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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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南的老屋）

日前回岛，拖着两个孩子和行李，到城里就打了辆车回家。司机60多岁了，问起他生意，直摇头。虽然这次长假很多人“报复性出城”，上岛的桥隧连日大堵车，但很多人都是私家车，对他的生意帮助有限。

那明年花博会呢？按说他家与主会场很近，总会沾光一点。他说，也没用。邻近东平森林公园的村子这几年做农家乐还赚了点钱，到时预计会有大批游客涌来，乍看是利好。岛上的游客接待能力不足，政府鼓励邻近村镇农家搞民宿，每间房补贴两千元装修，但条件是到时住宿收入六四分成。

“撇开材料费不算，现在光泥水匠、木匠人工费每天就要250、280元，两千元这点钱装修一间房哪里够？你真要像样点装修，一间至少花两万，最后住宿收入政府却要拿六，他们算盘那么精，你说这亏本生意谁做？更不必说现在花博会会期都从100天缩短到42天了，开完之后，这些就又都闲置了，哪里去找游客来住？”

他说到这里叹了口气：“这两年我也接了很多客人，外人来看看，都说生态好。好么就是好这几棵树，可要我说，生态岛又不能当饭吃，没有工厂，年轻人不去上海打工，难道留下来啃树皮？”

（水杉的树胶，村头的一棵老树）

从小在岛上长大，这样的说法真是再熟悉不过。虽然这些年来到处都在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功利的，仿佛生态是一笔储蓄起来的财富，而老百姓也都本能地知道，绿水青山毕竟不是金山银山。

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这的确是很现实的问题。自2001年国务院批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以来，“生态岛”一直是崇明的明确定位，近些年更誓言要建成“世界级生态岛”，但几乎从最初那时起，我就经常听到周围这样的质疑声：搞“生态”，听起来倒像是要把全岛留在农业时代。

就我本人来说，我相信“生态岛”才是崇明真正的出路。作为一个长江口的沙洲，受阻于不便的交通，制造业光是在成本和物流上就难与别处竞争，但“生态岛”的理念却可以将其劣势转化为优势，在整个长三角都难找出第二例。问题是：这样的转型势必伴随着漫长的阵痛，而这期间全岛60多万人如何谋生？

确实，近十多年来，我感觉岛上的生态是要比我小时候好多了（也许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趋势相反），不只树木多了，鸟也多了，人居环境无疑是比那时改善了。但对生活在这里的绝大部分来说，这些都不能“变现”：村南的绿地已经十多年了，本来说是想做垂钓主题公园，但至今游客寥寥，岛上即便有些景点和民宿还算成功，创造的工作机会也总归有限。

这可能也是国内很多地方困境的缩影：要摆脱原先的内卷化道路，实现转型，就要推动新模式，但新模式在初期却无法解决积压的老问题，甚至还可能加剧了老问题。从长远来说，要解决农业问题，最终的出路可能就是去农业化，让更多人从中脱身出来，使农业从谋生手段转变为一种生活方式，而这势必意味着不再需要那么多人种地。

吊诡的是，崇明之所以还能相对顺利地转型，正是因为它的经济其实很早已经不那么依赖农业了。2001年提出“生态岛”那时，岛上35岁以下的年轻人便已普遍不愿务农了，即使不去上海打工，去学手艺做泥水匠、木匠，也总比守着一亩三分地的薄田要好得多。换言之，转型需要去农业化，而之所以能够如此，恰是因为农业已不再是人们唯一的谋生手段。

（村南绿地中拍到的一只白头鹎，林间满地都是蛇莓，它飞下来衔了一颗吃）

由此更进一步，我也忽然意识到，那种深入人心的中国式生存主义，其实很可能是倒果为因的。常听人说：“饭都吃不饱，还有闲情去弄文化？”这被很多人奉为圭臬，总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因为现实中的确生存压力很大，这似乎理所当然地假定：我们之所以对文化生活、审美情趣不感兴趣，只是因为忙于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尚且不暇——不止如此，谁要是质疑这一点，就要被看作是不接地气、脱离现实。

但这与我在乡下那么多年的见闻凿枘不入。我小时候亲历的乡村生活，无疑清贫得多了，但那时也不乏能见到精美的器物（我爷爷就做过一张雕花木床），庭院一角种花种草，也时有可观；倒是现在的新楼、水泥路，看着粗鄙多了。这些年在很多地方所见也大抵如此：很多古镇古村原本不无可观，却被突兀的几栋新楼破坏了风景线。

这种“审美的退化”是很多人都注意到的现象，也有无数人呼吁过，但好像没看到有人拿来与那种生存主义话语对比；但一对比，我们就能意识到，这两者不可能同时成立。如果说忙于生存才无暇审美，那么怎么解释更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年代的审美更胜于今这个事实？

背后的事实或许是：那个年代虽然清贫，但人们的欲望也低，相对剥夺感（“我有权得到但却没有”）因此并不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善于“物尽其用”，把心思寄托在花草、剪纸、织布或雕花板上，也是某种“闲情”，并不期望（甚至并不知道）这能够“变现”。这或许可以说是一种“不自觉的审美”，是无意识、无目的的。

但到了更商业化的年代，人们就更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内在压力，更倾向于用市场价值来衡量这些审美趣味，事实上，这让很多人的价值观变得更单一了，因为金钱是唯一标准。这又与毛时代的某些遗产一拍即合：那时，积累文化资本甚至是危险的事，知识就是知识分子的原罪（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而自我标榜为粗人更安全也更让人心安理得，站在多数人一边也更不会犯错误。

因此，所谓“忙于生存，无暇审美”与其说是一个生活事实，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压力之下主观的焦虑感。没有哪个社会要直到满足生存所需之后，才去发展自身的审美文化，对个人而言也同样如此。这种先后顺序并非必然，甚至连这一生存话语本身都是建构起来的。

现在我们缺的，其实是一种“自觉的审美”，也就是有意识地追求自己的生活品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觉，为什么一个优美的环境、几本书、一栋老房子的存在，对自己的生活有多重要，而这实际上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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