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闻到被清洗的味道:一个美国教师在香港

使用CN2/CN2GIA顶级线路,支持Shadowsocks/V2ray科学上网,支持支付宝付款,每月仅需 5 美元
## 加入品葱精选 Telegram Channel ##

2000年初,香港一所大学聘任我在其社会科学系任教。那之前,我在美国的高校教书有十多年,虽然教过的学生背景广杂,但要来香港,我还是做好被挑战的准备。

最初,我课上有香港本地学生、大陆来港学生和来自英国、美国、台湾、韩国等地的交换生。我同时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课。和美国大学不同,香港的本科课程大多一周一次,一次三小时。学生很内敛,既不喜欢提问,也不喜欢参与课堂讨论。他们之前接受的中小学教育主要以记忆正确信息为主,这让他们有些惧怕开放式讨论——怕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更怕会在全班人面前暴露不知道正确答案的样子。于是,前几周基本上都是我在问问题,等好长一段时间,期待学生能够回应。

每学期开学我都会把来自西方国家的交换生叫到一边,和他们解释,这里和他们的母校不一样,在课上说话时请先举手。不然这堂课会很容易变成交换生和我之间炽热讨论、其他学生静坐观察。一个美国学生不以为然,他批评:“你这样规定不公平。”“你说的没错。但是对于本地同学来说,以交换学生利益优先的课堂也不公平。下次说话记得举手。”

每学期学生们都要花一段时间明白,我不需要他们提供正确答案,很可能这些问题本身就没有答案。比起找到正确的答案,社会科学更关心问出正确的问题。当我觉察到同学们已经逐渐对我有信任感、愿意回答问题时,我就会在他们回答问题之后一直问“为什么”,直到他们受不了为止。

“你为什么要来上这门课?”

“为了开拓我的视野。”

“别说得那么空。你为什么选这门课,学这个专业?”

“为了毕业后好找工作?”

“为什么要找工作。”

“揾钱。”

“为什么要揾钱?”

“为了照顾我的父母。”

“为什么要照顾你的父母?”

“因为他们抚养我长大,我欠他们的。”

“为什么抚养你长大会成为债务?”

“求你换个人问好吗?”

我当然不是要学生不去照顾父母,我只是想展示我们理所当然的很多事情并不是天然如此,而是被社会形塑而成。学生们也慢慢放下戒备,有时他们反问我这个美国人是否会寄钱给父母。我诚实回答很少那样做,美国社会没有这样的习俗。有些学生会觉得我很过分,我会由此出发和大家探索这些道德评价和社会常规,越谈越深。逐渐地,我不用再等著有人愿意回答问题,我可以随意点名,点到的学生已经能比较有安全感地参与讨论。

研究生班级中大部分是大陆来的学生。最初那些年,这些学生态度非常开放,愿意谈论一些我以为属于敏感范围的话题。那时候整个中文互联网也有这样的风气,《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还很受尊重,学生们常常提到这些信源。当然每个班里总会有一个同学对这些很抵触,他们坚持像《美国贱队:世界警察》(Team America: World Police)这样的电影并不是讽刺性喜剧,而是美国政府为外国儿童制作的政治宣传片。但这样的学生并没有代表性。

2012年8月28日,示威者在北角官立小学外戴著红色眼罩拿著气球,抗议国民教育。

2012年8月28日,示威者在北角官立小学外戴著红色眼罩拿著气球,抗议国民教育。摄:David W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我知道,作为美国人,我接受过不少对共产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国民先入为主的观点,就像我的中国学生对资本主义和美国、美国人一样。社会科学学者和教育者的工作之一,就是反思和解构这些偏见。有时我们会谈论在生活中实际遇到的现象——有的学生认为西方媒体总是报导中国的负面新闻,我赞同他们的观察。分析为何如此的同时,我也会介绍西方新闻倾向于报导负面消息,不管对象是谁,这是这个行业对自己的定位。有个学生提到美国人仇视中国人——“我和家人去纽约旅行,纽约人对我们很不礼貌,他们恨中国人。”没错,纽约人对他和他的家人是非常粗鲁,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纽约人对谁都很粗鲁,包括纽约人自己和其他地方去纽约的美国人。我们双方都承认,有一些自己身份之外的视角仅靠我们自己很难想到。学生们好奇心很强,反思能力也很高,我们都会在讨论中反复思辨这些复杂的小事,咀嚼出些什么。

现在想起那时的课堂,很怀念。那时我们没有太多政治问题需要担心。事实上,十多年前,尤其是本科生课堂,大家很少涉及和政治有关的讨论,我很难让学生对宏大命题产生兴趣。本科生们目标明确——读书、揾工、买楼。研究生课堂上,我们也很少涉及3T话题(台湾、西藏、天安门),一方面我并非专家,另一方面也有学生担心他们的同学会搜集黑料、举报他们。课堂上,大家心照不宣绕过最敏感的问题,这以外的领域他们还是饶有兴趣。和对政治完全无感的香港本科生相比,大陆来的研究生更容易谈起社会、文化、政治问题,他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心态也更开放。

本科生的政治冷感后来逐渐改变,我认为开启这些改变的是香港的通识教育。十多年前,当香港政府开始考虑将通识教育加入中学课纲时,我同时抱持两种态度。一方面,我认为这是好事,中学老师终于可以在教育学生们死记硬背之余,教育学生如何思考问题。这样大学老师也不会总是抱怨大学新生缺乏智识上的好奇心和热情。

但同时,我和同事们担心,批判性思维会像潘朵拉的魔盒,一旦开启,就无法关闭。香港人真的准备好让孩子们问问题吗?孩子就是这样,一开始你教他们问你想要他们问的问题,但不多久他们就会问你不想他们问的问题:为什么我要结婚生子?为什么我要和你一样搏命工作?当个同志有什么不好?香港的父母、香港的政府准备好回答这样的问题了吗?

没过多久,2012年,时任特首梁振英推动国民教育时,事情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少年人似乎一夜之间开始对政治感兴趣,当然也许那时政治早就先一步对学生感兴趣了。学生们展现出令人惊异的组织能力和政治知识。新的爱国主义课纲不得不暂时搁置,第一批年轻人由此得到了政治参与的一手经验。

2014年9月22日香港,学生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集会。

2014年9月22日香港,学生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集会。摄:Lam Yik Fei/Getty Images

两年后,87枚催泪弹之后,“占领中环”让世人看到香港年轻人的政治自觉。想到那几年的任教经历,有些东西我记得特别清楚。最明显的就是本科生和我交流时忽然谈起了政治。他们急迫想要谈论一些深刻的日常政治。这不再是十年前的那些学生了,他们开始用政治学的眼光看待自己和所在的城市,谈吐的广度和深度都让人惊叹。接下来的几年,学生们越来越批判。在直接的政治议题外,学生们也卷入关于文化、社会、性别、劳工等等方面的讨论中去,这在几年前是完全无法想像的。

同时变化的还有研究生,只是方向完全相反。在习近平强势崛起和香港抗争意识觉醒之间,来自大陆的研究生似乎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愿意谈论政治了。私下里,他们可能还是会互相交流,但在课堂和其他公开场合,大家都很安静。抱持民族主义精神的学生越来越多,不少同学解释自己前来求学的原因时,会说:“我是为了给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正确的中国的样子。”听到这样的宣言,我本能发问:“什么是正确的?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谁来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以前,同学们会明白这些问题是思辨的出发点,是社会科学的基本训练。但现在不同了,交流的空间不断缩小。

2019年6月12日,香港有了点生气,让人回忆起占领中环时的感觉。人们涌入夏悫道,自发组织游行,现场井然有序,直到警察认为扔向他们的空水瓶是致命武器,并向民众发射橡胶弹和催泪弹。那天我印象最深的是现场遇到的一个女学生,十几岁,坐在一架天桥上。她没有哭,但混乱的现场中她惊恐地发抖。我不知道能做什么,只能站在她旁边,希望这有用。只是,我心里知道并没能为她做什么,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么无力。她不应该经历这一切,没有学生应该被这样对待。

接下来的秋季学期是个挑战,因为抗争还在继续。警察最后来到学校,他们说大学就像癌细胞。学生则嘲笑警察,“带著水炮才敢进校园。”我那学期教的课和政治游行没太多联系,所以课堂上我没有谈及本地的抗争。那是一门本科生课堂,也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人数上他们是少数。我专门在课堂上说,如果大家对政府或意识形态不满,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因此攻击别的同学。回到校园的本地学生和以前比,变化太大,他们失去了某种天真——那种毕业礼上和玩具公仔合影的无忧无虑。他们中很多人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特别的时代,也明白曾经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是过去式了。以前的我会对玩具公仔不以为然,期盼学生快点成熟,但现在真的这样了,我却十分怀念从前。学生们成熟地太快了,短短一个夏天而已。

我的学生中没人被打伤,但不少人亲历了血腥的场面。最近我偶遇一个之前教过的学生,曾经爱说爱跳的她看上去成熟了一轮——她眼睁睁看着朋友的鼻子被警棍打烂。还有个学生运气不好,在警察围攻学校的时候没能出来,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怎么说话了。另一个学生有天在旺角逛街时不巧穿了件黑色T恤,因此被捕。虽然警方没有提出指控,他被释放后整个人完全变了。本来他就不爱说话,现在他完全避免和人接触,能消失的时候绝不出现。

在美国,警察暴力一直是个问题。没有人喜欢警察暴力,但很少美国人会惊异于美国存在警察暴力。香港一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暴力如此少见,我刚来的时候甚至都不习惯这样的安全。对香港人来说,对我的学生来说,他们的不习惯是反向的,而且迅速。没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暴力会发生,也就没有人做好准备,更没有人想到要让自己的孩子做好准备。哪怕之前在美国,我曾经有朋友死于警察暴力,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慰我现在的学生。他们曾经拥有的那些安全一去不复返了。

2019年9月29日,大批防暴警察到金钟拘捕示威者,一名女士走过现场。

2019年9月29日,大批防暴警察到金钟拘捕示威者,一名女士走过现场。摄:林振东/端传媒

雪上加霜的是疫情,香港的大学开始线上教学,很快这成为常态。春季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能够熟练使用Zoom。对于那些害羞的学生来说,Zoom可能让课堂更公平,他们能够私信老师问问题了。但线上教学的短处远比长处更多,尤其是在目前的香港。

长期以来香港社会对于精神健康都缺乏开放、关怀的态度,目前的局势让一切更加糟糕。很多学生困在家里,但他们无法和父母沟通。早在2014年占领中环时,香港不少家庭因为政见不合就充满矛盾,想想看,如果一家三四个人随时可能剑拔弩张,又不得不在不到500呎的空间内朝夕相处,该有多么难熬。2019年秋季学期,我注意到不少本地学生因为情绪抑郁申请学校宿舍,他们无法处理撕裂的家庭关系。

从那个学期开始,我常常在课堂上提醒学生,如果需要的话,要寻找专业帮助。这不是我该做的工作,但这也是我该做的工作。我和学生说,不要什么都憋在心里,难过时要去找能够交流、聆听的人。如果实在找不到,可以来找我,我是最后的选择。我知道我不是心理医生,但如果他们真的找不到人了,我会尽自己的力量。其实这样的对话我也很吃力:我怎样才能安慰一个学生,当他们的朋友和同学被警察逮捕了?我怎样骗他们说一切都会好的?

只有一句话,我说起来十分笃定:这些都不是他们的错。

在今天的香港,作为老师,我们还能如何教育年轻人勤思好问?我们还能如何教育年轻人诚实自省?我们如何告诉年轻人应该好好计划将来?也许更实用的人生经验应该是:“保持沉默,努力消费,直到死亡。”我们的学生还很年轻,他们的路很长,但并不明亮。其实作为老师,我们自己的工作也开始黯淡。

2019年11月18日,示威者试图离开理大校园,警方在科学馆道畅运道一带追捕尝试突围的人。

2019年11月18日,示威者试图离开理大校园,警方在科学馆道畅运道一带追捕尝试突围的人。摄:廖雁雄/端传媒

最近我教的一门研究生课上,第一次没有一个本地学生,同学们全都来自大陆,有些人上课的时候人还在大陆——这是线上教学。这门课我教过好几年,熟悉教学的内容和方法。这是一门社会科学课程,如前所述,核心教学方法是鼓励学生审视和分析生活中理所当然的现象。然而,这学期我第一次看到一整个班级集体拒绝这种方法。

我常常会请一个学生解释和分析他/她经常使用的某个词汇。这样做从来都不是要借此攻击这名学生,而是从熟悉的话题开展讨论。这一次的学生显然不能接受这个方法,他们展示出很强的防御性,不但不愿意参与正常的课程讨论,还会花大量的时间坚持这些词汇的正确性和准确性,虽然他们常常对这些词汇缺乏系统甚至基本的了解。

从有些学生的言论不难看出,他们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不感兴趣,也不愿意用不熟悉的方法就了解和接触外面的世界。每当有机会了解其他文化,他们的选择是拒绝。一位同学坚持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由政府直接控制文化产业,并认为大部分国家的确如此。而当我尝试解释如何分析和审视“血缘纽带”或“种族”这样的社会概念,这门课的学生表示很难接受这样的分析。当我邀请来自中国以外国家的华人分享国族经历时,学生认为这位讲者是被她的国家洗脑,希望她能够正视自己和“祖国母亲”的关系。还有几个学生提出中国的少数民族其实得到优待,比如少数民族学生在高考时会得到额外的10分,所以真正被压迫的受害者是我的这些汉族学生⋯⋯

这门课对我来说真的很难,学生们的作业、态度和之前的学生比相差太多。一些学生能够学习研究生水平的课程,但大部分人的作业水准很低。整个学期我都想方法克服遇到的困难,试著引导学生去问问题、讨论问题,而不是张口就说出经不起分析的口号。课下我花了很长时间来反思到底是不是我有问题:我是不是说话的方法不对,我是不是不够理解他们。我能感觉到学生们不喜欢这堂课,但我收到学生填写的教学评估时,还是震惊了。

2021年4月15日香港,一所中学举行升旗仪式。

2021年4月15日香港,一所中学举行升旗仪式。摄:陈焯煇/端传媒

这次评估中,大部分对我的批评的逻辑是,因为这堂课不是按学生们希望的方法教的,所以老师的水平很差,老师什么都不懂,也没有备课。这还没有让我特别惊讶,直到我看到很多人异口同声地写:应该解雇这名老师。

这样的评估让我闻到清洗“不爱国”教员的讯号。在另一所本地大学里,一名讲师被学生打国安法热线电话举报,这位老师坚信这是学生的报复行为,因为这名学生在他的课上获得较低的成绩。

这也许只是个开始,外国教员不然叩头,不然就被赶走。就好像我们的香港学生一样,走,或者屈服。反正政府早就告诉世界,他们有多么不在乎年轻人。

我们就这样看着一整代的年轻人的精神和情绪被磨成粉末。新世界的教条和我们之前的教与学背道而驰,而我们唯能期望自己能够坚持,期望我们目前经历的不会一直存在。

最简单好用的 VPS,没有之一,注册立得 100 美金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See Also

美国政府有多腐败?

知乎用户 诸神的黄昏​ 发表 在沙特阿拉伯,一位名叫科克汉姆的美国陆军少校,收了一千多万美元就将美军的工程核定与合同发包。 仅 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6 月,美军共发生了 4000 多起军官使用公务卡在酒店或赌场的消费行为其 …

形式主义,官僚作风与傲慢

今天,清华大学 2020 级本科生三千余名同学们度过了难忘的一天,尤其是参与了一场难忘的活动。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经过了上午的开训典礼与下午的训练,同学们不仅在身体上磨练了自己,也在精神上做好了艰苦训练的准备。全体同学都能以一种昂扬的斗志去 …

习巨婴的小学政治观

台湾不满意。 解决方式:武力威胁,军机绕台 幻想结果:吓死我了我们再也不敢独立了,给您磕头了,别打我好不好 实际结果:民进党民意支持大涨,台湾独立派反共派高升。 香港不满意。 解决方式:黑警武力驱场,五大诉求一个不理,国安法断香港手足后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