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曾在中国被审查，现在它又上了得州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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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曾在中国被审查，现在它又上了得州黑名单

作者：ANDREW SOLOMON　　2021年11月23日纽约时报

10月25日，得克萨斯州议员马特·克劳斯通知得州教育局，称他将启动对“学区内容”的调查。他附上了一份清单，上面大约有850本书，要求每个学区说出每本书有多少册，在学校的什么地方，以及该学区为购买书籍支付了多少钱。

信中引用得州法律，称由克劳斯担任主席的州综合调查委员会可以对“涉及任何‘委员会认为对立法机关的信息或州公民的福祉与保护有必要的事项’”进行调查。书单上的大多数书都与种族、性取向、堕胎或性别认同有关。克劳斯是希望现任共和党司法部长下台的几名候选人之一，这种极端主义的表演是一种策略，目的是在热心的特朗普支持者，以及可能成为共和党初选选民的社会保守派当中提升他的形象。

我在2012年出版的《背离亲缘——那些与众不同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以及它们寻找身份认同的故事》也在克劳斯的书单上。发现自己的作品被列入黑名单，让我不安地回想起童年时我因为是同性恋而遭到排斥和虐待的经历，在那段时间里，我感到羞愧、无助、悲伤和极度脆弱。我写这本书是为了帮助人们，现在却被认为是失职和不爱国。我作为一个同性恋者的生活经历——和许多人一样，因2015年奥贝格费尔案判决使同性恋婚姻在全国范围内合法化而得到提升——被重新降低到一个我本以为终于逃脱了的边缘状态。我的书对跨性别儿童的家庭关爱所做的进一步论证，会伤害这个长期以来我一直努力争取得到认可和接受的社会吗？

我的作品以前也被审查过，但不是在美国。我的中国出版商审查了我的两本书——《背离亲缘》和《正午之魔——抑郁是你我共有的秘密》——没有通知我，尽管合同上要求透露编辑修改。他们删除了涉及1989年天安门广场民主示威的内容，以及所有涉及我是同性恋的内容。出版商只是认为我不会发现。

我努力服务于我所在的各种社区，包括LGBTQ群体和那些面临精神疾病的群体。发现我关于的抑郁症的书中被删除了关于同性恋的内容，感觉像是对中国同性恋者的背叛。我在人权观察组织的LGBT项目中曾经回顾过中国同性恋者面临的挑战。但我不想让这些书退出流通。我从中文译本中获得的版税很少，我希望看到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版，主要是因为我希望弥补中国有限的、有时近乎虐待的心理保健系统及其对同性恋者的迫害。最后，我的代理人与其他中国出版商协商，为这两本书签订了新的合同，它们被重新翻译成新的、具有包容性的版本。

中国的审查系统就像得州使用的策略一样，是依赖于恐吓。中国出版商将图书送交审批之前，会删除可能触犯审查者的内容。可以避免官僚系统来找麻烦，并确保整本书不会被禁止。同样地，克劳斯的命令并没有禁止他清单上的书进入学校，而是进行旨在恐吓的逼问，以霸凌的方式灌输恐惧。

政治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安·阿普尔鲍姆在2012年的《铁幕》一书中写道，东欧的斯大林化主要不是依靠古拉格和行刑队，而是依靠恐吓，让人们觉得有必要说出他们听到过的同样的愚蠢话语，追求一种怪诞的一致。“并不总是需要实际的审查员，”阿普尔鲍姆在最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我。“相反，一种无处不在的同辈压力说服作家、记者和其他所有人服从党的路线；如果不这样做，他们知道自己可能会被解雇，被朋友躲避。”

我在中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朋友描述了一种具有传染性的狂热，驱使他们按照自己并不认同的信念行事。欧仁·尤涅斯库的戏剧《犀牛》精彩地讽刺了这个过程，在剧中，看似完全正常的人变成了暴力的野兽，随着戏剧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人屈服了。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似乎愿意放弃之前神圣的民主规范，包括言论自由，一个类似的过程已经发生。克劳斯并没有禁止书单上的书籍，因为他没有资格这么做，但这种书单的寒蝉效应是无可争议的。

我正在写一本书，部分内容是关于种族的。作为一名自由主义中间派，我预计会受到左翼和右翼的批评。以回避、仇恨邮件和取消等形式出现的意识形态审查，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政治的两极，之前我在某种程度上一直远离这场争论，现在却被卷入其中。

马特·克劳斯是沃思堡的一个区的代表，我14岁的女儿和她母亲住在那里。我家在那里有许多相处融洽的朋友，我们非传统的生活安排得到了彬彬有礼的对待。我已经厌倦了在诋毁整个得州的纽约进步派面前为自己在那里的生活辩护。然而，当我的女儿到了青少年开始探索性和性别的年龄，我关于这些主题的文章却在她的家乡被列入黑名单。自从我和丈夫结婚以来，我从未如此深切地感受到政治问题也是个人问题，反之亦然。

在担任言论自由组织美国笔会的主席时，我曾为那些被禁止、被折磨、有时甚至被处以死刑的外国作家奔走呼告。在真相变得可疑的地方，有必要说出真相，有必要保卫自己不受盲目投降的影响——以免成为犀牛，许多勇敢的声音就是受到这样的激励。许多人知道，他们肯定会遭到逮捕，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他们昂首阔步地走进监狱。这在10年前听起来令人钦佩，但也只是发生在外国的事；现在，这种事似乎在令人震惊地接近我们。

今年10月，怀俄明州检察官宣布，他们正在考虑对该州图书馆内收录对LGBTQ正面描述书籍的管理者提起刑事诉讼。《达拉斯晨报》报道称，得州家长“成功地开展了反对几本书的运动，并质疑那些深入到挑战性主题的课程，其中包括应对社会正义和LGBTQ问题的课程”。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全是白人的学校董事会禁止“种族正义资源”清单上的书籍和文章，这些书籍和文章几乎都是有色人种写的。（在高中学生发起抗议后，该禁令被暂时取消。）托妮·莫里森的作品在弗吉尼亚州受到抨击，佛罗里达州的一名学校董事会成员提出了刑事报案，反对一本关于黑人同性恋经历的书，她认为这本书内容淫秽。

我不想过分夸张；我是在一个值得骄傲的名单上，跟伊莎贝尔·威尔克森、塔-奈希西·科茨、杰弗里·尤金尼德、迈克尔·克莱顿、小亨利·路易斯·盖茨和威廉·斯蒂伦在一起。我们当中没有人在监狱里腐烂；没有人被强行压制。得州的文件是一个偏执的政客在一个陷入困境的州所采取的冷漠自私的选举策略。但同样是这个州刚刚通过了全国最歧视女性的堕胎法——在他们对女性下手之后，他们往往会去攻击黑人、同性恋、残疾人和犹太人。

我相信，写出我所认为的真相是一项受宪法保护的权利，而且无论我的书是否在学校图书馆里，它们都会被读者看到。但如果我女儿的同龄人有兴趣读我的作品，她可能不得不解释他们为什么无法读到；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这样的家庭的爱是一种毒药，不能被孩子们接触到，她必须与这样的观点辩论。

Andrew Solomon，哥伦比亚大学临床心理学教授和耶鲁大学精神病学讲师，是《正午之魔》和《背离亲缘》的作者。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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