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能否促进经济增长？

by , at 04 August 2020, tags : 制度政治制度包容性汲取总统制 点击纠错 点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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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朱良发表

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文献综述。
放出粗略版，有时间再来整理细化。这不是我的原创成果，我只是把别人的论文里东西摘录整理给大家看。个人认为，最后的 Acemoglu 的结论最靠谱。
2014.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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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
“不相容” 学派
该学派认为，民主阻碍了经济增长，民主与经济增长是不可兼得的，尤其在不发达国家。（比如，亨廷顿：政治参与过早发展）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需要独裁控制和压缩自由，没有一个强大的集权政府是不可能扭曲运用资源取得快速经济增长的。

“兼容” 学派：

该学派认为，民主有利于经济增长，两者在发展过程中是兼容的。他们认为，民主的过程以及基本公民自由与政治权利的存在与运用，产生了最利于经济增长的社会条件。

另外，政治经济自由增强产权和市场竞争．从而也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怀疑” 学派

该学派认为，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根本没有系统性的关系，仅仅拥有一个民主政府对经济增长来说是无所谓的。

相反，考虑的焦点应当放到制度结构和政府发展战略，这样一些独立于政治体系的民主特征的方面。

该学派还提出，不同政治体系能够采用相同的经济政策，这表明政治体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可以忽略的。

实证分析：

图：关于经济发展与民主关系的 13 项实证研究总结：

研究评价：

在 13 项研究中，3 项发现民主对经济增长率具有负面影响，6 项发现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其余 4 项研究则得出两者之间存在有条件的关系的结论。

不仅如此，它们在度量特征、样本覆盖面、研究设计和分析方法等方面既有巨大差异义存在诸多缺陷。

所以，这样的总结出的结果并非令人满意。

二、Przeworski&Limongi(1993)

20 世纪 90 年代另一项重要的文献回顾是由 Przeworski 和 Limongi(1993) 完成的。

该研究共回顾 18 项相关实证研究及其得出的 21 个结论，发现其中 8 个认为民主政体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影响，8 个以为威权政体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影响，而另外 5 个则没有发现不同政体之间的区别。

有意思的是，1988 年之前刊登的文献的 11 个结论中，有 8 个发现威权政体经济增长更快，而 1987 年之后刊登的文献的 9 个结论中没有一个支持该发现。（提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历史的终结”？）

18 项实证研究总结

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结果

民主化过程为例。（亨廷顿的启示）

民主化过程基本上可以分四个阶段：

① 一是威权体制由于合法性危机或其他结构性因索、环境凶素听趋向崩溃的阶段。

② 二是狭义上的政治转型阶段．或民主制度初步建立的阶段。

③ 三是转型之后民主制度的巩同阶段。

④ 四是民主的成熟阶段。

显然．处于不同阶段的民主政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如果一国政权正处于危机四伏的威权崩溃阶段，或者充满动荡和不稳定的民主巩固阶段，那么，民主对经济增长必将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当一项研究的国家样本中既有成熟的民主国家，也有正处于不同民主化阶段的国家，那么，我们目前的研究设计显然无法区分这些背景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与经济学的 “条件趋同” 吻合）

三、Barro(1996)：新的标杆

巴罗研究了民主和经济增长相互间的影响，他的研究结论被认为是这一领域的一个基准。

Barro 认为。“民主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是负向的”，而且 “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民主程度比较低时，对经济增长是促进的；一旦民主达到一定程度以上之后，就会阻碍经济增长”。

（大家想想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人们的民主素质问题；发达国家讨好选民的现象 / 欧洲债务危机的希腊拒绝削减财政支出。。。）

后续许多研究都和 Barro 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比如 Plumper 和 Martin(2003)的研究也证实了民主对经济增长的这种 “倒 U 型” 影响。

四、Acemoglu(2008)：大致结论（我自己认为说的最好而已）

（MIT 经济系的达龙 · 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是当今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45 岁的他，被公认为政治经济学领域的 “超级天才”。）

Main idea:

This paper develops a model to analyze economic performance under different political regimes.

An “oligarchic” society, where political power is in the hands of major producers, protects their property rights but also tends to erect significant entry barriers against new entrepreneurs.

Democracy, where political power is more widely diffused, imposes redistributive taxes on producers, but tends to avoid entry barriers.

Reasons:

When taxes in democracy are high and the distortions caused by entry barriers are low, an oligarchic society achieves greater efficiency.

Because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entrepreneurship shifts away from the incumbents, the inefficiency created by entry barriers in oligarchy deteriorates over time. The typical pattern is one of rise and decline of oligarchic societies: An oligarchic society may first become richer, but later fall behind a similar democratic society.

Also discuss how democracies may be better able to take advantage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how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may keep inefficient oligarchic institutions in place. (lock-in)

Conclusion:

An oligarchic society first generates greater efficiency, because agents who are selected into entrepreneurship are often those with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at sector and because oligarchy avoids the distortionary effects of redistributive taxation.

However, as time goes by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entrepreneurship shifts away from the incumbents to new agents,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oligarchy worsens. Contrasting with this, democracy creates distortions via the disincentive effects of taxation, but these distortions do not worsen over time.

Therefore, a possible path of development for an oligarchic society is to first rise and then fall relative to a more democratic society

参考文献：

Acemoglu D. Oligarchic versus democratic societies[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8, 6(1): 1-44.
Barro R J. Democracy and growth[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96, 1(1): 1-27.

_吴晓锋. 民主促进经济增长吗?——关于民主对经济影响的实证文献述评 [J]. 生产力研究, 2012 (5): 5-7.
_

邹俊伟, 饶茜, 杨谷川. 反思西方式民主: 转型国家民主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J]. 生产力研究, 2010 (4): 6-8.

知乎用户老撕基发表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从学界讨论的脉络来看大家首先关注的是，经济发展能不能带来民主化，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现代化理论的开端，进而展开内生性 or 外生性的讨论，
而不是直接跳到本题所问的民主化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
两个问题确实处理的是同一对变量，但是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差异让这两个问题显然带有不同的预设…

所以补充一下，

@朱良

回答里的 Przeworski 还是 Acemoglu 都是可以放到现代化理论的演进的大背景下面来理解。公知女神早年就写过一篇现代化理论的文献综述，这里简单搬几段呼应的：
普泽沃斯基（Preworski）转向外生性解释，即经济发展不一定引发民主化，但是**一旦民主化，经济发展更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存活。**由此，慢慢积累出了越来越多的富有民主国家。… 我们之所以观察到经济发展与民主的正相关性，不是因为经济发展能引发民主化，而是因为经济发展能支撑民主存活… 普泽沃斯基的理论引起巨大反响，许多人认为它标志着李普赛特命题的终结。
…
波伊克斯最先对普泽沃斯基作出系统的反驳。他在内生性民主化（2003）一文中，分析了普泽沃斯基的数据和方法，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关系，既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即经济发展既引发民主化，也支撑民主制度的稳固。
**
英格里哈特等也对普泽沃斯基提出质疑，指出普泽沃斯基忽略了穷国和富国政权稳定性的不同。中低收入国家的确比富国更易出现民主转型，但是它们也更易出现民主崩溃。高收入专制国的确少有向民主转型的案例（这是普泽沃斯基否认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论据），但高收入民主国家更少有向专制倒退的案例。
传送门刘瑜：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吗？

稍微发散一下，其实波兰尼的双重运动也是可以简化地理解成社会通过民主制度对于市场体制的抵抗，市场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张力和嵌入关系，其实也说明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很难有绝对答案。

再发散一下…. 经济发展的直接促进因素有更多，上面很多回答都提到了，首赞所在北大政经系除了傅军老师以外，还有路风、宋磊、封凯栋这些更关注产业政策、政企关系、经济演化理论的学者，这些变量都是相比较于民主这个政治制度更直接影响到经济效率的变量。至于民主制度下是否更可能形成对经济有利的相应政策、环境，则是一个联系到资本主义多样性的大议题了。

知乎用户 talich 发表

很显然，没有民主，经济也能增长，否则在人类出现民主前的所有经济进步都无法解释了。

我想提问者是想问，民主是不是更好的促进经济増长的形式？

如果是这个问题，答案应该是难说的。

比如 1974 年 Fogel 和 Engerman 出版了争议巨大的 Time on the Cross，讨论了奴隶制在经济上的合理性。Fogel 和 Engerman 认为美国南方的奴隶制比北方的农场要有效率。如果仅是凭经济发展，南方可能现在还是奴隶制。事实上在奴隶制之下，南方种植园的生产效率增长速度远超人口增长。

Robert W. Fogel 和 Douglass C. North 在 1993 年因为相关研究获得了瑞士银行 (诺贝尔) 经济学奖。

知乎用户 chenqin 发表

问题很有趣，没一本书估计也写不完。
“民主”，或者说，“好”的制度，到底能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问题。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是好的制度引发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了好的制度。比如我们说私有产权、教育普及这些因素促进经济增长，但在经济保持停滞时，这些制度也不会自发出现。这又回到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就像一个鸡笼，每次我们观察它，都只能看到一堆蛋和一窝鸡，但一只鸡能下几个蛋？一个蛋能孵出几只鸡？没看到，也不知道。为了检验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因素，这个因素能凭空生出 “蛋” 来，但不会产生“鸡”，就像一个鸡笼有了＂制蛋机＂，我们知道他能产生几个蛋，那么只要再找一个其他条件类似，但没有制蛋机的鸡笼，看前者多了几只鸡，如此我们才能知道蛋对鸡的单向因果关系是什么样的。在没有找到这个制蛋机把这制度和增长的因果关系分开前，这个问题是不能得到回答的。
我这里暂时不提 “民主”，就引用 MIT 博士柯荣住的一篇演讲，看看经济学是如何找到这个因素，来研究“制度” 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Acemoglu，Johnson, Robinson 找到了一个因素将这个因果关系分离开来。这个因素只会影响制度而不会影响经济增长本身。这篇文章在 2001 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他以十八世纪的传教士或殖民军队由水土不服导致的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这个变量为什么有意思？我们想知道一个国家制度作为政治遗产，对经济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很多当年的殖民地国家（比如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后来经济发展很好，但是也有一些国家例如加勒比海沿岸国家以及非洲一些国家的经济相当落后。到底殖民对经济发展有没有好处？大家认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殖民带给当地的遗产是什么。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这些殖民地，殖民者把他们殖民宗主国的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体系搬到了当地，他们在当地模仿宗主国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好的行政体系。但是也有一些国家（比如加勒比海地区、非洲国家、南美国家）的殖民宗主国只是一味地掠夺当地的自然资源，没有留下好的政治遗产。这样一来，十八世纪时候的政治遗产和制度遗产就影响了今天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什么因素会决定留下什么样的政治遗产呢？一般和他们认为某个地方是否适宜居住有关。如果认为某地适宜居住，他们就有长期政策导向，就像中国古代有坐寇和流寇之分。如果认为当地适合居住，贼寇就会有当坐寇在当地经营的想法。这也可以解释日本在对台湾和中国大陆进行殖民统治的手段为什么不一样。日本人想把台湾作为永久殖民地，所以他们还是想把一些本国的好的管理经验搬到台湾。对于中国，他们就采取残暴的掠夺手段。殖民者认为当地是否适宜居住和他们在当地的死亡率有很大关系。如果死亡率很高，他们就只想在当地掠夺一把就走。如果这个地方适宜居住，他们就会觉得将来有可能留在这个地方，从而力图建立一个好的制度。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的美国。如果十八世纪的传教士和殖民军队的死亡率对今天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有影响，那一定是影响了当时殖民者给当地留下的政治遗产从而影响了经济发展。为什么是水土不服这样的疾病呢？因为水土不服对当地人没有影响，只是对外来人有影响。这样一个因素不是说某个地方本身适不适合居住，而是说这个地方适不适合殖民者居住。这控制了当地环境是否不适合所有人类居住的可能性。Acemoglu 等想说明的本质问题是那些殖民者的死亡率会决定他们是想在当地长期居住还是想捞一票就走。这会影响到殖民者在当地的初始制度安排。这些初始制度的安排具有长期性，从而影响今天当地的制度。今天当地的制度影响了今天当地的经济发展。这就是他想揭示的逻辑链条。这篇文章的引证率很高。尽管也有人批评这篇文章的数据有问题，但是整体说来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想法。这也是第一次找到一个这么好的工具变量能够把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分离开来。
后面还有很多人跟着这样的思路走，去年就看到有人写了一篇这类的文章。他找的是世界各个大洋上的小岛。这些岛像中国一个县那么大，本身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属于一些国家的，曾经被殖民过。他分析的是这些岛现在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当初它们被殖民的经历之间的关系。他也是想搞清楚其中的因果链条。他找的工具变量是当地的季风方向。这也是很巧妙的，季风的方向不是内生的，因为人无法影响季风的方向。但是季风的方向会影响这个地方被殖民的早晚。殖民者当时坐的是帆船，如果处在比较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就会被殖民得比较早。这个变量有一些问题，因为国际贸易也会受到季风的影响。所以仍然有一个经济发展的内生性的问题，如果处在较好的季风位置，和别的大陆或者岛之间的贸易就会比较多。总而言之，要想寻找到这样一个变量是很困难的，但是要想识别因果关系，这是一个从计量上看，很重要的方法。这为我们分析究竟那种因素决定经济增长提供重要的工具。
Acemoglu 的文章发现了制度对经济的显著促进关系，他知道十八世纪的水土不服带来的死亡率（制蛋机）对制度（蛋）有影响，而且只能通过制度对经济增长（鸡）起作用，那么简单地对多个国家做回归，看低死亡率（有制蛋机）的国家经济表现好了多少（多了几只鸡），制度对经济是不是有影响就搞清楚了。他最近的一本书 why nations fail 也出示了更多的证据，继续鼓吹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但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对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净关系仍未达到广泛的共识。一些学者发现他文章的结果无法重复，我想这个问题还需要我们的进一步努力。

知乎用户 acel rovsion 发表

谢邀，先给结论，不能，或者说更准确的说法是不正相关。
要说明这个问题，需要探讨三个子问题：
1，如何定位具体的民主形式。
2，民主对应的经济政策是什么。
3，经济政策对本国的经济贡献。

一，从广义民主上来看。
20 世纪是新国家独立的爆发期，而这群国家在独立建国以及确立制度的时候，在初期大致是参照大国的制度进行仿照而来。那么，我们唯结果论一点，大致有以下几种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情况。
1，老牌国家在快速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毁灭封建王朝，建立资本主义民主的制度，从而在世界历史上占得先机，并在殖民年代积累资本，完成第一阶段发展。这一类是各老牌殖民帝国。
2，新兴独立的民主国家，通过民族革命，仿效前宗主国留下的制度，进行确立，最后和平发展，成为新兴势力。比如巴西，印度等新兴国家。
3，同样是新兴国家，在陷入长时间内战，最后由一方军阀实现政权大一统，最后仿照大国建立民主制度。
4，在大国博弈中，被当作推手部，从而不得不开始接受西方民主思潮，开始转向，并在西方的影响下建立民主国家。

而就结果而言，以上四类，在建立民主制度之后，部分取得成绩，部分昙花一现，部分已经被新制度取代，部分仍然陷入不稳定，部分慢慢走入低谷。
也就是说，民主制度从确立到初期发展这样一个过程中，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几乎所有排列组合的结果，你都能找到活体甚至具体到一个国家的某一个时期。

所以民主和经济发展显然不是单纯的一种线性关系，也就是不完全相关。。

本来这里已经把问题回答完了，但是考虑到完备性，我就多写几句。

二，如何定义民主。
刚才是使用广义民主概念在用唯结果论来考量，那么我们现在来定位下民主。
民主制度和社会学上的民主不同，和伦理学上的也不容。在世界范围内来看，目前存活的民主国家的制度可以概括为：
在大的政治框架下，政治结构多极，价值观多元，决策来自多方，民众有一定政治参与权，以多方妥协决定主体走向的政治态势和政治走向的制度。。这是现实的民主制度定义，很多人所谓的乌托邦政治从来没有存在过。

我使用三个坐标，由程度不同来说明。
X：大政府 / 小政府。（a 表示前着，b 表示两者之间，c 表示后者）
Y：精英政治 / 广泛政治。
Z：自由主义 / 集体主义。

Xa+Ya+Zb：欧洲大陆诸如德法采用的民主模式，以二元总统制或者内阁责任制为主，政府权力大，并且对宏观经济有强有力的掌控力和宏观结构调节力。
Xa+Ya+Zc（福利国家）：民主社会主义制度，高税收高福利，政治精英化，但在与资本捆绑中，政府逐渐变为协调者和服务者的定位，北欧小国为例。
Xc+Ya+Za，英美体制，核心在于林立的各种不同的资本力量或者半资本力量，从而产生广泛妥协来决定国家决策，宏观调控工具是自由市场。
Xa+Ya+Zb：国家资本主义或政策资本主义，精英执政和精英治国并存，宏观经济由政府直接出资或者政策引导。比如，新加坡，巴西。
Xb+Yc+Zb：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后发民主制度。

所以说，要取准确定位 “民主本身” 是有不同的结构和不同的方式，对经济政策理解也大有不同。所以单纯聊广泛的 “民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实际上意义不大。。显然也不够成“正相关”。

三，制度对于经济政策的关系以及对本国的影响。
用二元分法来看，世界上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但是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也没这么简单。
我们姑且这样划分一下：
自由市场—调控市场—政府参与的市场—国家资本主导的市场—政府或政策主导的市场—市场参与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

而经济政策对本国经济的影响，直接体现于 “效率” 之上。
而经济学界受到左右政治立场差异，往往会推出两种代表左右的决策方式：
1，调控自由市场。
2，产业政策市场。

1，的内容大家都比较熟悉，事实上就是政府在宏观上对于总体有一定能力把控，在产业调节上有一定规划能力和整合能力，在实际运行中放权给市场，而政府的每一个决策变动都要通过市场方式来进行，并且不能违背市场原则。
2，产业政策虽然不是我国独创，但是在我国是最出名的本土政策，他和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的妥协政策不同。其起源于我国两个历史性的特色，
第一，政府招商引资制度。
第二，官员考核地方经济成效至上。
而这两个特色就形成了我国特有的政府作为产业规划主体，也是投资主体，也是主体协调者，同时也是市场的引导者。这也使得产业政策的关注点和主要范围就在产业经济，基础设施，大众运输这几个领域之中。同时在开拓新产业和产业国际化的时候，政府使用政府信用担保或者干脆出资来扩大规模。

故而，1 和 2 的主要区别在于市场和行政的主次不同，但大都是这样的二元结构。

那么这两种方式和政治制度有什么关系呢？
一般来说，大政府体制相对倾向于后者，但是也有例外，北欧小国倾向于政府把控财政，同时用市场手段并行的参与方式。
而英美体系，欧洲大陆基本上倾向于前者，而德国相对而言取了一个中间，而且其政府掌控力也不如后者那么大。

由此可见，经济决策和政治制度的关系是模糊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具有时效性，与某一时段本国的政治态势，地缘状况，国际形式都有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有 “倾向性” 的“客观考量”的决定。

然而就现实来看，目前产业政策的实际效果显得更好，这个现实不仅仅体现在我国，对于其他国家，也在慢慢倾向于后者。
很简单，产业政策有三个很明显的优势，
1，外部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整合，政府不是专业的市场参与者，但是他能做到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整合社会收益，来进行再投入，从而几何状扩大这个产业的规模，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税收，而这一点自由资本是做不到的。
2，框架的稳定性。政府主导从一个产业的规划和建立开始，无论通过直接投入或者政策引导，都能够做好一个即有的框架结构，而这个框架的稳定性来自于政府的强大执行力和政府信用。
3，在单一的，民生化的，规模大的基础设施，能源，等等产业之中，政府可以全权把控和规划，一定程度上增大了效率。

当然以上三点不仅仅是优点，同时也是缺点，体现两面性。

而举了这么多经济政策的东西，无非说明，

对于本国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是经济政策，而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有模糊相关性，但是更具有选择性，时效性和客观性。所以单纯谈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而言，显然是不完全相关的。。。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和经济政策选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更多的首先是要依据本国客观情况，而不是单纯抛出一个 “社会学命题”，把自己关在象牙塔思维里，完全脱离实际得去聊民主和发展。

知乎用户李景学发表

美国对中国倒贴钱培养推墙党推销民主自由，

对于高科技科技、尤其是半导体技术则是严防死守。

这说明了什么？

知乎用户江嘉键发表

看了大家的答案，觉得对于这个问题，简单地说能或者不能，都不对。现在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我觉得应该是不确定。在真实世界中，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至少有以下几种：

实现民主以后经济腾飞的国家和地区：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
实现民主以后经济发展却停滞的国家：东欧剧变以后的东欧各国
没有实现民主却实现经济腾飞的国家和地区：台湾，新加坡，香港，中国大陆等

假如这三方面的情况都有，又怎么能轻言民主能否促进经济发展呢？要分析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确实存在很多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变量太多。一个社会里面，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太多，文化，宗教，人口结构，资源教育水平这些等等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所以经济发展得快，未必是民主的功劳；经济发展得慢，未必是民主的过错。
第二个困难在于逻辑关系的不确定。假如民主和经济发展构成因果关系，那么到底民主和经济发展谁是因谁是果，还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又或者民主和经济发展只是构成时序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即 A 发生在前，B 发生在后，但他们之间却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第三个困难在于民主本身只是政治制度的一个特征。对于欧美政治制度，我认为可以用四个关键词来描述：民主，法治，自由和制衡。所以民主只是其中一方面。@chenqin 提出一个思路很有意思的研究，但是这个研究最多能讨论 “政治制度” 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并非 “民主” 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对于欧美政治制度的特征，法治，自由和制衡具有完全的正当性，但民主恰恰是最可疑的一个价值。民主的优点我们知道有很多，但民主本身也可能导致很多问题：多数人暴政，福利过度，决策效率低，民主化进程引发民粹主义和种族冲突（卢旺达大屠杀）。所以有一个观点认为，优质的民主制度必须要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崛起，人民受教育程度较高才能实现。而且，法治和自由并非一定要在民主存在时才能存在，例如香港殖民地时期政府，虽然不能实现民主选举，但是法治和自由却做得很好。
综上所述，就是要明确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实在太困难了。

不过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刘瑜在一次讲座中提到过一个研究：根据韩国，台湾和印度等多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研究，人均收入太低的时候进行民主化会导致较剧烈的社会动荡，而人均收入到一定水平后不进行民主化也会导致剧烈的社会动荡。研究提出人均收入的分界线为 2700 美元。（注：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三千多美元）。
所以，民主是否能促进经济发展不好说，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民主便会变成普遍的诉求。

知乎用户 M3 小蘑菇发表

要看具体情况
如果有大国拿着枪威胁你：“你不搞民主我就搞死你，搞民主，听我话，我就给你若干经济技术和贸易条款优惠”，这样搞民主的话经济就比较容易增长
如果只是不断讨好民众，支付更高工资和社会福利，降低工作时间，这样经济增长可能反而会减缓

知乎用户 huang liu 发表

“极端的自由导致极端的奴役”, 这是柏拉图批判雅典民主制的核心理念，“”古希腊 “” 三大贤者都是反对民主的，苏格拉底更是被民主的执行死刑。

柏拉图曾说：“在民主制中，没有专门的领导阶层，领袖人物取决于人民的喜好，因此，他们的行动在于维护他们自己的名誉和地位。默许人民的要求使政治领导能力受到了削弱…… 民主使智慧边际化。现在的世界完美的证明了这一点，民主制度已经长久的不能选出智慧和贤明的领导者，只有那些长得好看会演讲的上位。

柏拉图说，民主就比暴政好一点，是最烂的制度之一。最好的制度，是哲人王制度，让受过良好教育有高度哲学情操的人来治国。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已经非常接近这个理想了。当年的西方人看到中国的制度，非常羡慕，认为找到了终极真理，西方一代启蒙学家都非常仰慕我中国的制度。

丘吉尔说过，民主是最坏的制度，除了目前我们已经实验过的制度以外。很遗憾，英国一直是一个贵族分权，君主立宪的制度，无法诞生中国这样的科举制度。欧洲那些搞大宪章，扩大贵族权利限制皇帝权利的国家，都清一色的被瓜分瓦解了，波兰匈牙利都是如此。今天的英国，历史上的英帝国崩盘了，今天的英国也快瓦解了

中国从古就有限制贵族权利，扩大中央集权的体制，国家属于全民不属于哪个贵族，今天的社会，大家也是平等，可以通过公务员考试来逐级进入领导阶层，这个制度吸取了古代的科举制度，有其合理性。今天的中国应该以柏拉图的哲人王制度为追求，不要跟着搞什么民主。

中国古代的王朝，往往是亡于党争和统治力瓦解，跟贪污和独裁没有太大的关联。

知乎用户言不可弥发表

泻

@罗棒棒

药，先说结论，不能，民主是这顿饭的最后一个包子。比如过上发达社会的生活就是吃了一顿饱饭，民主就是你吃到第五个包子后，已经八分饱了，再多吃的那一个肉包子，刚好吃饱。很多人会以为吃饱就是靠最后的那一个包子，那我光吃最后一个包子不就行了？能吃饱么？这就像表白从来不是开始的标志，而是胜利的号角，有时候电视剧会给人一种错觉，只要一表白俩人就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那我直接表白不就行了，管他前边那么长的铺垫那么久的互相接触互相了解，我只管表白就行了，你看他们表白成功了都过上幸福的日子了。

知乎用户韩冬发表

@张亮的一个答案是我收藏夹里面最珍贵的答案之一 http://www.zhihu.com/question/19819957
人类可能对【激励】这个词太低估了。
低估心理学家称之为 “强化” 或经济学家称之为 “激励” 的威力。
你可以说这个东西 “众人皆知”，但我也认为在与我同龄的人群中，我这一生都位于最能理解“激励” 威力的前 5% 之列。每一年，我都会惊讶地发现，我对此的认知都在不断增加。
在施乐复印机的早期发展时期，乔 · 威尔森（Joe Wilson）辞去政府公职回到施乐，因为他无法明白为什么更新、更好的机器，销售状况却是如此糟糕，甚至卖不过他们那些功能更差的老式机器。当然，当威尔森到达施乐公司后发现，原来业务员销售老款机器的佣金更为丰厚。

我们仔细想想，如果我们在童年便热血沸腾的学习（假设我们被洗脑了，被 XX 莫名其妙的激励了），成年热血沸腾的工作，而且所有人都有非常好的团队精神，我们能创造的财富会是现在多少倍？很可能是成千上万倍（仅仅是技术进步就有放大作用）。

如果国家规定，托福 100 分奖励北京市中区房子一套（200 平方），奔驰一部（赠油 1 万升），全家终生免费医疗。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达到托福 100 分的水平，包括现在的文盲。

不同的激励制度能带来不同的激励。

当我们给导游景点数付费时，导游带我们游的飞快，每个景点浅尝辄止；当我们按时间计费时，导游便慢慢悠悠。

由于我们现在的科研激励制度的原因，现在有一些科研工作者把精力放在发水文而不是真正的做学术上。

有个外国朋友说，中国人怎么建这么差劲的房子，连猪都不会住。中国人大惊失色，仔细询问，才知道外国朋友说的是某一个听说近期要拆迁的地区，那里的居民连夜给自己的平房上面加了一层甚至两层，为的是更多的拆迁补偿。

每一个社会，其创造财富的人，都有一个数量。这个社会的制度能给这些人多大的激励，我称之为这个制度的激励能力。

不少制度的激励制度是不合格的，腐败，懒散，污染，矛盾各种社会原因都因此造成。

我们用应试教育考察学生时，激励的其实是做题的能力，而我们想要的是他们对知识掌握的能力。

所以，一个制度想激励的，和这个制度实际激励的，并不会完全契合，这个我们姑且称之为激励契合度。

激励契合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制度制定者想激励的人，和实际激励的人，是否是同一个人。

这一点，民主制度做的不错，相对某些独裁国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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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一个关于激励契合度的例子：http://www.zhihu.com/question/20395056/answer/15004849

知乎用户十号胖狐狸发表

有一定关系但是本质上关系不大。
靠谱的民族，像德国、日本，给个独裁者照样增长。
不靠谱的民族，换什么制度都没有用。

关键不是制度，是制度背后的人。

知乎用户伊苏卡赤发表

不谈观点，只做新华日报的搬运工。

民主是发展生产的暖室

　　今年元旦本报的第五版，刊登了一个工业问题的特辑。在这里，谈到钢铁和机器，谈到后方和敌后，谈到了厂家的意见，亦谈到了工界同胞生活的片断。我们的能力是有限，我们的条件很困难，因之，我们所能告诉读者的，真不及真相的万分之一。这是十分抱歉的事情。然而，这一个小小的报导，就足够大家吟味了。
　　看看国际大势，德国法西斯很快就会倒下去的；中国抗战的胜利亦是一定属于我们的，然而，经济的困难，却沉重地压得使人喘不过气来。物价是怎样一种状况? 产业又是怎样一种状况? 只要平常留意报上的新闻，是用不着看详细的数字就可知道的。
　　为什么有这种困难呢? 有些人把它解释为 “充分就业” 的结果。如果从形式去了解这个问题，或许可以这样说吧!? 就业既然充分，过了充分的一定界限，产业便就会像杯中的清水一般，从边缘溢出来。那末，溢出来的东西是不足惜的。因为杯中所盛的，已经够量了；亦就是说，我们的产业之发展，已是达到饱和的程度了。可惜的是情形并不如此。形式逻辑的结论与事实的真正内容，并不能一致。说一句干脆的话，我们的产业是可怜的很的，我们的工业生产还远远落在需要之后，更远远的落在我们的盟邦之后，只有不够，哪里谈得到过剩?
　　然而，事实上，却显得我们的生产，在闹过剩的危机了。这是本质上的生产不够与现象上的生产过剩之矛盾。解释这个问题的途径，应当全面地去寻找矛盾的症结，而不是在现象的面前愣住，把缩小生产作为办法。还有些人，认为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能力不够的产业单位之没落，乃是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的不可避免的法则。让他们没落，不但没有坏处，而且有促进大生产发展的功用。因此，面对目前这种形势，这些人，是泰然自得的。他们的重点主义将会在中小生产的废墟上长大起来?! 其实，这亦是不合事实的想头。阻碍着工业生产的基本原因，如果仍然存在，则伴着中小工业衰落的，将不是大工业的发展，而是囤积居奇的商业资本和充满着寄生性腐烂性的特种资本之发展。
　　这是再明白也没有的事。中国的工业必须大大的加以发展，它并没有饱和，它并没有满到边缘，目前溢出来的那些水，乃是由于杯中投下一些石块。投下石块，不但水会溢出来，而且有打破杯子的危险。我们很同意一位工业家的谈话：“民主和科学不可分，工业本身就是科学的体现。离开了民主政治，科学成了法西斯的御用工具；离开了民主，工业亦只是为了绝少的人的利益而耗尽了工人的劳力”(见元旦本报第五版)。我们更同意他的另一段话：“工人与生产如果不能以民主的方式结合起来，生产的积极性固然无法提高，工作效率无法改进；如果工业生产者和政府管理机构，不能以民主的方式和衷共济以求进步，工业生产亦无由改善”(同上)。民主是发展生产的暖室。经济上的民主是解决当前这个纽结最基本的途径。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上述的种种困难，才能使提高生产再不至遇到种种制约，才能逐渐克服这一个本质是生产不足而现象是生产过剩的矛盾。

——《新华日报》1944 年 1 月 4 日社论

知乎用户山高县发表

就一人一票的形式民主而言，在特朗普自弃皇冠前：

能，如果民主之后美国对你开放市场的话。。。

不能，如果你的经济水平在华尔街收割线以上的话。。。

特朗普自弃皇冠后嘛。。。。

民主是做蛋糕的，靠少数服从多数没法分蛋糕，分蛋糕得靠铁和血（民主分蛋糕俗称民粹）。蛋糕做不大，民主就玩完。默克尔骂特朗普是民主最大威胁，不是胡扯。。。。

知乎用户匿名用户发表

首先，对于民主有很多种说法，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暂且先以 “投票选举领导人” 来说吧。
二战之后经济发展迅速的，继日本德国之后还有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也便于大家感受。
今天的新加坡是繁华的金融中心，人们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和自由。但新加坡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却不是民主国家。李光耀从政半个世纪，担任了 25 年的总理，后来又在内阁担任了 21 年的国务资政。
台湾也是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的, 长期保持年均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到了 1980 年代, 台湾经济奇迹已经威名远扬。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两蒋专制独裁统治的时期, 无民主可言。台湾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 蒋经国当政, 而蒋经国是众所周知的大独裁者。直至今天，据说全台湾民望最高的政治人物还是当年显著改善民生的强势领导人蒋经国先生。

韩国。韩国经济也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起飞, 经过不到 20 年的时间, 创造了著名的 “汉江奇迹”,, 跻身发达工业国之列。这段时期的韩国是在朴正熙统治之下。朴正熙从 1961 年在位到 1979 年被暗杀, 一共 18 年, 而这段时期的韩国是军人政府当政，朴正熙就是少壮派军人的代表, 他是通过发动军事政变上台的, 军政府跟民主实在扯不上关系。

香港在二战结束时还是一个贫困的小岛,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经济起飞, 到 1997 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时, 香港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大致跟英国相等, 而这期间英国也有可观的经济增长。这期间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 没有民主, 私以为香港经济成功的关键是自由市场经济，从郭伯伟到夏鼎基再到彭励治, 香港历任香港财政司的施政原则就是 “积极不干预” 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自由和法治一直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而不是民主。

张维为说：“还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一人一票实现了现代化。”

知乎用户远古善良自由党发表

命题 1. 经济发展主要由经济政策决定

从近现代历史，尤其是近几十年以来的历史来看。

经济发展，特别是中短期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由经济政策决定的。韩国、民国台湾地区经济腾飞时期，都是威权政治时期。而泰国曾经频繁发生政变，但是有很长时间，也并没有改变其经济高速发展的事实。

只要一个国家，坚持自由市场经济，保持数十年这样的发展，肯定会取得长足进步。这跟民主不民主没关系。

命题 2：民主不一定能带来快速的经济发展

民主国家并不必然选择良好的经济政策。而可能选择一些完全与经济发展背道而驰的经济政策。

最典型的是印度。

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自从建国之后，采取了一条国家干预、贸易保护的发展道路，结果印度的经济发展安全停滞不前。

所以指望民主一来，就可以带来经济高速发展的人，是必然会失望的。民主并没有这样的神力。

命题 3. 专制统治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长期的专制统治，会压制大量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是社会的、民族的、宗教等多方面的。这些矛盾，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会隐而不显，然而一旦经济形势糟糕，又或者对外战争失败等情况下，会即刻爆发出来。

而且专制统治下，政治权力也更容易腐化。这些腐败的专制官僚会逐渐腐蚀经济发展的成果。

命题 4：专制统治下的矛盾爆发会极大阻碍经济发展

一旦专制统治下矛盾大爆发，往往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其带来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大洗牌，将极大的破坏经济发展。

在某些最极端的情况下，会将数十年的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

命题 5：民主是最不坏制度，它可能是慢牛，但走的稳当

民主制度下，虽然也会犯各种经济政策错误，但是它的基本政治运作方式，决定了它会避免一些最恶劣的情况。

虽然在中短期，可能会处于种种劣势，但是民主政治下社会根基是稳定的。各种矛盾在平时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发泄。不会发生那种一旦发生一个经济危机天下大乱的情况。危机了，换个政党就行了。

但在专制国家，则非得人头落地不可。

长期下来，这种差距是非常可观。比如北美和南美的差距。

知乎用户李家翔发表

理论推导的话，都可以有因果关系的解释，但是都未充分证明。
之前看过这方面的文献，但是因为不多，所以文献综述不好弄出来，但是看到楼上已经开始写了。我就先补充一句：制度应该更侧重经济次序，经济增长应该更侧重经济过程，观点主要来自杨小凯和林毅夫当年就 “后发优势” 的讨论。

如果我之后动笔写这方面的作业、论文，应该很乐意，到时候再粘贴上来，大家一起学习。

知乎用户郑坚义发表

不是经济学专业出身，但是最近正好看完一本跟问题相关的书，书名叫《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所以路过回答一下（回答内容基本为摘录）。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是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基利安教授德隆 · 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现任哈佛大学政府学的大卫 · 弗洛伦斯教授詹姆斯 ·A. 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共同编写的一本书，里面探讨的就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

为了回答国家兴衰、国富国穷、国家间不平等和经济发展差距等的根源，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对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是根本原因的观点。这种观点与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Douglass North）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著作中提出的 “制度是重要的” 观点一致。

该书将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用包容性（inclusive）和汲取性（extractive）来刻画，从而提出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等概念。他们没有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而是借用历史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描述性说明。

首先是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历史上大部分国家在大部分时期内采取的是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比如，光荣革命前的英国、大革命前的法国、殖民地时期的北美、南美及拉美、非洲以及亚洲。所谓汲取性，从政治上说，人民或者广大公众没有决策权或表决权，既没有选择当权者或统治者的权利，也没有选择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的权利，当权者或统治者要么是世袭的，要么是通过革命由军阀或军人担任的，精英人物或者既得利益者在制度的选择或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作用，结果所选择的制度或者经济政策都是由当权者、统治者或者精英人物制定出来的，他们通过各种垄断权、专卖权、市场控制等掠夺生产者，使得生产者只能够得到所生产产品的一小部分甚至得不到所生产的产品，结果就是生产性激励的不足。比如，历史上欧洲殖民者对南美洲秘鲁、巴西和北美洲墨西哥等的殖民，欧洲殖民者从非洲大量贩运奴隶到美洲、亚洲等国家或地区进行奴役等，殖民地的土著居民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被迫为殖民者工作，他们建立起来的是典型的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是对应的，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采取汲取性政治制度，那么其很有可能建立起来的是汲取性经济制度。

其次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历史上，许多国家通过革命建立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现在大多数发达的国家采取的就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所谓包容性，从政治上讲，强调人民或者说广大群众具有政治权利，能够参与政治活动，选举领导人或者当权者，选举政策制定者，领导人或当权者是人民或者选民的代理人而不是统治者，任何人都有成为领导人、当权者或政策制定者的机会或可能性；从经济上讲，强调自由进入和竞争，任何人都没有通过垄断、专卖或者市场控制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人们都可以获得生产性收益的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人们具有很高的生产性激励。比如，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精选总统或者议员，人民具有投票的权利，众议院和参议院是重要的决策机构，任何人都有成为众议员或者参议员的机会；在经济上，不论是谁都没有垄断权，甚至像世界首富比尔 · 盖茨也会受到联邦法院的反垄断调查；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大革命之后的法国也都如此。

再次是汲取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采取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国家是存在的，比如只进行了经济改革而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的国家，但是这种国家的包容性经济制度难以长期存在，很快就会由于汲取性政治制度而发展为汲取性经济制度。这种国家往往是为了刺激人们的生产性激励而制定的包容性经济制度，但是不会从根本上触动既得利益者或者当权者的利益，而他们刺激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有更多可以攫取的资源。

最后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的是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那么它就不会采取汲取性经济制度了，所以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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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无论是包容性制度还是汲取性制度，都能够产生经济增长，关键是经济增长能否持续，能否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只有包容性制度才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汲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下的经济增长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汲取性制度也能实现经济增长，攫取者也有实现经济增长的强烈动机，因为他们需要攫取的资源。无论攫取者要攫取什么，首先必须要有可以供攫取的资源，无论是生产者生产出来的产品还是劳动者本身。这样，在汲取性制度下，统治者或者当权者也有发展生产、促进增长的动力，只不过他们发展生产、促进增长的动力可能不是基于劳动者的自愿而是通过对劳动者的强制进行。比如，农奴制度下的西欧和东欧社会，统治者通过农奴来发展生产；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南方通过黑奴来发展生产；殖民地时期的美洲、非洲等，殖民者都是通过对殖民地劳动者的强制劳动生产产品然后占有。当生产的物质产品越多越丰富的时候，攫取者能够攫取到的资源越多，能够攫取到的产品越多，所以攫取者有时限或者促进增长的强烈激励或动机。

在汲取性制度下，当局或者统治者能够利用权力在短时间内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实现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比如苏联在早期的经济增长，当局通过集体农场强制劳动、降低农产品价格并提高工业品价格等强制收购政策，集中资源发展工业，实现了工业的迅速增长。苏联的经济增长到 20 世纪 60、70 年代之后逐渐下降，但是至少实现了 50 多年的增长，并且曾经一度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并且唯一能够与西方对抗的国家。所以，在汲取性制度下，不仅当局者、当权者（即攫取者）有强烈的推进经济增长的动机，而且还具有推进经济增长的能力，只不过汲取性制度下攫取者推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不能持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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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性制度下的增长不可持续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攫取者的任职期限。统治者或者当权者都有生命期限和任职期限，而不可能无限期任职，这会导致其短期行为，也就是在其任职期间尽可能攫取，而不会有长远打算。

二是生产者的激励不足。生产者或者劳动者虽然被迫努力劳动或者工作，但不是自愿的劳动激励，结果就是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越来越少。即便是表面上努力劳动，也会在实际上努力不足。比如苏联的确在一定时间内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但是工人们的激励越来越小，因为工人们会想出越来越多的办法对付强制他们劳动的人，消极怠工等。

三是攫取者之间的竞争或者冲突。攫取者之间会为获得有利的攫取条件展开竞争，使得既得利益者为维护既得利益、非既得利益者为获得攫取机会展开竞争，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竞争、既得利益者与非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竞争，结果是降低了生产的激励，阻碍长期经济增长的实现。比如垄断者为保持垄断地位、竞争者为获得垄断地位而相互竞争或斗争，必然不利于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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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包容性制度下才能够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包容性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条件。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要实现长期经济增长，需要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并存。这是因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能够克服汲取性制度下阻碍增长的条件或因素，并且能够为长期经济增长创造条件。这也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生产者之间的激励。在包容性制度下，生产者有充分的激励从事生产活动，因为生产者能够占有所生产产品的大部分或大绝大部分，并且对此有稳定的预期，生产者从事生产活动的激励完全是内生的，不需要强制，这种生产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能够长期进行下去。

二是避免攫取者任职期限约束下的掠夺性攫取。在包容性制度下，没有攫取者，总统或首相等所谓的当权者或统治者不是攫取者，而更大程度上是议会等机构的代理人或议会等机构决策的执行者，这就避免了汲取性制度下统治者、当权者或任职者通过个人权力或权威进行攫取的行为。如果首相或总统等当权者不按照选民的意志行事或者作了违背选民意志的事情，就会受到选民的抵制，或者不能够再次当选。正是通过这种包容性制度，避免了汲取性行为，提高了生产者之间的激励。

三是避免了攫取者之间的非生产性活动，并促进了生产性活动的发展。在包容性制度下，人们更多的是从事生产性劳动，通过发明、新技术等的采用获得有利的生产条件，而不是通过从别人那里攫取维护既得利益或者获得额外收益，这样能够鼓励创新、发明和新技术、新的生产条件的使用，进而促进生产。比如，美国的比尔 · 盖茨是世界首富，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或发明创造来获得超额利润成为世界首富的，在他成为世界首富后还经常受到美国联邦法院等的反垄断调查或诉讼并且时刻面临着微软被分拆的危险；而墨西哥的电信巨子、世界首富卡洛斯 · 斯利姆（Carlos Slim）则主要是依靠与总统等当权者的关系垄断了墨西哥的电信产业并将整个电信产业收购为私有财产而致富的。盖茨和斯利姆创造财务或者使个人致富的方式有本质的区别。盖茨是包容性制度下创造财富并致富的，而斯利姆则是在汲取性制度下通过垄断定价等进行攫取而致富的。

－－－－－－－－－－－－－－－－

关于国家兴衰的条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虽然讨论了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只是给出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没有给出充分条件。包容性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是充分条件，他们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讨论。不过，他们倒是给出了经济落后或国家失败的充分条件，即汲取性制度。一个国家只要采取了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那么注定会失败。其实，之前研究国家兴衰的文献，大多数也都是强调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而很难找到国家兴起的充分条件，例如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和《权利与繁荣》中的讨论，给出来的也只是国家衰落的条件和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真可谓 “失败的国家都是相似的，而成功的国家各有各的条件”。

知乎用户王凡发表

作者：王凡
链接：西式民主制度是否对经济发展有一定阻碍作用？ - 王凡的回答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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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啊，真是图样，不问是不是，先问为什么是。
一、西式民主不是民主
你灯塔美国人自己认为自己的制度不是民主制度，是共和制度，国父们设立宪法的原则是确保精英统治避免陷入多数人的暴政。
（熟悉吗？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啊年轻人，宪法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
实际上，最早利用普选的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根本不认为选举等于民主，因为选举有一种自然的贵族倾向。根据王绍光教授考证，最早发现这一特征的人是意大利人弗朗西斯科 • 圭恰迪尼 (Francesco Guicciardini， 1483-1540)，这个人也是最反对民主的。当时是十五、十六世纪，他就赞成选举，不赞成抽签。他认为选举比抽签好，因为不管选民是否与精英加以区隔，选举的结果总会具有贵族制特征。他的判断是，选举（尤其是在广大区域里或广大人群中进行的选举）趋向于将最有德性、最谨慎、最公正（换句话说，也就是最富有）的公民提升到公职。对他而言，选举之所以是个好东西，不是因为它具有任何民主的潜质，而是因为选举必然产生贵族统治，而贵族统治优于民主。他也许是最早鼓吹选举的一个人，因为他反对民主。

而他们认为什么是民主？抽签是民主，这个玩意体现在政治上的折中就是比例代表制，比例代表制这个东西大体就是一国有多少农民就设置多少席位，有多少工人就设计多少席位，因为纯粹的抽签不可能，那么就保障各阶级的席位，因为代表们哪怕成了职业工人或者职业农民，也是要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另外一位在西方思想史上起了很大作用的人，就是哈林顿 (James Harrington, 1611-1677)，这也是一位对民主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在他看来，古代雅典民主挑选决策者的方式是愚蠢的，用抽签方法选出的人会比较傻，不会是那么优秀的人。与抽签不同，选举比较好，因为选举会将现有的精英挑选出来，也就是挑选出权贵阶层比较信得过的人。换句话说，反对民主正是哈灵顿支持选举的重要理由。

所以年轻人们，西式民主和民主一点点关系都没有，它是 “奴隶主的民主”，是贵族政治。我在前面给你们讲了比例代表制是抽签制的折中，算是直接民主（真民主）的一个体现，那么什么制度是比例代表制的？
加拿大的一个省差点搞了比例代表制，可惜最后公投没过，说明加拿大人民不要民主…… 别的地方我就没听说了，除了瑞士动不动全民公投有点直接民主的特征外，别的地方对不起我看不到。
但又一个小小的例外，容我卖个关子：我们都知道灯塔国的议员都是有钱人，都是职业政客，是我前面讲的精英。但回到国内，我们总能听见我们的农民代表太少了，工人代表太少了，资本家代表太多了，我们的人大药丸了！
等等！什么？人大？
没错，人 - 大 - 是 - 比例 - 代表制！
老师我不服啊，三观颠覆了，难道中国才是真民主？
如果单从制度设计上讲，还真是，可惜在我国人大制度是不被落实的，但如果从制度建设上讲，我国比灯塔国民主的多的多的多，根本不是一个性质的存在。
所以毛主席对历史周期律的发言也不是给老同志安个心，因为当时人大正在紧锣密鼓的走上正轨。而没有落实也是因为经济。
二、民主是否有碍于经济建设？
高票有人说硬件好了才能跑软件，其实暗示了软件的优秀。虽然他口口声声说西方那一套不能搞，但是其实还是西方那一套。
大右派福山 90 年代初搞出了历史终结论，扬言西式民主将终结历史。但是这几年他在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来了一个 180° 大转弯，他通过观察中东乱局和美国的两党乱象指出良政而非民主才是目的。
“回顾从《历史的终结？》一文发表到现在的时光，我们得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开始，那就是 2014 年已然不同于 1989 年。”9 月初，福山在为《华盛顿邮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感叹。那时距离他的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正式发行已不到一个月。那时的福山还在撰文分析美国政治制度日渐腐朽的原因——分权制衡的传统越来越严重和僵化。政党分歧尖锐，分权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而是给了利益集团和政治活动组织过多的话语权，未能体现美国公民的意志。美国《大西洋月刊》说，在福山看来，美国有太多的政治玩家——法院、国会内各委员会、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美国医学会等特殊利益团体、独立委员会和监管机构——获得了否决权，“但有权做实事的机构太少”。
　　“福山现在承认使自由民主制度奏效是何其艰难。” 这是英国时政周刊《新政治家》10 月 9 日一篇文章得出的结论。文章说，福山的《历史的终结？》1989 年在美国保守杂志《国家利益》发表后不久，柏林墙倒塌。当时，他年仅 36 岁，还是一个相对不为人知的美国国务院政治规划小组成员，但他的观点迎合了西方的必胜信念情绪。到苏联解体时，他的看法似乎已成为 “先见之明”。此后，他很快离开政府部门并签署一份协议：书商开价 60 万美元要求其撰写首部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只是这次已去掉了问号。但当福山撰写《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时，他的思想已从《历史的终结》中走出：首先，他体会到行之有效、负责任且不受个人影响的机构对自由民主的重要性，而且非常难以创建，不再相信所有国家都将不可避免地终将成为自由民主国家。其次，他已经懂得，即便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成熟民主国家，也可能经历政治衰落过程。啊，真是天下无人不投共。
福山的论点其实通俗易懂，他认为美国两党正越来越走向极化，以互相否决而非提出建设性意见为主要任务，甚至导致政府停摆。
福山是对的，14 年以来，情况更加严峻而非缓解了，特朗普和桑德斯的崛起所代表的是中产阶层的衰落导致选票向左右两极滑落，原先民主党和共和党重叠的情况再也不复存在了，现在最右的民主党也比最左的共和党要左。
两党互相否决对方的政策，导致富有远见的项目不断搁浅，而民粹倾向抬头。
诺奖得主克鲁格曼也从另一个角度指出西式民主的问题，他的新书《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中有一个章节是：就做一天中国。

如果需要的话，中国领导人可以改变规章制度、标准、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这些议题若换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美国从 1973 年就开始了将汽油去铅的进程，但直到 1995 年才基本实现了全部汽油的无铅处理。而中国决定于 1998 年开始实行无铅化，1999 年新标准已在北京地区试行，2000 年实现了汽油无铅化。美国从 1975 年就着手制定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32 年后才取得重大进展。而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于 2003 年开始将轿车、卡车的经济燃油标准提上议事日程，结果，该标准在次年即获得批准并于 2005 年开始实施。”

最后他感叹道：“我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一旦上级颁布命令，我们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难以迅速做出重大决策）。

“要是我们可以做一天中国有多好……” 只是一天！仅仅一天！

克鲁格曼归根结底还是美国制度的支持者，规避了做一天中国以后矛盾再次积累怎么办的问题（恐怕到时候就是《让我们再做一天中国》，《我们每年做中国一天》了），但他的洞见本身是正确的。
因为西式民主的精英主义倾向，导致精英们拥有巨大的能量，而利益集团的游说团队只要说服 / 贿赂这些精英就可以，比如美国的高速铁路和信用卡利益集团就分别阻碍了高铁和移动支付的发展。
而如果是比例代表制，这些问题可能真的是人大开会一天就解决了 — 因为代表们代表的是本阶级的利益。
所以西式民主到底阻碍没阻碍经济发展?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当然，当然，当然。不仅在发达国家如此，在后进国家也是如此，印度的民主继承了封建制参与，并且把西式民主的骗票买票陋习学了个遍，最终导致错失工业化的良机。
47 年印度工业产值是中国 49 的两倍左右。
三、那还要不要民主？
看到这里，肯定有民主主义者说 “民主也许不是最好的制度，但是是最不坏的制度”。这句话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属于政治哲学而不是政治科学。我们即便假设它是正确的，这里的民主也肯定不是西式民主。
这句话的前提是英雄领袖国家取决于是否执行了正确独裁，如果没有，就会大起大落。但是这个经验来自对后进国家的观察 — 它们首先都缺乏良政，也就是缺乏一个任贤选能的制度，我只知道组织部的审查和干部经验履历的硬货比起人民的慧眼更能识人。
要不怎么说西方那一套不好使呢？都是套路。
那再西方自己怎么样？美国的情况前面已经说了，这边永远不会错的人民选出了查韦斯和希腊的各领袖，他们共同的特征是依靠借贷来维持高福利 – 以换取选票。这是贵族政治的典型特征，他们需要的是愚民而不是为民服务，真发了大洪水那一天反正是冲不到他们的。
齐奥赛斯库集团的贪腐是极权体制的硬伤，贵族体制结合民粹又何尝不是西式民主的硬伤呢？甚至这一点对经济的伤害比起前文所说的缺乏远期目标和受利益集团操控更大。
四、走自己的路
国父孙文的话也许大家都没读过几句，但是我觉得有一句一定要背下来的：军政 – 训政 – 宪政。中国的最终目标是依法治国和有法可依，但我们不应该在社会环境达到一定程度前开这个口子，因为良政先于法制。
我相信如果人大制度早早的落实，那么工农剪刀差就永远不会被执行，中国就永远没有工业化和现在的一切。牺牲是必要的，早年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目前存疑），而不是一个民粹政党，民粹政党只能理解 3+1，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立场必须在工农这里，所以中国共产党是为了阶级利益而不是一代穷人的利益，所以我们可以勒紧裤腰带做到 3-2+10+100。
但人大制度不能永远不落实，我们的权力寻租，贪腐，官商勾结，人民缺乏基本自由和人权的问题会逐渐撕扯我们的社会，让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逐渐变成体制劣势。
行政上的任贤选能模式和立法上的人大落实并不一定冲突，宪政也并不一定捆绑西式民主，我们需要在监督方面争取民主，但是这一定不是西式民主，更不是把我们的制度全盘打破，毕竟我们这些年来身经百战，见的多了。

知乎用户匿名用户发表

在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时候，有几个民主国家？答案是——0，你没有看错。要是当时他们就民主了，就不可能有资本的原始积累，那都是建立在帝国主义掠夺上的，对亚非拉落后地区资源的疯狂攫取铸就了老牌帝国主义的辉煌，大英帝国当年疆土有 2000 多万平方公里，是的你没有看错，比苏联还大。要没有海外殖民地他们能走向工业化的现代文明吗？当工业化完成以后，国家的使命和意义就会发生更改，维护现有的全球秩序是他们最高利益的体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输出民主，分散后起国家的政权，利用现有的不公平的产业结构、资本结构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扼杀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对发达国家保持现有地位和生活水平都是有利的。经济增长最终决定于：资源和创新。资源是有限的，尤其在起步阶段是大大有限的，在一定程度上，没有使命感，没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决心和手段，就不可能崛起；在完成崛起之后，自然可以把资源和权利分摊给一群纨绔子弟，反正天下太平河清海晏。关于创新，我认为这和民主没有关系。当然近代以来私有部门做出了许多以弱胜强的伟大创新，但在现代民主尚未诞生之前，同样产生了无数技术上、文化上的创新，提高了生产力，所以没法一概而论。

知乎用户偶尔心碎发表

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吧。
人类社会发展的顺序是：农业、手工业、工业。工业又有第一、二、三次等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是纺织业，也是入门行业。但也要求女性的权益的扩大，因为纺织业主要是女性参加。
即便如此，也只有西方国家和其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做到，因为这些国家女性权益更高。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重工业，重工业需要集中资源，所以需要强力政府，所以德、日等国集权严重，连美国也出现罗斯福新政。其他如苏联、朝鲜、中国都成功的发展了重工业。又比如南美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陷阱，但智利经过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完成资源配置，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也是轻工业领域，需要全民参与，人人创新，这就需要公民更多的自由，所以美国开始了自由化运动。美国的自由主义并不是为了骗别人，美国自己真的需要。只是其他国家不需要而已。
再看那些伊斯兰国家，虽然靠近西方，连一点皮毛也没有学会，因为女性权力实在太小。甚至印度，也面临这种情况。
社会发展分很多阶段，很多层次，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要求。
如果有人想把 “民主” 当成灵丹妙药，包治百病，那只是懒人的想法。病万变，药亦万变。
我们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也要不同的学习方法吧？

知乎用户张洋发表

个人觉得民主与经济增长没有必然关系，甚至在半民主状态下经济发展的更快（前提是高层英明，方向正确）。例如：经济腾飞时的韩国是军政府（至少算不上民主），台湾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候是一党制，大陆的经济增长也是在 “和谐” 的环境下进行的。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治的民主化是大势所趋。个人觉得政治的发展也是螺旋的，当经济极度发达了，可能政治的最佳形态不是我们目前理解的民主形式

知乎用户陈绾心发表

不能。之所以有这种误解是因为看到发达的都是民主国家，发展中的大部分都是集权制。其次西方经济学理论把民主制度视为自由市场的前提。

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集权度高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最高的是中国，其次是印度，别的就不说了吧。而民主国家的增长率基本一致，美帝领先日本小弟其他被英德法承包。以美国为例，它能够成为 “一哥” 靠的不是多么高的增长率，在过去的两百年间一直以 3% 左右的持续稳定的增长率，虽然曾经被日本苏联等超过，但它们最终都没坚持，美国靠着“每年前进一小步，霸权前进一大步” 笑到了现在。

所以民主意味着稳定的增长率，是增长，但是稳定缓慢。而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隐含着悬殊的经济增长率。所以发展中国家应该寻求一种好的集权制度来追赶上发达国家，但能否保持这种增长就要看政治制度的转型是否即使。然而权利的滋味尝过是很难放手的吧？

知乎用户 Zongyuan Wang 发表

非洲民主制国家和非民主制国家　　
埃及否
　　苏丹否
　　利比亚否
　　突尼斯否
　　阿尔及利亚总统制民主 1996
　　摩洛哥专制国
　　埃塞俄比亚总统制民主 1994
　　厄立特里亚否
　　索马里否
　　吉布提总统制民主 1992
　　肯尼亚总统制民主 2002
　　坦桑尼亚总统制民主 1995
　　乌干达否
　　卢旺达否
　　布隆迪否
　　毛里塔尼亚否
　　塞内加尔总统制民主 2000
　　冈比亚否
　　马里总统制民主 1992
　　布基纳法索否
　　几内亚否
　　几内亚比绍总统制民制 1999
　　佛得角总统制民主 1991
　　塞拉利昂否
　　利比里亚否
　　科特迪瓦否
　　加纳总统制民主 1992
　　多哥否
　　贝宁总统制民主 1990
　　尼日尔否
　　尼日利亚总统制民主 1999
　　乍得否
　　中非总统制民主 1994
　　喀麦隆总统制民主 1990
　　赤道几内亚总统制民主 1991
　　加蓬总统制民主 1991
　　刚果（布）总统制民主 2002
　　刚果（金）总统制民主 2006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制民主 1990
　　赞比亚总统制民主 1991
　　安哥拉总统制民主 2004
　　津巴布韦否
　　马拉维总统制民主 1994
　　莫桑比克总统制民主 1990
　　博茨瓦纳总统制民主 1966
　　纳米比亚总统制民主 1990
　　南非总统制民主 1994
　　斯威士兰君主制
　　莱索托君主立宪制 1993
　　马达加斯加否
　　科摩罗总统制民主 2001
　　毛里求斯议会制民主 1991
看上去民主国家不比非民主国家经济好多少