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动态清零”不可持续的原因，与官僚系统彻底缺失的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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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奥密克戎病毒猛烈冲击中国堪称世界最严格的防疫围墙，以潮涌之势席卷全国，确诊人数屡创新高，令抗疫斗争的制度优势失色。虽然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感染数字微不足道，但是在“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下，各地方政府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与病毒比速度，“以快打快”，靠着全员核酸检测、全部集中隔离、全域静态管理的“三板斧”进行一场唐吉坷德式战斗，主要的战场从年初的上海转到年中的新疆再到眼下的广州，然而结果并不遂人意，不但没有让奥密克戎清零，反而造成了一桩桩人道主义悲剧。

贵阳的隔离转运大巴凌晨发生交通事故，让27个生命消失在黑暗中；兰州一名三岁男孩煤气中毒，医院离家仅仅十分钟的距离，因为到处封锁耽误抢救不幸死亡；内蒙古呼和浩特一位妇人跳楼，她的女儿要冲出楼门求救，但门被焊死了无法出去。这些惨痛的现实事件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冲击每个人道德良知的底线，在共情、悲痛、愤怒之外，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悲剧为什么会发生？还会继续发生吗？

从单纯科学的角度看，奥密克戎病毒虽然传播速度快，但毒力低于早期武汉的原始毒株，而且在接种了有效疫苗的情况下，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大大提高而重症率和死亡率都明显降低。基于这样的事实，中国的防疫策略理论上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特别是抗疫斗争所付出的经济社会代价越来越大，财政不堪重负，民众困苦哀嚎。

中国的防疫逻辑实际上把人当作病毒的载体和具象，治理病毒就顺理成章地变成治理确诊者和密切接触者。

即使国务院层面强调要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坚决整治“层层加码”，但是防疫任务的实际执行是官僚体系自上而下进行的一场运动型治理，表明动态清零已经从临时性的防疫策略演变成肆无忌惮的社会工程，被投射了领袖的雄心和权威。领袖表达了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抗疫大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创造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的英勇壮举的浪漫想象，紧随其后的就是沉着理性的官僚主义程序问题，让病毒清零的社会工程野心与运动型治理机制的权力、资源和管理技术混合在一起，形成了现代社会罕有的防疫制度“优势”。

我们对这种制度优势并不陌生，每当发生洪水、地震、山火等自然灾害时，庞大的动员机器就会启动，紧急救援，快速重建，集中力量办大事，救民于水火的观念深入人心，这是国家建立道德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现在的抗疫战斗是在同样的逻辑下进行的，所不同的是自然灾害的破坏是可见的、孤立的、阶段性的，而COVID病毒是不可见的、发散的、持续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动态清零首先是一项思想，其次才是一种政策。要想发挥官僚体系动员战斗的优势就必须让病毒看得见、封得住、追得上，在实际操作中的对应手段就是大规模核酸检测、集中隔离营和红黄健康码。

通过核酸检测把已经感染和确诊的人识别出来，这是显性化病毒的第一步，按理说，人是病毒的受害者，应当被关怀、照顾和治疗，但是中国的防疫逻辑实际上把人当作病毒的载体和具象，治理病毒就顺理成章地变成治理确诊者和密切接触者。这些人被视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社会工程的一个合法目标，需要被控制、掌握并加以改进或者重塑。照此逻辑，他们即使大部分都是轻症乃至无症状感染者，也要么被送进定点治疗医院，要么被送进集中隔离营，要么被围封起来居家隔离。

2022年11月7日，中国上海，一个被封锁的小区的入口，有穿保护衣的工作人员在看守。摄：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当这些以医学和公共卫生学为基础，朝向更健康安全目标的社会工程完成后，一个“社会面清零”的概念被创造出来，从字面意思理解，社会面并不是正常社会，它是把确诊者和密接者隔离之后的结果，官僚体系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把“害群之马”清除出去，社会就能恢复正常，就像多年前把麻风病人丢在荒山孤岛一样。

且不说这是一个非常自欺欺人的概念，因为COVID病毒客观上会一直存在，这种发明新词和新做法的危险之处，在于把科学的无能和内心的恐惧投射在感染者和密接者身上，进而把他们排除在“正常人”之列，对他们施之以“治疗”和“观察”，这或许可以被解释为必要的科学之举，但我们不得不警惕潜藏的把COVID病人和密接者“非人化”所带来的道德危机和政治责任，毕竟已经发生的不少人道主义灾难就是在隔离管控的过程中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贵阳的深夜大巴就不是普通的交通事故，兰州的煤气中毒孩子就不是普通的意外事故，呼和浩特黑暗中的哭喊就不是普通的丧母之痛。

当有一天社会面的确诊者和密接者足够多到让入住资源耗尽时，方舱和驿站的价值和意义也就失去了。

通过彻底的空间分离实现对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完全的隔离是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如果不结合其他一些条件，这个任务就根本不可想象。这些条件包括：大量的物质资源及其动员和计划分配方法，将整个任务细分成许多局部和专门的职责的技能，协调各参与方一致行动的能力，实现这些条件的有效运转需要整个官僚体系的支撑，全国各地大规模方舱医院、健康驿站的建设就是最好的注脚。大规模集中隔离营的建设是实现动态清零这一社会工程的重要支柱之一，其性质也从武汉疫情爆发后临时性修建的雷神山、火神山医院演变为永久性的基础设施，比如位于广州机场附近的国际健康驿站总占地面积499亩，总房间数5047个，总投资额17亿元，而上海计划在复兴岛兴建密接隔离点3009个房间，备用方舱3250个床位，耗资13亿8千万元。

整体来看，中国作为基建狂魔能够在短时间内调集资源完成大规模方舱医院和健康驿站的建设，但这种基建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奥密克戎病毒的传播速度必定超过建设速度，建再多的方舱和驿站也会很快住满。当有一天社会面的确诊者和密接者足够多到让入住资源耗尽时，方舱和驿站的价值和意义也就失去了。因为到时居家隔离就会被迫成为选择，这是香港在应对第五波疫情时得来的经验，耗费巨资建设的集中隔离营的使用率不高，有的甚至建好后从来都没启用过。

多数人希望别人被隔离，但不希望自己被隔离，这种典型的双标选择在道德上是令人烦忧的。

无论是方舱医院还是集中隔离营都被寄予封住病毒的厚望，而住在里面的确诊者和密接者都被当作病毒的载体和具象，被排除在社会面之外。对官僚体系来说，这种解决方案格外“合理”，为了保护社会面的多数人，让携带以及疑似携带病毒的人暂时失去自由是必要的和值得的。对很多人来说，这个论调是完全正确的，直到被带走隔离的是自己。网上曾经有一个调查，第一个问题问如果你的邻居感染，你是否同意他被带走集中隔离，多数答案选“是”，而第二个问题问如果你感染，你是否同意自己被带走集中隔离，多数答案选“否”，并希望居家隔离。

多数人希望别人被隔离，但不希望自己被隔离，这种典型的双标选择在道德上是令人烦忧的，反映了人们既要安全又要自由的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一个“阿甘本问题”，即在COVID病毒的恐慌状态下，群众为了追求安全，随意让政府严格限制自由，导致一个地区人们每天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被大范围地“悬置”。在国外疫情高峰期，阿甘本的观点在学界引发激烈争论，被批评忽略了病毒对自然生命的伤害；但是在中国动态清零的状态下，阿甘本的理论又凸显了穿透力，正如他所言，层层加码的防疫措施是“恐慌性、非理性以及完全没有根据”和“不成比例”的，但官僚体系得以在“例外状态”下剥夺了所有人的隐私，获得了限制个人流动的权力，并且随时能控制人身自由，抓住和巩固了生物政治。这跟福柯描写十七世纪一个小镇如何控制疫情、如何禁止民众外出、如果通过一层一层的管理如出一辙。

2022年7月11日，中国上海，一名围在封小区内的居民与区外的市民交谈。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无人负责的官僚体系与非人化的执行者

无论是核酸检测、集中隔离还是赋红黄码，动态清零这项社会工程最终是由官僚体系中具体的人去完成，但是当一起又一起人道灾难发生时，几乎没有人出来为具体的事件认错道歉。

通过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营实现对病毒的具象化和封控后，官僚体系仍然没有绝对的安全感，因为作为一项社会工程，动态清零始终以零为目标，安全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安全，任何未被发现的潜在的病毒及其载体都是目标，因此红黄健康码被发明出来动态显示疫情风险等级。但是最初追踪病毒的目标实际上变成识别、追踪、限制被封控隔离的人，使得健康码成为全方位监控每个人的手段，且应用范围不断扩大，逐渐长期化。诸如不做核酸被赋黄码，没有健康码不让坐公交等滥用行为层出不穷，最让人震惊的的当属大量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的健康码被赋红码，以防止他们上访维权。

以疫情防控的名义，红黄码起到了电子镣铐的作用，令行禁止，有绝对的权力，面对如此诱惑，严重依赖监控治理的官僚体系不可能不滥用这个技术工具。其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处在权力金字塔中下层的地方决策者承担了执行动态清零的全部责任，一旦疫情肆虐，传播外溢就面临权力上层的问责惩罚，这就迫使他们采取一切可用的手段来追踪隔离病毒及其载体，而健康码的管理本身就已服从政治上的需要，成为一种趁手的管控工具。

由于掌握“赋码”权力的人不需要跟受红黄码控制的人建立面对面的联系，这种距离感意味着官僚体系中的人是在没有了解其指令结果的情况下发出赋码的命令，他们对这些后果只有抽象的、孤立的认识，而无法想象被赋码的人的正常活动被突然中断所造成的伤害，或是被困在旅途，或是被圈禁在商场，或是进不了医院，或是考不了试。这些个体的遭遇频繁发生，但在根本上未能改变，原因在于官僚体系的劳动分工使得每个人只要对他的直接上级负责，“工作责任”与“技术责任”代替道德责任，其结果就是道德标准对于官僚体系运作的技术成功而言不过是细枝末节或漠不关心的问题。

无论是核酸检测、集中隔离还是赋红黄码，动态清零这项社会工程最终是由官僚体系中具体的人去完成，但是当一起又一起人道灾难发生时，几乎没有人出来为具体的事件认错道歉。郑州的社区刘书记，在回应自己哽咽讲述因疫情防控未参加女儿成人礼引发的争议时说道“我觉得我没做错什么，稿子是审核过的，不是我一个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句话点出了问题的核心，一方面，官僚体系内发号施令的上层规避自身的政治和历史责任显而易见，对他们而言，社会悲剧的发生只存在口头上或者想象当中，他们不会承认这些悲剧是由命令造成的，因为他们从来没具体经历过这些。另一方面，官僚体系中执行命令的下层则会把社会悲剧看成是上层的命令造成的后果，而他们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外来意志的无可指责的工具罢了。不管是上层还是下层，官僚体系的这种道德盲视是令人惊骇的。

2022年5月26日，中国北京，穿保护衣的防疫人员在围封的小区外巡逻。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打死一只柯基犬与殴打不遵守限制令的居民，类似的事情在上海以及其他有疫情的城市不断发生，他们都不用被追责，因为没人知道他们是谁。

官僚体系中具体执行疫情防控任务的人来自不同层级和部门，有政府官员、警察、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等，他们的职责分工各有不同，有的核酸采样，有的管控秩序，有的分发物资，有的上门服务。但是在这项社会工程中，他们都共享一个拟人化的名称“大白”，在媒体的宣传中，“大白”们代表着牺牲奉献、守护健康、平凡英雄的形象，给公众传达温暖的情绪。但这种塑造出来的可爱形象经过广泛的宣传包装，会造成展现一种国家权力的错觉，中国向来就不缺这种东西，比如红袖章，朝阳群众戴上它就好像有了执法权。

更大的问题在于这种去人格化的权力展现具有残酷无情的一面，因为没人一眼就能看出白色防护服里面的人的身份，以及这个身份对他的行为作出的约束。一位“大白”可以用防疫为理由用铲子打死一只柯基犬，另一位“大白”也可以用防疫为理由殴打不遵守限制令的居民，类似的事情在上海以及其他有疫情的城市不断发生，他们都不用被追责，因为没人知道他们是谁。

在正常的状态下，每一个承担公共责任的人都有相应的职务范围和行为规范，而每一个普通人在跟他们打交道时，会根据这些已知的内容提出要求或作出回应，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运作逻辑。在防疫的所谓紧急状态下，用白色防护服把所有人都包裹起来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也有违科学防疫的精神。就这一点而言，要消除对病毒的恐慌，首先要破除对白色防护服的迷信。

动态清零成为一项社会工程，折射出政治抗疫的本质，即官僚体系宣称的“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要综合看、系统看、长远看，特别是要从政治上看，算政治账”。但这项工程所付出的经济和社会代价不可谓不大，中国与全球供应链脱钩的速度加快，动摇了出口作为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地位，而不断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对官僚体系的道德合法性带来挑战，影响民心向背。

但即使是如此，“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仍然不可动摇，即便有可能逐步放松，也不会对这四个字特别是后两个字做任何改动，背后的根源在于政治力量显著地凌驾于经济和社会力量之上。掌握着权力之舵的人以“宏伟”的设计赋予抗疫斗争以合法性，官僚体系赋予了它工具，而最终社会的瘫痪则赋予它“道路畅通”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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