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媒体战」升级：媒体是池鱼之殃，还是下一个「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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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吊销 3 名美国记者的签证，到美国缩减中国官媒 60 名在美员工，再到中国驱逐 3 家美媒的十多名美籍记者……媒体已成中美冲突的前线

2017 年 3 月 13 日，记者在人民大会堂外拍摄新闻报道。

Photo: Nicolas Asfouri/AFP via Getty Images

2020 年 3 月 18 日，中国外交部发布通告，对美国 2 月 18 日将 5 家中国媒体机构列为「外国使团」等措施，采取反制。媒体代替贸易，成为中美冲突的下一个战场。

根据通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美国之音》、《时代周刊》这 5 家美国媒体的驻华分社，需提交中国境内的所有工作人员、财务、不动产信息等书面材料。前三家媒体中，记者证于年底到期的美籍记者还要在 10 日内交还记者证，并不得在中国、包括港澳地区从事记者工作。外交部还表示，针对美国对中国记者在签证、行政审查、采访等方面采取的限制措施，会「对美国记者采取对等措施」。

其实早在 2 月份，驻中的美国记者已经开始「被撤退」之路。2 月 19 日，中国宣布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北京记者的记者证，理由是对该报 2 月 3 日刊登的评论文章《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编译：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亚洲病夫」)》作出惩戒。随后，3 月 2 日，美国要求被列为「外国使团」其中四家中国新闻机构缩减在美员工人数，从总计 160 人减至 100 人。

不断升级的制裁，让受波及的媒体从业者慌乱，一些驻扎在中国十几年之久的资深外媒记者，要在有限的几天时间里，匆忙安排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与这些外国记者长期合作的中国研究员和助手 (fixer)，也在茫然中焦虑未来去向。该通告中涉及的港澳条件，是否意味着对一国两制的破坏？香港的新闻自由能否持续？这场中美经贸和科技冲突在媒体领域的延续，是否意味着下一场更激烈对抗的开端？

华盛顿：「这并不意味着两国是敌人，但是时候进行较量了」

3 月 18 日，美国国务院召开电话记者会，专门就此事表态。共有两位官员回答记者提问，并强调此次发布会「仅供参考」，不允许记者透露官员姓名，会议期间不得发推特等社交媒体。

「中美已进入战略竞争阶段——这并不意味着两国是敌人，但是时候进行较量了。」其中一位官员表示，「第一，中国并不适应这种规模的竞争；第二，中国感到不高兴了。」

应美国国务院在 3 月 2 日发出的要求，被认定为「外国使团」的新华社、CGTN 等四家中国官方媒体，如期向美国政府提交了资产和人员名单，并且，美方确认，60 名中国官媒的中国籍雇员已经按美国的要求，离开美国或者另谋他就。

对于中国再次驱逐美籍记者一事，其中一位官员表示事先并不知情，在中国外交部发出声明前十分钟才得到消息。美国国务院重申中美在媒体、外交方面的待遇不对等，称美国约束中国官方媒体在美国的行为，因为这些官媒代表中国共产党利益，而非新闻从业者一贯追求的事实真相。

对于中国的反制，美方称还没有反击措施出台，但表示他们「有很多事可以做」，「本可以做但不想做」。记者会上，有来自《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提问，美国政府将如何确保或帮助美国媒体继续在中国进行采访和报道，捍卫记者的工作权利，并没有得到直接的回复。

在中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其记者受外交部主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安等相关部门也会在职权范围内对这些机构和其人员进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以下简称「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外国记者需在外交部或外事部门办理记者证，在公安机关办理居留证后，才可进行新闻活动。

据业内人士透露，外国记者同时还需要申请工作签证才可来中国从事新闻工作。工作签证的期限不固定，短的可能只有一个月。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 (FCCC) 2019 年的工作报告，外籍记者在中国的采访环境，随着近几年言论环境的紧缩越趋困难，至少有 12 名外媒记者获发的签证效期少于 6 个月，而正常效期为 1 年。

条例规定，如果外国记者违反该条例规定、中国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情节严重时，会由外交部吊销外国常驻记者证或者记者签证。现实情况中，中国政府还可通过屏蔽外媒网站，拒发工作签证等方式「管理」外国新闻机构和记者。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曾声明，在总共 215 个拥有驻华记者的国际新闻机构当中，将近四分之一都被中国政府的防火墙所屏蔽。据驻该协会 2018 年发表的调查报告，55% 的受访者认同中国的报道环境在恶化，96% 的受访记者称受到明显跟踪，79% 的遭当局强迫删除报道资料，58% 的被扣押或有同事遭扣押。

2020 年 3 月 18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收回三家美国传媒的部分记者证件。

Photo: 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3 月 18 日的美国国务院记者会，另一焦点则集中在美国官方频繁使用「中国肺炎」、「武汉病毒」等词汇。当特朗普总统率先在推特上使用这些词汇时，批评如潮水般向他用来，很多人指责这是种族歧视。记者会上，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直呼「中国肺炎」或「武汉病毒」并无不妥，只是指出病毒发源地。「埃博拉病毒的名字来源于埃博拉河。」其中一位官员说。「中国人也不叫它 COVID。习近平很多次叫它武汉病毒。」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则在推特上表示：中国应专心对付「武汉病毒」(文中使用的英文词汇为 Wuhan coronavirus)，不要只忙着驱逐记者、散播假信息。

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 21 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光磊教授认为，这一切发生在新冠病毒全球爆发期间，「令人非常遗憾」，可以把「时下两国政府的措施看作是中美经贸和科技冲突在媒体领域的延续，这次媒体战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大陆：解了谁的气？失去的又是谁？

外交部的反制措施在中文舆论圈激起了一些水花。截至 3 月 19 日晚间，因中国吊销三名华尔街日报记者而引起的话题「吊销外媒 3 名驻京记者记者证」在抖音热搜榜上最高排名第十，「美媒遭反制」在头条热搜榜上最高排名第四。外交部 18 日答记者问后，「中方会灵活处理美媒记者离境」(目前正处疫情期间，耿爽在回答中透露中方会根据实际情况处理美国记者的离境问题) 也登上微博热搜，阅读 2396.5 万。

中国网友的评论以叫好为主。以豆瓣热门小组「豆瓣鹅组」为例，在中方驱逐美媒记者的消息深夜发出后，该小组立马出现多条该主题的讨论贴，回帖的几乎全是支持声音。大量的回帖并未给出支持理由，少数给出的支持理由中也较少涉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本身。更多是对外交部硬气反驳的支持，对美国行为的鄙夷，对中国国家实力的赞许，如「丑 (编注：在豆瓣上，美国被部分用户称为丑国) 想转移国内矛盾我们已经不是当年的软柿子了」，「咱们有实力才能这么刚，解气啊。」

无法从中国访问的推特上，也有不少中文用户的叫好声音，但走向的是另一个方向——网友希望中美能加速脱钩，以对中国政府的统治造成压力。在 BBC 相关新闻的报道下，获得最高赞的评论是「打起来才好，干死中共这帮下三滥臭流氓」。不过，在 2019 年 10 月才建立的华春莹 (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 的推特账号中，最高赞的评论则认为中国外交需反思「反美」的路线。

媒体人里戈 3 月 18 日发表在《财新》的一篇博客中，将此次中美媒体对抗与冷战时期美苏对抗联系起来，称「美苏之间互相驱逐外交馆和记者，司空见惯」。他认为，冷战过去多年，中美如小孩打架般的措施升级，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经济背景、政治背景。

「未来十天，会有一批美国记者以他们不曾料到的方式离开北京，并且他们将永远不能在中国从事记者工作，」他写道，「有些记者或许属于城门失火之后的『池鱼』，他们为那些应该承担责任的人背了锅。」

根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 3 月 18 日周三的一篇声明，此次中方的措施将影响至少 13 名驻中国的美籍记者。

一位接近驻中国外媒记者的业内人士告诉端传媒，遭驱逐的三家媒体的驻中国记者，大部分都在中国长期生活，其实非常了解中国，有能力把比较客观的故事带到国际，现在驱逐他们，反而不利于中国日后在国际上的形象。而且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基本建立在中国大陆，现在中国仅给他们几天的时间处理类似住房，子女教育，伴侣生活的问题，比较慌乱。

邓超是《华尔街日报》的驻中国记者，她是此轮中美媒体战中，第一批被驱逐出中国的美籍记者。邓超也在推特上转发了此轮中方措施的推文，表示仍在尝试消化这些信息，希望事情不必到这个地步。推文显示，她 2 月还在武汉采访。当时与她一同被驱逐的还有 Josh Chin，《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的副社长，他已于 2 月 25 日离开北京。离京时，他在推特上传了一则拍摄机场的视频，写道：「北京的最后一眼，至少接下来这段时间。」

此次被影响到的《纽约时报》驻华记者 Paul Mozur 在推特上说，他在中国生活了 15 年，「……是如此幸运，可以见证这么多历史，讲述那么多人的故事，我还能要求什么呢？」《华盛顿邮报》驻京记者 Gerry Shih 亦在推特上表示，「非常失望要离开了，但我想我不会停止报道中国。」

他表示依然会从外部写中国故事，中国政府从内部砍掉了报道的可能性，也许有一天也会让全世界批评中国的报道都停止，「但这一天还没有到来。」

前《纽约客》驻华记者欧逸文则指出，中国失去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慧眼，这不仅是对经济、对抗疫情、教育和国家安全的损失，也是中国人的损失。

光磊教授对端传媒记者说，此前，美国对中国的措施主要集中在全国性的中国官方媒体，「并没有对其他有中资背景的媒体或者地方媒体设限，我想中国也挑出在美国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报。」

不同的是，「除了美国之音之外，余下的美国媒体并不是美国政府所有或者控制。」不过，光磊也补充道，「当然，中国政府选择的这些媒体，近几年在政治敏感的话题上频频发声，这次媒体战提供了一个报复的好机会。」

一名在外国传媒机构工作的驻港记者郭卫 (化名) 也向端传媒表示，「当然没有证据，但这些媒体被赶走前的一段长时间，做过的东西是什么？」他称，该批媒体过去主力集中于国内新疆及监控问题。他补充，这次主力揭发中国冠状病毒疫情的爆炸性报道，主要来自中国大陆的媒体，亦非外媒，相信外交部措施与此关系不大。

对于未来，光磊补充说：「没有理由相信在被拒之门外之后，它们 (指此次被涉及的美国媒体) 对中国的报道会更加温和。而美国政府期望对中国实施压迫的方式逼迫中国改变媒体环境，结果也可能是事与愿违。」

香港：特区出入境管制是自治权还是外交事权？

此次通知中，这三家美国媒体的驻华美籍记者被禁止在中国境内采访，也包括港澳地区——在这一波中美角力下，香港再次成为磨心。

过往，出入境管制一直属于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自治范畴，因此，禁令一出，立即惹来中方干预一国两制的质疑。坊间关注措施如何在港具体执行及其理据为何，包括被逐的驻华美籍记者，能否申请香港的工作签证，而驻港的外籍记者会否受影响，现时仍然是未知之数。

香港外国记者会 (FCC) 及香港记者协会先后发声明回应，要求港府尽快厘清及关注一国两制的情况。香港外国记者会要求港府厘清，相关传媒机构的驻港外籍记者会否被禁止在港采访，强调《基本法》列明外国人在港工作的事宜是由本港入境处独立处理，若制度有变，「反映一国两制被严重侵蚀」。

记协则要求港府澄清，该批即将被逐的驻华记者，日后如向入境处申请工作签证，是否可来港工作，该批传媒机构派驻香港的外国记者，又会否被禁止在港从事采访工作。声明指出，目前，外媒记者在港从事采访工作，只需获得入境处发出的工作签证，毋须接受审查或申请记者证。

《华盛顿邮报》东南亚及香港分社社长 Shibani Mahtani 在推特发帖，要求港府澄清，「北京司法权」为何越过香港的出入境制度、在什么理据下，可禁止有关驻华美籍记者来港。

就禁止美籍记者不得在中港澳地区工作，外交部驻港公署反驳称，是中央政府依据「一国两制」及基本法享有的「外交事权」，又形容干预事务的指责「荒唐透顶」。港府发言人在 18 日只发稿回应传媒查询，表示就每宗入境香港个案，入境处会因应个案情况，按香港法律及入境政策处理，并无提及会否按外交部要求，禁止上述机构在京记者来港。

发言人称，香港享有新闻自由，港府亦一直对各国媒体和记者在港从事采访工作提供便利。端传媒于 3 月 18 日向保安局、入境处及政府查询，有关措施详情及该三家传媒的驻港外籍人士数量，各部门至截稿前没有回应。但据 2020–2021 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文件，政府新闻处在 2018 年及 2019 年，其曾予协助的驻港外国传媒机构数目为 84，预计明年数字会减至 80。

在外国传媒机构工作的驻港记者郭卫表示，按其理解，新措施限制暂时不影响已驻港工作的外媒美籍记者，但因应驱逐情况，其他地区的记者需协助承担原来国内的工作。他称，因新闻现时聚焦在冠状病毒疫情，加上受外交部新措施影响，基于健康及政治考虑，很多外媒应该不会在国内聘请独立记者协助采访，而中国亦有规定，外媒无法派驻属香港公民的记者到内地工作。

港府具体措施未见明朗，但各界忧虑并非空穴来风，早在 2018 年，已有在港工作的外国记者被拒绝续发工作签证。当年 8 月，身兼香港外国记者会 (FCC) 第一副主席的《金融时报》亚洲新闻主编马凯 (Victor Mallet)，在 FCC 主持香港民族党陈浩天演讲，9 月港府刊宪，禁止民族党运作，该党成为非法社团；至 10 月初，《金融时报》证实马凯申请香港工作签证续期遭拒。同月马凯一度回港，但与一般英国旅客可逗留 6 个月期限不同，只获发 7 日旅游签证。至 11 月，马凯再度来港，惟遭入境处人员查问数小时后遭拒绝入境。

事件触发外交风波，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声明，要求特区政府紧急解释；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指，拒绝续签不符《基本法》下「一国两制」的宗旨。国际传媒及亚洲出版组织发声明表关注，本港多个新闻组织发起网上联署，要求政府交代及撤回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当时说法是，签证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港府根据「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有权就是否批准在港工作签证延期申请作出决定。这与今次形容新措施延至香港属「外交事权」的说法不同。

2018 年 8 月 14 日，金融时报记者及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马凯在一场邀请了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的午餐会中发言。马凯后来不获香港政府延续其工作签证。

Photo: Paul Yeung/AFP via Getty Images

葛柏怡 (化名) 在其中一间记者遭驱逐的美国媒体工作，他忧虑新措施是一种「不断的打压」(perpetual suppression)，难保他日限制会延伸至其他国籍的员工。针对香港的情况，他的说法与郭卫一样，在港工作的美籍记者暂不受影响。

他引述有港媒的消息称，外交部的反制措施，只适用于驻内地的相关外媒记者，至于为何禁止他们在港采访，全因他们的记者证采访范围包括港澳两地。若外媒本身长驻香港，其采访或工作签证不受影响。

葛柏怡分析，外交部没有明言驻港外籍记者会否受影响，一来国内仍然需要香港作为一扇窗口，担心驱逐美籍记者离开港澳，会惹来极大反响；二来不确切的说法亦可以「留了一手」，看美方如何回应是次反制措施，再决定怎样处理驻港外籍记者。至于港府为何不明言，驻港记者不受影响，是因为「不想公开与北京唱反调」。

3 月 19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相关问题进行回答，在面对措施为何涉及港澳地区的问题，耿爽同样回应说这是中央政府享有的外交事权，并表示「这是一个很专业、很权威的答复。」

中国研究员：附带损害

整起事件所冲击到不只是外籍记者，就连外媒机构里常见的「中国研究员」也深受牵连。据端传媒的不完全统计，《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三家外媒机构，共有超过二十名中国研究员。以《纽约时报》来说，目前上海、北京分社加起来共有近十位包含管理人员和司机等在内的中国员工。

据消息人士透露，有些中国研究员在此事发生之后，立即被人找上门约谈，并以「记者都走了，你做这些东西就不合法，你是不可能独立报道的」等理由劝其辞退工作；还有些中国研究员则被吊销「中方雇员许可证」、终止合同以及强行逼迫辞职的方式，表示他们不得在为美媒进行工作。

2020 年 3 月 18 日，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Steven Lee Myers 在北京举行的每日简报会上。

Photo: 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依据「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可以通过外事服务单位聘用中国公民从事辅助工作。在中国法律中，他们不能成为外国驻华媒体的新闻记者，仅能以助理，秘书等身份进行辅助性工作。也因此有人会俗称外媒中的中国研究员为「中秘」(中国秘书)，后来也被称为新闻助理，研究员。这个工作细项是订于 2008 年北京奥运举办期间，因为有许多外媒前来中国参与报道，当时是第一次以书面的形式记录着外媒在中国的工作细项，当中也包含中国雇员的辅助性工作项目。

这决定了中助的工作和定位。中助们没有正当的采访和写作权限，甚至联系采访对象，去新闻现场，都不一定能够独立行动，他们大多会和固定的外国记者搭配，帮助其搜集资料，关注新闻线索。一些外媒几乎给每一位驻华记者都配备了一名中助。在一些需要深入中国社交媒体等等地域特色明显的事务上，中助们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一般来说，外籍记者隶属中外媒机构，但中国研究员被外媒机构聘用之后，则是与各地外事办公室底下的「外国机构服务中心」签署合同。就职期间，无论中国研究员与所属外媒机构出现怎样的工作调动，都得与「外国机构服务中心」先行协调，而非直接所属外媒机构。也就是说，同一公司里，两套人员分别处在两套应聘系统。

据了解，外事办事处会组织中助们学习时政内容，提醒工作时「不要卖国」，但大部分时候是安排社保，体检，解决其与雇佣单位纠纷等事务工作。他们会给中助们发放雇员证，这是中助能够在外媒工作的资质凭证，必须拥有，并且每年更新一次。

尽管参与了报道工作，但中国研究员的名字更多时候是隐形的，或是仅在文末写明此人对文章有贡献标示，鲜少以直接署名的方式出现在报道中，毕竟中方要求中国员工仅能从事辅助性工作，即使独立完成采访工作，但限于中方要求，因而不能以署名的方式出现在文章中。幸运的话，中助能和外国记者出现在文章开头的作者栏，但他们绝对不会是第一作者。大多数情况下，中助们只能在文末以贡献者的名义出现。在一些特殊时期，他们连贡献者的身份都不能出现。

而在这种暧昧不清的状态下，中国研究员的身份时常出现两极化的评价。一篇名为《请干掉中秘吧》的文章中就提及，中国研究员在外媒机构里担任桥梁的功用，可纠正外籍记者对中国的误解。同时由于中国社会对于中助的工作产生质疑，加上部分外籍记者不能十足信任中国研究员，这个职务本身的限制，使他们摆荡在一种尴尬的位置。

但对一些年轻的中国研究员来说，即便清楚这样的限制，还是希望到外媒工作，是想要追求更好报道水平或职业发展。近几年中国新闻环境逐渐紧缩，一些中国记者希望能在一个更自由的空间做报道，因此选择外媒。

中国研究员所面临的风险并不亚于这些外籍记者，他们的常规工作当中，其中一项就包含被公安下面的国保部门和国安部门人员找上「喝茶」，通常理由是打听最近操作什么选题，方向是什么。假设手上操作的题目相对敏感，那被找上的次数就会更为频繁，倘若有研究员拒绝配合询问的话，也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厉的骚扰，甚至是拘留。

一个知名的例子发生在 2004 年 9 月 7 日，时值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前十天，《纽约时报》刊载一篇报道，指出江泽民即将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并交接给胡锦涛。9 月 17 日，在《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任职中国研究员的赵岩被国安局逮捕，并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行起诉。赵岩是在 2004 年 5 月才开始担任《纽约时报》的研究助理。中国官方认为赵岩就是泄漏此消息的人，将他先关押了七个月后，随即又以「诈欺」罪行起诉。2006 年 3 月 17 日，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之前，中国当局突然撤销赵岩的所有罪名；同年，赵岩还是以诈欺罪被判三年徒刑，但法院同时表示泄漏国家机密罪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

即便能够抵抗住压力，「中国研究员」的职业，也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由于身份的限制无法在此完成独立作品，再者，外媒给予「中助」们上升渠道非常小，待遇也与外籍记者有落差。而且，由于中国研究员与外籍记者的工作性质、国籍、挂靠单位不同，一旦发生类似于此次的驱离记者或撤离外媒等「紧急事件」，对中国研究员的相关处置是没有一份官方协议可作为参考。

可以预见的是，这几家美国媒体机构对这些中国研究员的后续处理，碍于研究员并非直接隶属于外媒机构的限制性，导致媒体无法积极地安排，因而会与美籍记者的后续待遇，有很大的差异。

3 月 19 日，一家美国媒体问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此前被中方反制的几家美国媒体的中方雇员已收到外交部下属机构通知，其担任中方秘书的许可证已被吊销，未来将不能再为这些美媒提供服务——耿爽只回应称中方相关主管部门会依法依规对外国媒体的中方雇员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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