欧洲政治激进主义的主要拥护者。《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将这种解释延伸到美国，追溯革命时期费城工匠阶层政治意识的觉醒，民兵服役中对“下层民众”的动员，以及潘恩与费城社会和政治分歧的关系。自本书出版以来，关于革命时期城市政治的著作已经再次证实了下层阶级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全面参与政治并且催化政治民主扩展的图景。

然而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关于革命时期的社会史研究已经扩展到乡村社会，那是大多数美国殖民定居者的居住地。政治参与的动员和恭敬服从的政治文化的衰落不仅出现在城市，也出现在乡村，类似我所发现的城市工匠秉持的平等主义观念也在美国乡村中盛行。在所有的殖民地，关于政府基本原则的自由争论随之产生，年度选举、成年男性普选权、宗教宽容，甚至废除奴隶制等议题都在工匠、小农和劳工中间得到讨论。

1774年和1775年，所有殖民地都建立了地方安全委员会（Local Committees of Safety），该机构已经开始将选举的政治权力从现政府转移到法外的草根手中。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美国人是否接受潘恩在《常识》中关于独立的观点和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扩大选举权的要求。这种大众政治化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潘恩在建立一个扩大的公共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强调了为什么在包括宾夕法尼亚在内的许多殖民地中，精英惧怕争取独立的斗争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削弱传统的服从形式和地方权力结构。

近期关于美国的社会转型和社会思想的著作，从强调等级制和庇护制转向更民主、平等和具有竞争性的文化，更加突显了潘恩在为大众读者建构一种平等主义意识形态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许多美国人既反对君主制和世袭贵族制的原则，也拒斥人类不平等的观念以及体现特权、庇护制、阶层固化等传统的社会。如戈登·伍德所言，如果“平等事实上是美国革命中产生的最激进和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力量”，那么潘恩比其他人更加拥护平等，而且向大众阐释平等。与许多同代人不同，潘恩意识到了市场意识形态的解放意义，因为美国人的社会地位原本不取决于个人美德，而是由一个人在特权和庇护制的复杂网络中的位置所决定。

同样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将非裔美国人、印第安人和女性的经历纳入历史叙述中，这些群体没能完全分享革命时期的民主潮流。这些研究使我们对美国革命的理解更加复杂。他们强调“自由的蔓延”，同时指出变革的限度。对散布在各个殖民地不同群体的研究表明，到革命时期结束，许多黑人获得了自由，白人契约奴几乎消失，妇女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普通男性拥有了更大的政治权力。但另一方面，奴隶制仍然地位稳固，效忠派和那些被指责不够爱国的人士遭到了迫害，印第安人成为残酷的边疆战争的牺牲品，其土地继续遭到侵占。革命在今天比30 年前看起来更加复杂和多面。

大量关于革命时期的社会史著作已经展现了一些革命时期政治思想的分歧与缄默，包括潘恩本人的著述。我的这本书写于妇女史刚开始成为一个有活力的研究领域之时，几乎没有讨论潘恩思想或革命时期历史中性别所扮演的角色。从那时开始，历史学者们清楚地了解到，当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时，性别也形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边界，把那些完全享有美国自由的人与那些没有享有的人区别开来。女性主义政治理论家强调革命时期的政治语言如何将公民视为家庭的男性主人。依附对男性的地位来说是非法的，但仍然是女性的“自然”角色，社会分成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并将女性排除在政治承认之外。

与之相似，现在非常明确的是，不论一些建国者的个人观点如何，革命一代没能应对奴隶制的挑战，的确将奴隶制比以往更深地嵌入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杰斐逊曾经被视为废奴主义的先驱，但已经由于他没能采取行动反对奴隶制，对一名黑奴女性进行性剥削，以及未能将美国锻造成一个跨种族社会而饱受诟病。潘恩自己的反奴隶制证据已经受到质疑。他不支持奴隶制并希望废除它，而且他当然不认同像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这样同时代的英国激进派的仇外心理和种族观点。但是潘恩很少提到奴隶制，而且未能采取重要的公开行动来反对它。潘恩的语言和他坚持人类拥有政府不得侵犯的自然权利的观点，为被剥夺选举权的妇女甚至奴隶挑战对其自由的限制打开了大门。但与此同时，潘恩及其同时代人的共同语言模糊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排斥的界线是革命视野本身所固有的。

社会史家和经济史家也将新的注意力转向18世纪的“消费者革命”——英国及其北美殖民地廉价、批量生产的消费品大量出现，繁荣的大西洋贸易兴起。一些学者现在的确将18世纪视作英国化的时代，因为北美殖民地的文化规范与英国模式越来越接近。这种趋势在殖民地精英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他们经常把自己的子女送往伦敦参加社交活动，并且模仿英国的服装和建筑风格。但是共同的消费品味在中下阶层中也很流行。大西洋看起来更像是英国与美国之间的桥梁而非障碍，是商品、文化和人员流动的大型场所。

这些著作有力地强调了潘恩在《常识》中对英国宪政的全面攻击所体现的激进色彩，同时也有助于理解他认为自由贸易是美国独立的题中应有之义的观点。总体而言，当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跨大西洋视角”来研究革命时期的历史时，潘恩由于其生涯跨越国界，影响力纵横交错于大西洋两岸，看起来比以往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革命。

我从未完成关于美国激进主义的著作，潘恩理应在书中出现，尽管其中关于撒迪厄斯·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和爱尔兰裔美国人激进主义的两章最终分别发表。在我完成《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一书的过程中，我的学术生涯突然发生转向。理查德·莫里斯（Richard Morris）让我为“新美利坚国家”丛书（New American Nation series）撰写关于重建的一卷，我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来完成它。随后，我开始对美国自由观念的历史产生了兴趣，然后撰写了一部从欧洲殖民者征服和定居的早期岁月一直到21世纪初的美国历史的教科书。这些和其他一些著作关注新的议题和历史时期，反映了过去30年来新的研究方法对历史分析的影响。但是在某些方面，我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仍然与30年前相同——美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美国民主的本质，政治观念与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激进社会运动在塑造现代世界中的角色。《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产物。今天的读者无疑会对潘恩提出与30年前的读者不同的问题与假说。但是潘恩多变的思想与对政治和社会变化富有远见的观点将会使21世纪的美国人与潘恩去世后的每代人一样，继续发现他仍具有现实意义、挑战性和启发性。

摘自《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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