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平“挺转”和崔永元“反转”貌离神合
周小平“挺转”和崔永元“反转”貌离神合 作者:周宏 看到崔永元对周小平隔空喊话,我才知道“爱国”青年周小平开始转向“爱谷”了,他居然又鼓捣出了一篇“熊”文——《比芯贸战更危险的是粮食战!中国粮食安全和种子主权之争,形势不容乐观》。 阅读能力 …
转基因玉米品尝会纪实
作者:灯塔与小舟 来源:基因农业网
2016年8月14日,数家媒体记者和几十位网友,接受邀请参观了北京郊区转基因玉米试验田。笔者从亲身经历出发记录了本次品尝会的真实感受以及对中国农业转基因种植的呼吁。
中巴在帝都宽阔却拥堵的马路上缓缓行进,有时不得不无奈地刹车、长时间停车。
三年前的9月7日,也是在这个地方,方舟子老师、农学家和一众网友第一次品尝了国产转基因玉米。
也是在那次品尝会之后,方舟子老师提出“品尝转基因玉米虽无科学研究价值,但有科普价值,应当创造条件让国人可以天天吃转基因食品”。“可以”二字表明,转基因是一种选择,你可以选择吃、也可以选择不吃。
随后,如今的反转旗手、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在微博上指责“方舟子强迫全国人民吃转基因”,并振臂高呼:“转基因食品,你吃吗?你可以选择吃,我可以选择不吃。你可以说你懂科学,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你可以说我白痴,我也可以说你白吃。”
自此,民间就转基因的争论一度进入白热化状态。这期间,最突出的事件就是崔永元以“我就跟你耍流氓了”的反转姿态攻击方舟子,而方舟子则是完全基于科学的理性回击。
2014年3月2日,崔委员更是发表了“自费一百万”拍摄的《小崔考察转基因》纪录片,“痛陈”“美国人民根本不吃转基因”的“事实”,诬蔑方舟子及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研究员黄大昉、中国工程院院士范云六等人“欺骗公众”,甚至不惜对这些人发起人身攻击、扬言要“摁倒”方舟子,将反转声浪一次次推向高潮。(关于上述纪录片的问题,请阅读方舟子《笑话百出的“小崔考察转基因”》www.agrogene.cn/info-1015.shtml)
随后,崔委员逢反转微博及文章必转,其中包括其本人的“翻译”兼“顾问”、英藉华人、著名的“水变油”和“永动机”推手陈一文的反转帖,蜇伏美国多年的“千年硕士”、“著名蹿译大师”曹明华的反转帖,“著名军旅反转作家”吕永岩的反转帖,著名反转、反杂交、反现代农业的“三反”教授、云南财经大学的顾秀林的反转帖。即使是海外轮子成员“大洋彼岸的绅士”和“直言了”(目前华人互联网社区反转谣言的主要制造者、泡制反转文章达480多篇)的反转帖,他都无一例外给予转发。充分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及名人效应,将这些人的声音放大,对那些谣言既不加以甄别、也不考虑由此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危害与后果。非但如此,崔永元更是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信誓旦旦表示:“转基因含有某种神秘病原体”、“由于吃转基因全国人口仅剩7亿”(也就是说,中国13亿人,由于吃转基因已死去至少6亿?!)。
可惜,谣言再有气势终归是谣言,在事实面前都会不攻自破。
2013年12月,美国农业部副部长迈克尔·斯库斯(Michael Scuse)在北京接受财新网记者采访时,明确指出:“我们使用这些产品的历史,其实已经接近20多年了,自从第一个转基因大豆诞生至今,其他的像玉米、棉花也是。”
在崔永元的纪录片上线后不久,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 @美国驻华大使馆 多次指出:“一个常见的和不正确的谣言是,美国人生产转基因作物,但自己却不吃它们。事实上,超过20年来,转基因作物在美国被广泛而安全地消费。在一个典型的美国杂货店里,大约三分之二的产品含有转基因成分。而且,大部分在美国种植的转基因作物都用于国内消费。”这无异于狠狠扇了崔永元们一耳光。
眼看自己需要“摁倒”的人越来越多,火烧屁股的崔委员急不可耐跳出来声明,说他自己“从来不反对转基因”、他“要的是知情权”。你要知情权可以,能不能先把足以颠覆现代科学的“神秘病原体”拿出来,让你的支持者、让全国人民见识见识?“转基因中发现病原体”毕竟是“诺奖级别”的发现嘛。或者,拿不出来,干脆咽回去——道歉认错也可以。
思绪万千之时,车子早已从数千辆车中脱开身来,来到虽然狭窄、略有颠簸却不再拥堵的田间小路。
一行人从车中走下来,放眼望去,好开阔的视野!
阳光下,除了成片的树林,就是那片绿油油的玉米地和各种长势茂盛的农田。
当我们走近玉米地时,中科院研究员黄大昉老师等人早已等候在地头。满头银发的黄老师在烈日下热情地主持了转基因玉米现场观摩会。随行的老师们无疑都是国内的转基因权威、大家,大都年过半百或人到中年。他们分别介绍了“抗虫转基因玉米”和“抗除草剂转基因玉米”等多个转基因玉米品系,并分别与种植在各种转基因玉米旁边的非转基因玉米一一做了对比。
我看到,成片的“抗虫转基因玉米”和“抗除草剂转基因玉米”长势良好,玉米植株茁壮、棒穗完好、籽粒饱满,而“抗除草剂转基因玉米”地除了玉米植株,地面几乎没有一棵杂草野草,且玉米棒格外粗大。而旁边的普通玉米有的被虫子咬了茎杆,半截已折断、枯萎,有的玉米已经霉变、膨大,有的地里到处是一人高的杂草、玉米棒也明显细小得多。
“在国外,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田旁边通常会种植一小片非转基因作物。”我与同行的网友说。
“对,您说的是‘作物害虫庇护所’,是为了防止那些害虫针对抗虫转基因作物的抗虫特性的变异而种植的。”接过话头的是一位穿着桔红色T恤的小伙子。一问才知道,这位年轻人竟然是一位转基因行家!中国的转基因技术后继有人,令人欣慰!
说话间,小伙子已接过话筒,朗声向我们科普起转基因来。
田间科普结束,我们向农场的会议室走去。
进入会议室,除了早已认识的几位老师及戴景瑞院士,刚才看起来非常普通的几位一字排开在嘉宾席落座。经黄老师介绍,我们才知道,他们都是国内转基因方面的专家,有的在国际生物工程行业也非常知名。
嘉宾们轮流讲话、期间也有记者和网友提问。轮到姜韬老师发言,我不由得伸出大拇指。
姜老师是众多科学家中语言逻辑最准确、最敢于发言的人物。试举一例(摘自“科通社”2016年1月的微信,见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NjIyNzQ0Nw==&mid=402166514&idx=1&sn=ff1b5067b32fb4d59f0e2356d5171375&scene=1&srcid=0127d0tUD6khKPVTDXV5jV3p&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
最近,资深反转人士吕永岩又端着“两杯水”出来了。他所谓的“两杯水”其实一杯是苏云金杆菌(BT)农药,一杯是草甘膦农药。逻辑是这样的:你们认为转入BT的转基因植物对人体无害,草甘膦农药比食盐毒性还低,那我叫你喝一杯BT农药和草甘膦农药,你敢吗?如果你不敢喝,那就证明Bt就是有毒的,草甘膦也是有毒的,转基因食品也是有毒的!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姜韬回复的很干脆:“我敢喝也可以喝,你们推崇的有机肥料你们喝嘛?双方分别来吗?”
这有力回击令反转控至今无言以对。
转基因座谈会结束,接下来是转基因玉米品尝会。
我碰巧和黄大昉老师、戴景瑞院士坐在一桌。席间,为生物工程技术几乎奉献了一生的戴院士对网友的支持表示感谢。在谈到崔永元时,大家不时发出阵阵笑声。两位长者的幽默和对转基因的执着,特别是品尝到他们一手培育的、金黄的转基因玉米,令人感慨。
我是农民的儿子,亲身经历让我对科学、对科学家、对转基因技术有一种天然的、本能的亲近与拥戴。你们说感谢我们,其实我们最应该感谢的人是你们才对。
人们在说起灾荒年月时常常提“60年”如何如何,说到黄金大米、转基因大米等作物时提到的最多的就是“边远地区的饥饿儿童”。其实,离北京很近的河北张家口即使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也经常出现农业欠收的情况,有时甚至颗粒无收。那时候差不多年年吃“供应粮”——红高粱(一般用作牲畜饲料,人能吃进去,也可以消化,却拉不出去)和玉米。以中国农业的发展现状看,其实,饥饿并未离我们远去。
我印象最深的,除了直到现在都挥之不去的饥饿,就是记得“包产到户”后的一天、那时我小学刚要毕业。那天,当生产队队长的父亲一晚没回家。天亮的时候,疲惫的他提着半小篮土豆回来了。土豆不到10颗,却大小均匀、个头壮硕。父亲对母亲说,那是从邻村求爷爷、告奶奶讨来的种子,赶紧找个地方放好。
午餐的时候,母亲端上来玉米面熬的糊糊和“闷山药”(煮土豆)。还没睡醒的父亲刚要拿起一颗大一点的土豆吃,突然间眼里充满了愤怒——那种愤怒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以致从小备受娇惯的弟弟看了都吓得不敢再吃。
父亲就那么直直地瞪着母亲,一言不发。
母亲明显受了委屈,快步走进厨房、随后是低沉的抽泣。
良久,父亲把那颗土豆的皮小心翼翼地剥了,轻轻咬了一小口,然后分别递给我们、让我们也咬一口,最后把剩下的几乎一整颗土豆交给弟弟享受。
父亲对母亲说:饭都凉了、快吃吧。接着,父亲解释说:你们不知道那几颗山药(老家人都这么称呼土豆)来得多难!那是县农科所研究的、在邻村种植的良种。我等了一夜,人家才从看守严密的棚子里给悄悄挖了几颗、而人家本村的人却可以每户都分了种。当种子种还不够呢,哪敢吃!
母亲说,光吃玉米糊糊和那几个核桃一样的本地山药,孩子们哪能吃得饱?不就尝一颗么,你都生气成这样?这家我当不了了,你来当吧!
……
回忆到这里,过去难捱的岁月仍然让我难抑满眼的泪水!
最近几次回老家,年迈的父母在说起农活时,总是对现代农业羡慕不已:
人家春天种完就不管了、连地都不用锄,只等秋天回来收。起山药时,根本不能从上面挖、山药长得太密怕铲烂,得从底下挖;你再看人家的娃娃菜,整车整车往走拽……
父亲慨叹“当了一辈子农民也没见过这么好的庄稼”、“以后没文化别想当农民”……
我想,如果把刚才看到的转基因玉米在老家放开种植,真不知道他们该会发出怎样的惊叹!再如果,把一年就能长到10斤的转基因黄河大鲤鱼拎回家吃呢?
想到这些,我的心里突然非常堵得慌——我听说,转基因大米获颁安全证书有些年头了,就是不让农民种植!
当我们就我国政府针对转基因堪称严苛的限制表示不解时,黄老师和戴院士告诉我们,那些政策是在为了阻止国际转基因产品对我们农业的冲击的形势下出台的。如今,中国已有自己的转基因作物和动物、且成就斐然,那些限制的取消指日可待。
在返程的车上,和邻座的《财经》杂志记者、贺涛老师谈起转基因,又谈到崔氏主张的“知情权”。他认为,事实上,要求“知情权”的都是在城市住久了、不知民间疾苦的“肉食者”。而广大中国农民的迫切需求、形势危急的中国农业、国家的粮食安全,这些人是根本不去关心的。
既然说到“知情权”,作为农民的后代,我就在此代表处于社会底层、几乎没有话语权的父辈和同辈向我国政府、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争取一下这个权利:
我们的农民什么时候能种上转基因?给个准信儿就成。
(XYS2016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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