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会尊重女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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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维舟的方舟 ，作者维舟

在美军撤退后，塔利班已迅速卷土重来，再度统治阿富汗。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近半个世纪前越战落幕之际西贡陷落的场景，但这中间至少有一处关键不同——在越战那会儿，极少人会担心这样一个问题：“新的统治者会怎样对待女性？”

不管怎样，那时的北越也想要现代化，只不过是道路不同而已，但塔利班给世人的感觉，却是一群极端保守的中世纪战士，与现代价值观格格不入，而这最集中地体现在他们对女性的态度上。

这种印象不是无缘无故的。在塔利班第一次统治期间，他们就曾执行过严格的教法，禁止女孩上学、给她们戴上面纱，查封任何露出女性脸部的广告。

最震动人的是普什图族女孩比比·艾莎（Bibi Aisha）的经历：她14岁时，被家人嫁给一位塔利班士兵，以偿还“血债”。她在婆家遭受非人虐待四年之后，为了活命而逃跑，但却不幸被警察抓住，关押五个月后送回婆家，为了惩罚她，她的公公、丈夫及另外三个男人将她架到山上，割掉她的鼻子和耳朵，任由她在那死去。她爬到祖父家求援，却遭到拒绝，直到她历尽艰辛找到一处美军基地，才得以获救。

19岁的比比·艾莎登上《时代》周刊封面，中文媒体常称之为“阿富汗割鼻女孩”

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遭遇，使她成为塔利班治下女性处境的化身，虽然当时塔利班其实早已倒台。2009年底她的故事见报后，引起极大关注，次年8月又成为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主题文章是《如果我们离开阿富汗，会发生什么》，暗示如果没有美国阻止，艾莎地狱般的经历就可能降临到无数当地女性头上。这是极为有力的话语，在此后的十年里一次次回荡在美国国内关于阿富汗战争的论战之中。

尽管如此，美国人现在还是离开了。这就不能不让人担忧，连塔利班也清楚这一点，因而其发言人沙欣在一个月前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许诺塔利班接管政权后，女性将被允许工作、上学、参政。

这并不能打消人们的疑虑，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在8月15日还表达了特别关切，对阿富汗妇女在塔利班占领区所遭受的虐待、侵犯和屠杀“深感不安”，担心“阿富汗妇女来之不易的权利，会被激进分子彻底剥夺”。

喀布尔陷落前夕，两位身穿罩袍的女性从尚未被清除的女性时尚广告前路过。图源：法新社

实际上，美军刚开始撤离、首都喀布尔尚未陷落之际，街道上就已经开始清除女性时尚广告了，因为人人都知道这是塔利班无法容忍的。如今，塔利班新政府的最新公告却说：“发言人承诺并呼吁塔利班各武装，在伊斯兰教法系统下的女性权利。”那这仅仅是一个姿态吗？

这里的微妙之处在于，如何界定“伊斯兰教法系统下的女性权利”？

塔利班高层哈希米日前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是否允许女童回到学校、女性是否应该戴头巾、穿罩袍或是面纱加长袍，这些都将由教法学者来决定。这个说法不容乐观，因为可想而知，这些“学者”对待女性的态度将是最严格而保守的，但这也意味着女性权利被视为教法的一部分，并且有待重新诠释。

结合其它的公开表态来看，至少为了争取国际社会承认，塔利班会允许女性接受教育，但却不肯明确说明是什么样的教育，这背后仍有很大的模糊余地。深入一层看就会发现，在这个问题上，阿富汗女性面临的并不是一个“野蛮/现代”黑白二分的选择，而是一个保守基底之上极其复杂的处境。

2002年初，当时塔利班刚倒台才两周，英国人Rory Stewart来到阿富汗，徒步穿越这个高原国度。他发现，喀布尔街头不少女性可以不戴面纱，禁止电视和女性受教育的法令也已废除，但一离开首都，村庄里的风气仍极为闭塞，男人们自豪地对他说，女人们从未离开村子超过2小时徒步路程的地方。

他问一位出身受人尊敬的毛拉家庭的首领：“为什么你要做一名圣战者？”

“因为俄国政府不让我的女人戴头巾，还没收了我的驴子。”

“那你为什么打击塔利班？”

“因为他们强迫我的女人戴面纱而非头巾，也偷了我的驴子。”

在面对苏联人时，他是保守的，因为他反对女人不戴头巾的世俗化；但在面对塔利班时，他似乎又是“开明的”，因为他反对女人戴面纱。更复杂的是，他实际上也并没有一直对抗塔利班，反倒一度是塔利班的代理人。

伊斯梅尔汗（Ismail Khan）

著名军阀伊斯梅尔汗，多少年来一直是塔利班的死对头，他所属的塔吉克族占阿富汗人口五分之一，是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骨干，已故马苏德将军、拉巴尼总统等都是塔吉克人。伊斯梅尔汗有“赫拉特雄狮”之称，2001年就曾支持美军，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在到访其根据地赫拉特后，称赞说：“伊斯梅尔汗是一个有魅力的人……他有思想，知分寸，自信。”

这样一个人，看起来应该是塔利班的反面，他也确实一向鼓励女性重返学校，那他支持女性权利吗？那要看你怎么理解了。他支持女性受教育权，但又认为她们应该遮盖好自己，必须戴头巾（不是面纱），不应同陌生男人说话，同非亲属男性会面的女性会被强制拉到医院检查是否发生过性关系。他甚至有一支专门的“风化警察”队伍在赫拉特市内巡逻，逮捕那些未婚而在一起的男女，将男性关进监狱，女性则送去医院强制检查。

在他治下，塔吉克妇女在村子里戴头巾，只有在去城镇的时候才穿上遮住全脸的罩袍，就连伊斯梅尔汗支持的女性受教育权，很多人也不当回事，他们反抗塔利班更多是因为权力、教派和族群，但是对于塔利班统治下妇女教育的缺乏或者伊斯兰教法的实施，无人反对。

难怪有人嘲讽说，伊斯梅尔汗之所以反对塔利班，只是因为塔利班禁止使用家具，不是在对教法上的问题。他同样相信圣战，并痛恨外国异教徒干涉阿富汗。就在8月13日，之前还信誓旦旦要与政府军并肩作战的这位75岁老军阀，已向塔利班投诚，“获得了安全又有尊严的生活”。

哈扎拉女孩

在阿富汗四大族群中，350万哈扎拉人（Hazara）抵抗塔利班最为顽强，也最受歧视。他们有蒙古血统，是成吉思汗带来的军事殖民者后裔。大多数哈扎拉人是什叶派，不同于主流的逊尼派，自视更文明、对待女性和其它信仰更宽容。

他们能保留自己的独特认同，是因为居住在高海拔的中央山脉高原，直至1880年代才被彻底征服，许多人沦为普什图人的奴隶。因而塔利班将他们视为贱民、异教徒和无信仰者，鄙视他们的黄种人面孔，对之尤为残忍，塔利班领袖曾明确表态鼓励消灭他们、或迫使他们改宗，1996年将他们逐出喀布尔，两年后又夺取其首府巴米扬，炮轰巴米扬大佛，迫使哈扎拉人的抵抗力量进入深山。不难想见，那时哈扎拉人普遍都很高兴美国人赶走了塔利班。

Rory Stewart到访后发现，哈扎拉女性权利是一路所见最高的，只有在这里，他“在阿富汗的村庄里第一次被允许和女性待在同一间屋子里”。他怀疑这可能是哈扎拉人留存的少数蒙古习俗之一，因为在蒙古人的帐篷里，“女人在谈话中扮演着主导的、受人尊敬的、大嗓门的角色”。

然而，在阿富汗人心目中，哈扎拉人却是粗野的象征，他们觉得“哈扎拉人对待女人的态度非常落后”，因为这些异教徒看起来不遵守教法——你可以想像一下，这大概就像礼教严苛的明清时代，儒生看到乡下女人不仅抛头露面，甚至还都不缠足，也会觉得她们是不合礼法的乡野之民。

或许正因此，阿富汗历来有一个古老传说：哈扎拉人中盛行一种叫Kooroo Bistaun的野蛮风俗，丈夫会把妻子“借给”客人留宿，作为热情待客之道。两百年前，蒙特斯图亚特·埃尔芬斯通在《喀布尔王国及其属地》（1815）中就提到了这个说法，他说，哈扎拉人的女性“有着周边民族的女人所不可比拟的支配地位”，但却会被丈夫送进客人的怀抱。这样的传说至今仍在，当然由于穷困，哈扎拉人在女性受教育程度上也是最差的族群之一。

动画片《养家之人》（2017）讲述了一个阿富汗女孩如何在塔利班统治下，乔装打扮成男孩，养活家人并努力生活

凡此等等，均可见女性权利在阿富汗是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问题，它牵扯到诸多面向，有些人反对女性戴面纱，但却也反对她们不戴头巾，其实只是顽固地捍卫原有风俗；有些派系看似反对塔利班，但实际做法却大同小异；也有族群的女性地位较高，但不仅得不到社会普遍认可，和外界理解的“现代女性基本权利”也不是一回事。

即便是那些看似开明的阶层，价值基底也难以脱离这样的传统。《追风筝的人》是流亡到美国的阿富汗上层人物对故国的追怀，他们已离开那片苦难的土地，但仍然随身携带着传统的价值观，男主角在谈到他岳母时说：

我深信不疑，就算我抓起来复枪杀人越货，也依然能得到她对我毫不动摇的怜爱。因为我治愈了她最大的心病，我使她免受折磨，摆脱了每个阿富汗母亲最大的恐惧：没有门户光彩的人来向她的女儿提亲。那她的女儿就会独自随着年华老去，无夫无子，无依无靠。凡是女人都需要丈夫，即使他扼杀了她唱歌的天赋。

很多人都怀念这个国家曾有过的开放——在1979年阿富汗陷入混乱之前，全国40%的医生是女性，首都喀布尔是亚洲国家中女性最自由的城市。但那其实是沙滩上的城堡，是一株与本地土壤格格不入的盆栽植物。当时在政府大力推动下，女童接受教育，但却遭到虔诚逊尼派的广泛反对，继而演变成1979年3月爆发的武装反叛。正是因为看到情形失控，九个月后苏联才决定入侵。

到了1992年，阿富汗国家瓦解之际，国内的各派军阀陷入混战，但正如沙伊斯塔·瓦哈卜在《阿富汗史》中所说的，这些不同派别“至少分享了一些共同的政治原则：他们都拒绝先前时代的改革，如女权，他们都支持伊斯兰政府的理念，尽管用各自不同的方式阐释这样一个理想”。

这倒不是说“他们都是一路货色，谁上台都一样，塔利班也没更差多少”，而只是说，不管我们这些外人抱有什么样的同情和期待，我们要正视一个现实：在一个极端保守的社会土壤里，再好的东西移植过去，都可能水土不服，那就像沙滩上的城堡，在大浪打来时，极有可能是抵挡不住的。

27岁的女市长Zarifa Ghafari

在塔利班8月15日接管政权的同一天，首都喀布尔近郊的阿富汗城市Maidan Shahr的年轻女市长Zarifa Ghafari不顾迫在眉睫的危险，决定坚守。她说：“我坐在这里等着他们来。没有人能帮助我或我的家人。我只是和我丈夫与他们坐在一起。他们会来找像我这样的人，杀了我。我不能离开我的家人。再说，我又能去哪里？”

毫无疑问，我非常敬佩她的勇气，她会遭遇什么样的对待，也将是对新统治者的试金石，但我们无法寄望每个阿富汗女性都拥有这样的坚定顽强。巴尔赫省Charkint区长Salima Mazari已于8月18日被捕——作为阿富汗仅有的三位女性地区长官之一，她此前曾直言不讳地批评塔利班。塔利班将怎样对待本国女性，从以往的记录来看，没有人能乐观得起来，外部的施压恐怕也仅能起到有限的作用。

如果我们所理解的“女性权利”是发达国家那样，那看看阿富汗的社会现状几乎只能绝望，但在现实中，阿富汗内部对此也有种种不一的界定和认知。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女性将能获得什么样的权利，不能靠一两个人超群的道德勇气，也不能靠外部的一点援助，更没办法迅速见效，只能依靠一代代人在逐渐觉醒之后的不懈努力。

伊朗电影《巴伦》（2001）

这种力量，我相信是存在的。尽管身处逼仄的社会环境之中，但阿富汗的女性仍然在“短蛇诗”中运用尖刻的词语表达讽刺与愤怒，她们甚至用性和战争来取笑男人们在床上和战斗中的怯懦，这种地下流传的文学不仅是普什图女性真实心声的呈现，也可见到她们并不只是被动受人呵护的弱者（参见《短蛇诗：了解阿富汗及其女性命运的一个窗口》）。

多年前，我看过一部难忘的伊朗电影《巴伦》。讲述德黑兰郊外的一处工地，因逃避国内战乱流亡到此的阿富汗难民纳贾夫只能东躲西藏打黑工，当他摔伤后，一家人生计陷入困窘，他恳求工头允许自己儿子莱麦特接替。然而工头很快发现，单薄力弱的莱麦特难以胜任重体力活，倒是很会打理餐桌，就让他代替侄儿拉提夫，负责工地的膳食。

愣头青拉提夫对这一安排极为不满，他失去了原本轻松的活计，又不敢怪罪伯父，就想方设法地给莱麦特制造麻烦。然而，有一天他却发现，自己一直针对的这个逆来顺受的阿富汗男孩，其实是个名叫“巴伦”的女孩，不得已才摘下面纱，改穿不合身的男装，冒着被遣返的风险，抛头露面去代替父亲打黑工——可能对伊朗人来说，她的黄种人面孔看上去也男女莫辨，这个女孩极有可能是哈扎拉人。

发现这一真相后，拉提夫陷入了沉默。在那之后，他一反常态，竭尽全力地帮助巴伦。然而，巴伦一家还是没能逃脱被遣返的命运，分离时刻到来，巴伦换上女装，在穿上全身的罩袍之前，第一次对他露出了笑容。

没有哪部电影会这样，女主角从头到尾都没有一句台词，但却如此令人印象深刻。那甚至并不只是阿富汗女性如此，而就是人性本身：她们尽管身处最艰难困苦的境地，但仍然坚忍、善良、有勇气承受一切，为自己和家人默默争取应得的权利。

我相信，在任何环境下，这样的人性不会泯灭。这就是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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